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军

道德与美的审判：影片《枪声俱乐部》文化解读

叶小军

影片《枪声俱乐部》充斥着血腥的暴力屠戮，却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人以审美、道德和人性的哲思。四人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俱乐部，但他们的每一次轻描淡写都足以给观众以人性的审判；而格雷格和凯文的每一次内心挣扎又给观众一次心灵的洗礼。到底什么样的照片才是最美的这往往不简单取决于照片本身，更有照片所带来的思考。而要成就伟大的作品，摄影师就必须凡事都想在观众之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文的确比格雷格更胜一筹。

关健词：审美道德生命观

今日的南非，尽情沐浴着推翻种族隔离政策后最为平和的阳光，但年岁稍大一些的人，对当年种族歧视下的苦难依然记忆犹新。影片《枪声俱乐部》（The BangBangCLub）即以两部普利策获奖作品的诞生为线索，讲述了这段苦难的历史。影片采用首尾呼应的叙事方式，以凯文（KevinCarter）获奖后的采访和回忆开始，又以凯文的采访和自杀而告终。全片从头到尾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重口味，却在审美、生命观和职业道德等方面不断给观众以深刻的警醒与鞭笞。

一.关于片名

影片一开始就对片名作了简单交代：无论外界如何流传，诚如凯文所说，“枪声俱乐部”只是别人赋予的一个标签（label），在他看来，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俱乐部，大家不过是在一起做事，彼此之间既有照应，又有竞争。此外，格雷格获得普利策奖后的一次聚会上，有第三方试图以这四位摄影师为目标做一些商业项目。对方起初使用“狗仔队”（paparazzi）来称呼他们，遭到了若昂（Joao Silva）的强烈反感，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称呼简直就是对他们肩负使命和高昂代价的侮辱（hyenas）。后来在肯（Ken）的周旋下，大家临时妥协被动接受了“俱乐部”（Club）这个词，也就是The BangBangClub。即便如此，在新人阿卜杜勒（Abdul）希望加入时，格雷格（GregMarinovich）也坚决否认了俱乐部的存在：“there’snoclub.”这三个桥段加在一起，也算给全世界还原了一个真相，至少有助于冰释观众的前嫌，帮助他们带着客观公正的心态看完整部影片——因为至少在此之前，很多人还是相信有这个俱乐部存在的，并且给予了深刻的道德批判，这样的批判或多或少导致了凯文最后的自杀。

二.记者的职业与道德

尽管整部影片充斥着杀戮与恐慌，甚至四位摄影师在横亘的尸体中穿行拍照时偶尔也不够严肃，但从前述分析以及格雷格与凯文偶尔的反思来看，他们似乎也没有亵渎生命的本意。影片对记者职业与道德的直接讨论并不多，大概也就是三五处，但从中我们仍能有所领悟。

黑人索尼（Sonny）总共出现过两次，可能是导演为了弥补影片深层思想表达的不足而刻意为之，因此他每次出现都充满了火药味，摆出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鉴于尽可能降低摄影记者拍摄对直接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和灾害事件本身报道环境的危险性对摄影记者的伤害，大多数摄影记者选择了画面间接传达的方法。”[1]但是很显然影片中的四位记者更希望以赤裸裸的方式展现战场的血腥。难怪索尼痛批格雷格是另一个用拍摄非洲暴力事件来赚钱的白人（anotherwhitey photographer makingmoneyoff thespilledboldof Africans.）。尽管肯对这句话作了另一番解释，但与影片中反复提到money相比，还是形成了极大的讽刺。此后，在格雷格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庆祝会上，索尼再次针锋相对：“连非洲民族会议都说，白人的照片是为了反映白人的意图”（EventheANCsaysit’s awhiteman’sphototaken for whiteman’spurposes.）。索尼的意见虽然不能代表南非全部苦难人民，但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战争、灾难等类似的报道中，确实不应该仅仅从记者个人及其母语文化的视角观察和报道，同时还必须要综合考虑当地人民的真实感受与主要关切，这也是西方媒体一直备受包括西方人在内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独立、平等和自由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也是其新闻精神的主要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格雷格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记者，他在拍照时居然带着“立场”参与争执，多次为被攻击者说情，结果导致自己差点被袭击，明显不符合新闻“独立”或者“中立”调查的基本精神。不啻如此，格雷格的内心始终是矛盾复杂的，他一方面表现得很关心受害者，另一方面似乎又更关心职业前途和经济收入。以其获奖作品为例，拍摄时他同情受害者，拍摄后又为星报（TheStar）的拒用而愤愤不平，得知美联社录用之后，又与大家一起相拥庆祝，高呼“money”。类似事件也曾发生在凯文身上，再结合他们拍摄时常有的嘻哈态度等等，我们有理由认为索尼的话并非凭空臆测，而这也正是影片道德基调自相矛盾的地方，是四位主人翁现实生活中共同矛盾的地方。无怪乎后来凯文坚持认为“（战地摄影记者）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看着人们的死去”（it’s ourjobtositthereand watchpeopledie.）。无论格雷格怎么否认，也无论他曾经怎样试图追求真相，在金钱面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他或多或少还是落入了俗套的，不知不觉中早已变得冷漠，甚至偶尔也会显得轻佻或者残酷。

