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云

（贺州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广西贺州542899）



唐代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兴衰及其影响

赵丽云

（贺州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广西贺州542899）

［摘要］西魏北周宇文泰创始的关陇集团是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适应了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要求。唐代仍处于民族融合时期，唐太宗继承前代政策，组成了以关陇集团、山东集团为主兼及胡族将领的统治支柱，扩大了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武则天当政后，打压关陇、山东集团，发展进士科，进士新阶层遂取关陇、山东集团而代之。唐玄宗时在地方上又专任番将，唐代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由此分裂，成为唐朝衰落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唐朝；关陇集团；山东集团；进士阶层；民族融合

说到唐代统治集团，首先要提及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的概念。陈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文中多次论及“关陇集团”，虽因侧重点不同，“关陇集团”在其具体论述中又有“关陇胡汉集团”“关陇六镇集团”“关陇府兵集团”“关中本位集团”等说法，但都大同小异。简而言之，陈先生认为关陇集团是西魏北周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之集团，混合胡汉民族且文武不分途，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隋唐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是此集团中人物。自武则天开始实施破坏这一集团的措施后，关陇集团开始衰落，进士阶层兴起。陈先生关于“关陇集团”的论述，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大启发①汪篯先生在《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一文中认为唐太宗在重用关陇集团的同时，还注意提拔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并进，这实是陈先生“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唐长孺先生和王仲荦先生也认同“关陇集团”的概念，只不过唐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称之为“关陇军事贵族”或“关中勋贵集团”，王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称之为“关陇统治集团”。而岑仲勉先生则否认这一集团的存在，在其《隋唐史》认为：“(唐)太宗用人，虽不定各当其才，要可说绝无界限”“‘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黄永年先生在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认为“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的提出，确实有助于对北朝后期历史的理解，但也有不足之处，即他认为这个集团在当时是落后的，入隋后开始解体，唐初就消失了。。

本文拟在陈寅恪等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于南北朝及隋唐时期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进步意义，对包括关陇集团在内的唐代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兴衰及其影响作进一步论述。

一、西魏北周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组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民族矛盾极为复杂，往往引发胡汉民族之间的战争。但在战争的表象之下，以汉化为主流的民族大融合却是时代的主题。十六国政权对儒学的崇尚、对汉魏制度的认同以及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都是其表现。而且，南北胡汉政权或以天命所在或以正统自居，都极力谋求统一全国，如东晋南朝以恢复中原为号召多次北伐，《晋书·苻坚载记附苻融传》也载前秦苻坚以己为“惟德之所授”的帝王而汲汲于南侵，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迁都洛阳也是为统一全国作准备。但无论是东晋南朝的北伐、苻坚的南侵，还是孝文帝的改革都没有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这说明在民族隔阂、民族矛盾如此突出的时代，无论单纯的战争还是全盘的汉化都不是复杂民族背景之下统一全国的有效措施。正是在这一形势之下，宇文泰选择了一条融合胡汉文武于一体的新途径，实行关陇本位政策，组成关陇集团。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宇文泰]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此宇文泰之新途径今姑假名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即凡属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属于官制之周官皆是其事。其改易随贺拔岳等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别撰谱牒，纪其所承，又以诸将功高者继塞外鲜卑部落之后，亦是施行‘关中本位政策’之例证”[1]198-199，而关陇集团的成员“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1]234-235。

应该说，这一政策的出现符合胡汉民族大融合的要求，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齐在融合胡汉方面的软弱无力，北齐神武帝高欢调和鲜卑与汉人之间矛盾的措施，仅仅是虚言抚慰，如“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2]4882实际还是沿袭了十六国以来“胡汉分治”的传统，于胡汉矛盾的调和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北齐胡汉统治集团多次发生火并[3]562-564。而统治阶层内部胡汉矛盾的尖锐，必然削弱整个统治阶层的力量。如此，加之其他因素，北周灭掉北齐统一北方也是势所必然了。之后，隋灭陈统一全国、唐朝再造统一都说明这一政策确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而非一句“以成败论英雄”就可以轻易否定。

