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文艺美学研究(学术主持人：谭好哲)·

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的三大特性
——以艺术文化为理论考察中心

谭好哲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从艺术研究走向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当下学界从者甚众的一个趋向。这一流行趋向为艺术文化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新观念，也由于文化观念上的多样与混乱以及理论评判中价值尺度的缺失而带来不少的困惑与纷争。欲改变这种不尽人意的状况，首先需要在一些基本的文化理论观念及其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取得明确自觉的理论认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文化观念及其在艺术文化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文化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理想性三大理论特性，它们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观念以整体上的有机统一性，彰显出与古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观念不同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在掌握这些理论特性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观念于艺术研究之中，是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研究走向科学致思和思想创新所特别需要的。

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科学性；实践性；理想性

一

将艺术*本文所指的“艺术”概念，包括文学在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广义艺术概念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来看待，从文化学的角度开展艺术研究，或者说从艺术研究走向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当下学界从者甚众的一个趋向。这样一个趋向给当代文艺研究带来了新生面、新气象、新话语、新观念，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冷静思之，文化研究的种种热闹盛况也给文艺研究带来不少的困惑与纷争，择其要者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艺术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模糊，有一些泛文化化的所谓艺术研究到底还算不算是艺术研究成为一个问题，引起人们的质疑；其二就是文化观念上的多样与混乱，使人们在眼花缭乱之际无所适从，似乎各种沾染上文化的艺术研究都是有道理、有深意的，从而失去理论评判的价值尺度。关于前一方面，学术界已经多有争鸣和论说，此不赘述；而对后一方面学界尚较少理论上的追问与反思，很有进一步加以讨论的必要。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经指出，“文化”(culture)是英文里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之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词在一些欧洲国家语言里，有着极为复杂的词义演变史，而主要原因是在一些学科领域里以及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里，都把它当作重要的概念。*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 ：《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页。从词义演变史的角度厘定“文化”一词的种种不同含义是文化学家们的职责，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对艺术文化的理论研究来说，要解决文化观念上的多样与混乱以及理论评判中价值尺度的缺失问题，首先需要在一些基本的文化理论观念及其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取得明确自觉的理论认识，它们是具体研究得以展开的宏观性认识前提，明确了这些理论认识前提，研究者方能够进入文化的场域，把握好文化与艺术的确切理论关系，在艺术文化研究中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概而言之，这些宏观性理论认识前提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的一般观念及其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纵观国内外文化研究著述，一般都是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三大基本存在形态，国内有学者明确指出：“在学术上给文化作界定，通常把它说成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中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统统在内。这种广义的‘文化’就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而时下国内文件和宣传教育中说的文化，则是重在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语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即‘精神文化’。”*李德顺 ：《如何把握文化的本质及特性》，载孙麾、林剑主编 ：《马克思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在这样一种文化形态的划分中，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有其物质存在的基础，有其本体存在意义上的物性，也要受到一定的制度文化的规范和制约，它生长、发展于一定的物质存在基础和制度文化之中，但在根本上是观念形态性质的东西，属于人类的精神创造之列。在艺术的文化研究中，既要看到作为精神文化的艺术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有机联系，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区别，不应随意加以混淆并作概念上的游移与置换，这是首先必须明确和坚持的一点。

