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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与民族文化及其凝聚力

2016-04-12刘建宁

社科纵横 2016年4期
关键词:凝聚力中华民族民族

刘建宁  赵  民

(甘肃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理论探索与创新·

中国梦与民族文化及其凝聚力

刘建宁赵民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支撑“中国梦”有诸多因素,本文强调的是强大而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创造力,紧紧凝聚成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民族长期以来生存、生活、发展、强盛的核心基因和灵魂,这是强力推进“中国梦”激情绽放的思想理论先导和内在精神动力。

中国梦民族文化文化创新文化自觉文化认同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宏伟奋斗目标。“中国梦”托付着、承载着中国各民族人民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集体意愿,其实现将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中国梦”包含物质的一面,但又不仅限于物质,它必将给人以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精神享受与满足。它展现的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单向度”的梦。从中国人民的个体观察,它是中华儿女的富裕梦;从集体角度观察,它又是强国梦、强军梦;从民族角度观察,它是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的振兴梦、复兴梦。文化软实力是引导并最终促成“中国梦”实现的内在灵魂与核心。

“中国梦”奏响了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富民的时代最强音,它从根本上代表了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发自内心的共同期盼。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与国际形势,合理运用和传承好中国数千年文明的优良品格,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始终埋头苦干,永远坚定信念,坚持勇于开拓,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样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不言而喻,支撑“中国梦”的实现要具备诸多因素,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强大而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创造力,早已紧紧凝聚成一股无形的渗透到每个国人心中的精神力量,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来生存、生活、发展、强盛的核心基因和不朽灵魂,这是全面和深入推进“中国梦”激情绽放的思想理论先导和内在精神动力。我们认为,“中国梦”的民族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民爱国、笃实守信、崇德重义是体现“中国梦”的价值观念

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勇于拼搏,辛勤耕耘,用勤劳的双手和渊博的智慧创造出了特有的民族文化价值,这种价值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的价值理想。其中“仁爱”思想是儒家率先提出的人文道德价值范畴,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本依据,具有先进的终极关怀的意蕴和内涵。“仁”的价值关照就是对人的根本价值的极大肯定,推崇人格的独立,极力强调人本思想,认为“仁者爱人”,其价值取向体现出对现世之人的人文关怀,由爱自己推及爱亲人进而爱众生,从而博爱社会与自然,热爱国家和民族,关注世界与天下;同时提醒和主张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以德治国,从而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个体的人是与社会群体密不可分的,因而群己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儒家特别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生活的群体性、整体性,倡导每个人都应当笃实守信、互爱互敬,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德性范畴和道德观念。孔子认为“信实”是君子自我修身的本质体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立国之道的根本正是在于统治者必须取信于民。“民”为国之根、邦之本,强烈的“民本”意识是儒家学说关于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也正是我们这个现实社会中求真务实的最珍贵的文化价值本源。尚德重义是儒家处事治国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原则,儒家始终倡导仁人志士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壮举是实现“仁”的最高境界,这就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追求积极进取、不怕牺牲的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再加上“信”与“义”的完美结合,从而构成了儒家文化的道德支柱和坚定的、崇高的理想信念,这也正是现代社会的文明所必然要求的重要伦理价值观念和规范,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的“信实重义”的美德更是体现了我们发展经济的民族文化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极力崇尚德性、维护仁义。仁民爱国是中华民族最质朴也是最崇高的情感追求和文化性格。而社会的理想和国家的强大尤其需要有德性的有识之士、贤人君子来实现,他们对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始终怀着特殊的情感,心中拥有并热烈地凝聚着、燃烧着对民族和国家的无限眷恋和报效之情。由此,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无数个以国家为己任、为人民舍生取义,宁愿杀身成仁的仁人志士,他们大多先人后己、乐于奉献、笃实守信、尚德重义,自觉地为人民、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甘愿牺牲一切,主动表现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崇高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这正是维系全体中华儿女不懈进取和奋斗不止的思想支柱与精神传承。

