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冬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珠玑巷考源

惠冬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自明代以来，珠玑巷的得名原因有“敬宗说”和“祥符说”，并各有传承。从移民史实和情理而言，敬宗说更加符合史实，反映出地源意义上的真实。祥符说的产生，导源于两宋之际以汴京为核心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是南渡中原士民怀念故乡、团结宗族的产物，反映出某种历史情境的真实。珠玑巷得名及其播迁的历程，体现了历史真实、现实需求和宗族记忆之间的张力和相互塑造。

珠玑巷敬宗说开封说宗族记忆

珠玑巷，是历史上中原移民通往岭南的必经之地：“此乃由中原入广东，必以珠玑巷停驿。”［1］（清）王文骧修.开平县志（卷2）.道光三年（1823）刻本.唐宋以来，大量的中原士民越岭南来，多在珠玑巷驻足，或由此南下，迁徙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何氏水木本源记》云：“岭南衣冠之族，多出于南雄保昌珠玑巷。”［2］（清）伯川翁等.何氏水木本源记.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P52）嘉靖《广东通志》引《南雄府图经》云：“（大庾）岭上古有珠玑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孙”［3］（明）黄佐.广东通志（卷19）.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謄印本，1997.（P379），珠玑巷由此成为众多岭南人士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和族源象征。基于珠玑巷在移民文化史和岭南区域史中的重要意义，学界对其的研究也不绝如缕［4］代表性成果有陈乐素.珠玑巷史事.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王鹤鸣等主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井上彻.中国的系谱与传说：以珠玑巷传说为线索.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但限于研究主旨，现有成果对珠玑巷之得名尚没有专门的关注。自明代以来，珠玑巷得名的原因就有“敬宗说”和“祥符说”两种，近人研究中往往两说并存，仅有郭隆钰先生曾言及开封说“显然根据不足”，惜未做出相关说明［5］郭隆钰.南雄珠玑巷史话.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并且，他将敬宗说的史源归于成书于清道光年间的《直隶南雄州志》，是不正确的。其实，得名原因的歧义，蕴含着珠玑巷史事的特殊内涵，也反映着移民文化的某种普遍内核，实有研究之意义与必要。故略陈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敬宗说与祥符说：珠玑巷得名的两种说法

移民往事，多散漫不可复忆，珠玑巷的诸多事实亦是如此。明梁维栋曾有《珠玑怀古》诗曰：“珠玑遗迹动凄其，厌说前朝有徙移。旧路人非芳草在，故园春尽落花知。梅关峰峭那堪浥，浈水渊深祗自悲。恨少贞珉传往事，满途燕雀语参差。”［1］（民国）黄佛颐.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中山图书馆印行，1957.（P1）可知明代关于珠玑巷的历史已经是众说纷纭了，以至于梁氏恨无碑刻传世，无法究明前迹，只剩下“前朝有迁徙”的笼统之说。珠玑巷得名的异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珠玑巷得名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之《广东新语》。该书内容庞杂，共二十八卷，每卷述事物一类，纵论岭南区域的舆地人文，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区域史研究史料。并且事有凑巧的是，流传后世的两种珠玑巷得名之说，俱出此书。该书卷二《地语》第四十九条“珠玑巷”云：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中华书局，1985.（P49）。

其中，祥符代指北宋汴京。按照此条说法，珠玑巷本为北宋东京开封府内的一条街道，两宋之交南渡士人随驾进入岭南，为了纪念故园，而将此地命名为珠玑巷。此说可称之为“祥符说”。

但，同卷第五十八条又云：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谧，因改所居为珠玑巷［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中华书局，1985.（P49）。

此说可称之为“敬宗说”。该说认为，珠玑巷原名敬宗巷，居民张昌七世同居，受到唐敬宗的表彰，赐予珠玑绦环一副，唐敬宗过世后，因避讳改名为珠玑巷。

稍后时代的乾隆年间的学者檀萃撰《楚庭稗珠录》，亦记载此两段内容，文字大体相同，应是抄录自屈氏之语［3］（清）檀萃.楚庭稗珠录.杨伟群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P47）。然而，屈氏和檀氏并载大相径庭的两种说法，不免让人难以择从。黄佛颐辑录上述记载之后，亦为“屈氏二说互异”而颇觉难解［1］（民国）黄佛颐.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中山图书馆印行，1957.（P4）。无论如何，屈氏所载为后人留下了最早的宝贵的文字资料。此后的诸种记载也都循着这两条脉络而来，并且两说各有信奉者。

