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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抗争”因素

2016-04-07宋雪伟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6年3期
关键词:性灵言志风骨

宋雪伟

摘 要:“不屈不挠、不卑不亢”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不停地“抗争”中艰难前行。可以说,“抗争”是中华民族发展与前行的精神动力。作为真实反映民族精神、抒发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学,无疑也是“抗争”精神的承载者。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有许多观点都具有“抗争”因素,这些“抗争”因素是中国文论乃至中国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古代文论 抗争 讽谏 言志 风骨 性灵

中国文学中的“抗争”因素,早在上古神话中就已经具备。这种“抗争”源于弱者对强大势力的反抗。集中表现在下层文人和百姓对上层统治者的反抗、女性对夫权的反抗,大众对专治制度的反抗等等。例如《山海经》中“刑天”、“夸父”的形象,就是“抗争”精神的典型。这种“抗争”精神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作者因“抗争”而为文,如《诗经》中的怨刺诗、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等;另一种则是将这种反抗精神寄托在一个形象中表现出来,例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刘兰芝,《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水浒传》中梁山泊的诸多英雄等。可以说,这种“抗争”因素,贯穿着中国文学发展,并且一直绵延到现当代文学中。作为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文论,无疑也自始至终贯穿着这种“抗争”因素。无论是对“怨刺”诗的评判,对“言志”的认识,对“风骨”的阐述,对“性灵”的界定,都或隐或现地体现着一种“抗争”。

一、讽谏中的抗争

所谓“讽谏”,就是百姓或下级官员对上级或君王的不当行为、社会的不良风气加以劝谏。中国古代,“讽谏”一类的作品产生较早。《毛诗序》就曾指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郑玄在《诗谱序》中也说“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可见,“讽谏”一类的作品,是作者们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个人见解的一种形式。它的初衷是为了让君王改正不当之处,从而形成一个更好的政治环境,并以此来保证百姓的安居乐业。但是事实或许比这复杂很多。由于统治阶层的地位,他们有时候并不会虚心接纳这一切,甚至对这些“讽谏”作品熟视无睹,于是“讽谏”就衍化为“怨刺”。

可以说,“讽谏”是初级阶段,讽谏类作品还是对君王或社会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的。他们打算通过自己稍带劝讽性质的反抗,来达到政治教化的作用。“怨刺”则是高级阶段,这类作品的作者已经看到了颓势的无可逆转,而转向一种近似于无情的反抗和批评。无论是“讽谏”,还是“怨刺”,都是一种抗争。《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如《相鼠》、《墙有茨》、《伐檀》等,都属于以“怨刺”为主的诗作,充满着抗争的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汉代新儒学的设立,那种直接的、露骨的“怨刺”式的抗争逐渐被那种平和的、含蓄的“讽谏”式的抗争所取代。汉赋中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就是在这种思想形态下的最直接的反映。可以说,“劝百”是歌颂崇敬,“讽一”是批评抗争。但是在“劝百”的中和下,“讽一”的抗争就远没有那样的力度了。就像扬雄说的那样:“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之后出现的汉代乐府民歌,虽然也出现了《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反映平民生活艰苦和无奈之下抗争的诗歌,但是大多数也只是和时代或命运的反抗,谈不上对统治者的“讽谏”,更不用说对统治者的“怨刺”了。当然,“讽谏”一类的较温和的抗争性质的作品在后代又时有出现,如苏洵名篇《六国论》,就是以六国的“弊在赂秦”讽谏北宋朝廷的对外政策。欧阳修的《朋党论》也是直指时弊的佳作。然而“怨刺”一类的近乎于强烈的抗争性质的作品,则于后世少有出现。直到黄宗羲《原君》等作品的出现才又一次初现端倪。无论如何,在“讽谏”类作品中,这种抗争是时强时弱、时隐时现的。“讽谏”和“怨刺”中的抗争,从作者抒发情怀的角度看,就进入了“言志”领域,成为了言志中的抗争。

二、言志中的抗争

抒情言志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先秦时期,就有“诗言志”的观点,认为诗歌是表现人的心灵的,十分重视作品与作者的关系。《毛诗序》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与“诗言志”一脉相承。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指出乐府诗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对“诗言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礼记·乐记》中提出的“感物说”,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抒情”、“言志”的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并且从未减弱。但言志或抒情,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与“抗争”密不可分的。因为胸中之情,必有其发端,而这种“发端”多数是与作家坎坷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阐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以说,司马迁的这种“发愤著书说”影响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理论家。当文人们遭遇坎坷之时,总会以此为标榜。在这以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无疑是对这种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因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都是在作家遭遇坎坷之后的情感宣泄,因此不得不承认他们背后多少蕴含着一些抗争因素。在抒情言志之中饱含抗争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屈原的作品。屈原不仅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深刻的抗争,而且以“自沉汨罗江”的行动,印证了他自己抗争的决心。

