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尚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文学事件》之文学意识形态观

韩尚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认为文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其本质应具有伦理学意义。因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意识形态，同意识形态一样是一种对整体社会生活及经验的构建，故应从“事件”入手，将文学视为一种“策略”，从而更加叙述性地、偏重经验地应用和定义文学一词。为此伊格尔顿主张文学理论应通过文学直面人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与世界，以意识形态为纽带将文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

关键词：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 文学；意识形态

关于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伊格尔顿早在《文学原理引论》(LiteratureTheory An Introduction,1983)一书中就已着手展开，彼时他在对20世纪诸多文学理论流派的考察中，做出文学并不存在本质，本质只是一种以乌托邦形式表现出的神话而已的论述。而在《文学事件》中他却一举推翻这一观点，以意识形态为原点，综合考察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及解构主义等关于文学本质的认识，最终为他此前所否认的文学之本质正名，且得出文学存在于种种游离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一结论。[1]《文学事件》(Terry Eagleton.The Event of Literatur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12 )出版于2012年，迄今尚无中译本，而《文学原理引论》则有多种中译本，在国内文艺学界有广泛影响。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中对文学本质观看法的变化值得重视，它对于我国文艺学界关于文学性质的思考与讨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

一、接近文学的两种方式

诸多流派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已被划分为两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这也就是伊格尔顿在考察19世纪至今诸多理论观点后对其他诸流派接近文学之途径的划分。此外书中反复出现了两个词，“normatively”和“descriptively”及其变形。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两个词代表了完全相反的两种含义。

“Normatively”其本意为规范地、标准地，当它与文学连用时便代表了一种规范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学本质论，它赋予文学一个固定的本质，其目的在于通过寻求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规律，寻求一种范式上的安全感，减少未知神秘和诸多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以便使人们更安稳地生活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人类需要体验一种平等而具有复杂性的世界，事实上人本身也确实生活在其中，然而自从理性为世界编织出种种制度之后，就连本身具有反本质主义的观点也被收编为种种成体系成制度的条条框框。随着当代社会多样文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象牙塔式的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不能提供恰当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站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角度，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属于社会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它与政治、宗教、伦理等问题相互交织着，并不存在完全纯净、单一的文学。传统上认为文学的普遍规律的、具有的永恒真理和本质特征将文学带入了一个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乌托邦国度。直至二十世纪文学研究出现科学主义及语言学转向，实质是将科学研究的方法用于研究文学，但这仍可被视为一种“现代宗教”，打破传统规则进行重构，对普适性的本质的追求实际上成为了文学规则的新的限制，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表达的，表面看似运转合理的秩序削弱了人们对理想和自由的追求，我们终将被我们热爱的所毁灭。至于其后文学批评界发生的读者转向，将读者经验纳入文学史的研究中，姚斯认为，应使一个明确的历史性时刻普遍化，成为完全的文化历史。而伊格尔顿对其的看法是，在文化之间，并不存在评判的理性基础，认为历史是可为人所授权的、是开放的、可变的和因人而异的，而非沉闷令人窒息的，他肯定姚斯抓住了读者经验从而使文学得以可能，却指出这种经验只是一种共同经验，姚斯并未看到共同经验是空洞无意义、易使人受蒙骗的。[3-4]

如我们所见，伊格尔顿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叙述性地、偏重经验地(descriptively)应用和定义文学一词，而不是文学规范告诉我们文学的定义是什么就认为它是什么。这种叙述地、经验地并非直接等同于否认文学本质的存在，且伊格尔顿也未能十分清楚地阐述文学本质究竟是什么，他只是力图在无本质中探寻一种能够无限接近文学本质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便是不断游移而变化着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伊格尔顿始终坚持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与分析文学，同时对马舍雷、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有所发展。马舍雷认为文学便是使用艺术形式为无定形的意识形态赋形，因此文学文本中存在着大量被限制而没有说出的意识形态(not-said)，阿尔都塞也提出认为应从文本的空白处找寻隐藏着的意识形态，提倡“症候式阅读”。然而马舍雷和阿尔都塞在是否能将文学艺术归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上非常犹豫，认为意识形态到处蔓延而无处不在，而文学只是体现着意识形态，处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一块高地，并不一定能归为意识形态。而伊格尔顿更多地从后现代语境出发，取消了文学艺术独立于意识形态之这一特权，将审美纳入意识形态的恢恢大网中。早在他1997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就对后现代作出界定，认为后现代怀疑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等经典概念，怀疑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宏大叙事或解释的最终根据。[5]1这为他在《文学事件》一书中的论点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我们不再讨论制度，并且试图打破先前看似构建完好的、给人安全感的种种制度，从伦理的角度讨论文学，将为我们打开一条更方便的接近文学的途径。