其次，是精神文化、人文文化的界定以及文艺在其中的地位问题。在与艺术相关的文化范畴的使用中，精神文化、人文文化是两个常见的词汇。在广义文化的三分法中，物质文化主要指人类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活动的产品和产物，制度文化是人类调适个体与社会之间社会交往关系的方式和产物，而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则包括人类所有以意识、心理、观念、理论等形态而存在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精神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在由低到高的层级序列，最低层面是自发性精神文化，包括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巫术和神话等文化形式；其次是经验性精神文化，由习俗、风俗、常识等构成；最高层面是以科学、艺术、哲学等为代表的“自觉的精神文化”*参见衣俊卿、胡长栓等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通常所谓精神文化一般即指这三个层面，而又以“自觉的精神文化”为主。“自觉的精神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进化过程中自觉地，也就是有意识、有目的因而是自由地创造出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形式，也是最能体现文化创造的人文的精神性质的文化形式，分别来看又可以划分为科技文化、社科文化、人文文化三种不同的存在类型。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作为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形式，主要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三种客观存在对象，并受到其客观制约。人类的精神能量对自然领域的定向形成了智能文化或科技文化，其中包括种种解释自然现象、探求自然规律的科学、技术、知识等；对社会领域的定向形成了规范文化或社科文化，其中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种种揭示社会现象、探求社会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形式；对人类自身的定向形成了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教育、语言等人文文化，它们主要指向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可见，人类的精神文化涵盖是极其广泛的，人文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于艺术研究来说，文化学的观照和分析，首先或者主要的应该是从人文文化的角度和立场进入研究现场，不可将人文文化与其他文化问题混同起来，不能以人文文化研究代替或取代其他文化问题的研究，也不能以其他文化问题的研究代替或取代人文文化问题的研究，只有扣紧人文性，才能抓住艺术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同时，人文文化内部也是包含着多种不同文化形式在内的，因而，在艺术文化研究中，既要充分认识到艺术文化与其他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相通与交融，也要特别关注和重视其各自的特殊性与不可替代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对人文文化的整体认识和艺术文化形式的特殊把握中将当代艺术文化研究推向深入。

再次，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文化观念及其在艺术文化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问题。自古至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人文文化理论和观念，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着人类的人文文化理论认知，同时对于人类的人文文化创造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从而显示出各不相同的理论特性。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文化理论具有尤其显著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当代英国学者休·劳埃德-琼斯(Hugh Lloyd Jones)在评论希·萨·柏拉威尔(S.S.Brawer)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时指出：“不仅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门学科中，而且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学识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英]休·劳埃德-琼斯 ：《马克思读过的书》，转引自[英]希·萨·柏拉威尔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译本“附录”，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80页。美学和文艺理论与批评之外，哲学曾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这更从理论结构上明确标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文维度的存在。此外，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为基础所实现的历史科学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对于宗教的批判，对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教育学等的研讨，也都是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发展中累积下的重要思想资源。可以明确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起始，到后来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理论中无不共存着一个人文的精神向度，这种精神向度如同一种生命基因孕生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凝聚留存下清晰可见的理论脉络与丰富多样的理论遗产，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纵观当下的文化研究和艺术文化研究，不难发现有一些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没有明确的理论认识和自觉，对不同的文化理论采取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态度，不分“主义”、不作价值评析，学术研究成了各种文化观念的贩卖场，文化的概念和观念满天飞，但却不能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文化理论之间作出明晰有效的区分，从而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也就失去了据以评判的标准与参照。这种状况，不利于艺术文化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欲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文化理论和相关思想观念有一个理论上的认知，对其在人文文化研究包括艺术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有一个思想上的自觉，而最主要的是要对其理论特性有一个综合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文化理论有其自己的理论特性，它们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观念以整体上的有机统一性，彰显出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观念不同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在掌握这些理论特性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观念于艺术研究之中，是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研究走向科学致思和思想创新所特别需要的。

二

与古今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文化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的特性，首先体现在它具有科学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与历史上其他许多人文文化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文化观念和文化发展的本身，更不是从神秘的客观力量以及错误的宗教观念或哲学理念等等出发看待和解析文化现象和问题，而是将文化视为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产物，将文化现象的研究和批评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置于物质活动与精神创造辨证联系的基础之上，从而具有其他理论系统无可比拟的科学性。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批判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将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物质活动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观点时，马克思就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页。马克思进而指出，精神生产的各种形式，“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 页。在晚年写作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对劳动在人类生成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作了极具说服力的经典论述，认为人手的改造、语言的产生和人脑的完善，都是在劳动中发生的，而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才有了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他指出，在人类长期的进化与发展中，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他又指出，手不是单独存在的，劳动对人的改造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是语言的产生和人脑的完善。由于手、说话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人便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致使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务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由于头脑在迅速前进的文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致在人们的意识中它似乎成为人类社会创造物的支配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支配着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558页。。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把文化包括人文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创造的产物，并且从与物质性的社会生产活动的依存关系中认识和理解文化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化观念，也是其考察文化问题的基本方法论。

