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世泽于万历十六年前后编纂并刻印《考亭志》十卷，为历史上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建阳考亭书院志，也是历史上唯一一部全面记述朱熹考亭书院历史的书院志书。由于此书极为罕见，以往对此书的内容、编者、卷帙、刊者和刊印地点等均存在不少失误，故应逐一作出考辨和纠正。

[关键词] 朱世泽；考亭志；史料价值；辨正

[中图分类号] K2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2—0033—06

Abstract：Zhu Shize， Zhuxi's 13th grandchild， compiled ten volumes of Record of Kaoting in about 1588. Record of Kaoting is the only record of Jianyang Kaoting Academy and the only one comprehensive academy annals recording the history of Zhu Xi's Kaoting Academy. Rare and precious as the book is， there are a few mistakes in the content and other details like the author， the episode， and the print location. Hereby， the paper tries to examine and correct them.

Key words：Zhu Shize； Record of Kaoting； historical value； examination and correction

《考亭志》十卷，明朱世泽编，明万历十六至十七年（1588—1589）刊行于建阳书坊。此书在国内罕见，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所著录，仅有南京图书馆收藏《考亭誌》十卷 明朱世泽撰，明万历十七年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下》史部地理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49页。序号一一八O五，南京图书馆存。

。在国外，也仅有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日本内阁文库等处有收藏。此外，此书另有日本宽政七年（1795）据万历刊本传抄本，现存日本东京内阁文库。

本文即据此抄本，对《考亭志》的内容、编者、卷帙、刊者和刊印地点等以往所存在的失误之处，一一作出辨正。

朱世泽，字仲德，号斌孔，朱子十三世孙。生于明嘉靖癸亥（1563），在考亭书院的朗朗书声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先后编纂《考亭志》，担任万历《建阳县志》分纂和《蔡氏全书》编辑。万历乙酉（1585），他搜集考亭、建安和婺源三宗的世系，编成宗谱，名曰《太师徽国文公朱子世家文献》。此书后由其伯父朱钟文续编为《考亭朱氏文献全谱》，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刊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云：

《考亭朱氏文献全谱》十二卷。明朱钟文撰。钟文字吾沧，朱子十二世孙。官大足县知县。新安朱氏支派 非一，其北洛墩头之朱，本不出于考亭，时方醵金购谱建祠，钟文恐其乱宗，乃溯唐茶院公以来世次，纂纪本末，搜讨颇详。分类凡十三门，曰广睦，

曰明宗，曰溯本，曰尊祖，曰著居，曰庭训，曰褒典，曰汇文，曰列传，曰宦达，曰女德，曰外戚，曰杂纪，冠以朱子所作世谱原序。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中华书局1965年，第543页。

此谱现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书影1）。朱世泽的另一位伯父朱用圭，一作用珪，曾历官安徽滁州同知。光绪《滁州志》载：“朱用珪，字七峰。福建建阳人，由选贡，嘉靖二十七（1548）年任”。光绪《滁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3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四之一第357页。

朱用圭也非常重视考亭朱氏的历史文献编纂，曾广为搜集资料，编辑《考亭阙里志》，为《考亭志》的前身。

一关于《考亭志》的卷数

历史上，对此书曾有过十三卷、十卷和四卷等几种不同的著录。

著录为十三卷的，是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在此书目卷八中，著录为“朱世泽《考亭志》十三卷”。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6册，第220页。

查此抄本《考亭志》仅有十卷，据此，很容易得出黄虞稷的著录是错误的结论。然而，细读《考亭志》中的文字，在卷末后附朱世泽《叙锲考亭志颠末》一文，文中有“妄为编摩，分为十卷，而以外志三卷附焉”，由此可知，此书可能另有一“后以外志三卷附焉”的版本行世，而黄虞稷所据以著录的，正是这个版本。只是这个版本除了《千顷堂书目》和朱世泽本文所言之外，再也不见后人著录，故有可能现已无刻本存世。

著录为十卷本的，最早有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见于该书目卷八，著录作“明朱世泽撰，明刊本”。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见于该书目卷八，钱塘丁氏聚珍仿宋本。

民国赵鸿谦《松轩书录》所见即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本，所记较为详尽：

《考亭志》十卷，明朱世泽撰。首列凡例，凡例第二则云：“《志》以雷公礼序诸端者……”，按此本无雷序。前五卷目题“《考亭志》智字本目录。”后五卷目题“《考亭志》仁字本目录，”末有自序，无刊印年月，似万历间刊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附藏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赵鸿谦《松轩书录》，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1929年，第2期，第29页。