二、明德亲民、宽容并蓄、尚中求和是促成“中国梦”实现的重要的民族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繁衍生息与生存发展,加上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和各民族长期的并肩携手的共同生活、协同生产、融会贯通,集体铸就了中华统一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国家民族的思维方式或曰思想发展模式。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传统早在远古时期已表现出相当成熟的发展形态,《易经》、《尚书》、《礼记》等典籍中均记载有“重德亲民”的思想观念,是儒家传统中“仁政”和“王道”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鲜明特色,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倡导以民为根、以民为本,在其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注重关爱民生,大都十分重视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具有较为丰厚的民本意识。如孔子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管子的“富国养民”,孟子的“民贵君轻”等等,包括历朝历代的明君贤臣无不注意体恤民情乃至必要时的为民请命。而当今中国我们的党正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领导核心,因而这种“明德亲民”的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宽容并蓄”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性格和美好的精神风貌。《易经》中提出,人为万物之灵,加上“天文”与“人文”的涵容与交错,这就呈现出厚德载物的自然之本源特征和人文之本特有景象,因此,以万物的宽容大度,宽厚仁爱之民族文化德性之躯来全面地包罗万象,就始终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中乃至方方面面。这种民族文化和精神风貌传承至后世,就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以特别能够容载万物,始终注重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去理解他人、关心他人、爱护他人,形成了一种大度宽容、淳朴敦厚的民族风格和道德境界的伟大民族,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始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依据所在。在传统文化的道家学说中,也存有宽容重德的价值取向,道家之德虽缺乏儒家仁德的一些内容,但道家对“德”的理解更多地看重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在自然界中去抱朴宽容、浑然天成的。道家主张,人应具有博大自在、虚怀玄远的宏大胸襟,人的心态要像山谷一样,化育万物于自身,包容一切于内心,认为对世间所有的人都应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以其善良、平等、温和的心态和平共处于这个世界上,与人类和谐,与天地和谐,这就根本区别于儒家的宗法等级、差序有别的伦理价值观念。这种宽容且退让、不争兼济和、和谐共相处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应该融汇和整合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道德建设中去,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一定的经济伦理道德资源和支撑。

“中和”哲学构成儒家和道家的基本文化形态,我们的先民们普遍信奉的“中和”之道,是中华传统文化始终追求和极力倡导的至高境界或曰终极风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尚中求和”的社会风尚和美德,孕育出了中华民族不走极端路线,始终爱好和平,倡导追求和谐团结的极为博大的胸怀,这是一种我们应当绝对珍视并且应当努力传承下去的强大的民族亲和力、向心力和感召力、推进力,它就在无形中铸就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思维方式,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辉煌的世界形象。这就为引导“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安定、稳健、祥和的国内、国际环境,从而使和谐中国能够真正走向、转变为和谐世界、和谐人类。

三、自强奋进、求真尚德、坚贞不屈是决定“中国梦”最终实现的科学的民族行为方式

中华民族素来都是一个自强不息、求真务实、顽强拼搏的伟大民族,我们中华先民们不断通过观察和透视万物大地,以自己古老的聪明智慧、勤劳能干的双手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不甘落后,从而创造出了灿烂的东方文明,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行为方式和民族文化品性。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分裂统一、内忧外患,尤其在近代,更是几经风雨,历经磨难,但是又始终不懈地追求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复兴的千年梦想寄托着、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集体理想和期盼,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无数志士仁人的梦寐夙愿和不懈追求。“中国梦”的提出不仅源于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积淀,它更是铭刻着中国人民的多少代的精神追求和一定要实现这种追求的坚韧不拔的坚强意志。这些都源于我们民族自强不息、求真尚德、英勇不屈、顽强拼搏、前赴后继的不朽的民族精神和毅力。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次次地获得生机,顽强抵御了无数次的外族入侵,坚定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始终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依据所在。

总之,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影响深远,现实意义十分重大,是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时代积聚和力量凝结,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结晶,其鲜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和独特的道德伦理精神非常需要我们这些后人去认真总结、概括并发扬光大。如果将其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从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民族文化内涵的融汇,就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精神依托和思想支撑,从而极大地鼓励着全体华夏儿女努力拼搏、忘我奋斗,最终梦想成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全国各族人民的顽强奋斗才有可能,而这种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又必须依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才能进行。没有这种凝聚力,“中国梦”就失去了基础和根本动力。民族文化凝聚力是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某民族文化体系对其民族文化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统摄力、吸引力、感召力,这种力量促使民族文化共同体成员紧密地团结起来,自觉维护其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利益。从另一个方面来定义,民族文化凝聚力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聚集、吸引、团结和组织全体民族成员的向心力,是一个民族保持统一、内聚、稳定和发展的内聚力。一般来说,民族文化凝聚力表现为两个方向的力量:一方面是民族文化对个体的统摄、范导、吸引和关怀;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皈依和奉行遵守。民族文化凝聚力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团结,增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协调性、整合性,从而保持共同体的稳定,促进本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独立统一的内在力量,是一个伴随着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而具有多方面功能的动态系统。

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基础,没有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就没有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民族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自己所属文化的民族认知、衷心赞同和感情依附。它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们意识到了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我性”与“他性”的区分,明确了“我们”与“他们”的差异;二是人们把自己自觉地定位于这一民族文化群体之中,自觉地归属于这一民族文化。对同一文化产生认同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文化当然具有表层文化、深层文化之分,那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把不同民族区别开来的文化的根本特质,如价值观念、道德原则、思维模式等属于深层文化。深层文化最能代表文化的民族性。人们认同于某文化,就是认同这一文化的深层结构、认同这种文化的民族性。有时,民族文化认同可能是抽象的,有些人可能对所属文化体系的具体内容所知其少,但因为情感的关系,又可以产生对自己所属文化的强烈归属感。具备文化认同这一基本前提条件,民族文化才能对其所属民族的个体产生统摄力、吸引力,人们才能对文化产生向心力和归属感,文化才能具有凝聚力、结合力。民族文化认同与民主认同、国家认同是互相渗透、紧密相连的复杂关系。亨廷顿曾说:“文化认同是决定一个国家敌友的核心要素”,其独特的精髓是“长久延续的历史文明”,“在后冷战的世界,文化同时拥有分裂和聚合的力量。”[1]