把文化问题从人类历史活动中剥离出来，加以抽象的认识，历来是被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不明白文化问题、包括意识形态自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因而需要深入研究的应该是人类史。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原则，马克思才批判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德国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篡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具有“反动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页。后来，在谈到宗教研究时，马克思又写道：“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晚年曾经提醒德国的青年著作家们不要把“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当作一个套语、一个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要把它当作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为此，“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历史地来看，无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比喻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表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项要素”公式*普列汉诺夫在对唯物史观经典表述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项要素”公式。在《唯物主义史论丛》(1892—1893)中，普列汉诺夫对这一公式作了最初的表述：“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86页。)经过10多年的进一步思考和提炼，他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对此作了更为科学、规范的表述：“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1)生产力的状况； (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3)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5页。)，还是毛泽东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分的社会结构模式，都是将文化置于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的科学性不仅在于揭示了人文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与历史生活基础构成的物质性社会生产活动的依存关系，阐明了文化的社会本质和功能，还在于它也辩证地揭示出了人文文化创造各自不同的特性，以及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以艺术文化为例，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将文艺的起源和发展视为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从宏观上对文艺的社会本质、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艺发展的规律性以及文艺发展的方向和远景等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具有深广历史蕴含的宏阔阐释与概括；另一方面，它也充分重视文艺自身的特殊价值和特点，从普遍的社会联系和历史运动中的文艺主客体关系中，对文艺的认识属性、教育属性、审美属性和价值以及文艺发展中的自律性等问题，作出了辩证的体认与说明，将“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统一作为文艺批评最高的方法和标准。除对各种文化的不同特性的重视之外，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还特别重视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恩格斯在晚年曾明确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页。由此可见，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都不单单是人类活动的被动的、派生的产物，也是改造人类生活现实、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能动的创造形式，文化也是社会与人类生活的一种塑造力量。

三

科学性之外，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还具有实践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既重视对各种历史的与现实的文化现象的正确总结和认知，具有科学性，还把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精神实践形式来看待，重视人文文化理论研究与具体文化实践之间的鲜活联系，总是把自己的理论命题和问题阐释同历史条件、时代特征和现实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从前的或现代其他的许多文化理论，往往只是从纯精神的角度认识文化现象，与它们不同，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不仅总是把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创造的产物，而且将之视为人类历史创造的重要精神实践形式，关注文化在社会进步和人类自身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是在广义上使用文化概念的，一切“人化”着人类本质力量的社会实践成果都是文化。文化的历史性、现实性就在于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实践是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根基。对此，国内已有学者指出：“文化是由人‘活’出来的，靠人‘做’ 出来的，不是单靠‘想’和‘说’就能造就的。任何文化体系的形成和改变，都以其主体的生存发展实践为根基。”*李德顺 ：《如何把握文化的本质及特性》，载孙麾、林剑主编 ：《马克思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还有的论者指出，以实践为根基的文化本质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石。*参见童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哲学解析》，《天府新论》2010年第3期。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性特征，已经获得国内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的实践特性的揭示，也就是对文化活动的自由自觉性的解释。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比，人类实践活动的特点就在于其具有自由自觉的特性，从而自然世界与文化世界的区分也就在于前者是必然的领域，后者是自由的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充分论述和阐明了人类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对人类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以及在这种人化活动中对自由自觉的人类属性的张扬。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证明自己是自由的类存在物。与动物生产的片面性与受肉体需要所支配相比，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2-163页。自由地、有意识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是人类一切生产活动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文学、艺术等人文文化活动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常常把文化问题与人类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联系起来。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简要的论断概括了人类历史创造与自由和文化的关系，他说：“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由此可见，文化的人文性，正在于它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类自由本性的体现。这也正是为什么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能够为世界各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举起精神旗帜、立起精神支柱、建起精神家园，从而成为照耀人类前行的火炬和灯塔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不仅仅从抽象的人学或哲学层面上把文化视为人类自我创造的产物，论证了文化与自由的内在关联，更从历史的或社会学的层面上把文化实践作为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与人类其他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复杂关系中以及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角度，观察、分析和研究文化实践。早在写于1939年秋的《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恩格斯就提出文学要用来教育人民群众的思想，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适应自己的时代，使人民“有明确的道德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稍后不久，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时也指出，真正自由的出版物应该是能够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和审美要求的文化形式：“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马克思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75页。。这样一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来不是就文化谈文化，而是从与社会生活的整体联系中、从与人民的一定社会实践关系中来思考和谈论文化问题。关于哲学，马克思曾经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其实，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的要求。

