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北京 100101)



·读书春秋·

“书荒年代”的阅读

顾保孜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北京 100101)

作者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捡书而读的经历，为那个特定的“书荒年代”留下了真实的证言，最后表达了对当代青少年读书少、不读书的忧思。

“文化大革命” “书荒年代” 读书

我的家乡在江苏兴化，称为“里下河地区”，也被誉称为“鱼米之乡”。准确的说，那里只能算我的衣胞之地。我出生在1957年，才八个月大时，就随着父母工作调动，去到了陕西渭河边的咸阳市，这里正在组建西藏第一所大学——西藏公学(后改称为“西藏民族学院”)，教员大多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部队里的知识分子。我在这所西藏驻在“秦皇之都”的咸阳的高等学府里长大。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时，我九岁，正在上小学三年级。“文革”要“革”的就是文化人的命，因此，高校首当其冲。隶属于西藏的大学自然也不能幸免。到了1967年上半年，“当权派”基本上都被“触及灵魂”轮流斗争过了一遍，接下来就扩大到了学院的教师，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数量较大，于是开一次批斗会，就像烤羊肉串似的，一串串地排站在大舞台上，被拉出来去游街示众也是一串串地似乎看不见首尾。

第二年的夏天，“两派”之间开始武斗。一开始“造反派”就占了上风，他们组成的抄家大军大概比现在的搬家公司还要繁忙，把所谓“走资派”“黑老九”家里的东西成车成车地往外拉，美其名曰：“破四旧，立四新”。

所幸的是，1943年9月加入新四军后，担任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永丰区蔡家庄小学校长的我父亲顾材民(晚年著有回忆录《我在西藏二十五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这时候已离开西藏民族学院，去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机关工作。虽然他头上也有一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但因地域距离较远的缘故，这顶帽子没有把我们这些子女罩住，加上母亲历来生活简朴，没有高跟鞋之类与“资产阶级生活”挂钩的物件，因而我们家没有遭到社会歧视与抄家。

当时，每当来抄家的“造反派”们来我们居住的家属院，我就赶紧跟在那抄家队伍的后面，期待着他们的抄家车上能掉下什么东西。要是有我同学家的东西，我还好捡回去给他们。但有一次我拾到了几本大块头的小说书，便起了贪心，想反正是“毒草”，不如自己先拿回去看看，好肃清“流毒”。就这么偷偷地给藏了起来。

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做理亏心虚的事情，敢把“毒草书”往家里带，这叫同学给发现了，告到校长那里，搞不好要开除出校门的！但后来妈妈还是发现了我这几本秘密藏书，她吓坏了，叫我赶紧烧了。我舍不得，就用毛主席著作的红塑料壳把几本书套了起来，这样既瞒过了老师、同学，又可以显示我热爱“红宝书”。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不到一年，我竟然拾回来了了几十本“毒草”(其中不少是老师们害怕惹火烧身，将家里的书直接丢进了垃圾桶)。于是我读了冯德英的《苦菜花》《朝阳花》和《迎春花》，巴金的《家》《春》《秋》，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我当时读了这些被批判的小说不仅没有肃清什么“流毒”，反而中“毒”很深，一旦拿起书来就欲罢不能，饭茶不思。还常常被书中的故事打动得泪流满面。在十岁那年，我竟然暗暗做起了要当一个作家的梦来了！

当时，因为常常在课堂上偷看小说，我不知挨过任课老师多少批评，还经常被罚站，老是要写“检查书”，甚至还在全班同学面前做过“深刻反省”。而家里的小说也被母亲烧掉了不少。可这都无法阻挡我继续读小说……

后来想想，正是因为在那个文化贫瘠、思想荒漠的年代里，我得到了这些小说名著的引导，让我的童年时代获得了真、善、美的人生启蒙，并建立了明确的理想目标，也正是因为与这些好书为伴，让我在“文革”那个书荒年代里，心灵没有抛荒，而是种下了一粒宝贵的精神种子——我要做作家，写很多的书，也去打动很多的人。

我后来从事纪实文学写作，在内心里就觉得是受前苏联著名作家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的名著《青年近卫军》的影响。这部书我一直认为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达到高度统一的佳作。《青年近卫军》让我相信历史题材是可以写出“色彩”的，也让我觉得文学与史学是可以完美结合的。我在1991年出版的《红墙里的瞬间》就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

没有当年的阅读，就没有我的今天。为了自己心目中这个“作家梦”的理想，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写，没命地写，看一本书要写读后感，看到令自己非常难忘的书，我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我曾经在西藏工作了很多年，做机要员，跟写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随我而行的永远会有书，后来回到扬州工作，一个星期至少三四个晚上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边读书，边写作。我觉得，读书应该是一种生命状态，阅读就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面对现实，我也常常想，为什么今天的青少年很难静下心去好好读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大概是现在包括书籍在内的文化产品数量庞大，鱼目混杂的原因。人们面对的是万花筒般的文化品，反而让目光失去了目标，难以做出精准的选择。加之新媒体快速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读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太多了，于是乎读书不再是必须，而似乎是“无需”的了，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了。

如果再说的深一点，那也可能是“拜金主义”的盛行是以人文精神为代价的，而人类精神的养分恰恰离不开的就是读书。

Reading in the Age of Book Shortage

Gu Baozi

The paper recalls the author’s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picking up books to read during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took place in 1966, which bears witness to the Age of Book Shortage. The paper also reveals the author’s concern about the situation of reading less and no reading for modern teenager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Age of Book Shortage; Reading

G252.17

A

顾保孜，女，一级作家，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