（一）祥符说

屈大均之外，清代著名学者李星辉亦持祥符说。其《过珠玑巷有怀》诗云：“迢迢天水忆南渡，匆匆避敌临安去。禾黍离离念故都，缙绅各各随流寓。河北崔卢共逊荒，江南王谢亦辞乡。白鹤新居成此舍，乌衣旧巷付斜阳。世异时移纷转徙，百万柯条思我李。谱牒常悬太守堂，衣冠尚述鸣珂里。”其中明言汴京与南雄珠玑巷之渊源。更重要的是其诗前小序：“广州鼎族，其谱牒多称始自珠玑巷来者，吾族亦然。相传珠玑巷乃宋汴京里名，簪缨所萃。洎高宗南渡，士大夫流离入粤者，不忘故都，犹以旧居名其里甬。及帝昺奔新会，搢绅流寓益多。罗天尺诗云：‘南渡衣冠故里赊，洞天赢得住烟霞。’盖谓此也。今岭上人烟聚处，里门犹留‘珠玑’二字。”［1］（民国）黄佛颐.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中山图书馆印行，1957.（P3）该序与屈大均所言言语互异，而内容毫无二致，可以形成历史之呼应。

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有鹤山县陈山村《李氏族谱》，内两条记载亦可呼应此说。其一云：“我祖世居开封府祥符县”，另一云：“我太祖迁自南雄珠玑巷，建居冈州陈仙村”，将开封和南雄分别视作祖居地和迁居地，说明在李氏宗族的故园记忆之中，珠玑巷自汴京至南雄，一脉相承。

（二）敬宗说

与祥符说相比，敬宗说拥趸更众，典型的表现在岭南地区的族谱之中。如凌涌《张氏族谱》之序言云：“余张氏秦汉以前无稽矢。至唐有讳彻者举进士，为御史，生子兴，世居南雄敬宗巷，七世同居。唐敬宗闻而嘉之，赐珠玑绦环。兴避帝讳，改所居之巷为珠玑巷。”［1］（清）张凤翎.凌涌张氏族谱·序.光绪十九年（1893）本.张氏之所以选择敬宗说，或与该说之主角同为张氏有关，有彰显门楣之嫌。而其他宗族亦多采此说。简朝亮纂《粤东简氏大同谱》曾比较了两种说法，曰：“今以《广东新语》考之，珠玑巷者，本敬宗巷也。唐张昌之先，为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唐敬宗宝历元年，朝廷闻其孝义，赐与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因改所居为珠玑巷。或曰河南祥符县有珠玑巷，宋南迁者，侨南雄为故居巷名，此无征也。”［2］（民国）黄佛颐.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中山图书馆印行，1957.（P21）简氏认为祥符说于史无征，推崇敬宗说之心态相当清晰。清朝道光四年（1824），南雄知州戴锡纶编纂《直隶南雄州志》载：“南雄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宝历元年（825）改珠玑巷。”地方志的修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官方意志，而其官修志书的地位也会极大影响到当地人的宗族记忆，使得这一说法流传更加广泛。近年来，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派员到珠江三角洲各市、县调查和收集诸姓族谱、家谱。据顺德、番禺、南海、东莞、中山等市、县诸姓族谱、家谱，记述有关珠玑巷得名由来，大都与此说法相同［3］刘兴洲.珠玑巷古今.南雄县文史资料，1995.。

敬宗说与祥符说，一在宝历元年（825），一在靖康、建炎之间（1127年左右），先后相距约300年。而两者各有秉承者，莫衷一是，终成历史公案？在纷繁的记忆与传说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实？