正是由于注重文化与人类历史创造之间的现实联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无不关注当下发展着的文化实践，把文化实践所提出来的时代性课题作为自己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同时重视对文化发展进程的介入与引导作用。在这一方面，从经典理论到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始终贯穿着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及其艺术意识形态和其他精神文化现象的批判，与此同时又十分关注、扶持一切进步的文化创造行为，关注时代的文化创造实践与革命阶级、人民群众的时代关联，重视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争取文化和审美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文艺批评中要求当时的文艺创作反映和表现叱咤风云的革命无产者，并期望无产阶级能出现一个自己的但丁来宣告人类新纪元的诞生。列宁20世纪初期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又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以“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载《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的时代要求，强调革命胜利之后的苏联必须发展文化，实行文化革命，以应对“群众的觉醒和对文化的渴求”，指出“为了使艺术可以接近任命，人民可以接近艺术，我们就必须首先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平”。*蔡特金 ：《列宁印象记》，载《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435页。在我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代领导人都给予文化问题以极大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历史任务，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以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为根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把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实践的宗旨。将文化实践归属于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的事业，把文化的享受回归于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这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革命性与人民性。

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活水源头，也是检验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具体成效的标准。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注重与人民群众的现实历史实践、文化艺术实践的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生成具体内容、取得思想创新并且获得理论优势和生命活力的根本所在。一旦脱离了这个根本，理论研究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是走向一味依赖经典、注解经典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或是走向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的自言自语、向壁虚构，从而导致理论研究的抽象、空乏与无力、无效，失去对文艺现实的科学解释能力与积极引导功能。这种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当代艺术文化研究界应该始终牢记的。

四

与科学性、实践性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还具有理想性的特征。这一理论特征奠基于其基本文化观念之上，同时也内含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历史关系的理解之中。如果说科学性的特征揭示了文化生发的社会历史根源，驱除了笼罩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各种唯心主义臆想和迷雾，实践性的特征揭示了文化的属人本质，将文化的享受回归于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理想性的特征则为文化理论注入了璀璨美好的理想，为人类文化的创造、为人文文化的创新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如前所述，文化的本质在于“人化”。“人化”的创造活动不仅仅改变外在的自然，还包括对人类自身这个原本也是自然存在物的改造。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马克思 ：《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就对于自身的改造而言，文化创造就是“化人”活动，即以文化改造人类自身的自然性，使自然状态的人变为社会的、文化的、有无限精神追求的人。许多文化人类学家，比如马林诺夫斯基，都明确指出了文化创造活动包括自然环境的改造和人类有机体的变更两个方面。国内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化就是按照‘人’的方式和标准，去改变环境和人自己，创造属人的存在。”这样来理解文化，“说到底，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按人的方式改变、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是反过来，再用这些改造世界的成果来培养人、装备人、提高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化人’即是人自己的不断‘人化’，这是‘人化’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环节、境界和成果。”*李德顺 ：《如何把握文化的本质及特性》，载孙麾、林剑主编 ：《马克思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文化之“化人”的过程就体现了人类由必然性的自然状态、蒙昧野蛮状态向自由性的文明状态、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发展。精神世界的丰富、道德境界的提升、审美能力的发展和人生境界的提升，正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化人”过程的产物。人类对外在自然的改造是无尽的，对自身的改变和提升也是无尽的。中国古代人生教育的经典读本《大学》里所谓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正表明人类在其文化的化育和教养中是有一个渐次提升的理想化追求的。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创造是无止境的，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及其对于真善美的终极追求也是永无止境的。

