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周茶仙

(1.上饶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上饶334001；2.上饶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论闽浙皖赣根据地建设的群众之维

吴晓东1，周茶仙2

(1.上饶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上饶334001；2.上饶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摘要：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根据地不同，有自己的特点。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建设，或是军事建设，乃至文化建设，群众之维突出。探究此特点不仅可以全面地了解“方志敏式”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闽浙皖赣根据地；方志敏；群众路线；特色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横跨闽、浙、皖、赣四省边区，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方志敏等领导下，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通过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在政权、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近些年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研究日渐得到重视，成果较丰，提出了许多新创见，但研究领域仍然有限，有待于进一步拓宽。笔者从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建设群众之维这一视角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政权建设——由农民暴动到

农民革命团再到苏维埃政府

从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说，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开始于农民群众暴动，先是农民革命团，后是苏维埃，暴动成功后，红色政权就诞生了。这种建立政权的方式，很显然是自下而上不断完善的，虽然比较缓慢，但却是当地工农群众力量积蓄的结果，有牢靠的群众基础，因而较为巩固，不易丧失，体现了坚持群众之维走向成功的模式。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有许多独树一帜的创造，重视群众之维是其显著特点。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方志敏不仅懂得政权建设的重要，而且还明白“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非常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深知工农群众之所以受压迫、被剥削是因为“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拿着一件最有力的武器，这就是政权！”[1]192所以他认为只有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府，工农群众才有获得幸福的可能与保障。这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德莫克西(民主)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1]83在这里，他非常了然建立苏维埃政府对于群众的重要。尽管方志敏对苏维埃认识深刻、定位准确，但是当时却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苏维埃，于是他耐心细致地进行了解释，以帮助大家达成共识。对此，他自己曾记载说：“开头，苏维埃三个字，有许多人不懂得，现在，苏区内的儿童团，都懂得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它与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同。”[1]195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上，根据地政权建设才会按照自下而上的模式逐渐展开、逐步完善。

当然，这与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方志敏等大都生在农村也大有关系。由于生活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民疾苦，因而渴望改变农民现状，并且知晓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方志敏正确地指出：“农民运动所以占中国国民革命中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282显而易见，之所以把中国革命定位为农民群众革命，完全是基于对中国现状的了解，而这已然触及到了革命问题的根本。就此，方志敏认为革命的关键在群众，因而非常重视群众工作，他曾要求苏维埃政府要分期向群众作报告，要让群众了解政府；同时又反复告诉群众，如果有意见和要求，可以随时向苏维埃政府报告。只有做到这样，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群众才能建立真正的联系，才有可能“不用一点威力和强迫，领导群众向敌人斗争，做各种建设事业”[1]83。

由于本着为群众服务、谋利益的理念和追求，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任和拥护日益增强，以致于“他们宁愿牺牲一切，帮助苏维埃”，因为“他们爱护苏维埃，比爱护他们的家庭还要切。”[1]86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巩固，即小块的红色政权如何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生存与发展，这是政权建设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关系到根据地发展的速度规模，而且关系到根据地的生死存亡，甚至直接影响到能否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局。对此，方志敏说：“我们要发展苏区，主要的是要加紧白区工作，争取白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到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来；发动他们反地主资本家的斗争，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1]282就此，方志敏还积极付诸实践，1928年6月方胜峰会议后，他立即“决定派人去贵溪建立秘密的组织，企图扩大革命区域，借以解围！”[1]294这是用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办法来巩固原来根据地的范例，也体现和反映其群众之维特色。

二、经济建设——由土地革命

到建立财政再到保障供给

战争的较量说到底是经济的较量，由此经济对于根据地而言是命脉。在战争的特殊年代，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了正确对待和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这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有明确的记录，报告提出：“苏区生产发展，可以充足革命战争的粮食和需要，使革命战争更顺利的取得胜利。”[1]379鉴此，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在领导人民进行战争的同时，积极地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主旨是自给，对此方志敏有明确的表述，他说：“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要力求苏区经济自给。”[1]435在经济建设上，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内容，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亦有一套符合自身实际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暴动之前，针对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的情况，提出了“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的口号，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均分土地，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吸引群众投身革命，并成为起义的强大动力。随着革命波浪式的向前推进，土地革命逐步开展并不断深入。1928年制定颁布了《临时土地分配法》，提出：“凡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权”，“雇农、贫农和红军家属分好田，豪绅地主分坏田”。[1]290