民族文化的认同度直接影响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强弱。认同度是人们对文化认知、认可、衷心赞同和感情依附的程度,也可以指认同的广泛性、广度。认同度越高,人们之间的同化反应程度就越强,也就越容易凝聚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影响民族文化认同度的因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连、互相促进的。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包含着科学的、合理的思维方式以及有效的、正确的价值原则的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吸引人、凝聚人,才能获得人们的高度认可和衷心赞同。第二,文化体系内部的一致性、有序性。文化体系内部的一致性、有序性,保证了文化的可靠权威,给人们提供了凝聚、依附、结合的中心因素和基本原则,满足了人们精神安全的需要、情感归属的需要和民族皈依的需要,这样的文化才能最终获得高度的认同。第三,人们对文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觉评判和选择。文化认同是人们的主观行为,因此,认同度的高低始终离不开人们的主观因素。文化如果能够高度契合人们的价值标准、适应人们的思维模式、反映人们的利益追求、迎合人们的特定情感喜好,则能获得高度的认同,反之亦然。但是人们的价值标准、思维模式又是在民族文化环境中逐渐养成的,人们对文化的认同与文化对人们的熏陶又是相辅相成的。

从文化内容方面分析,我国的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等方面都还缺乏说服力。以儒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仍有很大影响力,但它主要是适应农耕社会的,它的先进性在明清之际就已丧失了。而我们的主导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还未得到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多弯路,虽然如今也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与资本主义数百年基业相比,二者总体力量的对比仍然非常悬殊。现实面前,人们出现了迷惘: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文化较之资本主义文化,先进性又在何处?这种怀疑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的凝聚力。

增强我国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实质上就是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获得更广泛、更坚定的文化认同。这就需要构建一个既有民族性、人民性,又有先进性、现代性的文化体系。民族性、人民性明确了“我性”与“他性”的区别,吸引了人们归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先进性、现代性则顺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为人们提供了积极有效的价值导向与规约,重塑了文化的真正权威。惟有如此,文化才能最终统摄人心,把我们民族的个体凝聚为一个整体。现阶段,增强文化凝聚力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发扬、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丰富文化内容,理顺、巩固文化结构。我国的民族文化体系中存在不同性质的文化,对不同文化采取不同态度,一方面是要下大力气改变不同性质文化的力量对比,巩固主导文化的地位,巩固既一元主导又丰富多彩的有序文化结构。一元主导的、有序的文化结构能给人们提供明确的认同对象,有助于提高文化的权威力量,从而增强文化的统摄力。另一方面是对文化内容的丰富。丰富的内涵能从各个方面关照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人们提供文化导向与规约,提供精神依靠,从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吸引力、向心力。

2.改造、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发展是延续的,抹煞过去,就会失去发展的根基,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待传统文化要始终保持理性态度,既要克服盲目的大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大汉族主义情绪,也要戒除对传统文化的轻视、漠视甚至无视。只有在客观的评价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抛弃、改造其中的糟粕成分,让民族文化在新时代重放异彩,这样才能增强我们民族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才能吸引人们自觉地站在“我们”之列。当然,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因素是一身二任的,既可以说是精华,又蕴含着糟粕,这尤其需要依据当今时代要求,进行科学的深入仔细地的梳理和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和扬弃。

3.加强文化创新,提升整个民族文化体系的先进性,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滚滚历史潮流,而文化的先进性又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传承文化,保持文化的生命力,才能始终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当前,我国民族文化创新的根本任务是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相统一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吻合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一致相配套的先进文化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文化创新从来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2]不善于学习,也不可能善于创新。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价值观的调适,必须在同一社会领域树立具有现代性、先进性的一元文化权威。

4.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性,增强人们对文化建设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3]文化自觉对于文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化冲突风云激荡,甚至演变成军事冲突和战争,因此文化战所争夺和捍卫的并非仅是文化,而是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根基和生命,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

5.促进文化交流,在文化互动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互动中推动和实现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互动对文化的发展从来具有重要意义,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5]今天,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强势文化的单向输出,我们应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以双向的交流代替单向输出,在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同时,努力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努力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样才能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自信心,进而增强我们民族文化的凝聚力。

当今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渊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特定文化,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既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又从丰富的世界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观念、形式及表现手法上大胆探索,内容、风格、样式、品种都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新型民族文化必将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时代发展的正确的前进方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引领和整合其他各种文化,抵制和消除落后腐朽文化的影响。这样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愈来愈强大,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之中。

[1]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M].台湾联经出版社,1997(65).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人民出版社,2002:39.

[3]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J].民俗研究.2003(3).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人民出版社,1995:539.

[5]罗素,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8.

D616;C955

A

1007-9106(2016)04-0001-05

刘建宁(1979—),男,甘肃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赵民(1964—),男,甘肃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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