著录为四卷本的，是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在此书卷三中，著录作“《考亭志》智字本四卷，明万历丁亥朱子十四世孙（方按：十四世误，应为十三世）世泽重编。刊本前有凡例，其卷一之第三叶重复而文字稍异，知当日刊成以后复有修改之叶。惟卷一燕居庙条下有小字注云‘右都御史林公俊撰记，见八卷末。又献靖公祠条下有注云‘礼部尚书陈公文记见八卷。今检此书实止四卷。验诸目录亦复相应，岂编书之时原有八卷，临刊乃复删减耶？又按目录所载卷四之后半有《朱集潭钞》，茲全阙。又卷三《考亭日抄》之末及卷首雷礼旧序皆有阙叶。有印文二，曰吕履谦印，曰文之氏。”陆祖谷编《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卷三明本乙（上），浙江省图书馆1932年版，第42-43页。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2期方彦寿：朱世泽与《考亭志》辨正

在未见抄本《考亭志》之前，笔者曾以为《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所记可能是一个残本，而在详阅抄本之后，才知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抄本卷首目录中，其文字如下，括号内的文字原为小字：

考亭志智字本目录：

一卷沧洲形胜（附各对联）

二卷道学赞扬（魏了翁年谱序附）

三卷考亭日抄

四卷朱子手泽

（文公著序书目、文公笔辨）

（胡缉朱子大全序附）

（前曰沧洲病叟集，后曰朱集潭抄）

目录之后，即开始一至四卷的正文，一至四卷正文之后，又开始了五至十卷的目录：

考亭志仁字本目录

五卷及门造士

六卷历朝诰谥 附各奏疏

七卷隆儒缛典附各官书

八卷名公翰墨附文庄公丘浚瀛洲桥记

九卷饗堂典章

十卷 谒祠题咏附谒云谷诗二首

也就是说，五至十卷的目录不是衔接在卷四之后，而是另外排列在卷四正文之后！这样，如果没有将此书做一详细的翻阅，而只是在卷前几页匆匆浏览一过，就会误以为此书仅仅只是四卷，因而出现《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那样的著录；所以，上文所说的“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说的是《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编者对此书卷数的误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藏本确实是一个残本，即仅存前四卷，而后六卷亡佚。

这种一至四卷、五至十卷的四六分，与上文介绍赵鸿谦《松轩书录》所著录的一至五，六至十卷的前、后五五分的情况小有差异，可能这是刻本与抄本的不同之处。

二关于《考亭志》的编者与书名

在日本前田尊经阁文库另藏有明万历版《考亭志》十卷，据馆藏著录，此本虽然是1991年据内阁文库存本所复制，但奇怪的是，作者却著录为“明朱用圭”而非朱世泽。

此外，在《考亭紫阳朱氏总谱》中有朱世泽的小传，其中提到了朱用圭与这部志书的关系，以及志书的原名：

为继承伯祖朱用圭遗志，以编《考亭阙里志》为己任，《考亭阙里志》编成后，就正于族长朱奎，又进行修改订正。万历乙未（1595年），更名为《考亭志》，由督学徐即登刊刻行于世。此外，他还编著《潭阳文献》九卷。明刊本《考亭志》今存于南京图书馆，传为海内孤本。闽北朱子后裔联谊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合编《考亭紫阳朱氏总谱》，2000年铅印本，第415页。

在这段话中，出现了此书的原名，具体刻印时间和刊刻者等。

先说编者。上文之所以会出现朱用圭所编，实由来有自。在《考亭志》卷末朱世泽《叙锲考亭志颠末》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嘉靖岁在壬子，伯祖用圭公同知滁州事，时适古和雷公官南 太仆，司同滁阳，索《考亭志》，欲以应之而其道无由也。缘卤略其梗概，辱公代修，而公擢大司空北去，仅仅撰序以贻用圭公，不幸用圭公卒，而志终不果辑。

这里说到了朱用圭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任滁州同知时，曾与时任南太仆寺卿且“司同滁阳”（即同在滁州设司）的雷礼有交集。雷礼（1505-1581），字必进，号古和，江西丰城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官福建兴化府推官，官至工部尚书，著有《皇明大政记》《国朝列卿记》和《南京太仆寺志》等十几种著作。因与这位知名的学者有同官之谊，朱用圭于是与雷礼谈起正在搜集资料欲纂修“考亭志”的意愿，这引起了雷氏的兴趣，此后曾前后三次向用圭索要志书初稿而不得；而用圭只是说起编纂此书的“梗概”即提纲，并希望雷氏能帮助其“代修”，后因雷氏提拔为“大司空”而调离滁州，仅仅留下了一篇序言，又因其后不久朱用圭不幸逝世，这部志书最终未能在朱用圭手上成书。这部欲修而“未果”的志书，可能正如赵鸿谦《松轩书录》在转录该书凡例所言，“以雷公礼序诸端者”，而雷序中恰恰提到了朱用圭与此书的重要关系，这应该是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将此书著录为“朱用圭（编）”的由来。

