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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崇高的表现及其价值

2016-04-07朱莎莎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6年3期
关键词:价值

朱莎莎

摘 要:崇高这一古老的审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崇高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当代文学不可忽略的美学形态。而崇高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流变却是相当曲折复杂的。本文结合具体的作品,对十七年文学崇高的勃兴发展,“文革”文学中崇高的名存实亡,新时期文学中崇高的重写进行的分析,并简略探讨其中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 崇高的表现 价值

一、 关于崇高

(一)崇高的文化内涵

崇高这种审美形态的文化内涵,源于希伯来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希伯来民族在漫长的受难史中,将希望和幻想投射为对万能的神——耶和华的信仰,将受难变为赎罪,进而实现对人生苦难的精神超越。无限的神也就成为崇高最原始,纯粹的形式。至基督教创立后,崇高有了其象征符号——耶稣与十字架,圣母与圣婴,崇高多了一层道德上的意义,成为对全人类神圣的献身与救赎。到浪漫主义时期,人的价值被放大,人成为了崇高的主体,“追求超越的人对自身的超越,这一精神超越,代替宗教超越中的彼岸(天国,上帝),成为崇高的核心。”[1]

(二)崇高的审美特征

在西方的美学史上,古罗马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一书最早将崇高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提出来。他认为“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2]在他看来,崇高有五个来源,其中最基本的两点主要依靠天赋,即庄严伟大的思想和慷慨激昂的热情。说明人不仅是动物性的存在,也具有广阔的思想,有对神圣伟大事物渴望,因此有着崇高风格的作品能够鼓舞人心,使人内心澎湃,生出愉悦的自豪之情。

18世纪的康德对崇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阐释,康德认为崇高的对象具体表现为数量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对象这种超出主体想象的无限的巨大和威力是对主体的一种否定,主体凭借自己的理性抵御其侵蚀,便又转为对主体的肯定。“这样,主体就由对对象的恐惧而产生的痛感(否定的)转化为肯定主体尊严而产生的快感(肯定的),这就是崇高感。”[3]

康德在这里强调的崇高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空间上的无限、未知和巨大,而崇高的核心意蕴为对无限的追求和超越,因此也可以将空间替换为命运、时间或转瞬即逝的生命。即崇高不仅表现在对无限的巨大的空间的征服和超越,也可以是对历史、生命、命运的超越。正如叶朗先生所说的“当这些与某种价值体系联系起来时,它们也就有了崇高的道德意义:或者成为精神人格的不断超越与实现;或者成为崇高的社会理想的不断超越与实现——空间的无限成为时间的无限,成为命运,历史生命的无限历程。”[4]因此,崇高也代表着一种伟大高尚的精神境界。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崇高表现及其价值

自“五四”以来,文学就被赋予崇高的美学形态。作者多“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5]文学对审美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对读者的启蒙作用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而纵观我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崇高这一形态经历了非常曲折复杂的发展和流变。

(一)十七年文学——崇高的勃兴繁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漫长的战争局面的结束,人们离开弥漫着硝烟的战场转而从事和平建设,但在文化心理上仍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特征,而在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十七年文学也延续着革命文学中崇高这一革命美学理想,崇高也就成了新中国文学的风格开端,统领十七年文学的风格主流。同时,亲身经历过战争,长期配合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左翼作家和建国后相关的文艺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十七年文学时期追崇崇高局面的形成。在当时,大多数作家在战争胜利的时代背景下“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创作(即敌我阵营绝对分明),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6]创作出的作品皆为呈现出汪洋肆意,乐观昂扬的美学风格特征的崇高文学。而崇高文学正是以塑造英雄为其表现崇高风格的重要内容。在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作者就塑造了梁生宝这一典型的五十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英雄形象。梁生宝虽然是一个农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互助组组长。他所面对的是当时农村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严峻局面,而他的身边围绕的多是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背负着几千年私有观念和小农意识的小生产者,梁生宝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建设者和革命者在这些困境面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自己原先身上的小生产者意识进行了超越,产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当梁生宝时时想起的改霞对他表露心迹之时,他也“拿出了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情感”[7],将党的事业和威信放在首位。可以说在梁生宝身上崇高的审美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这样的英雄形象在十七年文学作家的笔下频频出现,如梁斌笔下的朱老忠、《青春之歌》所描写的林道静、《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等等。