一种政策的制定及一个集团的形成都有一定的统治思想作指导。宇文泰实行关陇本位政策、组成关陇集团所标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传统儒家思想，即“以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1]20。为此，除实施改其胡汉将领籍贯为关陇及以《周礼》改革官制等措施外，如《周书·苏绰传》所载，宇文泰还颁布了“治心”“治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充满儒家精神的“六条诏书”，充当官员行为准则。之后，又颁布苏绰制定的大诰，以革魏晋以来文章浮华之弊。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号召，并化繁为简、取其质朴的一面为融合胡汉民族精神的粘合剂，较之魏晋以来繁琐的文辞之学，显然更符合当时北方中国的现状。

总之，对一个政权来说，在民族看似大分裂实则大融合的南北朝时代，实行融合胡汉民族的统治政策，组建一个胡汉文武融于一体的统治集团是必要之举。

二、唐初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扩大

隋唐两朝，相继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仍处于民族融合的时期。隋唐时期，各民族之间交流极为频繁，民族关系也比较融洽，带有浓重胡族色彩的隋唐统治者也较少有民族偏见，但在这种民族和平交往的表象之下，胡汉民族矛盾仍然存在。这一时期，分布于全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种类、人口都很多，民族关系之复杂不逊于南北朝时期。北方有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等族，西北主要有吐蕃、吐谷浑、党项，西南主要有南诏，东北有奚、契丹、室韦、靺鞨等族。其中，一些民族，如东西突厥、薛延陀、吐蕃还建立了政权，在某段时期与隋唐政权并存。而且，这一时期各族胡人继续大量涌入中原地区，致使唐代“长安胡化盛极一时”[4]42。更重要的是，隋唐两朝已是全国性政权，统治集团的组成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不应局限于关陇一隅。因此，对隋唐朝统治者来说，如何把山东人士、江南士族及胡族将领吸收进统治集团，组建新的融合胡汉文武于一体的统治集团仍是时代的要求，而非仅仅前朝政策的因袭①杨坚建隋后虽也任用山东人士如李德林、裴矩等，但仍注意巩固关陇集团的统治。总体来说，隋文帝杨坚仍维护了以关陇集团为主的融合胡汉一体的统治集团。而隋炀帝之死的直接原因却是一些不满其重用南方人士、滞南不归的关陇军事贵族如宇文化及等以北归为号，煽动叛乱所致。而且，取代隋朝的李唐皇室也出自关陇军事贵胄。由此可见，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炀帝偏离了融合胡汉民族于一体的统治政策，造成以关陇集团为主体的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分裂。而唐朝的建立及统一全国，如下文所示，恰在于唐太宗自觉维护并扩大了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

唐太宗选拔山东及其他集团人士进入统治中心，正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唐初，关陇集团仍居于统治核心，唐太宗本人及任宰相三十年的长孙无忌就是这一集团的代表。而以山东人士为主的团体——本文称之为“山东集团”——作为一股可以与关陇集团相媲美的力量，与太宗早有联系。如房玄龄早就跟随李世民左右；山东豪杰的代表李绩降唐后，与李世民关系也极为密切，《旧唐书·李绩传》载其“从太宗伐王世充于东都，累战大捷。……又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还。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绩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绩又从太宗破刘黑闼、徐圆朗，累迁左监门大将军”。正如毛汉光先生所言：“李唐东向平定天下与嬴秦并吞六国有相似之处，而其能顺利完成，与李世民能降服另一系势力‘山东豪杰’有重要关系。”[5]27而玄武门之变时，太宗也得到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常何等诸多山东豪杰的支持[6]243-265。太宗继位后，更有意提拔山东人士如马周等，使山东集团成为除关陇集团外的另一统治支柱。汪篯先生对太宗朝宰相的籍贯家世作了全面分析，指出太宗朝任宰相的除了裴寂、萧瑀等六人是高祖朝旧相外，其他22个宰相中，山东人有11个，占了一半，包括房玄龄、魏征、李绩、马周等人；关陇集团的宰相有六人，如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其余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等五人则出身于江南士族[7]132-149。

关陇集团之为胡汉文武合一的集团固不待言，而山东集团也应属融合胡汉文武于一体的集团。这一集团的主体为山东豪杰如李绩、魏征等，其次为出身于第二流阀阅的房玄龄等。陈寅恪先生认为山东豪杰“就其性强勇，工骑射，组织坚固，从事农业，及姓氏多有胡族关系，尤其出生地域之分配诸点观之，深疑此集团乃北魏镇戍屯兵营户之后裔也”[6]259。所以，从总体上说，山东豪杰加上其他山东人士即混合为胡汉文武合一的山东集团，其性质与关陇集团类似。至于岑文本、褚遂良等江南士族，人数较少，则多依附于以上两集团。

