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传彬/文



胡适参与营救胡也频的历史真相

·吕传彬/文

胡也频与丁玲于1926年6月在北京的合影

胡也频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据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披露，1931年1月7日他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之后，胡适曾对他表示同情，并设法营救。但笔者遍寻了丁玲生前对胡也频回忆或纪念的文章，均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确切记载。

对于这桩是非真假有待分辨的悬案，的确有重新提出探讨的必要。它不仅有助于展示当时复杂的历史内幕，也有助于对当时胡适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究竟有哪些人参与营救胡也频？

大家知道，丁玲是胡也频生前最亲密的伴侣与战友。她从1924年夏开始认识胡也频算起，到1931年2月胡也频牺牲为止，前后有八年的相处时间。因此，丁玲对于胡也频坎坷的革命生涯最为了解，特别是胡也频被捕后谁是想方设法参与营救胡也频的朋友，谁是迫害胡也频的敌人，也是丁玲最为明白的。然而，我们阅读了丁玲建国以来所写的《一个真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11月15日作）、《也频与革命》（1980年1月作）、《胡也频》（1980 年l0月作）三篇文章，却未发现丁玲提及胡适营救胡也频的事，而只谈到郑振铎、陈望道及邵力子等人。为了稽考史实，现将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的有关叙述引录如下：

“……（胡也频被捕后）第二天，沈从文带了二百元给我，是郑振铎借给我的稿费，并且由郑振铎和陈望道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我去找他。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地方，我就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邵力子说他是不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陈立夫。……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也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这案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他出去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

这段插叙，可说是丁玲追念胡也频的三篇文章中叙述当时营救胡也频情况最详要的，应该说是可信的。因为丁玲在1950年写这篇回忆录时，所牵涉到的有关人，如郑振铎、陈望道、邵力子等人，当时都还健在，旧事重提，记忆犹新，若有差误，各方自可提出质疑或订正。丁玲当时也没有必要为此而无中生有或虚构情节。

据夏弘宁在1991年11月13日《文汇报》发表的《文坛两挚友——叶圣陶与夏丐尊》一文所说；“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应丁玲要求，两人（叶圣陶、夏丐尊）又联合给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写信，请他帮助营救”。如此说来，如果这是确切的话，那么找邵力子帮助的就不单是郑振铎、陈望道的一方，而还应包括叶圣陶、夏丐尊在内才对。表明邵力子当时在党内外进步人士的眼中还是属于较开明的权威人士，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拜托他。

值得一问的是，除了以上所说的写信给邵力子求援的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也为胡也频被捕而想方设法营救他？如果确有其人，实有其事，为了让历史恢复真面目，让后人公正评判它，实在没有回避的必要。就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所提供的情况看，像类似写信给邵力子那样祈求从中斡旋，以期胡也频获释的，可谓不乏其人。如1988年出版的凌宇著的《沈从文传》一书中，曾就此事也作了较详的记载：

胡适

“……（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从胡也频住处……回来，已是深夜。刚回到住处，就急匆匆走来一个穿破烂的老头，说自已是管监的，受胡也频之托，来送信的，并随手递过一张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作者凌宇注，胡先生，即胡适）商量，保我出来。第二天，沈从文赶紧找到胡适。胡适说：‘那不行，我们想办法。，晚上，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并找到李达及夫人王会悟、施存统、朱谦之，大家一起在西门里李达家里商量营救办法。最后议定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放人。先是沈从文一人到了南京，其时正是蔡元培在国民党内无从说话的时候，又找到邵力子，邵力子说这事无从措力，却同意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事情未得结果，返回上海。第二次再同丁玲一起来到南京，住在左恭家里（左恭这时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大家要沈从文去找陈立夫，……通过熟人从中斡旋，沈从文终于见到了陈立夫，并向他说明来意。陈立夫说：‘这事不归我管，我可以调查一下。，……沈从文看出陈立夫同他也不过虚与委蛇，不想陈立夫反过来劝他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做事。沈从文也照样虚与委蛇，故意含糊其辞，引开话题，和陈立夫谈了三个小时的‘唯生论，……此路不通，沈从文和丁玲返回上海。丁玲反复说：‘我老早就知道，没有希望，白跑了一趟。，于是，大家又商量请律师，并找到张仲石。律师说：‘这官司不好打，，婉言谢绝了。”

