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节能环保行业以长期稳定的现金回报成为资本追逐的投资对象。与其他新兴行业不同，节能环保产业有特殊的属性，伴随资金涌入的还有技术、运营、管理、商业模式的创新和集成，在行业跨越式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十三五”已经开局，环保产业是否实现了从战略新兴产业到支柱产业的华丽转身？还有哪些痛点在影响产业发展？环保企业能否从“等、靠、要”政策，主动转型承担更多责任，更好地为改善环境质量做贡献？

融资打破常规

政策利好之下，环保产业的市场前景被看好。但是环保领域的投资收益并不高，获取收益的周期较长，并不受社会资本青睐。曾经银行贷款是我国环保产业主要的资金来源，但这种融资方式存在很多弊端，当前环保产业有哪些创新的融资方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教研所所长常杪对《经济》记者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但是政府资金主要用于市政基础建设，比如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填埋，大江大河湖泊的治理，“但像工业污染治理，由于责任主要在企业，所以工业废水，脱硫脱硝的火电、非电行业，主要资金还是企业投资，政府可能会通过价格和低息贷款做些补贴”。

但按照目前全社会环境保护投资口径来看，“数万亿资金的需求和实际的投入，政府投入的数量相对来说并不是太多。环境保护需求在不断地增加，完全依靠财政的投入，或者是政府的投入难以为继”。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公共财政与投资咨询部副主任逯元堂对《经济》记者表示。

推动节能环保发展，仅依靠政府拨款是远远不够的，解决资金问题应该借助社会的力量。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对《经济》记者表示，“政府应当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节能环保行业，可采用政府和社会合作的PPP等模式，拓宽社会资金参与的广度。与此同时，也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可以设立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提高资本活跃度”。PPP模式的推广被企业寄予厚望。

近几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力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及PPP模式，尤其在大气、污水及垃圾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工程建设，以及运营维护过程中，应用了BOT、TOT等多种PPP模式，赵笠钧向记者介绍，“2015年各地陆续公布和推介的PPP项目超过4000个，总投资达到5万亿元”，带动了各地环境治理设施的快速建设及社会资本的广泛介入。各地招标项目结构日益复杂，根据项目边界条件及融资情况设计了多样化的模式。

这确实为环保企业寻找资金难题找到了突破口，因为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存在初始投资大和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前期融资需求迫切。赵笠钧还表示，尽管国家各部门制定的绿色金融政策较多，但缺乏可操作性。除了国企及上市环保公司外，多数环保企业相对其他传统行业规模小，抵押担保能力不足，大多股份制银行还以收取财务顾问费、手续费等形式上浮利率，较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低成本贷款，申请信贷审批流程较长且条件严苛，难以满足长期及流动资金的贷款需求。

当前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各种融资方式和渠道都会有不同的障碍存在。张安华也表示，从政策层考虑，解决资金问题也可以发行企业债券，建立P2B理财平台等合规的互联网融资模式，或以“资产信用”为基础，进行融资租赁，以及设立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基金、开展国际合作，合理引进国外资金等。节能环保产业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上市”都是节能环保公司更为关心的融资方式，部分节能环保公司纷纷启动上市流程，但是基于其特殊的经营模式，在上市过程中需要面对更多问题仍需谨慎。

垄断壁垒亟需破除

节能环保企业需要政府颁发专门的营业执照，并审核相关资质和经营年限，形成了初始的行业准入壁垒。环保行业对于行业经验及实际问题处理能力要求极高。同时，环保行业还有比较明显的区域特点，具有相对的区域垄断性，某一家企业在该区域深耕细作，会获得当地政府及企业的信任，获得越来越多的订单，形成良性循环。上述因素的叠加，使得环保行业的准入门槛高、技术要求高。

赵笠钧表示，在环保项目招标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人为壁垒，导致外地企业须付出大量的额外成本，或要与本地企业合作才能参与竞标，造成许多项目在没有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就早早落入本地企业手中，项目的质量和价格并未得到最大优化。“最典型的壁垒就是为获得当地环保项目投标资格，外地企业须额外办理一系列繁杂手续。这些手续通常涉及多个部门，且审批速度慢，在办理过程中会耗费大量人力、时间，不仅加重了成本负担，还可能导致外地企业最终无法参与竞标”。