二、敬宗说：情理与史实

历史上对此公案剖析最为有力者，当属东莞张明经《璐桑梓识佚续编》。针对《广东新语》的两种记载，张明经曰：

余北上曾经南雄沙水塘地面，至今闾门尚颜珠玑巷额云。若《广语》后一说（按：指祥符说），揆之情事颇不合：南雄有珠玑巷之名，已肇于唐代，岂俟宋代人再名之？一不合也。诸朝臣随驾入岭，则暂止南雄可知，后来分居广州，岂无一家知其本郡之望，而佥云自珠玑巷？二不合也。祥符有珠玑巷，岂随驾诸臣，舍祥符珠玑巷之外，别无一人随驾耶？三不合也。唐敬宗时，巷名珠玑，逮宋理宗已阅两朝，罗贵等九十七家久居此土，一旦南迁，故各家族谱皆云始自南雄珠玑巷来，信矣。况当时呈保昌严县主准申南雄府钟文达立案，批发路引，在绍定元年正月，附刻于罗氏谱，尤彰彰可据［2］（民国）黄佛颐.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中山图书馆印行，1957.（P4-5）。

张氏力主“敬宗说”，共胪列四条理由。然第一条是在敬宗说先入为主的前提下，即在先已认定了敬宗说可靠的情况下批判祥符说，难以作为理据。第四条中，以族谱中传世的始祖罗贵南迁的路引批文等为证，试图证实敬宗说的可信。罗贵，是珠玑巷南迁的第一批始祖，南迁之事据传发生在南宋时期［4］石坚平.民间故事、地方传说与祖先记忆——以广府地区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3，（3）.。陈乐素已指出，这些路引批文所述情形及用语皆非宋代语境下应有之物，而是后人制作的产物：

（路引等）在叙述南迁原因和过程方面是相当完整的，但文字不甚通顺，又显非宋代的文书样式。更明显的矛盾是，宋无岭南道；只称南雄州，不称南雄府；地方亦无“省”之称；政府机构，无“五府”之称。时间上，罗谱作“绍兴元年”，谢谱作“开禧元年”，麦谱作“咸淳九年”，有差距，特别是咸淳和绍兴，南宋初与南宋末，相距一百多年。又所谓南雄富民黄贮万“备船运粮上京”，这样一条水路是没有的［5］陈乐素.珠玑巷史事.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故此，张氏引路引等作为物证是难以采信的。其余的论述，均以情理相度。第二条言二说之不相容：宋代随驾入岭之人之事在南雄暂时居住，随即继续南下，难道所有人都在此之后忘记先前的祖籍地了么？第三条言祥符说之不可信：随驾诸人难道会没有来自其他地方者、而全部来自珠玑巷一隅之地？第四条前半部分则力证敬宗说之可信：敬宗（809—826）至理宗（1205—1264）已经横跨两个朝代，历400余年，罗贵等族长期居住于此，已经逐渐淡忘了祖籍地，而将珠玑巷视作故乡，如此，南迁之后称珠玑巷为故乡，自在情理之中。由情理而推往事，张氏对祥符说与敬宗说之分析可谓合情合理，可以作为敬宗说的“情理之证”。

情理之证，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反思的眼光，结合相关文字记载，可以进一步获得较为坚实的结论。祥符说的各种记载中，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从驾入岭”“南渡”之语，可知此事的发生当在两宋之际，即靖康、建炎年间。然而，考查宗谱中的记载，在此之前，就有大批家族迁到珠玑巷的记载。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献特藏部收有东莞大宁《谭氏族谱》，记述了先祖在北宋前期两次迁返于江西与珠玑巷的家族往事：谭氏世居江西虔化西俊村，宋建隆元年（960）避乱定居珠玑里沙水村，建隆三年（962）回虔化，至景德二年（1005）又再度迁珠玑里，其后于绍兴间迁东莞。此条记载与当时情势暗相契合，当为史实。建隆为北宋赵匡胤第一个年号，此前中原地区为后周世宗柴荣之天下，曾连续在955至959年之间展开对南唐的持续攻击。而江西时在南唐境内，人心惶惶，不少士民唯恐战乱延及，纷纷南迁，这是谭氏第一次迁徙珠玑里的历史背景。而后来谭氏之所以返回故里，源于南唐后主李煜在961年时曾短暂地将国都迁至洪州（今江西南昌），并直到南唐灭亡，洪州都一直维持着南都的地位，这无形中激励了原籍江西的谭氏返回家乡。绍兴年间，金人持续南下攻宋，导致大量宋人南迁，相当一部分人聚集在南北交通要道南雄珠玑巷一代，逼迫谭氏再次南迁东莞。因此，《谭氏族谱》所言大体可信。

