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名讳、字讳和名号辨

2016-04-12杨大忠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年1期

关键词：名号施耐庵

杨大忠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45)

施耐庵名讳、字讳和名号辨

杨大忠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45)

[摘要]出现于不同材料有关施耐庵各种名讳、字讳和名号的说法多样，互不统属，也没有任何交集，并且这些称呼将苏北施氏先祖“施彦端”完全撇开的做法值得商榷。现有研究运用“避祸”之说和释文解字法来解释这些称号的迥异不仅与史实相违背，而且缺乏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

[关键词]施耐庵；名讳；字讳；名号；考辨

出自于不同材料的有关施耐庵的各类名讳、字讳及名号①由于这些不同的称呼究竟是名讳、字讳还是名号根本分不清楚，故下文一律以“名号”统一称之。，既不相同，更不统一，可谓五花八门。这本应引起人们的质疑，却在现有的部分研究中成了证明兴化施氏先祖施彦端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合一”的证据。这些研究认为，出自不同材料的完全不相同的施耐庵的各种名号，是施耐庵出于“避祸”的需要产生的，只要能找到这些名号在音、形、义上的某种关联，就可以将这些迥异的名号一并归属于施耐庵。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然详加推敲，却有违史实，破绽连连，缺乏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

一、关于施耐庵的各类名号

元末明初的施彦端，即苏北学者信奉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兴化白驹施氏的始祖，在现存的各类施氏族谱中隶属第一世。由施氏十四世孙施封乾隆年间所修、后由施氏第十八世裔释满家所抄录的《施氏长门谱》明确记载：“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元配季氏申氏生让。”在“彦端公”之侧，有“字耐庵”三个小字的夹批。这就把施彦端与“施耐庵”紧密联系了起来，成为两者“合一”的重要证据。但从谱系体例来看，“彦端公”之“彦端”，显系字讳而非名讳[1]522。既然如此，“字耐庵”三字在称谓上就大成问题：既然“彦端”为“字”而非“名”，如果施彦端真另有“耐庵”之字，则《施氏长门谱》中始祖“彦端公”旁边添加的小字“字耐庵”，怎么也应当加上一个“又”字，变成“又字耐庵”才是。看来添加之人想当然地把“彦端”错认成名讳，从而画蛇添足，露出了作伪的破绽。“字耐庵”三字的添加，乃是彻头彻尾的造假。

说施彦端“字耐庵”，完全是不懂《施氏长门谱》的体例而自作聪明的臆断之辞。此外，关于施耐庵，尚有其他多种说法：

托名明初淮安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起首就是“公讳子安，字耐庵”。说施耐庵的名讳为“施子安”，字讳为“施耐庵”；修撰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兴化县续志》之《文苑》中，记述了施耐庵的一段事迹，起首是“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此处说施耐庵的名讳为“施耳”；盐城周梦庄于1936年访白驹伍佑镇施逸琴时，抄得所谓施耐庵散曲《秋江送别》一首，落款是“耐庵施肇瑞谱于秋灯阁”。施耐庵又成了“施肇瑞”。至于“肇瑞”究竟是名讳、字讳还是名号，则没有明说。

彦端、耐庵、子安、肇瑞、耳……在这些不同的称谓中，施耐庵原名“施耳”的说法，已被苏北学者否定：“需要说清的是‘原名耳’系《兴化县续志》撰修者之一刘仲书误写。刘根据施耐庵耳朵很大的传说，误会了袁吉人《耐庵小史》上的张士诚‘耳耐庵名’(闻耐庵之名)、‘至耳室’(到厢房里)等语中的‘耳’字，认为是施耐庵原名。”[2]286可是刘仲书本人却信誓旦旦地认为：“《兴化县续志》中的《施耐庵传》上说耐庵名耳，是见于《家传》①指施耐庵的《家传》。所记。并有传说，说施耐庵的耳朵很大，故名耳。”[3]6施耐庵名为“施耳”之说，究竟是刘仲书误写，还是施氏后人望文生义，已经说不清了。排除耐庵名“施耳”之说，剩下的施耐庵称谓，仍有四个之多。除了“彦端”可根据施氏家谱确证为施氏始祖之字讳外，“耐庵”、“子安”、“肇瑞”究竟与“彦端”是不是同一人？这几个来源不同的称谓，究竟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有密切的关系，还是造假者的向壁虚构，成为必须研究的问题。