在战时环境下，该办法可以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对革命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1929年10月，土地革命进入了新阶段，按照党的“六大”制定的土地政策精神和自身实际情况，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先后制定了《土地临时使用条例》《补充土地法》及《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法》等文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也比较正确的思路。其中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不盲目执行中央政策，而是依据实际作适当调整。如：对“六大”关于没收一切大小地主自耕农私有土地的决定，改为“没收豪绅地主和一切封建祠堂庙宇的全部土地”[1]290；“六大”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土地国有”，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颁布的《土地补充法》则规定“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3]。实践证明，上述做法符合党“团结大多数”政策，对稳定地主、富农情绪起了积极作用，并为我党以后修订调整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宝贵的事实参考。二是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经济，丰衣足食。首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在方志敏的正确领导下，在群众的大力配合下，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增长每年保持在20%以上。其次，全面发展工业。为适应根据地扩大后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要求和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需要，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从创办小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入手，积极利用本地现有的竹、树、矿和农业提供的各种原料发展工业，先后创办了军械所、煤铁厂、发电厂、造纸厂、制药厂等17种工厂，既满足了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又有盈余支援出口。最后，积极发展商业。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执行了经济开放政策，颁布保护私营商业的法令，开办了红色商店，成立了贩卖部，并设立了银行，发行红币和股票，允许商业自由。1932年3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黄道还以苏维埃政府经委会的名义起草《给白色区域商人们的信》，鼓励白区商人大胆地到根据地来，使根据地生意日益增多。不仅如此，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1931年建立了物资检查局，下设对外贸易处和船舶检查处。用苏区土特产换回急需的盐、布匹、煤油、红硝以及枪支等；船舶检查处设在信江沿岸，通过对来往船只的检查，发现属于豪绅、官僚资本家的货物立即予以没收。此外，还瞄准上海、杭州发达地区，打通了直达上海的赤色贸易通道，粉碎了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

总的说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由于“发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各方面，都有前所未有的发展，”[1]197-198不仅解决了供给，而且鼎力支援了中央苏区，由此得到了广泛好评。毛泽东就曾经评价道：“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平)，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闽浙赣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果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2]131可以看到，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成效卓著，根据地因此不断夯实巩固。

三、军事建设——群众武装、

地方红军、正规红军三位一体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军事建设也有声有色，具体表现在创造性地制订和实行了一系列较有特色的方针政策，形成了群众武装、地方红军、正规红军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系，开展了以地雷战等形式为主要特色的人民战争，使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

方志敏极为重视武装斗争，早在1925年，就创办了名叫《寸铁》的刊物。后来，在担任省农协秘书长期间，还组建了省农民自卫军。大革命的失败使他更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基于此，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始终坚决走建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如1927年初的“横峰夺权”，使横峰县政权和武装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方志敏懂得革命的成功需要群众的参与和投入，因而深知团结群众的重要，他说：“革命只有先锋队而不去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在先锋队的周围，那是无成功的可能的。”[1]452又说“群众的力量不但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它要战胜一切阶级敌人。”[1]452方志敏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影响和领导下，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群众武装，主要是不脱产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和全民皆兵性质的“作战组织”，凡红军部队在根据地内外作战，都有群众武装配合，人民战争的威力足以使敌寇胆战心寒，在斗争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于是，根据地构建起了群众武装、地方红军、正规红军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系，该体系早在1928年就已具雏形，后来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在这里，方志敏明确提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必须依靠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紧密结合，共同作战。所以在实践中，不仅注意加强主力红军的建设，而且注意发挥地方武装尤其是群众武装的作用。根据地的正规红军为红十军，1934年为策应中央苏区战略部署，遵照中央指示北上抗日，为牵制敌人、掩护长征作出了最彻底最无私的奉献。群众武装主要是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在配合红军作战、保卫苏区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闽浙赣苏区还上下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手，乡乡村村造地雷”的群众性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苏区群众武装1932年一年内，仅用地雷就毙敌3000多人[4]。这是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创造。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群众武装、地方红军、正规红军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系，相互之间水乳交融，开辟了军事斗争的新形式。