影片关于记者职业和道德的讨论，发生最多的还是在凯文身上。虽说凯文为毒品所困扰，时常精神恍惚，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对道德的思考是最多的。他曾在厕所里直言不讳地说：“我一直都在做梦，梦见自己就要死了……我就要被钉上十字架，还有个巨大的镜头不停地对着我放大 ”（Ikeephavingthis dreamandinit,I’mdying. I’mgettingcrucifiedand there’sthisbigfuckinglens thatjustkeepszoomingin onme.）。后来在苏丹阿亚德黑雷特人道主义援助现场，他与若奥同时看到了秃鹫虎视眈眈地盯着即将饿死的小女孩的那一刻，但只有他拍到了《饥饿的苏丹》——很显然前述的深刻认识对这幅作品的拍摄角度选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该片获得普利策奖后，他一直没有回应媒体和公众有关其职业与道德的质疑，尽管后来现实世界里若奥披露说凯文确实赶走了秃鹫，但凯文自己从未亲口道出过真相。也许他并不是刻意制造悬念，或者刻意表现得自己多么伟大，他就是想“把战争和灾难、危险相提并论”[2]，留给自己和全社会一个深刻的思考，给所有人一个道德乃至人性的审判——哪怕他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审判和鞭笞也是值得的。

影片另一次短暂的自我道德审判发生在女一号罗宾（Robin）身上。第一次陪伴格雷格参加夜晚的行动，直面对死难者的悲惨，她没有像平日选照片的时候那样轻松淡定，而是迅速陷入了精神崩溃，并逃离了现场。为什么人们对待照片和现场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为什么公众总是揪着凯文不放，施以各种自以为是的道德审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内省与自我鞭笞和批判才能找到答案。

三.对美的审判

影片一开始的采访就提出了疑问：“怎样的照片才算是好照片？”（Whatdoyouthink makesaphotographgreat?）很显然导演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试图让观众随着凯文的沉思一起追寻，随着剧情的发展一起思索，随着凯文的自杀一起拷问。

凯文与格雷格第一次见面就教后者弃用长焦，“走近拍才好看 ”（Forgetthelonglens, bru.Stuffonlylooksgood upclose.）。从摄影的角度来说，尽可能接近被摄体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新闻特写如此，微距摄影更是如此，但是“离得足够近，也只是揭示战争真相的前提；改变战争，要有新闻报道深度调查的能力。”[3]其后在对格雷格相册的点评中，肯又指导说“我们的照片不会站着不动”（ourshit doesn’tsitstill.），也就是说现场感比造型更重要，这也的确是新闻摄影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加入团队后的第一次拍摄中，格雷尔受到了凯文几乎是手把手的现场解读指导（readingthemo-ment）：“从内向外拍”（worksfrom theoutsidein），“到达高潮时应该在某个点”，怎么使用“黑白背景 ”（youshootablack frame）……。应该说全片对美的直接讨论差不多也就仅限于此了，然而恰恰是这样的现场解读深深刺痛了观众的心：杀戮即将开始，他们却在从摄影的角度欣赏“美”（It’sathingofbeauty.）（best shot）。

