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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消退

2016-04-07游伟

书城 2016年3期
关键词:秋兰松山价值观

游伟

二○○四年播出的电视剧《五月槐花香》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0,时隔十二年之后,依然有网友表示“看过了”“想看”,由此可以猜想当年播出时观众的热情。也不知道因为是电视剧热播了,所以编剧邹静之同年将剧本改编成小说,还是先有小说,然后有识货的制作人将小说买下让邹先生改为剧本。电视剧我至今没有看过,却在小说出版十年之后,偶然买下了它,又待它在家中书柜蒙尘两年之后,找出来,读完了。

隔着小说,明白了当年这部剧为什么会火,也惊讶于它的火,同时也感到这种火的背后有某种我们需要反思的价值取向存在:单从小说来看,故事有经有纬,感人至深,由诗人出身的“金牌编剧”邹先生亲自操刀改成剧本,无疑能为电视剧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并不强,或者说并没有那种抓人眼球让人心惊动魄的陡转,往俗了说叫静水深流,不紧不慢,暗地里藏着对现在已经稀缺了的老辈人为人处世的精气神的颂扬,对不守大义只顾眼前的虚无主义的批判与对抗。十二年后的今天,荧屏上继续上演着各种英雄主义偶像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能这么克制地讲故事的,却不多了。能接受这种克制的故事的观众,也已经不多了。这种类型的电视剧,显示出了最有价值担当的编剧们的文化努力;然而遗憾的是,同样显示出这些编剧过分老成的价值观,仿佛在印证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过分早熟,缺少活力。

不知道电视剧与小说在故事和人物上有什么不同,既然已经没有剧透的担忧,不妨先回顾一下小说《五月槐花香》的内容。琉璃厂泛古堂的掌柜佟奉全手里有只龙泉窑的青瓷小尊,宝贝得很,不想卖给同行沈松山,却被沈松山做局,主动送到了张督军手上。佟奉全原以为张督军是个识货的买主,可以大赚一笔,谁想到羊入虎口,作价一万的东西张督军明抢一样五十块就拿走了,派去卖货的伙计也由此对买卖古董心生恐惧。佟奉全又搭进去两千块,死活从张督军手里将东西要到手,才明白张督军之所以愿意还东西,是这位暴殄天物的丘八把小尊的一只爪给弄碎了,这件古董的价值因此大打折扣。佟奉全痛于老祖宗的宝贝就这么坏了,苦于被沈松山摆一道,于是凭着自己做旧的手艺,将小尊那只爪又做旧还原,卖还给被蒙在鼓里、同样求财心切爱物心切的沈松山。

按照小说中的说法,在古董圈里,老话里的潜规则是买定离手,离手之后发现货不对板,买家只能怪自己眼拙,按说怪不上卖家,所以这场拉锯战中佟奉全算不上坏了规矩。但是亏了本又受了气的沈松山,迫于债务压力上吊自尽,使得佟奉全受到了巨大的良心冲击。佟奉全到罗先生面前告解,罗先生告诉他,“负债而逃是病,负孽债而逃,更是大心病”。佟奉全背上了孽债,而他因这只小尊赚来的钱,也被自己的伙计全数卷走,前半生的积蓄,全部清零,一夜之间,回归成走街串巷夹包袱的文物小贩。而这只是整个故事的序曲,仅仅用于确定最基本的人物状态和人物关系,此后发生的故事,才是整部小说的核心。