此外，《旧唐书·李林甫传》载：“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俱是部落酋长，“太宗既任部落之酋长为将帅，则此部落之酋长必率领其部下之胡人，同为太宗效力”[8]300。而“领使以制之”的“重臣”，考之当日情形，应多属关陇或山东集团，如《旧唐书·西戎传》“高昌”条：“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同书同卷“吐谷浑”条载“贞观九年，诏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以击之。”可见，太宗任用诸族部落酋长统其部众且由重臣领之的措施，与宇文泰创立府兵制的做法极为相似，且亦有赐姓之举，如《新唐书·诸夷蕃将传》载：“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高祖兴太原，大奈提其众隶麾下。……从平长安，以多，赏帛五千匹，赐姓史。”“李谨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刘黑闼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书秦王，请节度。……贞观初，进右卫将军，赐氏李。”所以，唐太宗这一将诸族酋长吸收入统治集团的措施，仍是执行了融合胡汉文武的政策，维护且扩大了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

可以说，唐太宗继承了西魏北周以来融合胡汉文武于一体的统治政策，在全国已经统一的新局面下，扩大了统治集团，组建了融合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南方士人以及突厥诸族等新的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支柱。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6247的宣称，并非虚词。

唐初，虽然道教被规定为三教之首，佛教也极具影响力，但仍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重视经术。唐太宗令颜师古、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定本》《五经正义》，后颁行全国，完成五经在文字和内容上的统一，形成统一的儒学。此外，在贞观二年的一次谈论中，太宗曾宣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2]6054。不久，太宗又“问王珪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2]6058。

唐太宗不仅于其当政期间重视维护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而且力图使这一集团在后世持续下去。因此，唐太宗临终之前主要作了两方面的人事安排，一是遗令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二是令高宗即位后召回李绩授以仆射。因此，高宗初年的朝堂上，仍是关陇与山东两集团并峙之势，延续了太宗融合胡汉文武于一体的政策。

三、唐中期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崩溃及其影响

武则天当政后，关陇、山东集团并峙于朝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在武则天是否可以立为皇后的争论中，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发生分裂。关陇集团极力反对唐高宗立武氏为后的企图，而以李绩为代表的山东集团却予以支持①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论。。因此，对于其当政的最大反对派——关陇集团，武则天极力打击。她先后以各种罪名将柳奭、韩瑗、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的骨干外贬、杀害，并籍没其家、株连其姻亲。就连在武则天立后之议中保持中立的于志宁，因是关陇集团的贵裔，也被加上一个党附长孙无忌的罪名，免职外贬。至此，关陇集团的骨干已被武后清除。之后，武氏又大杀李唐宗室，关陇集团消亡殆尽，李唐皇室也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武则天和关陇集团的斗争中，曾支持武氏的山东集团也并未“渔翁得利”。为培养新的便于驱使的势力，武则天采取了重用亲信并广开仕进之路的措施。正所谓“唇亡齿寒”，山东集团的既得利益也因得不到保障而走上没落，徐敬业的谋反及其失败即可略见一斑。

武则天广开仕进之路的重要措施就是崇尚进士科。唐初武德年间至永徽年间的科举考试，以明经为主，进士科还在其次。《旧唐书·高宗纪上》载永徽四年三月，“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可知，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侧重儒家经典，与唐初统治思想一致。所以，尚定先生认为“科举在武德、贞观、永徽年间，基本上是关陇集团培养继承人的主要途径”[9]182。由此可见唐初明经科对维护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重要性。而武则天柄政以后，为打击关陇集团，开始压制明经科，抬高进士科，由重儒家经典变为尚文辞之学。《通典》载沈既济言：“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寖以成风。”[10]83由此，进士新阶层在唐朝中后期开始取代了关陇集团、山东集团等成为统治阶层。