“美，有时候就是一种视觉习惯，有时候则是一种心态”[4]，子弹击中苹果的瞬间很美，但击中人体的瞬间却是邪恶的，不管这种邪恶代表的是射击者还是被射击者，邪恶一定是存在的。因此笔者常常给审美两个字加个引号，或者在“审”的问题上加个引号，也就是说：美，是需要“审”的。经得起审判的美才是真正的美。或者用凯文的话来说：照片不只是要拍得好看（It’snotjusta spectacle,it’smorethan that.），更重要的是作者和观众对照片引发的思考（But maybe whatmakesagreatpicture isonethatasksaquestion），这是凯文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思考，也是我们所需要反思和不断求索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面对一幅幅或精美绝伦、或振聋发聩的图片时，人们很少考虑作者的工作环境；在指手画脚激扬文字的时候，人们也很少考虑作者的感受与拍摄动机。无论平日相对轻松的《星报》图片编辑罗宾，还是影片中对凯文横加指责的媒体与观众，也毋宁出自怎样的心态，他们或多或少都会缺乏现场的悲悯：你出去看到了不好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并且你总想对此做点什么。于是你拿出相机记录下这一切。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们看到的东西。（Yougoout andyouseebadthings,evil things,andyouwanttodo somethingaboutit,sowhat youdoisyoutakethe picturethatshowsit.But noteverybodyisgonnalike what theysee.）

四.几点思考

西式的英雄主义：格雷格闯进南斯菲尔德工人宿舍，侥幸逃过了追杀，并且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照片和真相。冲突现场枪林弹雨，凯文和若奥在菜鸟面前表现出了疯狂的镇定自若。记者们跟在装甲车后面，就像士兵一样往前冲，面对射来的子弹仍然谈笑风生，甚至还能兴冲冲地跑到战场对面买可乐。更有趣的是，凯文和格雷格在警车边上抽大麻，警察居然不敢下车劝阻，只在车上大呼小叫。这不只是对西式英雄主义的赞美，更是对当局极大的讽刺，是对战场惨烈的极大讽刺——我们甚至不得不怀疑影片或者主人翁的立场——难怪若奥的女朋友薇薇安（Viv）第一次见到格雷格，就用crazies形容这群摄影记者。

china词考：影片中多次出现了china一词：凯文与格雷格第一次寒暄：“Hey.My news china. How’sit.”日常交流用“mychinasandme”，打招呼使用“Morningmychinas.”等等，总计大概有四五处。有观众认为这种打招呼类似于中国部队里称呼新兵“菜鸟”，是对中国的文化歧视。事实上，小写的china不只代表“瓷器”，在英国的俚语中还有“同伴”、“好友”的意思，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用chinaplate或china hut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生命观：著名战地记者卡帕曾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因此，战地摄影师就不仅仅是战争的见证人，更加负有拯救苦难人民的使命。然而影片一开始就用stuff来指称那些尸体；摄影师们穿行在横亘的尸体中间，就像逛公园一样自在，一边说笑，一边拍照，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格雷格中枪了，肯遇难了，同事在施救时仍不忘对着肯的尸体拍上几张；南非大选在即，记者们却调侃说要是真的实现和平了，也许他们就失业了……从头到尾，影片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处关于人性和审美的反思之外，似乎更多地给人以亵渎生命的直觉：纵然“战争产生了一种对图片的可怖需求”，难道在面对杀戮的时候就不能收敛一下嬉皮士的娱乐精神？

[1]张春晖.试析灾难性新闻摄影报道的表现手法 [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9,17（5）：65

[2]盛希贵.以记录战争历史为使命[J].国际新闻界，1987（4）：60

[3]刘丽群.战地记者带血的镜头[EB/OL].[2016-06-22].http://jz.chinamil. com.cn/n2014/tp/content_6500706.htm

[4]叶小军.摄影的文化诉求[J].文学教育，2014（8）:134.

（作者介绍：叶小军，阿坝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方跨文化比较，摄影理论，英语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