四、文化建设——由培训班到

免费教育再到红色俱乐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维埃的文化建设工作也变得刻不容缓。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起步较早，在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成立不久，黄道就在《反封建反迷信活动宣传大纲》中明确指出：在苏维埃运动向前推进当中，建设苏维埃的文化教育，确实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由此，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且在没有样板可学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 对于文化建设，方志敏有正确的认知。1933年他发表了《坚决与不求识字的文盲斗争》一文说：“在这个时候，努力识字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政治水平，这不但可能，而且是必需(须)了。”[1]363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群众扫盲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需要，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编著了一本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又适合工农群众阅读的文化读物——《工农读本》。这是为适应当时教育需要而编写的，既联系实际，又通俗易懂。与此同时，为普及文化，扫除文盲，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差不多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上学，没有教师，就自己培养，做到村村有列宁初小，区乡有列宁高小。不仅如此，根据地还先后创办了党校、团校、军政学校以及专业人才培训班。当然，最有创意的是将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文艺方面主要通过成立红色俱乐部，教战士和群众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的方式，既可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又可借此宣传革命。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前方的仗刚打完，关于战争的歌曲、戏剧等文艺节目就编写出来并上演了。他们自己编写剧本，利用“串堂”“三角班”等群众文艺团体进行演出，将新的革命内容注入旧的艺术形式之中。此外，方志敏等还亲自参加演出，开创了一代新风。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文化建设为战争、为群众服务的思想，使群众的革命热情发生了由表及里的变化。当然，这绝不是偶然的，是以方志敏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群众之维，发扬开拓创新精神的结果。对此，方志敏曾说过：“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的政府，他具有新兴阶级极大的创造力量，它能从各种困难中，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独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1]84正因为此，根据地建设不仅富有特色，而且超有成效。正如方志敏所说：“赣东北群众工作，我认为在全国苏区中是不落后的，而且有许多地方可为模范，可为其他苏区取效的。……这次敌人对我谈话，认为赣东北群众‘匪化’(？)太深与受共产党的麻醉太大，无法收拾。这并不是赣东北群众有什么特殊性，主要的是由于党的群众工作之深入和刻苦。这种群众工作作风，应予以不断地发扬和发展。”[1]110-111

对于方志敏的倡议，毛泽东及时作出了肯定性的回应：“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2]140而当时在中央政府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也说：“这样，人民的意见和政府的决定交织在一起，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也交织在一起，工作的效率很高，不仅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下能打胜仗，而且在极艰苦的情况下，能把人民的生活提高。”[5]可见，方志敏不仅较早地认识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而且还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是模范的实践者。

综上可知，闽浙皖赣根据地无论是政权、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建设都突出了群众之维。在极其艰苦而险恶的战争环境条件下，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能关注并惠及群众，而且如此有声有色，是很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

[1] 方志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邵式平.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4] 贾晓明.地雷战的起源和发展[N].人民政协报，2015-02-26(11).

[5] 谢觉哉.光芒万丈的狱中著作[N].中国青年报,1958-01-24(2).

[责任编辑邱忠善]

The Construction of Minzhewanga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Featuring the Mass Line

WU Xiao-dong1, ZHOU Cha-xian2

(1.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Theory Teaching,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2. School of Marxism,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Abstract：Minzhewanga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different from other base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ad their own distinct feature, and their power constructi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military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ll featured the mass line.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feature not only helps people understand in a comprehensive way the historic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base areas of “FANG Zhi-min style”,but also has a profound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Minzhewanga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Fang Zhi-min; the mass line; feature

DOI：10. 3969/j. issn. 1004-2237. 2016. 01. 007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6)01-0033-04

作者简介：吴晓东(1956-)，男，江西南昌人，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wxd560914@163.com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DJ06)

收稿日期：2016-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