二、有“意味”的文学世界

比起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更加注重从意识形态生产的角度解释文学。在早先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为意识形态寻找到十六种定义，诸如社会生活中意义、符号和价值的产生过程；可为某一主体提供某种立场的东西；同一性思考；社会必要的幻觉；语言现实和现象现实的混淆等。②这些定义无一不表明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实践具有种种内在联系，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同理，伊格尔顿在看待文学时，认为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意识形态，同意识形态一样是一种对社会生活及经验的构建。这种作为“构建”的文学内含着特定时代、人群和阶级等自身独有的经验及价值，正是这些体现着特定的时代、人群和阶级的特定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以特殊价值，而并非文学本身就具有价值。读者在阅读不同于自身时代、阶级(无论是作者出身还是作品内容背景)的文学作品时，便获得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我体验，而非历史本身。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在今天，对“历史”的定义越来越泛化，任何发生在十分钟以前的事情都可算作遥远的历史，过去比现在更容易被预估，因此意识形态相应具有了更大的相对性，它不能直接进入文学，不能以范畴或概念的形式直接成为文学，而是以生活事件、经验材料的形式将自己提供给文学。[6-7]这就好比在阅读《红楼梦》时，我们看到的并不直接是概念、口号式的对封建统治必将衰亡的诅咒和对人性自由的渴望，而是体现着这种种诅咒和渴望的大家族的逐渐衰落和一桩桩未能遂人心愿的错乱情事。

此外，体现着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学还应具有相对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并不同于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更多的是体现着一种历史主义意义上的相对真实和稳定。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的真实性并非在于文学是真实地反映着社会历史，而是文学作品本身从作者写作到读者阅读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伊格尔顿在文本生产上同样坚持了意识形态一元论，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着当时当下意识形态的这一过程是真实的，不会因为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审美感受而忽略对真实社会生活实践的意识形态化加工，也不会由于过分注重对生活实践的意识形态化加工而忽视文学形式上的审美表达。因为这是一个合一的过程，它真实地将意识形态融入文学作品中，但又不完全依赖于意识形态，就文学文本而言，文本并非如实地反映着社会历史，而是通过具有审美性的形式与意识形态间接地与历史真实相联系着。所以现实并非是文学必须要跨越的障碍，而是文学通过意识形态方式介入历史真实的纽带，正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深层结构的揭示：语言与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眼睛察觉不到的东西。在伊格尔顿这里，所谓眼睛察觉不到的东西就是无处不在的并无定形的意识形态，由此，客观的历史语境就显得尤为重要。[7]正是这些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生活经验材料将特殊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提供给文学，虽然历史语境总是千变万化，但这一过程本身是相对稳定的，作为整体的文学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存在着稳定不变的东西。[5]43-45

需要注意的是，伊格尔顿目前的文论立场更加关注的是处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意识形态。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的概念更加泛化，我们在谈论某一作品时，与其说它是文学的，不如说它是文化的，伊格尔顿将这种泛化了的文化的概念引入文学，认为文学会通过自我批判意识同化世界，使我们抓住生活形式的本质。这点通过他对费什的批判得以证明。费什否认文学会导致自我批判意识，在他眼中，文学文本的实现本身就包含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我们不能追寻信仰因何而来，因这由信仰本身决定；我们不能处于基本的共同的价值偏见之外，因我们只能认同这些习以为常的美德；我们不能使这些价值和偏见陷入争辩，因它们自身就能控制这些争辩。[8]在费什看来这些信仰、传统价值和偏见是先验的、卓越的，因此文学的想象不能独立于这些传统价值之外，想象的图景终归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并因此不能超出它的范围，没有一种认识论能够兼顾普遍的社会结构和个人的自我意识。[9]32而事实上费什并未意识到所有文化和信仰体系的界限都是模糊的，解构占据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政权逻辑、揭示出意义体系并不完全在于它自身，而是在逐渐滑移和变化着的传统间。任何一个能够被理解的批判性结构，在其既定结构中并不需要各种社会意识的共同点，其结构也必须由超越共同理解的基点发起。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现代语境中，文化只不过看起来飘浮，是因为我们曾一度认为其被铆牢在坚实的地方，如上帝、自然或理性。[1]56也即传统的被视为普遍信仰的文化是被铆牢被确定的，而后现代主义以极端的态度将其瓦解，使其呈现出飘浮无定的状态。然而伊格尔顿又说，那不过是“幻觉”。后现代主义将人们从启蒙理性主义的国度拽进无中心的庄园，通过对自我的瓦解和怀疑展示整个世界的解构和无中心化，在倡导平等多元的同时，亦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的界限以及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的界限。在这种条件下，文学作品使我们的现实条件变得困惑暧昧、自我盲目。后现代主义有诸多“幻象”，但那不过是“幻象”而已。在伊格尔顿眼中，文学的真正意义便是利用自身隐藏着的、不断游移的意识形态以介入日常生活，以其相对客观性与稳定性与后现代主义中诸多“幻觉”、“幻象”抗衡，最终将其瓦解。[10]