二、 “避祸”之说与释文解字法的荒谬性

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生平事迹，戴不凡先生说：“说到施耐庵，在明朝崇祯以前，除了那些《水浒传》小说上署他的名以外，对他没有一条较为确切可靠的记载。”[4]45也就是说，施耐庵生活的元末明初至崇祯年间近三百年时间里，人们只知道“钱塘施耐庵”或“武林施某”之说，此外一切阙如。后世发现的所谓施耐庵的迥异的名号，理应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有的学者则从“避祸”的角度对此加以阐释：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追查张士诚的官属甚过元朝官员，因此，张士诚旧部大多隐名改姓，绝意仕途，甚至几代人不敢声张，张士诚的幼子来到通州改姓周，冒致中定姓冒为如皋冒氏始祖，施耐庵为白驹施氏始祖……并且称是苏州阊门逃出之难民，对上一辈的籍贯、经历、名号等讳莫如深。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造成历史人物记载的复杂性。关于施耐庵名子安，又名肇瑞，字彦端，又字耐庵或号耐庵……这些记载是正常的。我们的任务是慎重地辨析，而不是“令人无所适从”地讥笑[5]。

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追查张士诚的官属甚过元朝官员。此论的根据是什么，没有明说，但似乎是一种推论。而朱元璋究竟是怎么对待张士诚旧部的？试举例如下：

1. “陈基，字敬初，临海人。……尝为人草谏章，力陈顺帝并后之失，顺帝欲罪之，引避归里。已，奉母入吴，参太尉张士诚军事。士诚称王，基独谏之，欲杀之，不果。吴平，召修《元史》，赐金而还。洪武三年冬卒。”[6]7318

2. 杨维桢，浙江诸暨人。元末浙江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咨访之，因撰五论，具书复士诚，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士诚不能用也。”后虽被张士诚强行请到苏州，但很快告老还乡。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以维桢前朝老文学”，特派遣大臣“奉币谒门”，请维桢编纂礼乐书籍，被他拒绝。后来杨维桢还是被朱元璋请到南京，但他将所拟纂之叙例编排完毕“即乞骸骨”[6]7308，弃职归家。

3. 戴良，浦江人。朱元璋初定金华，命戴良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讲经、史，陈治道。”太祖旋师后，戴良忽弃官隐去。“辛丑，元顺帝用荐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学提举。良见时事不可为，避地吴中，依张士诚。久之，见士诚将败，挈家泛海，抵登、莱，欲间行归扩廓军，道梗，寓昌乐数年。”“洪武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6]7312

4. 王逢，字原吉，江阴人。“张士诚据吴，其弟士德用逢策，被降于元以拒明。太祖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洪武十五年以文学徵，有司敦迫上道。时子掖为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口头泣请，乃命吏部符止之。”[6]7313

5. 孙作，字大雅，江阴人。“元季，挈家避兵于吴，尽弃他物，独载书两簏。士诚廪禄之，旋以母病谢去，客松江，众为买田筑室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历》，授翰林编修，乞改太平府教授。召为国子助教，寻分教中都，踰年还国学，擢授司业，归卒于家。”[6]7326