毫无疑问，这段具体的描述，是作者通过对沈从文的采访而整理出来的，而不是作者捕风捉影捏造的。因为，刘祖春在199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所发表的《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一文记载：“胡也频托一个管监老头，送一个便条给从文，请从文‘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来，。胡先生指的是胡适”。对照凌文所述，可说是不约而同，同出一辙。究其因，乃在于无论是凌宇或刘祖春，沈从文生前与他们都有过较频繁的来往，特别是刘祖春，他与沈从文的关系尤为密切，是相知已久的深交。所以其中极其隐秘的信息，想必是沈从文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在促膝谈心的和谐气氛里陆陆续续透露给他们的。可以说除了当事人丁玲之外，唯一知其内情的，就是沈从文了。因为当时沈从文是胡也频的知己，事情发生后，沈从文四出奔波，上下联系，为营救胡也频而不遗余力。所以，其信息的来源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事实上，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已有了若干的透露，只是没有把胡也频在纸条上所写的“原文”，如实地表明出来罢了。丁玲是这样叙述的：

“……（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等不到天大亮，我又去找乃超，这次我走进了他的屋子，乃超沉默的又把我带到冯雪峰的地方，他也刚刚起来，他也正有一个婴儿睡在他们床上。雪峰说，恐怕出问题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同捕房的人来过他们那个书店，但没有被保出来。他们除了要我安心以外，是没有旁的什么办法的，他们自己每天也有危险在等着。我明白，我不能再难受了。我要挺起腰来，……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已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住在老闸捕房。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对照谈、刘两位先生所提供的信息，胡也频从狱中送出的字条“原文”，在丁玲的叙述中只字未提。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所谓“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也就是胡也频字条上所写的“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的意思。所谓××饭店，现已查明，即当时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这是无可置疑的。至于丁玲所说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等一些话，显然凌、刘的文章中都未提及。这些话究竟是胡也频托管监老头带出的口信，而后由沈从文向丁玲转述的呢，还是丁玲从其他渠道得来的信息呢？由于丁、沈两位知情人已不在人世，可说是无从对证，很难辨明清楚。但从时间上推算，沈从文交给丁玲的那张“黄色粗纸”，即是胡也频被捕当天的深夜，沈从文从管监老头手里收到的纸条。所以第二天清早沈从文便立即送交给丁玲过目。其纸条上的“原文”应是“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来”才对。然而，丁玲却没有谈到纸条的“原文”，而是以转述的口吻，叙述了与纸条“原文”不相一致的内容。究竟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哪一方所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呢？实在是一桩令人疑惑不解的悬案！

胡适营救胡也频的真凭实据在哪里？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悬案的症结不是在于丁玲是不是谈到“黄色粗纸”上的“原文”，而是在于凌、刘两人所提供的“原文”的背后，是否握有确切的依据，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凌、刘两人毕竟不是五六十年前的见证人或知情人，而是通过沈从文的口述而得来的。所以，问题的要害是要找出沈从文口述的依据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有真凭实据，或经得起推敲的有力佐证？

对此，笔者曾查寻了解放前有关的历史资料，均未得到满意的答案。事有凑巧，去年亲友从海外惠赠一套共有18册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在偶尔翻阅中，竟然意外的发现了在1931年2 月24日的《胡适日记》之后，附有蔡元培在1931年2月20日给胡适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到京，携有尊函，属救胡也频君，弟曾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这里所说的“沈从文到京，携有尊函，属救胡也频君”。无疑是沈从文得到胡也频从狱中送出的“黄色粗纸”条后，即与当时尚在上海的胡适商谈，由胡适直接写信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请他从中设法营救胡也频。信是由沈从文亲自带去的。这就是凌宇在《沈从文传》中所说的“先是沈从文一人到南京”找蔡元培的内情。到了蔡元培由南京回上海时，胡适已离开上海到北大任教，故谓“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云。信中所说的“张岳军”即当时任上海市长的张群。从这封信的内容与签署日期看，蔡元培的这封信是于2月20日从上海发出的，2月24日胡适在北平收到的，所以胡适把这封信附在该日的《日记》之后。

