吴凑春，吴青春

(1.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江西上饶334001；2.余干县三湖初中, 江西余干335100)



囚人写作传统的转型
——论方志敏的写作

吴凑春1，吴青春2

(1.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江西上饶334001；2.余干县三湖初中, 江西余干335100)

摘要：方志敏在从事紧张忙碌、生死悬于一线的革命斗争中的写作甚为难得，极为宝贵，实是一个不小的奇迹。虽然不是专业作家，其写作却拥有强烈、先进的思想性以及文学大师般娴熟的创作技巧，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他被囚禁在狱中的写作，是囚人写作传统的延续，但以其现代革命的内容、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使之得以转型。

关键词：方志敏; 囚人写作; 转型

方志敏，被胡锦涛同志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1]1。这是目前为止评价方志敏的最权威的表述。诚然，史上对方志敏一般不以文人、作家身份看待。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赣东北(江西弋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先驱者，却以文字写作的方式留下了篇篇千古绝唱，颇耐人寻味。因此，对其一生写作的探讨不应遗漏。

一、写作概况

方志敏写作的所有传世文稿，均收入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之中。《全集》分上下两编。据编辑后记介绍，上编为方志敏狱中文稿以及其他文艺作品，共计23篇。下编为方志敏关于农民运动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及苏区建设方面的著述、文稿，共计44篇。

上编含写于狱中文稿13篇，其他文艺作品10篇。狱中文稿中的《方志敏自述》是短小的自传；《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是篇幅较长的自传；《可爱的中国》，作者是作为小说文体写作的；《死》开篇即含一首荡气回肠的革命诗歌：“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至于《清贫》《狱中纪实》等篇也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10篇文艺作品中，诗作6篇，小说3篇以及剧本1部。

下编44篇文稿，有书信、启事、报告、发刊词、社论、工作总结、动员令、训令、答词、就职誓词、工作计划、演说稿等，其中，《李烈钧原来如此》是一篇时政类杂文，战斗性很强，也有不少的细致描绘，文学色彩浓郁，是典型的文学作品。

事实上，方志敏的写作成果并不止于此。根据一些线索，除了可见的《全集》外，他的写作至少还有：

1.1913年祭舅祖母文。该年舅祖母因饥寒去世，方志敏作祭文哭祭，并由此产生对穷苦乡亲的深切同情。

2.一篇小说评论。1920年投书邵力子，评论一篇小说，赞同作品中进步学生的观点。邵力子曾回信大加赞赏，并勉励其多写白话小说和诗歌来揭露社会的黑暗。

3.1925年作《猪仔议员》。此文发表在《寸铁》旬刊，揭露张念成操纵弋阳九区选举。

4.1931年作《追悼歌》。该文为追悼李新汉等阵亡将士。

5.狱中写作《给我妻缪敏同志的一封信》。

6.小说《新生活运动的训话》。该作也是在狱中创作的。

7.狱中曾经完成的但被撕毁的“万余字的稿子”[1]100。由《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得知，当初写稿，因为考虑无法投出，中途停止了一段时间，并把已经写好的撕毁了，有万余字。

可见，如果以文学性来衡量，方志敏写作中传世的文艺作品至少有14篇(即《全集》认同的10篇外，另加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李烈钧原来如此》等4篇)，至于遗失的文艺作品则至少有1篇(小说《新生活运动的训话》)。

总之，享年仅36岁的方志敏，在从事紧张忙碌、生死悬于一线的革命斗争中，不忘写作，留下这么多的文字，应该说是甚为难得，极为宝贵的。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其在应用公文体写作之外，还旁及诸多文学样式的写作，诸如诗歌、话剧、小说、自传、对联等，留下篇篇佳作，实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二、写作特点