……

类似史料还有很多，兹不赘列，但由这些史料可以看出：陈基、杨维桢等人都曾依附张士诚，但朱元璋定鼎天下前后，对这些人的拉拢是不遗余力的，哪怕这些人曾经与自己敌对过。像王逢曾给张世德献策降元拒明，可谓朱元璋的死敌，但仍旧受到朱元璋的重用。张氏部下似乎仅有高启被朱元璋诛杀，但朱元璋杀高启，并非其曾为张士诚部下之故。高启曾依附张士诚，“洪武初，被召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后擢户部右侍郎，后归青丘授书自给。”“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6]7328由此可知，朱元璋对高启的仕张一事不仅没有追究，相反，高启还受到朱元璋的重用；高启最终被杀，是由于其所作《上梁文》惹怒了朱元璋之故，与张士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对张士诚手下的文臣谋士往往是恩宠有加，不计前嫌的，忠于张士诚的能臣施耐庵自当受到朱元璋的优待。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追查张士诚的官属甚过元朝官员，因此，张士诚旧部大多隐名改姓，绝意仕途，甚至几代人不敢声张”，恐怕有失偏颇。从“避祸”的角度来查找施耐庵名号各异的原因，显然不通。这不仅与历史事实相违背，而且还与苏北学者信奉的材料自相矛盾。如苏北学者一直相信顾逖是施耐庵的朋友，而顾逖也曾是张士诚的部下，可我们并没有看到朱元璋杀掉顾逖的记载。苏北学者一直认为淳安鲁渊被张士诚所用，并忠于张士诚。洪武初，朱元璋曾以礼局召鲁渊，而鲁渊则坚持还山，鲁渊也没有被朱元璋所杀。苏北传说中施耐庵曾为张士诚的谋士，并且本事比刘基还大，像这样的人才，正是朱元璋要拉拢的对象。说施耐庵因“避祸”而常常改名换姓，则不能令人信服。

也有学者采用简单的等式类推法，试图说明施耐庵名号各异的正常性。如刘冬先生就认为：

对于相传了几百年的资料，一下子就要求在一切细节上都十分真切无讹，是不可能的。既然A等于B，A等于C，A等于D，则A等于B、C、D，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既然子安等于耐庵，耳等于耐庵，彦端等于耐庵，现在还要加上一个肇瑞等于耐庵，则耐庵等于子安、耳、彦端、肇瑞，一人数名而已，道理十分简单。至于孰为名、孰为字、孰为号，具体细节一时难以弄清，构不成有力的否定的论据[7]392。

对于凭空冒出的各种完全不同的施耐庵名号，刘冬先生未考虑其来源的可疑、每种说法以及这些名号与施氏家谱记载的完全不同，用简单的等式类推法，就简单地认为解决了问题。此种做法，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似如隔靴搔痒。

更有学者从释文解字的角度来说明这些不同名讳、字讳及名号之间的联系——主要是找到字意上的“配伍”关系——认为这样就可以将其统一于施耐庵。以张惠仁先生之论为代表。张先生说：

众所周知，古人起名、取字、称号，往往都是有些“说头”的。名、字、号之间，往往在“形”、“音”、“义”，尤其是“义”有某种联系。

然后引经据典，详细证明了“彦”与“耐”、“彦”与“子”在字意上的关联，得出结论：

归纳起来，“彦端”的“彦”字与“耐庵”的“耐”字，形、义均有关联之处，而“彦端”的“彦”字与“子安”的“子”字在意义上相近；而“子安”的取自《孟子》的“君子……居之安”一语又与“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一语，可以共同证之《水浒》一书之神髓。至于“彦”、“端”、“安”、“庵”等字在音韵上相近，到底是不是有意为之，那就不用管它了吧？

最后加以总结：

以上是从这一堆“漏洞百出”的有关施耐庵生平的材料中，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第一个“历史事实”[8]113-119。

张惠仁先生的论断，对苏北学者的影响很大，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如此就已经解决了各种迥异的施耐庵名号之间的关系。将“彦端”、“耐庵”、“子安”、“肇瑞”、“耳”统一于一人。张惠仁先生的观点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如喻蘅、林同二先生就认为：