地方政府不愿开放市场，一方面是担心外地企业的工程质量问题追责难，另一方面也出于保护本地企业发展的私心，想维护当地经济成绩。但从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市场壁垒追求的“安全感”并不可靠，也不健康，它所保护的其实是寻租的温床以及落后的生产力。

环保是一个朝阳产业，建立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才有利于推动先进技术更广泛地应用，在行业内部形成良性的竞合与融通。赵笠钧表示，由人才和资金储备方面充足的大企业带动技术进步，专业型小企业可与之优势互补，进而形成一条完善的产业生态链，这才是多方共赢之道。

民企走出围城

在被称作“PPP元年”的2015年，全国160多个环保PPP项目中，“企业性质”成为重要的“竞争指标”，专业实力没有得到地方政府应有的重视。赵笠钧告诉记者，比如，在某县以PPP模式进行的10万吨供水项目招标中，闻讯而来的企业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是不是国有企业”。在招商公告中，也表明要“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这样的导向让所有的非国有企业都退出了此次竞争，最终由一家国企中标。

“在部分地方政府眼中，国企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政府可以放心前期垫资。二是如果环保项目出现了问题，那么由国企承接的项目，地方政府遭到问责时容易推责。所以，地方政府主要领导通常会对执行层面的政府机构暗示甚至命令，要求优先考虑国有企业，造成了央企、地方国企在环保PPP项目中的垄断性。”赵笠钧说。

这种选择偏向性没能真正体现PPP模式的优势。PPP模式不仅要解决资金问题，其深层意义在于引入专业化公司的力量，为环保建设带来更有效的方案，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事实上，许多中标国企并非是环保产业的内行，承接项目后还要分包给专业的环保公司，且由于国企相关程序较为繁琐，项目工程进度和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导致时间和资金上的损失。

对此，薛涛表示，“在PPP领域，政府买单的环境治理项目应该让国企上，但是尽量上市场化程度高的国企。国企的管理制度比较完善，但是按照国企的决策机制和企业文化，并不适合做技术研发和设备供应。这就需要民企去做。”

除此之外，初入企业应该选择一些市场竞争程度相对不高的领域进入为好。张安华举例称，例如土壤修复技术及其应用领域，以及污水处理逐步延伸的领域，如县级和村、镇级区域的污水处理，过去污水处理主要以大中城市为主，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升，县、镇、村级的污水处理需求会日益增大，另外还有如黑臭河体整治、海绵城市建设，节能环保物联网等，“十三五”期间，数据开放有望逐步实现，大数据技术在节能环保领域的用武之地将越来越广，其市场前景也越来越大，通过节能环保与物联网、大数据的融合，产生新兴企业的条件非常丰实。同时，对于节能环保领域的后入者，还有如环境监测、污泥处理、信息服务等领域可供优选。

因此，只有让不同企业在环保的专业服务能力上一较高低，才能充分发挥出环保PPP的威力，充分促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

为精细化发展续航

尽管节能环保产业前景乐观，但我们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主要在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软性因素方面。

张安华分析称，“目前我国的节能环保企业极大多数规模较小，与一些正不断向综合化、大型化、集团化发展的国际环保公司的规模相距甚远，竞争力明显不足，虽然我国在常规技术方面已较成熟，但是在高端技术方面，与一些正向尖端化、深度化方向发展的国际环保企业相比，弱势突出，差距极大。并且在产品制造方面，能力偏低”。

尽管面临众多制约因素，但是节能环保产业未来依旧拥有大量的发展机会。“十三五”规划中，改善环境质量成为国家的终极环保追求，这是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新目标，也为环保产业带来了巨大的上升空间。伴随这一转变，一系列新的环保政策不断出台，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种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关系，构建完善的顶层设计，对环保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国家经济实行“供给侧改革”，将推动环保需求更加专业化、精细化。伴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上的深刻变革，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将会减少高污染的增量，甚至随着改革深入，存量也会出现减少。同时，现有的高污染存量将需要更为专业化、精细化的环境服务。

张安华表示，节能环保行业要不断形成优化产业结构的动力，以技术、模式、机制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加快优化调整，促进与中国节能环保市场相匹配的技术实力和优秀企业的不断形成，努力形成有持续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格局。推动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合理进行相关企业的并购，加强相关要素的融合，促进企业规模、优势的不断形成，不断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