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的理想性还来自于其对文化与历史关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发展理想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仅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且这一理论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理论奠定了科学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是历史创造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之中而非历史之外的创造形式，就此而言历史的未来就是文化的未来，历史的发展理想就是文化的发展理性。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一切阶级都消灭了之后的共产主义时代，人类将进入历史发展的高峰，进入人人自由发展、人性尽情绽放的时代。那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大减少，将使得人类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地展开自己的生命创造活动，从而极大地释放其文化创造潜力，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创造进入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分工的限制将消失，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有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在此之前的社会里，“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但是，“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0页。总之，共产主义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6页。，将是个人的天赋、才能和个性获得完美实现的最理想的社会，必将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最理想的土壤和条件。

基于这种文化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想和文化发展理想都是指向未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马克思对一切开历史倒车的社会发展观和文化发展观，总是施以无情批判。18世纪社会思想中流行着一种反动自然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马克思把这种脱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观点视为轻佻的“臆想”、“奇谈怪论”*马克思 ：《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页。。 恩格斯则在其1859年写给拉萨尔谈悲剧创作问题的信里指出，戏剧艺术的未来理想应该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但这样一个理想“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第174页。。显然，在恩格斯看来，这个艺术创作的理想必将是由代表着未来的新型无产阶级艺术来推动，在历史发展的未来才能够加以实现，而不是由自称创造了比莎士比亚剧还高明的历史剧的拉萨尔之类德国人来实现的。

当今世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物质的丰盈及其没有极限的诱惑将人类生活卷入了物化的、享乐主义的消费主义浪潮之中，即使中国这样与发达国家尚存在不少差距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也不能幸免。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某种程度和意义上的文化生活的迷乱与精神价值的失落。在物欲化的快感浸淫中，对精神价值与未来憧憬的理想追求跌落到现实的幸福旋涡中，退化为种种活得更好的私欲膨胀中，在现实中是如此，在艺术中也是如此。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以“审美乌托邦”为精神理想对社会现实和文化领域进行文化批判的原因所在。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现当代文化和文艺创造中历来不乏理想的追求与光照，这种追求与光照作为一种浪漫主义、乐观主义的浓烈元素融入对历史和人生的现实主义关照与呈现之中，提振着民族的精神，升华着国人的灵魂，鼓舞和导引着人们前行的脚步。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所致，人文精神的失落、理想之光的暗淡以及道德水准的颓败，成为国人现实生活与文化生活中不争的事实，一再引起思想文化界的痛彻关注与反思。所以，当此之际，重提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的理想性有着特别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文化理想，从根本上说关注的是人类从现实羁绊中的解放与全面自由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指向真善美的精神理想与追求。人类不能没有物质的生活，但也不能缺少了精神的生活，要追求当下生活的幸福，更要追求未来理想的实现，“活在当下，死于娱乐”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在高扬精神旗帜面向未来奋斗中追求社会、人生与文化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才是人生价值的归宿，才是人类的使命与文化的使命。以此而论，在艺术文化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和观念的指导是不可缺少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是一种富有理想性的理论，而这正是其他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所缺少的，从而也是不能替代的。

(责任编辑：陆晓芳)

2016-10-08

谭好哲(1955—)，男，山东栖霞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美学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1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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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6]12-00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