白驹施耐庵的名字，综合现有资料，计有：(一)讳子安字耐庵；(二)原名耳字耐庵；(三)字彦端，又字耐庵；(四)名肇瑞。共有四、五个名字，这是古人的常情，如八大山人就有刃庵、雪个、驴等二十多个名、号。问题不在名字多少，而在是否胡编、乱造，相互矛盾？审察以上白驹施耐庵的名字，从名和字的配伍角度看，肇瑞和彦端是可配的；子安和耐庵也不相悖[2]286。

此论认为拥有四、五个名字是古人的常情，并举八大山人朱耷拥有二十多个名号为例，进而从名和字配伍的角度，认为“肇瑞和彦端是可配的；子安和耐庵也不相悖”。这与张惠仁先生之论相同。但问题是在八大山人二十多个名、号中，像“刃庵”、“雪个”、“驴”等，从名和字配伍的角度看是无法相配的。从朱耷的种种不同的名号可以看出：古人或今人起名、取字、称号，有时相互之间的确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有时也不尽然。就拿鲁迅来说，其十七岁之前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并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试问从配伍的角度来看，能找到“樟寿”、“树人”和“鲁迅”之间的联系吗？如果说能够找到名和号之间的配伍联系就可证明为同一人，反向来看，名号之间没有配伍关系，就无法证明为同一人了。既然如此，“刃庵”、“雪个”、“驴”岂不是与八大山人朱耷没有了任何联系。

再者，如果张惠仁先生之论是对的，苏北学者信奉的一些材料就不攻自破。像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说施耐庵的孙子“述元”为施彦端长孙“文旻”之字；《云卿诗稿》说施耐庵之子为“云卿”即施彦端独子施让。这是苏北学者从无疑义的看法。但从名字的配伍看，“述元”和“文旻”、“云卿”和“让”之间根本找不到配伍关系，采用释文解字法也无法找到其间的联系。这样看来，“述元”和“云卿”与施氏族谱中的记载是全然不符的。如此，岂不是推翻了苏北学者的固有看法？

再从《水浒传》文本来看，苏北学者一直认为今天传世的《水浒传》为施彦端所著。既然施彦端在给自己起名、取字及称号时能考虑到字意上的“配伍”关系，那他说宋江字“公明”，吴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试问：“江”与“公明”、“用”与“学究”、“加亮”之间从释文解字的配伍角度能找到相应的联系吗？由此也可看出采用释文解字法来试图解决世人对施耐庵不同名号的疑惑是不可行的。

三、对施耐庵各类名号的质疑

针对施耐庵具有各种不同名号的问题，刘冬先生曾说：“我拟的解释是：肇瑞是名，彦端是字，耐庵是号；子安是又名。这种一个人有几个名、字、号的情况，在当时的文人中是普遍状况。在康熙朝顾氏秀野草堂刊本《元诗选》中可以找出许多例证。其后人于木主牌、族谱与墓志铭等处未加详辨，致有参差。”[9]365此论似乎有理，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些名号各不相同，互不统属，除了共同以“施耐庵”为旨归外，这些名号都各自为阵，自说自道。

苏北施氏家族挂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起源于咸丰四年苏北第十四世后裔施埁建祠修谱，刘世德、蔡美彪、刘操南、黄霖、李伟实、曹晋杰、朱步楼、马成生等学者皆持此论。如蔡美彪先生的结论：“咸丰四、五年间，施埁父子在陈广德的参与下，改谱修墓，建祠立主，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成为当时施氏家族的一大事件。而自此以后，所谓元朝辛未进士施耐庵便代施彦端而成为白驹施氏的始祖。施氏世代相承，民间的许多传说也随之产生了。”[10]刘操南先生也说：“施埁建立施氏宗祠，重订族谱，始提耐庵为始祖，杨新铭文，彦端夺目，遂加点窜，‘先公彦端’改为‘先公耐庵’谅始此时。‘罗列’木主学衔功名，疑亦遂加彩饰。”[11]曹晋杰、朱步楼将《施氏长门谱》、《施氏族谱》和出土文物施让地照、施廷佐墓志铭、施奉桥地券及施子安残碑加以比对，指出“支谱”(即《施氏族谱》)中的“彦端，字耐庵”，以及中“进士”、“著《水浒》”的记载，出自《长门谱》所无、《族谱》特有的两则史料：陈广德的《施氏族谱序》和施埁的《建祠记述》，同时进一步指出：“《施氏族谱序》和《建祠记述》表明，首先提出施彦端即施耐庵的是施埁(字峻峰)、施振远(讳铎)父子。”[12]洪东流先生也认为：“兴化特产‘苏北施耐庵’，就是由《施氏宗族建立纪述》撰者，施族第十四裔施埁首倡，会同其堂侄施金和族侄施永昌、施永茂等人借口重新建祠和修谱，作伪造假的产物。”[1]518