(一)较早地开始文学写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方志敏最早的写作经验可以追溯到14岁时写作的祭文。他22岁时写成白话小说《私塾》并于次年发表。23岁时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小说《谋事》，随即被上海小说研究社选录1922年《小说年鉴》，并被加按语“真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1]477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与其同列的作家有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33名作家，大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显赫之人。于此足见方志敏写作的水准。至于狱中完成的《可爱的中国》，更是以其鲜明的思想性以及优雅的艺术性被誉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其一篇《狗儿的死》极有分析之处。该作讲述富家子弟自小受到溺爱，养尊处优，长大后不学无术，生活腐化，染上烟瘾，终致破产，陷入偷盗为生的境地，且把父母活活气死。该文故事内容并不新奇，但是，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1.使用了典型的文学表现手法。当聋子伯伯对“我”说起狗儿之死时，“一个悲哀印象，明白清楚地显现在我目中了”[1]228。由此过渡到对狗儿的回忆，当时自己是如何劝告他戒除鸦片而不得。此处过渡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很像出自一位专业文学作家之手。鲁迅《故乡》中“我”回忆少时闰土与此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母亲说及闰土，“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2]502

2.开放式结尾。由狗儿之死，作者并没有就此给出一个结论，如否定财富；或者给读者灌输一个道理，如“富不过三代”，而是提出“如何使太富者小康，赤贫者不贫”的问题，引起读者思考。这种开放式结尾的使用，显示了一种现代小说才有的艺术特征，这在当时的文坛还并不多见。由此，我们可以说方志敏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把握还是敏锐的。

3.对贫与富关系的辩证思考。在工农革命高涨的20年代，尤其是像赣东北农村地区，仇富心理普遍存在。“富是万恶之源”为不刊之论，“杀富济贫”是革命的宗旨。但是，作者在文中却想到，赤贫也没有什么好处，穷苦的孩子连认识几个字、记记账的机会都没有。同时，富有者该如何更好地生活也是一个问题。在此，作者超越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狭隘的贫富之争，而是思考贫富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让贫者、富者都能体面地生活，即“太富者小康，赤贫者不贫”。

总之，方志敏也许不被称为文学大家，但是，其写作却拥有强烈、先进的思想性以及文学大师般娴熟的创作技巧，取得了职业作家般的荣耀。

(二)文如其人，从写作中可见作者的思想演变轨迹。

借用文学理论中“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自叙传”的观点，一切写作其实也都是作者的自传。这也体现在方志敏身上。他早期写作都流露了困惑、伤感情绪。在早期诗作《哭声》《快乐之神》《呕血》等中可见，作者认识到人生的不平、社会的黑暗，但还未能指出光明的何处以及如何去争取，还处于苦闷彷徨阶段，弥漫着青年人常有的伤感情绪。如《快乐之神》中，“我”经常吐血，一日24小时无一时快乐。写作小说《狗儿的死》的时候同样如此。作品虽然借狗儿之死暴露了旧制度的罪恶，但是，作者也只是处在暴露与思考阶段，并也没有指明一条自信的出路，最后只是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

在找到革命真理、坚定认可苏维埃可以救中国后，方志敏的写作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充满了硬朗、刚毅、大无畏的气魄。如《年关斗争》，以农民暴动为素材，表达的是痛恨黑暗社会并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精神。至于亲身经历过风风雨雨的革命斗争、被敌人囚禁于一隅的时候，方志敏完全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淡定自若，如《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无数次表达了“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气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其写作中可知，在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洪流中，方志敏走出了极“左”思潮束缚，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如一篇《给德兴县第一区邱家乡苏维埃政府的信》。在德兴邱家乡，59岁的邱正彬可能家境比较殷实，被划定为富农。对此，方志敏肯定政府站在阶级立场上这样的决定是对的。但是，随即他指出，邱年老有病，其儿子为革命在战场上牺牲了，因此，不能把他当做富农看待，还要分给他四亩土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完全以机械阶级论来开展工作，而是对即使是富农身份的弱者也抱有同情之心，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在革命斗争中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当然，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他狱中对“肃反”等工作的回顾、反思的文字中。

(三)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写作都具有鲜明的自传性。

文学作品一般多用虚构的艺术手法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方志敏虚构的文学作品仍然充满十足的自传性，处处可见作者本人的身影。如《狗儿的死》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命名为漆工镇，显然是来源于作者的家乡。《谋事》也具有自传性、纪实性。当时作者到上海准备半工半读，为此找职业，但是四处碰壁，遭人冷眼。他把这些经历写进了作品中。正是因为这种自传性，该作才有“真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艺术效果，打动人心。