虽然伊格尔顿本意是为文学寻找其确定的本质，但这太难了，他的机智之处就在于并未正面向我们做以解答，而是先排除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极端的论断，并在这两种观点的博弈中进一步提出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是伦理的。作为文学，首先展示的应是人的及人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本质，而非传统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精英主义或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混乱与无序。从这点来看，与其说伊格尔顿是走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论观道路上孤独的卫道士，不如说他是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对待文学，他更多的是从伦理角度关注文学，而非道德。首先，他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反对以一个集中的、至高无上的所谓“文学是XX”的句式来对文学进行独裁统治。他所反对的这种文学上的整体观向来以一种决绝的态度为我们规定着什么是文学，以及为了文学我们应当怎样做，这实际上是将社会管理的种种法则应用于文学，使文学成为高居庙堂受人顶礼膜拜的统治阶级精英的所有物，拒绝了世俗、平凡的普通个体的参与。而伊格尔顿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通过意识形态使文学显现出对个体自由和平等的关注，反对文学制度对文学本身的统治和权威。其次，我们需明白，无政府主义并非提倡混乱虚无、道德沦丧，相反，这是一种以自由自愿为基础的个体的结合，是一种互助、自治、反独裁的和谐状态。乔纳森·卡勒将文学视为“自我的延伸”(“expansion of the self”)，③然而这种延伸若不加控制，将会使人类及人类文化本身变得反人本主义、变得好斗而混乱不堪。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在文学中传达出个体文化解释模式的觉醒成为一个问题。在这点上，伊格尔顿肯定文学具有差异性，但这差异是以相似性为前提的，只有处于某种共同的框架之内，冲突才有发生的可能。[9]152而这共同的框架，便是我们以伦理的角度看待文学问题的动因。伦理是关乎存在的是琐碎的，道德是关乎发展的是庄重的，伦理是关乎人类欲望的，欲望又是推动人类所有行为的动机，而这些行为又难免具有社会性，如此就将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个人的问题放置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这一背景就是意识形态。它们显现出不同的形式，彼此间相互交织着，竭力寻求与这世界的和平共处。

三、将文学还给现实生活

就文学的社会功能来看，伊格尔顿从未认为文学是仅属于象牙塔之事，相反，它还应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秦楼楚馆、街头巷尾甚或是普通人家的琐碎生活。基于此种观点，伊格尔顿文论十分突出文学的实践性，并且主张文学理论应通过文学直面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与世界，以意识形态为纽带将文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尤其是在当下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文学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这些传统右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9]30这就需要我们实践性地讨论文学，需要我们的文学理论变得接地气且实用。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试图论证了理论如何以反思来介入现实，继而在《文学事件》中对文学本质的讨论便不再囿于本体论的范畴，更多的是寻求其背后众多人类生活方式及其行为的动因，文学实际存在着诸多窗口向现实生活开放着。自此，文学不再是自成体系的文本结构或对社会生活单纯的反映，文学本身就作为事件而存在着。伊格尔顿将文学视为事件这一灵感可能来自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阿兰·巴丢，巴丢在《存在与事件》一书中，通过将数的概念与本体论相结合，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对事件的理解，即“在事件之名下，新发生在存在中”。对此的理解是基于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决定论模式，认为事件是“作为非存在的存在”，在巴丢眼中真理程序并不同于意识形态，它是事件在事件点上的发生，即彼此间断裂毫无连接点的事件，而正是在实践中，事件接纳主体参与，将自身投放进外部世界，事实上实践在具体参与中无法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3]至此，巴丢看到了关于事件的两个要点：一是历史与至一，二是干预与忠实性。伊格尔顿接纳了巴丢关于事件的概念，在《文学事件》中他将文学视为事件，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再针对具体文本，而是针对事件。事件在接受主体实践参与中形成，向主体开放，这既体现了作为事件的文学的干预与忠实性；同时它是具体的、断裂的，而意识形态深入其中，以历史的力量将其串成一个前后相因、相起相承的连续过程，这一过程恰与真实的社会历史发展相合，即体现了作为事件的文学的历史与至一性。