咸丰四年施埁建祠修谱后，苏门始祖施彦端就成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而“施彦端”则被世人遗忘，仅仅保存在施氏家谱——如《施氏长门谱》与《施氏族谱》之中而不为世人所见。关于施耐庵的种种名号，从出现时间上看，施耐庵“讳子安”之说出现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而《施耐庵墓志》最初由胡瑞亭刊载于1928年11月8日上海的《新闻报》；耐庵为“施肇瑞”之说，出现于盐城周梦庄1936年访白驹伍佑镇施逸琴时；耐庵“原名耳”之说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这些不同名号都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而1952年《施氏族谱》的发现，才使人们知道了苏北施氏始祖“施彦端”才是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挂钩之人，“彦端”才是施耐庵最本质的称呼。至于“施彦端”其人，别说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人对其一概不知，就是1952年刘冬、黄清江刊载于《文艺报》的《施耐庵与<水浒传>》，虽然与《施氏族谱》的问世在同一年，但因为《族谱》问世在后，黄、刘二人因没有见过《族谱》——这从刘、黄之文中“施氏的族谱，原有三份，现在都无法找到，或者早已亡佚。或者尚存，但不知在何处”可以看出——故也在文中一律以“施耐庵”称呼施氏先祖而没有提及“施彦端”；1952年《施氏族谱》及1981年《施氏长门谱》的相继发现，才使人们认识到施氏始祖“彦端公”的存在。既然如此，该如何看待1952年之前出现的种种完全不同的施耐庵的名号呢？这种情况只能有一种解释：围绕“施耐庵”产生的没有任何交集、各自为阵、自说自道的种种名号，将最本质的“施彦端”完全撇开(因为捏造者根本不知道“施彦端”之说)，它们分明就是捏造者自以为是的捏造。而捏造者则根本没有见过施氏家谱。由于捏造者之间没有事先串联之可能，故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称谓。直至《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等各类文物的发现与出土，“施彦端”问世后，之前与“施彦端”完全不同的施耐庵的名号都原形毕露，成为造伪之物。

综论全文可知，以“避祸”之说来解释凭空出现的各种施耐庵的名号，是不符合史实的；以字意“配伍”的方式将这些不同的名号强行挂钩，搭上联系，只能是无的放矢、缘木求鱼之举。可是有的研究却说：“张惠仁解开施彦端、肇瑞、耐庵的名号之秘密，使一切持反对论者都噤若寒蝉”[12]。其实，天下学者哪是“噤若寒蝉”，而是对这种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推论一笑置之，仅此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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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喻蘅，林同.《靖康稗史》编者绝非《水浒》作者——兼质黄霖同志“白驹确无施耐庵”之说[M]//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施耐庵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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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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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冬.“笑煞雕龙，愧煞雕虫”——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三读[M]//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施耐庵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10]蔡美彪.白驹施氏文献与施耐庵传说辨析[J].江海学刊，1983(2).

[11]刘操南.兴化施彦端非钱塘施耐庵辨——《施氏家簿谱》中傍书“字耐庵”三字系后人窜入论[J].水浒争鸣，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