次说书名。上文所说的“以编《考亭阙里志》为己任，《考亭阙里志》编成后，就正于族长朱奎……”是说此书原名为《考亭阙里志》，在此，“考亭”二字有误，而应为《南闽阙里志》，见于朱世泽《叙锲考亭志颠末》一文以下一段话：

今我文祖婺源有紫阳书院，则父母之邦也；尤溪有南溪书院，则悬弧之他（地）也；建安有环溪书院，则童戏画卦之所也；崇安有武夷书院，则晚岁讲学之区也。未闻以“阙里”称者，惟溪山清邃，盖文祖卜筑以成献靖公之志，而佑启我后人者也。是以葬祝文母于建阳之寒泉林，葬刘夫人于嘉禾之九峰山麓，则建阳之考亭实文祖付道沧洲而老其天年之所，是以宋理皇赐书院额，熊勿轩先生记目之为“南闽阙里也”。由兹以谭，则考亭诚文祖之阙里，而考亭书院不可与诸书院同年语也明矣。……文祖，孔孟以后一人，孔有《阙里志》，孟有《三迁志》，而考亭独阙焉，是世泽之罪也，是世泽之罪也！……知而不传弗仁也。……雷公序妄为编摩，分为十卷而以外志三卷附焉。用熊勿轩先生语名曰《南闽阙里志》，就正族长征仕郎八十五翁奎公，然后乃敢捐己赀以寿诸梓，嘉与海内知重文祖者共之。

再说具体刻印时间。

对此书的刊刻时间，有上文所说的万历乙未（1595年），和万历十六年和万历十七年三种说法。

万历乙未一说，来源于清末印本建阳《紫阳堂朱氏宗谱》朱世泽小传，其中有“万历乙未（1595）提学道徐公节（即）登序诸书要序，刻传海内”一语，但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则被修谱者所忽略，即“万历己丑（1589）蒙提学道耿公定力建（倡）刊《考亭志》，嘉其留心先人，送学作养。”耿定力，字子健。麻城人，万历间任福建督学副使。《福建通志·名宦志》有其小传，称其“具人伦藻鉴，所识拔皆知名士。”《考亭志》卷末，日本宽政七年（1795）据万历刊本传抄本，现存日本东京内阁文库。

万历己丑，即万历十七年（1589），因此，此书刊刻成书的时间应在万历十七年前后。之所以说是“前后”，是因为在此书卷十之后，有“万历十六年戊子夏刊”一行，表明此书开印于万历十六年夏季。这应该就是日本内阁文库存本据以著录为“明万历十六年序刊”的由来。然而，细读文本，在此书中还有好几处在万历十六年之后发生的事件：

一是在卷九《饗堂典章》中，有《修考亭志成告祖祠文》，文曰：

刻《考亭志》完告家庙，万历十七年己丑五月十五日十三世孙世泽谨具志书全部，……刊志流传，延今两载，版始锲完，谨具数言，聊表心颛。……

二是在卷七《隆儒缛典》中，有“钦差提督学校福建按察司副使耿囗囗为公务事”的公文，其主要内容是官府为修葺武夷山紫阳精舍，曾拨专项钱粮375萝，而被“朱氏子孙无行者，视为赈贫济饥之物争分”，而“前刻《考亭志》批准充附生朱世泽，其志行不苟，或可行令掌管此租。选择外姓及本族生儒读书习礼于精舍内，庶为爱礼存义之意。”后署明年月为“万历十八年九月初五日，行外原批，行至建阳县，即将本道宪牌刻板张挂精舍内。”后有朱世泽小字注云：

世泽窃念宗师老大人藉入邑庠作养，揣分逾涯，敢侥望之福？……

宗师老大人即耿定力，藉入邑庠作养，亦上文已经提到的“送学作养”，即送到县学，成为县学的“充附生”。

三是在卷六《历朝诰谥》末页，甚至还出现了“万历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奉圣旨程朱正学崇尚已久，岂可轻议”一条。