自传性还鲜明地体现在其写作运用的方言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有言：“如万一不被搜出，那还可以做几十年工作凑。”“做几十年工作凑”[1]99，意为“再做几十年的工作”。“……凑”这一表达方式是赣东北方言特征。《逃跑只是死路一条》中说，“工农群众在苏区有权话事”[1]466之“话事”，意思是说话、表达(“话”，念wa，不念hua)。这也是赣东北方言。另有“享福摆脸”，此意为摆谱之意，更接近“只吃饭不做事”(《全集》注释为“耍阔炫耀”，似不太准确)。其他如“病得聋天哑地”(“聋天哑地”，意为神志不清)、“打破嘴”(指挑唆，离间)等，都是地方方言使用的体现，是方志敏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

(四)文学技巧与真情的巧妙融合。

方志敏接受过古典文学的熏陶，也经受过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他具有文学家的写作素养，在生活中处处留意，随时准备、搜集素材以付诸笔端。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方志敏回忆大革命失败后独自回家乡弋阳的情形。当时，他自己换了几件破烂衣服、化妆，背着包袱，穿着草鞋。路上遇到一些困难，也遇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感觉是一篇篇很好的创作题材，“如果是小说家用文艺的手腕描写处理，倒是一篇好小说”[1]35。由此可见，他是敏感的，细腻的，处处用文学家的眼睛观察生活和这个世界。所以，他写作中处处显现文学家的笔法，显露高超的文学技巧——当然，这离不开其人的真实感情。如《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记述横峰暴动的情节，典型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特征。因为，此次暴动，方志敏并没有亲自参与，但是，他的叙述却栩栩如生，恍如亲历其境，不得不让人惊叹。

他还巧妙地以小说笔法明志。一篇《可爱的中国》，作者自己是以小说的文体写作的(曾自谦此为“不成功的小说”[1]188。当时他正在计划越狱，为了敷衍敌人，以延缓死刑的执行)。该文艺术性十足，犹如美文佳作。如，以八个“代替”描绘未来“可爱的中国”：

……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1]138

这一连串排比，辞藻华丽，情绪激昂，拳拳之心，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强大繁荣昌盛的自信。至于“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1]139更是柔情中见深沉，挚爱中见赤心。

他写作的技巧还表现在：

1.比喻率真热情。《可爱的中国》中说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之情，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1]121。

2.讽刺手法的运用。《清贫》中，以“国方的伟人们”[1]162称国民党官僚。

3.有带幽默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的最后，作者想象自己将和战友一起牺牲，但并不感觉恐怖。此处他插入一句“看守同志，替我去买碗面”[1]102，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调出来了。《清贫》中当自设自问有没有私人财产的问题的时候，作家说“请等我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1]163幽默中见革命者的轻松，坦荡，自信。

三、囚人写作传统的转型

方志敏留下的这些文字，其中被囚禁在狱中完成的最为后人敬仰。历史上的诸多囚人，经受厄运，却磨练了意志，以诗文言志，形成了一种遭遇厄运的囚人写作传统。方志敏的写作就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当然更有现代转型的内容。

诚然，监狱是令人胆寒心惊之地。它剥夺人类天生的自由，扼杀自由意志。至于监狱官吏的残忍、无赖之行径，是不曾经历的人难以想象。所谓“平生不羡王侯贵，到此方知狱吏尊”。对此方志敏在《狱中纪实》也有生动地描述：“可憎的故作傲慢的脸孔，可恶的随意呼喝和斥骂，有时，还要遭打，把囚人们的人格，任意糟蹋！这种精神上的侮辱，其痛苦并不亚于身体上的摧残……”[1]176

但是，“不平则鸣”，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以钢铁般意志留下了囚人文学，成为一篇篇惊天地泣鬼神的经典之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经说过：“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3]当然，《报任安书》本身何尝不也是一篇由厄运而催生的文学佳作呢？其他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夏完淳的《别云间》《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等，莫不如此。