事实很清楚，这封信不仅证明了胡适确是写信给蔡元培，托他设法营救胡也频，同时也说明了沈从文向凌宇、刘祖春所提供的情况是确有其事的，证实了胡也频在狱中所写的“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来”的话是可信的。遗憾的是，无论是蔡元培两次写信给张群，或是邵力子后来写信给张群，都是石沉大海。

值得指出的是，蔡元培2月20日给胡适写回信时，还被国民党蒙在鼓里，以为尚有一线的希望。其实，胡也频已于2月7日在龙华被秘密枪杀了。所以，胡适2 月24日接到蔡元培的信后，2月25日即给蔡元培回复说：“胡也频事，承营救，他的朋友都很感谢。但他已枪毙了”（这封信未收入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而是见于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从胡适这一简短的回信中，也可看出他当时是与沈从文等尽力营救胡也频的朋友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才能把胡也频已牺牲的确切消息转告蔡元培。从这一侧面也可说明胡适对胡也频的被捕以至牺牲的整个过程，是关注的。照理说，丁玲当时是了解这些情况的。

胡也频为什么找胡适设法营救？

1931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一系列不正当的活动，夺取了党的领导大权，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他散发了纲领性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书中将“胡适之民权派”称之为“反动营垒的一翼”。

照理说，当时胡也频作为新党员，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作出的指示，应是绝对服从才是。但是，据近年来公开出版的书刊披露，他是在抵制王明《小册子》的错误观点的一次秘密会上被捕的。1987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上海市民政局合编出版的《上海英烈传·胡也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1931年1月17日下午，胡也频前往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参加一个秘密集会，讨论抵制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上台的王明和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文的观点。不料会场被租界巡捕包围，他和柔石等与会同志均遭逮捕。”根据这段记叙，可以看出，当时胡也频不仅是与党内部分同志一起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他在对待胡适态度上，也是与王明小册子中的指示相对立。不然，他为什么敢于未经党组织同意就私自托人请胡适设法保释呢？表明当时他与胡适之间在感情上或交谊上是有所联系的。

至于胡也频被捕后为什么不向党组织中的其他人求援，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胡适身上呢？看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当时参与反对王明的党员，几乎是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所逮捕，而站在王明一边的党员，当然不敢违背王明的旨意而轻举妄动。像冯乃超、冯雪峰等人，胡也频遭逮捕后，丁玲虽找过他们，但他们也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随时随地都有被捕的可能，很难援救胡也频。

胡适一贯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竭力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有过营救共产党员的先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的被捕被害，他都表示过同情或努力设法营救。虽然1929年期间，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批评国民党的文章，与国民党有关方面的裂痕还未完全愈合，但是他与国民党内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与他的身居高位的学生、朋友，而且与国民党某些上层人士也有过来往。他当时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与声望，他可以从中斡旋，寻找营救胡也频的途径。

胡适对胡也频是有所了解的。从丁玲或沈从文的回忆文章知悉，胡也频1924年参与编辑《京报·民众文艺周刊》时，便与沈从文有过联系，不久便与沈从文结为知己。沈从文当时已与胡适有较密切的关系，想必由于沈从文的介绍，胡也频与胡适有了来往。1928年4月，胡适接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也来到上海，合编《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1929年初，又一起筹办“红黑出版处”，编辑出版《红黑》《人间》月刊。沈从文又兼任中国公学教师，在胡适直接领导下，即使当时胡适与胡也频或丁玲没有很多的接触，至少会从沈从文那里了解到他们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情况。

胡也频被捕后，之所以立即在当天写出条子托沈从文找胡适商量营救保释的事，看来他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而是经过一番审慎考虑才作出决定的。

然而，无论是胡适托蔡元培，或是郑振铎、陈望道、叶圣陶、夏丐尊托邵力子设法营救，均未能使胡也频幸免于难。

1931年2月底，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将幼子送常德交母亲抚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