变成文物小贩的佟奉全,形象依然算不得“正面”,他的造化在于,经由这次教训,得以否弃文物交易旧规矩中的糟粕,回归内心中的良善—也就是回归了大传统与小传统都能认可的本源人性—此后,纵然灵巧如蛇,依然驯良如鸽。然而奇怪的是,这条草根英雄之路,却同时也变成了驯良压倒灵巧、抽象原则压倒自我欲求之路。在作者设定的时间段落内,从军阀割据到新中国成立,佟奉全基本上都是在努力臣服于规矩、责任、担当,然而正是佟奉全的这种努力,却促成了自我作为主体的取消,佟奉全曾经鲜活的“私欲”逐渐变淡,他逐渐从一个有自我的个体,演变成某种规矩或传统价值观的注脚—虽然这种规矩或传统价值观确实值得尊重也有可取之处。并且,由于佟奉全的人生被作者安置在历史动荡发展与剧变的时期,强烈的历史感使得佟奉全的这种价值取向,可以轻松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命运的感喟相通—君子不以在我者为命,而以不在我者为命,一切仿佛都是不可违逆的“天命”使然,个体在历史中的所有挣扎,都显得徒劳无益。这样的人,这种价值取向,忽然变得甚至连小说中渴望爱情的茹秋兰都无法接受,她明确表示出“责任并不是爱”的立场,将佟奉全的价值观(做人做事的方式)浓缩在爱情观中,加以否定。

茹秋兰与佟奉全的婚姻,从茹秋兰的强娶,到用吸鸦片来表达失落,再到五月槐花树下两人期待儿子诞生的幸福,表面来看是佟奉全逐渐被理解的过程,实际是作者暗中说服读者接受、认同佟奉全的过程。有趣的是,为追求爱情肆无忌惮的茹秋兰却选择消失在一场突兀、模糊的大火中,生死不明,哪怕摆在两人面前的是可以期待的美好生活。不知道作者的这种安排,是否表明潜意识中对佟奉全所表现出的价值观的动摇,甚至有反省的意识?毕竟作者并未在小说中明确那把火究竟是索巴放的,还是茹秋兰自己的选择,作者有可能只是为了加重渲染佟奉全的命运悲剧感,从而用悲情来打动读者接受佟奉全和他所坚持的价值观。

遗憾的是,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佟奉全身上体现的价值观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正如佟奉全不能改变宏大的历史背景,作者也无法改变佟奉全在这条抛弃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单单从阅读的观感与人物塑造的角度而言,为了迎娶爱人莫荷而被迫屈服于范世荣,替范世荣伪造名画的佟奉全身上的委屈和无奈有多生动,建国后的佟奉全就有多无趣。此刻的佟奉全,恰好已经完成从有我到无我的转变,小说即将结束,留给作者的只有交代人物结局的时间与空间。一个塑造得其实相当成功的人物形象,用他在一部作品中的人生,完成了值得商榷的“文以载道”。

个体无法改变历史趋势,毕竟两者的量级完全不对等,这当然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然而问题是,在某种两难的境地中,委曲求全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小说中,佟奉全明明与莫荷相互深爱,却仅仅因为维护未婚而孕的茹秋兰,陷入自设的尴尬中,拖泥带水,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表态,实际上导致了同时让自己与莫荷、茹秋兰都深受伤害。从作者的角度,这当然是人物性格设定使然,部分读者(比如我)对这个人物的厌烦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成人物塑造的成功。但是这个人物越是被读者(观众)接受和喜爱,越是成功,人物身上传递出来的那种“面对委屈或者强力,不去反抗,放弃自我,委曲求全地活下来,在一种扭曲的局面中找到平衡,甚至最终获得逆转性的幸福是一种美德,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的价值观就越会被读者(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认可,从民族心理重塑的角度,则越是深刻的失败。接受这种价值观,意味着在命运面前,只能凭借精神胜利法维持虚假的成功。

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的想象,佟奉全完全可能是在一两个日军的刺刀下,自觉地走向坟墓的几十上百成千的中国人中的一员;也可能是在现代化的世界格局中安宁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折腾的“好人”,不管处于何种境地,佟奉全都已经丧失了欲望,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自我,从而永远地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也许是过分解读之下的杞人忧天,但是如何在注重历史感的文艺作品中,在主人公身上,既深刻地表达历史趋势的无情与个体的无奈,又生动地展示倔强的永不消磨的自我与带着原始蛮力的欲望,从而传递出一种向上的激情,应该成为作家们思考的问题之一:不单是价值观上的,也是写作技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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