这种以诗文言志的囚人写作传统，在现代中国的革命先烈手中得到延续。如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恽代英的《狱中诗》，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等等。就在方志敏的故乡，其牺牲几年之后的上饶的集中营，也留下了许多被囚禁的革命者的文字，如叶挺作的《囚语》，冯雪峰的《灵山歌》等。

现代革命者继承囚人写作传统，却有着不一样的时代特色，可以说，囚人写作在以方志敏为代表的现代革命者处得以转型，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一)现代革命内容

历史上的囚人写作传统，主要目的多或为彰显自己个人的气节，或抒写一朝一代的兴亡之感，或表达对尊长、君主、王朝的忠心。这些文字充满着传统狭隘的忠孝观念。如《狱中上母书》等。而现代历史上革命者的写作，不再是忠君的承诺，而是为着千万民众的幸福勇于牺牲的呐喊。这些文字，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壤之上，充满了现代革命的内容。尤其是，他们的写作寄托了作者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美好愿望，包含作者的为了党的事业成功、为了自己的国家前途、为了广大民众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理想信念。如《可爱的中国》所言：“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1]139《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则宣告：“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1]105这些现代革命内容，是历史上传统囚人写作不可能拥有的，更是无法比拟的。

(二)反思意识与自我批判精神

传统儒家思想中有“吾日三省吾身”。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方志敏，在狱中对自己一生从事革命斗争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作为最后一份工作，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党中央提供一面镜子。在这些文字中，他勇于解剖自己，主动承认错误并自我批评，体现了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这在囚人写作传统中也是不曾有过的。

他狱中文稿有7篇大概六七十处谈及投身革命以来遇到的错误和失败，尤其是对最后一役的军事指挥失误的自我批判，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死》《给党中央的信》《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文中，处处可见：

“当时，不懂得错误在哪里，现在想起来，明明白白的，哪些是错了的，哪些是失败的根源。”[1]100日夜反思，终有领悟，找到了失败的根源。这是最为宝贵的。“我在自己骂自己”[1]101，可见，作者自己陷入深深地自责中。党中央、战友并没有指责他，而他自己已经在悔恨、自责，毫不留情。

“我们因政治上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1]103此为《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的开篇，足见作者敢于承认错误的风范。最后再次承认，“我们因错误而失败”[1]105，他毫不含糊地承认错误，有一种担当的魄力。

“错误——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1]142，“这次失败中负主要责任的囚人祥松(祥松为方志敏在小说中的化名)。”[1]143明确承认错误，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因为祥松就是自己在文中的化名。

“这次因为我们政治领导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无能。”[1]196又是无情地承认自己无能。

至于《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一文，作者反思了7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如自己领导下的赣东北苏区为什么落后于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肃反”工作中不少的严重错误等。

可以说，其反思意识是强烈的，自我批判是严肃而毫不留情的，足见唯有现代革命党人才有如此坦荡的胸襟，才能留下这感人肺腑的诗篇。

总之，囚人写作传统在现代革命者那里获得了新的历史内涵。他们的写作，是革命斗士战胜厄运，走出困境，重新飞扬生命，为人类社会奉献的伟大而又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留下的文字，既是革命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革命精神的自我彰显。方志敏的写作，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参考文献：

[1]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5.

[责任编辑邱忠善]

Tradi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soner’s Writing——on FANG Zhi-min’s writing

WU Cou-chun1，WU Qing-chun2

(1.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2.Sanhu Junior High School of Yugan County,Yugan Jiangxi 335100, China)

Abstract：FANG Zhi-min’s writing is really uncommon, precious and miraculous, for he could write while undertaking his busy and fatally dangerous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Although he was not a professional writer, there existed in his writing strong and advanced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tactful skills like that of literary masters, which is regarded as a success. In particular, his writing finished in prison was the continuance of prisoner’s writing tradition, but, just with its content of modern revolution,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self-criticism spirit, his writing got transformed.

Key words：FANG Zhi-min; prisoner’s writing; transformation

DOI：10. 3969/j. issn. 1004-2237. 2016. 01. 009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6)01-0043-05

作者简介：吴凑春(1978-)，男，江西余干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317221707@qq.com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5WX12)

收稿日期：2015-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