可以说这些过于平面化的农民英雄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其人性本真的一面,尤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于那个时期而言,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无畏的崇高精神,这些文学作品所体现出的崇高风格,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柳青基于当时农村合作化的革命现实对勾画出革命的光明的前景,表现出对互助合作优越性的肯定。文中乐观,奋进的基调,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对于推进新中国的农村建设工作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农民英雄的塑造则有利于新中国广大农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和革命意识的觉醒,对仍带有狭隘私有观念的农民具有模范作用和启蒙意义,同时也为当时农村的基层建设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目标。

(二)“文革”文学——崇高的异化消失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政治生活走向极端,严重入侵文学领域,文革时期,作家的自主性被剥夺,有些作家成了政治的俘虏写手,作品也几乎是奉承政府,脱离现实和心灵的违心之作。而在“三突出”创作原则指导下脱离现实所创造出的“英雄失去了活生生的人的灵性而被摆弄成僵化的偶像和政治概念的符码,形象的审美价值已被政治功利价值所取代,”[8]而英雄的异化意味着崇高意蕴的异化,崇高由一种高尚的审美形态变成了统治者手中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僵化的教条。在这个高呼崇高口号的时代,真正的崇高已然消失,充斥文革文学的是令人厌恶的伪崇高和假英雄。这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更是这个时代文学的悲剧。其价值意义也荡然无存。

(三)新时期文学——崇高的另一种书写

“文革”结束后,一系列文学规范体制的修复和调整,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逐渐复苏,开始实现对“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复归”。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家在出于本能对伪崇高和假英雄进行排斥的同时,对正真崇高和英雄形象的内涵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突破,进而呼唤属于这个时代的理想英雄。谌容小说《人到中年》中,陆文婷是一个业已中年的眼科医生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身处于繁重的家务,狭小的居住空间,紧张的生活节奏,拮据的经济条件等重重压迫之下。当了十八年眼科医生还只是住院医生的她始终保持对业务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将病人的安危放在首要地位,而将自己身体健康问题置之不顾,终于因为心肌梗塞倒在了病床上,她以自身的主体精神与不断与病魔作斗争,几次接近死亡,又奇迹的活了回来。主观精神的强势使她为“崇高”作了真切的诠释,将人性的崇高、知识分子崇高的使命感张扬到了极致。与之前在宏大叙事中塑造英雄形象,表现崇高形态的文学作品不同,谌容将人物放置于长时期被忽略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平凡人物的不平凡,在揭露现实的同时对主体的本质力量进行反复渲染,在悲剧命运中,英雄的深刻的崇高意蕴得到了最大的彰显。

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政治和文学关系的松动,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的减弱,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的边缘化趋势,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涌入,中国文坛上出现了空前的创新势态,现代派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流派纷纷出现,现实主义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动摇,荒诞,“日常生活叙事表现出诗性危机”[10]。丑恶,死亡,欲望,暴力,混乱,庸碌的日常生活开始被书写,很难在其中发现崇高表现,文学彻底摆脱了伪崇高,而进入了“躲避崇高”的时代。在余华的《现实一种》中,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被推翻消解,人的理性不见丝毫,原本关系最密切的亲人相互残杀,动物性的残暴,森冷,血腥弥漫着整篇文章,作品中的人物完全成了本能控制下的行尸走肉。而这看似荒诞“虚伪的形式”下,却是作者对伪崇高下的现实生活真实一面的观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当缺乏主体精神的人物最终走向悲剧性的覆灭,也不禁让我们开始思索崇高的意义。所以说,这虚伪的形式是作者对传统的道德,文明等伪崇高表现的另一种方式的质疑,作者在“躲避崇高”的同时,却是对主体精神力度的支持,走向了另一种崇高。

参考文献

[1] 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朗吉努斯.论崇高[A].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4.

[3] 王蒙.躲避崇高[J].读书,1993(1):10.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

[5] 柳青.创业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61.

[6] 周燕芬.当代文学中的崇高风格[J].小说评论,1999(3):27.

[7] 张春梅.无法躲避的崇高:日常生活的诗学困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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