万绳楠先生曾对唐朝前期进士加以考察：“就进士而言之，高祖时26人。太宗时205人。高宗与武后时1197人。如自永徽六年武氏被立为皇后，高宗委政于武后算起，至武后卒年为止，录取的进士1157人。此数为高祖时进士人数的44倍，为太宗时进士人数的5.6倍。”而且高祖朝和太宗朝的进士或无记载或名不显，“惟自武则天为皇后以来，以进士出身而成为名臣、名文学家的不乏其人”，如韦承庆、苏颋、苏味道、李峤、宋璟、郭元振、卢怀慎、源乾曜、崔日用、张九龄、王志愔、韦虚心、马怀素、刘子玄、元行冲、高智周、陈子昂、贺知章等等。其中，韦承庆、苏颋、苏味道、李峤、宋璟、源乾曜、张九龄等还先后为相[11]97-98。

进士阶层取代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则导致唐代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逐渐转变为崇尚文词的士大夫阶层。自此，唐朝统治集团文武分途，而在当日时代背景之下，文武分途在一定程度上亦为割裂胡汉。

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分裂由武则天首开其端，至唐玄宗时完成。《旧唐书·李林甫传》载：“国家武德、贞观已来，番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番人，番人善战有勇，寒族既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可知，唐代统治集团虽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已出现了胡汉文武的分途，但这一趋势仍未完成，所以仍有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的出将入相。据这五人在《新唐书》《旧唐书》中的传记可知，王晙、杜暹乃出身于明经举，张说应诏举，张嘉贞应五经举，萧嵩是高门之后且以“寡学术”闻名，皆非文词进士之流。而到继承了其祖母一系列政策的唐玄宗时期，进士科日益崇重，非明经举可比。又以李林甫之进言，地方专任蕃将，取代了太宗时以部落酋长统其部落之众且以重臣领之的措施。唐朝的统治阶层胡汉文武由此分途，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1]235

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崩溃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在民族关系极为复杂以及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唐代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对胡汉民族的融合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而安史之乱虽得以平定，唐朝也只是得到名义上的统一，自此至唐朝灭亡，一直延续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消亡后，唐廷外有进士阶层把持，内有宦官阶层控制，而出于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只能孤立于帝位，任由内外相连的朝官党争、宦官专权而无能为力，致连皇帝生死及皇位继承权都操纵于宦官之手。党争在唐代后期可谓平常，如《旧唐书·宋申锡传》所载“当长庆、宝历之间，时风嚣薄，朋比大扇”；始于元和年间的李德裕、李宗闵两派“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以致“文宗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据《旧唐书·李训传》，当文宗图谋消灭专权的宦官之时，因“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先是谋之侍讲宋申锡未果，又谋之势单力薄、投机取巧的李训、郑注辈，致使尚未有实质性的措施，而“深密之谋，往往流闻于外”。无人可用，文宗谋去宦官的行动最终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1]235进而言之，或亦无党争之余地也。

综上所述，胡汉文武合一的统治集团，形成于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并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和隋唐盛世的出现，而这一集团在唐代中期的消亡则又成为唐朝衰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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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绳楠.武则天与进士新阶层[J].中国史研究，1994，（3）.

（责任编辑：赵旭国）

Vicissitude and Effect of Unified Ruling Group of Barbarian and Han,Civiland M artial in the Tang Dynasty

ZHAO Li-yu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Hezhou University，Hezhou 542899，Guangxi，China）

Abstract:The Guanlong Group，formed by YUWEN Tai in the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Zhou Dynasties，was a unified group of Barbarian and Han，civil and martial，which conformed to the trend of ethnic amalgamatio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ethnic amalgamation continued to Tang dnasties.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inherited the policies of previous dynasties and constituted a ruling backbone mainly consisted of Guanlong Group and Shangdong Group together with barbarian generals，and thus enlarged the ruling group. But when Empress Wu Zetian was in power，she carried out a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supressed Guanlong Group and Shangdong Group，the consequence of which was that the new stratum of scholars took the place. Furthermore，in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he appointed exclusively barbarian generals outside the central areas. So the unified ruling group of Barbarian and Han，civil and martial began to split，which was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e decline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Tang Dynasty；Guanlong Group；Shangdong Group；Jin-shi（scholars）stratum；nation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6）02-0120-05

［收稿日期］2015-06-25［网络出版时间］2016-04-08 0:31

［作者简介］赵丽云（1974-），女，山东日照人，贺州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