该特藏部另有番禺诜敦《孔氏家族》，为光绪三十四年刻本，其中记载了孔氏第四十三代名承休者，“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乃自南雄保昌珠玑巷石井头，携子继迁家广州城西彩虹桥居焉”。由南雄珠玑巷迁往广州的士民不在少数，广州市至今有街道名“珠玑巷”，很可能就是这批移民怀念故乡才命名的。蔡垚爔《新会县乡土志》叙述了一支辗转由敦煌至福建再至珠玑巷的南迁氏族“河塘家族，其先敦煌人，……流散于闽。宋初，有容纱者为南雄保昌令，因留居南雄珠玑里”［1］（清）蔡垚爔.新会县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本.。

此类记载尚多，兹不赘举。综上可知，北宋时期南雄已经有了珠玑巷之名，并且已经成为北方氏族南迁的中转枢纽。若两宋之际方有珠玑巷之名，则该地在此之前必当另有一称呼，而族谱和史志皆无著录，可推知珠玑巷在两宋之交前已然得名。

另外，祥符说中提到珠玑巷是“簪缨所萃”之地，且在南渡后成为了整个开封的代称，可知此地在北宋东京城内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遍检《东京梦华录》《汴京遗迹志》等诸多记载开封史事的典籍，其中对开封城坊记载颇详，却没有一处有提及此巷。这一现象也反衬出祥符说的无据。

既然无论从史实还是情理两方面来说，敬宗说都更为可靠，那么，为什么还会产生祥符说呢？换言之，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推动了祥符说的诞生？

三、祥符说：另一种历史真实

任何的宗族传说，都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宗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真实。对于某些已经被“证伪”的历史传说，并不能因此否定其所蕴含着的某种历史真实性；相反，对于这些伪说的产生和流传进行认真分析的话，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历史讯息。珠玑巷传说中的“祥符说”亦当作如是观。祥符说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重点叙述了南迁移民对故乡开封的深切思念之情。其中的两个节点非常重要：一个是时间点：两宋之交；一个是地点：祥符（汴京）。而这两个节点在岭南民族迁徙史上都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可以说，正是两宋之际宋室南渡的历史事件和以祥符为代表的中原移民，共同建构了“祥符说”。

（一）两宋之交的中原移民

宋代以前的南下移民，多止步于江淮地区，真正深入岭南地区的并不多，难以从整体上改变当地的基本面貌。对珠江三角洲的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是直到宋朝时期才有的事情，移民持续涌入，使该地区完成了“从蛮夷到神州”的转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郎国华.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其中，两宋之交的建炎南渡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大量的士民跟随北宋皇室、官绅的脚步走向南方。而这次南迁的历史记忆，成为众多家族能够明确追溯族源的起始。广东新会《司徒氏族谱》即言“我司徒氏，祖居南雄珠玑里，自北宋以前谱帙残缺，莫可考证。至宣翁，值有宋南渡，中原多寇盗窃发，自南雄迁居广东广州城，是一世祖矣。”若再向上追溯，往往已不可知：“若再询其南雄之先与始祖之上，间有愕然者。”［2］（清）伯川翁等.何氏水木本源记.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P52）北宋以前的族谱残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唐末五代时期的长期战乱和门阀世族的消退。在魏晋的门阀世族时期，修撰谱牒是保障门阀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直到唐代中期此风犹存，但随着唐后期战乱的长期持续，门阀制度已然崩溃，导致了大量谱牒的丧失；而长期战乱、迁徙流离也使得新修族谱变得异常困难。到了北宋时期，能够追溯家世的已经寥寥无几［3］戴仁柱著.刘广丰、惠冬译.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中华书局，2014.（P39）。所以，宋代成为很多迁徙家族重构家谱的时间起点。