在以上所录文字中先后出现了“万历十七年己丑”（且明确说为“刊志流传，延今两载”）、“万历十八年九月初五日”、“万历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三个纪年，如果此书刊印于万历十六年，就不应该出现此后发生的事件，由此可以断定，此书应为开印于十六年，历时两年，而下延至万历二十年仍不时有内容以新书版补入。

最后说刊刻者。上文有“万历乙未（1595）提学道徐公节（即）登序诸书要序，刻传海内”一语，说的应该是徐即登为诸书作序之后，由朱氏付诸刊刻并传海内，被误解为“徐即登刊刻行于世”。徐即登（1544—1626），字德俊，号匡岳，江西丰城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累官礼部郎中，历福建提学副使、福建参政等，师从于名儒李材。在福建提学副使之时，因“闽旧为徽国（朱文公）教化之地，即登崇圣学，正文体，与诸生穷性命指归，士风丕变。”清郝玉麟、谢道承修纂《福建通志》卷二十九《名宦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28册，第463页。

实际上，此书的刊刻者是朱世泽，在其《叙锲考亭志颠末》一文最后几句说得明白：“然后乃敢捐己赀以寿诸梓，嘉与海内知重文祖者共之”。所谓“捐已赀以寿诸梓”，是说用自家的钱交付书坊雕印，说明此书的刻印，在资金上与徐即登没什么关系，故此书的刊刻者毫无疑问应该是朱世泽。

三此书的刊印地点

按说，书院志书，编纂在书院，其刊刻地点理所当然也应该在书院。在以往的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也是这么认识的。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六十九《人物志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5册，第418页。方彦寿《福建书院刻书述评》，《中国书院》第4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方彦寿《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文中所说的“提学”，指的正是徐氏官福建提学副使之时。

然而，实际上，此书的刊刻地点并不在考亭书院内，而是在建阳书坊。

在此书卷九后附《修考亭志成告祖祠文》中说：

刻《考亭志》完告家庙，万历十七年己丑五月十五日十三世孙世泽谨具志书全部，焚告于考亭始祖太师徽国公丙五十二公曰：远孙世泽，碌碌无寻，窃自客岁寄处书林，召工剞劂，刊志流传……

由此可知，此书的刊刻，前后历时两年，为方便校对书稿，以刻版印制，朱世泽“寄处”建阳书林。也由此可知，古人刻书之困难，即便是距离考亭仅数十公里处就有建阳书林，但在古代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仍属不易。

四《考亭志》的史料价值

由于以往此书锁在深闺，其内容罕为人所知，以至于有人根据书名，想当然地认为这只是一部“乡村志”。方彦寿《福建书院刻书述评》，《中国书院》第4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陈明考序《回瑶村记》：“乡里村一级历来很少修志，到明清时代才开始逐步出现。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朱熹后裔邑生员朱世泽撰《考亭志》。”李家钦编著《建阳大典》，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实际上，《考亭志》是一部以朱熹和考亭书院为中心的书院志书，而不应视为是考亭村的村志。但由此事例可以知道，由于此前从未有过完整介绍此书的文章，加上以往极少被学者所引用，其内容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如此，故有必要简要地介绍一下此书各卷的基本内容。

卷一《沧洲形胜》，主要内容包括介绍考亭东西南北四向的地方疆界；朱熹创建的竹林精舍和沧洲精舍的沿革，以及宋理宗赐额之后考亭书院的历代沿革。其中《考亭图》与《考亭图说》，详细描绘了明万历年间书院的建筑概况。其后，有书院附近的山、潭、亭、坊表、桥、社、寺和井，以及《考亭八景诗》，此外还有明代的地方官题写的书院对联等。

卷二《道学赞扬》，辑录了朱松的《洗儿诗》，刘子翚《字朱元晦祝词》，描述朱熹画像的《文公自题三首》，以及友人陈亮、门人赵汝腾等《赞文公像》。此外，《家庙藏文公六十一岁时真影》，是《考亭图》之外的本书的第二幅图像（书影2）。后附陈淳、李方子和吴寿昌等一批门人的《表扬朱子杂文》。

卷三辑录了宋晚学魏了翁《朱文公先生年谱序》，门人祝穆《朱子易箦私识》，后学王柏《朱子系年录跋》，以及《考亭日抄》。该《日抄》记录了从绍熙二年五月辞鸿庆宫归次潭阳，下迄庆元六年三月于考亭正寝，到十一月壬申下葬建阳唐石大林谷期间，所作序文、跋、记、赋、铭诸轶事而系之年月。