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进入文学是伊格尔顿文论的一大特征之一，他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依旧延续这种观点，以意识形态对文学进行解构(deconstruction)与重构(reconstruction)。[11]首先，伊格尔顿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是多样的、复杂的，通过意识形态这一介质，文学将社会现实包容进其中，因此，社会生活实践是多样复杂的、意识形态是多样复杂的、文学亦是多样复杂的，由此就解构了传统的封闭的象牙塔式的文学研究。伊格尔顿在评价巴赫金狂欢化诗学时说，解构权力的不是文本，而是一种人类共同的狂欢节庆，它具有肯定的、积极的、乌托邦色彩，也具有讽刺的和揭穿的意义。[12]可以看出他对大一统的乌托邦式的文学制度开始表现出不信任，因为这看似是无害的，但实际是最病态的，他自己也曾说对乌托邦的向往应该不会没人相信，但最致命的是试图将其变为现实，这也说明乌托邦从诞生起就具有不可实现性。他肯定社会现实的文化实践积极的、揭穿的意义，将后现代诸多文化研究与文学相联系，以实践性和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双向作用作为文学的评判标准之一。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并非是以极端的态度抱着想要摧毁一切制度的心态进行论述，从逻辑上说，理论中否定任何制度的任何东西都是在实践中无法这样做的——他在评价传统左倾主义者时如是说。[5]2极端颠覆的力量最终会造成反噬，颠覆其主体本身，因此伊格尔顿主张在否定之后寻找肯定，对先前打破的制度及认知模式进行重构，以肯定性寻求自由和解放。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模式是他所倡导的。我们所见的所不见的、社会生活中真真实实存在着的种种文化相互交织着、冲突着、矛盾着，而意识形态深入其中，作为其与文学的连接点存在着。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论是双向的，甚或是多元交织的。正是因意识形态的丰富性和能产性，使文学成为传统机制转换的力量，使我们更加接近事实真相。文学并非单纯地反映着意识形态，相反，文学正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意识形态的批判及反思力量，它与社会现实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赋予这种批判及反思以美学的力量来打通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使得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是“象征性的解决”。

文学以意识形态为介质把文本话语的审美特性与人类时代生活连接起来，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永恒的伴侣。这是文学的功用和意义，也可以说这是文学的性质，甚至是本质。这是《文学事件》给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注释：

①在2008年王杰、徐方赋在曼彻斯特大学对伊格尔顿的访谈中，伊格尔顿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后马克思主义者”，访谈笔记载于《文艺研究》2008年12期。

②Terry Eagleton.(1991).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Verso. 1991. P1-3.

③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 ,London and Ithaca NY, 1975,P130.

参考文献：

[1] 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Poetic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241-245.

[2] Terry Eagleton.TheEventofLiterature[M].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143-147.

[3] 陈永国.激进哲学：陈兰·巴丢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8-82.

[4] (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映批评：理论与实践[M].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7-52.

[5] (美)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 (美)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77-79.

[7] (美)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18.

[8] Terry Eagleton.TheEventofLiterature[M].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101.

[9]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汤拥华，伊格尔顿.作为“事件”的文学——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J].文艺理论研究,2014(1):53-61.

[11]谢华.文学文本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解读[J].江西社会科学,2006(12):61-65.

[12]赵昌龙.审美实践与审美乌托邦——评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76-79.

[责任编辑范藻]

收稿日期：2016-01-16

作者简介：韩尚蓉(1992—)，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248(2016)04-0118-05

Literary Ideology inTheEventofLiterature

HAN Shangrong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710064, China)

Abstract:Terry Eagleton treats literature as a value judgement, and he argues that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should have the significance of ethics. For him, to some degree, literature embodies the ideology, which could be seen as a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To this end, Eagleton advocates that through literary text literature theory must confront the life and the whole world which we live in, and then it can associated with social activities with the ideology tie.

Key words: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literary; id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