据任崇岳先生的考证，史籍记载的两宋之际的中原移民大约有十万之众，实际数字可能更多［4］任崇岳.北宋末年的两次中原大移民.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4）.。这次中原大移民的过程之中，南雄珠玑巷的人口规模得到了巨大的充实和膨胀，众多氏族的族谱资料显示，家族都是在此时迁至的。据高明《程氏族谱源流叙》、顺德龙山《黎氏族谱》、石头《霍氏族谱》、新会陇西《李氏源流》引《古谱序》、番禺《高氏世谱》、汝南第冈《周氏大宗全谱序》等等族谱记载，都是靖康、建炎间入迁南雄的［5］曾祥委、曾汉祥主编.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开平县志》对这一现象概括说：“中原衣冠，北宋时避金人之寇徙居南雄，广州氏族多发源于此。”［6］（清）王文骧修.开平县志（卷2）.道光三年（1823）刻本.可知南雄珠玑巷，既是南下移民的定居地，也是移民中转的枢纽之地。

（二）汴京移民的核心作用

在大量的南迁移民中，来自汴京的移民无疑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这是与汴京在北宋时期的政治中心地位相适应的。起引领作用的，自然是赵宋皇室。随着北宋朝廷的崩溃和金军的步步紧逼，赵构仓皇南逃，大量的开封士民随之南迁，经太湖流域走大庾岭进入珠江地区，史称“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7］（元）脱脱等.宋史（卷178）.中华书局，1985.（P4340）。如南宋初年著名诗人陈与义，“金人入汴，高宗南迁，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即五岭）”，进入岭南地区［8］（元）脱脱等.宋史（卷445）.中华书局，1985.（P13129）。河南人朱敦儒，“避乱，客南雄州”［8］（元）脱脱等.宋史（卷445）.中华书局，1985.（P13141）。这是两宋之交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

第二次迁徙发生在南宋初建炎三年（1129），规模更胜前次，这次迁徙的核心人物是隆祐太后。隆祐太后本为哲宗皇后，靖康之难时因位号被废而幸免于难，后被张邦昌迎为太后。建炎三年（1129），登基后的宋高宗赵构下诏：“以迫近防秋，请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有司毋禁。”［1］（元）脱脱等.宋史（卷25）.中华书局，1985.（P466）由于“有司毋禁”的原因，这次的跟随者远胜前次。隆祐太后沿赣江抵达洪州、吉安，继而到达虔州，稍做停留后再次转往临安。随行士民中一部分跟随太后前往临安，多数继续南下，跨过大庾岭，寄寓南雄盆地。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此事曰：“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2］（宋）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中华书局，2013.（P1253），故而南雄珠玑巷地区成为中原士民南下入岭的第一站。

由于两次南迁都是由皇室统领、由汴京出发，所以其跟随者自然以汴籍者为先、为多，他们跟随皇室一路南下，沿途吸纳其他地区的民众，汇成一股浩大的南迁队伍，而其引领者的核心地位未曾改变。如建炎三年（1129）八月，京城副留守郭仲荀“自京师赴行在，都人随而行者数万”［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1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958下）。可知汴京移民的领袖作用。加之汴京为北宋首都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地位。所以，屈大均载“祥符说”，不言中原其他各地，而单言“祥符”。

正是上述两种因素，促成了祥符说的诞生，这一传说的最初制造者，应是这一时期从汴京南迁的士民。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入岭的必经之地——南雄珠玑巷，或短暂停留，或在此长期居住，出于对故乡的思念，也为了团结南来的中原士民，祥符说的产生就在情理之中了。陈乐素曾经指出：战乱流徙他乡者，总会怀念故乡，把珠玑巷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着南迁者的故土，其意义已经不仅限于纪念南雄珠玑巷，而且含有纪念更为广泛的中原故土的意味。各大宗族共同秉承源自珠玑巷的说法，具有维护宗族、团结互助的现实作用［4］陈乐素.珠玑巷史事.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可以说，祥符说是南渡中原士民怀念故乡、团结宗族的产物，在反映珠玑移民的南迁过程和故乡情怀方面，体现出了更多的历史内涵，深刻地体现了南迁移民与中原、尤其是与汴京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历史深情。可以说，敬宗说和祥符说，前者反映的是地源意义上的真实，后者反映的是历史情境的真实。

（责编：樊誉）

惠冬（1984—），男，河南长垣人，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宋史、历史地理。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qn0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