卷四为《朱子手泽》，列有《文公著述书目》共25种；《文公亲书字》，其中考亭存有墨刻板者及各处题者12种、四字扁17种；三字扁19种；二字扁14种等。后附明胡缉撰《朱子大全序》。其后是《沧洲病叟集》，从朱熹文集中“选其居考亭以后所著文，葺命以《沧洲病叟集》者，取公当时自号名之，而为此志益增重焉”。最后是《朱集潭抄》，内容是“外为邑人撰著及题潭阳山川者，即不计年月之先后，类而名曰《朱集潭抄》，盖亦无忘先人亲历品题之迹，并以为过者知式之去尔。”

卷五《及门造士》，辑录朱熹及门弟子共338人。其中福建142人， 南京24人，山西2人，河南2人，陕西1人，浙江40人，江西56人，湖广4人，四川6人，广东2人，广西1 人，外府县无考者58人。其内容，仅书各门人的姓名于各县名之后，而对“各门人之字号爵里、著述，及文公之与序、文、记、说、诗、铭、书启等事，初欲即见于各人之下，今既裒辑颇久，不能成帙，未备锓板也。”

卷六《历朝诰谥》附各奏疏，是历代朝廷对朱子颁降的诰辞。时间从绍熙四年（1193）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抚使，到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四百年间对朱子的褒扬，共四十多条。

卷七《隆儒缛典》附各官书，是历代地方官府对考亭书院的修葺。辑录了从宋刘克庄任县令始建考亭祠以来，下至万历年间，历代官储对考亭书院的重修重建的史实，使“破坏者完，倾颓者整，门墙栋宇如新”。

卷八《名公翰墨》，收入熊禾、虞集、彭时、林俊、杨四知、王世懋、杨应诏和程世京等有关书院的记文。

卷九《饗堂典章》，辑录陆游、白玉蟾、黄榦、陈淳、真德秀、刘克庄和王埜等历史名人和朱门后学的祭祀之文。后附朱世泽《修考亭志成告祖祠文》。

卷十《谒祠题咏》，辑录宋明时期曾极、程永奇、程鸣凤、马廷鸾、熊禾、吕午、何乔新和程敏政等一批学者的吟咏考亭书院的诗赋。后附谒云谷诗二首和《考亭书院竖碑记》。

卷末附朱世泽《叙锲考亭志颠末》，万历戊子冬刘朝阳《考亭志后序》。

以上大致介绍了《考亭志》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历史上唯一一部全面记录朱熹考亭书院历史的书院志书。由于编志者距离朱熹的时代已有四百年之久，故志书的编纂有较大难度。比如卷五《及门造士》，辑录朱门弟子共338人，仅列各门人的姓名在各县名之后，而缺生平事迹的基本概况；而且，这338人有不少是在其他地方从学的弟子，不全是从学于考亭的门人，造成这种情况的，恰恰是因为年代久远，原始资料欠缺的縁故。

尽管如此，这部志书仍有不少其极具史料价值之处。

一是保留了历史上最完整的描绘考亭书院的平面图（书影3）。而在此之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比较完整的只是清道光《建阳县志》中的《考亭书院之图》，与《考亭志》中的图相比，县志中的书院图所描绘的不过只是此图的局部，甚至不到一半的篇幅。而在此图中，我们可以由此读到大量的在县志图中所见不到的内容，诸如龙舌洲、鲤鱼洲、盖竹社、沧洲桥、聚星亭、方塘阁和玉尺山，乃至“朱氏子孙世居之屋”等。而《家庙藏文公六十一岁时真影》，将此图与明正德刻本《朱子实纪》中的“太师徽国文公像”拙著《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明正德八年鲍雄刻本《朱子实纪》卷首。

比照，可以断定，此图应来源于《朱子实纪》；由此也可以推断，本书卷五《及门造士》中338位朱门弟子，其来源应该是参考了戴铣《朱子实纪》中319位门人，宋端仪《考亭渊源录》明隆庆三年（1569）林润刊本《考亭渊源录》卷六至二十二列朱子门人296人，卷二十三为"考亭门人之无记述文字者"，仅列其名，共88人。296位门人的史料，而略有增补。

二是卷一《沧洲形胜》，对考亭书院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对元明以下对书院的修复，在以往的府县志书中大多语焉不详，而在此志书中有不少珍贵的史料记载；卷四《文公亲书字》，对万历时期，仍在考亭书院存有刻板，以及各处所题者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罗列，对于评判不少流传于今的朱子手迹的真伪，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