班固在《离骚序》中曾予以屈原负面的评价:“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可见,班固对屈原的“以死抗争”很不赞同。后来,王逸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他高度推崇屈原的人格,在《楚辞章句序》中他就指出:“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而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耉,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对屈原不知“明哲保身”的观点加以反击。同时指出“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认为班固对“怨刺其上”、“强非其人”的批评有失偏颇。

究其主旨,班固、王逸二人的分歧就是围绕着屈原的“抗争”精神展开的。班固从汉代官方思想出发,认为屈原的抗争是过度的、不当的。而王逸则对屈原的“抗争”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它与《诗经》传统一脉相承。王逸对《楚辞》的注释影响深远,后来又依靠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流传至今。千百年来对楚辞和屈原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王逸对屈原“抗争”精神的肯定,得到了千百年来读者和学者的共鸣。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是抒情言志作品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抗争”元素。

三、风骨中的抗争

“风骨”一词,在《世说新语》中,已经用来品评人物了。如说王羲之“风骨轻举”、说刘裕“风骨不桓”等。后来《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著作都有所提及。其中《文心雕龙》还专设了《风骨》一篇加以阐述。当然,对于风骨的解释,也是莫衷一是。但究其根本,“风骨”一词绝对不是于那些阴柔婉转的文学作品而言的,而是充满着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的一类作品。这就决定着“风骨”之中定当存在着强有力的抗争。这最显著地体现在钟嵘的《诗品》之中。

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指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观点。他的这种风骨论渗透到他对每个作家的品评之中。如评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 ,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建安时期的作品是“风骨”的典型代表。曹植深受其兄曹丕的排挤,使他的抱负得不到充分的舒展,因而他的“骨气”与“雅怨”,当来源于对这种束缚的抗争。如评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他的“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之句则是对钟嵘“真骨凌霜”一语的最贴切的体现。以“松柏秉性”自喻,不难看出其与现实相抗争的骨气。如评阮籍“颇多感慨之词” 阮籍不与世俗合流,其内心也是极为痛苦的。无论是“穷途而哭”还是“大醉六十余日”,都能说明他与现实相抗争的决心。如评左思“文典以怨”。 左思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慷慨之辞,是对门阀制度的坚决抗争。……可以说,“风骨”之中,蕴含着一种阳刚的“骨气”,而这种“骨气”背后则是文人们对这个黑暗不公时代的抗争。 钟嵘评价陶渊明“协左思风力”。鲁迅也曾指出,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认为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对于这一点,文学评论中通常会以陶渊明《咏荆轲》一类的作品加以验证。无疑,陶渊明对荆轲、精卫的歌颂,与他们所体现的抗争精神是分不开的。但是“协左思风力”这种特征,在陶渊明的田园诗所表现的品格中也有体现。左思的“风力”,主要指的是“对门阀世族压迫的抗争和布衣之士的清高之气”,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也体现了他“品质高尚的士大夫的骨气”。陶渊明与左思,都以一种刚健的骨气赢得了后世读者的崇敬,这种骨气背后所承载着的就是对现实的抗争。

四、性灵中的抗争

“抗争”也隐含在“性灵”之中。 如前文已经提及的陶渊明,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是自己的真性情、真精神,所以他在以玄言诗为主体的文坛上的这种近乎于吟咏“性灵”的创作,当然也属于一种对现世的抗争。

“性灵”二字,由来已久。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在《序志》中又提出“岁月飘忽,性灵不居”,都是指人的心灵。钟嵘在《诗品》中提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与“独抒性灵”的理论是十分接近的。《颜氏家训·文章》中指出:“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其中的性灵也是人的心灵的意思。皎然在《诗式》中指出:“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李商隐也曾提出:“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此外,杨万里也对“性灵”有着独到的见解。以上都可谓“性灵说”的传统依据。但是,“性灵”一词到了明代有了新的变化,它成为“性情”的同义词,成为反传统、反复古的一种抗争因素。

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掀起了“复古运动”,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同时,文坛上兴起了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可以说,这两大文学团体将明代传统文学引入了复古的轨道。虽然他们的许多作品依然堪称一绝,然而复古、拟古、泥古的风气多少使文坛上缺乏了新鲜血液。这时,“公安三袁”出现了。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手法,无疑是对文坛上的复古风气的抗争。那种“情真而语直”(袁宏道《陶孝若枕中呓引》)的为文方式,“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序小修诗》)创作态度,无疑为复古之风占据主导的文坛带来了新空气。这种无言的抗争,当然也是文学史与文论史发展上的必要动力。

袁枚可谓“性灵说”的集大成者,在“性灵说”的理论上,较公安派又有新的发展。他曾指出:“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袁枚的“性灵说”,既然与公安派的理论一脉相承,则不能不说也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抗争。在清政府文化钳制的大环境下,袁枚的“性灵说”虽然很难形成很大的响应,但是这种与钳制人性相抗争的为文主张无疑在那个时代绽放着它独有的光芒。

作为引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主要精神动力,抗争贯穿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始终。在古代文论中,这种“抗争”因素,或隐或显、时明时暗地孕育在其中,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与时代、命运相抗衡的一种不朽的心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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