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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猜个谜》中的俄裔女性移民形象分析

2016-04-03陈西

文学教育 2016年26期
关键词:奥尔森伊娃大卫

陈西

《给我猜个谜》中的俄裔女性移民形象分析

陈西

《给我猜个谜》是美国著名犹太女作家蒂莉·奥尔森1961年问世的短篇小说集《给我猜个谜》中的同名中篇小说。本文将借助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扮演理论,西蒙·波伏娃看待女性角色的观点以及马丁·布伯的犹太人的两重性观点具体分析一直屈从的女主人公伊娃在房子问题上坚持的原因,解读伊娃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从屈从到坚守的心理状态,由此探索移民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做出选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这些选择对其整个人生的影响。

蒂莉·奥尔森 《给我猜个谜》 伊娃屈从坚守

《给我猜个谜》是美国著名犹太女作家蒂莉·奥尔森(TillieL.Olsen,1912—2007)1961年问世的短篇小说集《告诉我一个谜》中的同名中篇小说。小说 (Tell Me aRiddle)发表于1961年,并一举获得当年的欧亨利最佳小说奖,这部作品被誉为同时具有“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深度和巴尔扎克小说的广度”(Frye,1995:15)。小说主要探讨了移民女性的生存困境。女主人公伊娃在移民到美国后四十七年的婚姻生活中完全沦为家庭奴隶,她顺从丈夫,养育七个孩子,失去在社会上的位置。现在孩子们长大成人离开了家庭,丈夫大卫却主张卖掉房子搬去共济会的养老院,但是伊娃已经习惯了孤僻的生活,坚决反对卖掉房子,两人成天为此争吵。本文将借助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扮演理论,西蒙·波伏娃看待女性角色的观点以及马丁·布伯关于犹太人的两重性观点,具体分析伊娃在房子问题上坚持的原因,解读伊娃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从屈从到坚守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由此探索女性的多重身份对其在不同人生阶段所做选择的可能影响,以及这些选择对其整个人生的影响。

1.被禁锢的移民主妇

小说开始时,女主人公伊娃已经过了四十七年失去自我的生活,顺从丈夫,照顾孩子。在晚年生活,她唯一需要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安放自我的空间。这时丈夫大卫却吵着要卖掉房子,搬去共济院,摆脱责任和金钱的束缚,因为他受了一辈子的穷,他已没剩多少精力去折[腾]了(奥尔森、侯毅凌,1994:46)。大卫认为搬去共济会就能不再需要承受家务和金钱的重担,可以参加读书会,医疗服务也能得到保障,但伊娃已经不再需要这些“显而易见的益处”了。伊娃曾经是一位年轻的妻子,有着求知和自我实现的愿望。但由于家务的束缚和生活的压力,她放弃了青年时期的理想、社会工作,失去了朋友,甚至最后在家庭生活中丧失了自我,总要苦苦挣扎去维持家庭的生计。为了满足“孩子们的一大堆需要,她放弃自尊和优雅,看杂货店老板的脸色,不顾脸面地向商人的老婆赊帐”(奥尔森、侯毅凌, 1994:46)。作为母亲的伊娃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压迫,她的创造力被限制,她的身份认同感被否定,她的主妇角色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家务劳动。而作为新到美国的移民,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缺乏社交,她只能被外部世界长时间的边缘化和禁声(Schultz,1997:118),只能选择扮演一个顺从的家庭主妇来实现自己的母性身份。

但是这个性别角色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性别的效果是通过对身体的风格/程式化而产生的,而这种扮演并不是原初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具有时间性的(Butler,2002: 184)。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伊娃要一直训练自己的眼光,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从那些大堆大堆的旧衣服中找到还能穿的(她沉沉的眼镜上于是又加了放大镜),她一边翻找,一边挑选——这件要么卖给旧衣铺要么捐给义卖会,那件需要补补洗洗,而这件可以送出去”(奥尔森、侯毅凌,1994:47)。奥尔森在《沉默》一书中认为母性是一片近乎禁忌的领域,性别歧视的最后避难所,也是女性压迫的最不被理解,最少被探寻,折磨复杂的核心要义(Olsen, 1979:25)。作为母亲的伊娃,为了家庭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奴隶,然而她的牺牲并没有得到来自丈夫和孩子的承认和尊重。母性一直压迫着伊娃,她无法追求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她并非生来就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是被种族、性别、宗教还有经济地位限制在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中,失去了自我生存的空间和自我选择的权力。伊娃和那时大多数的俄国犹太人一样,她们信仰犹太教正统派,婚姻和养育孩子是犹太教的核心教义(Mc-Goldricketal.,2005:669)。女性应该承担照顾家庭的任务,顺从自己丈夫的意志。但是在内心深处,伊娃想要保住自己的房子,她不愿放弃自己的孤独,也不想强迫自己顺着别人的节奏去生活(奥尔森、侯毅凌,1994:47)。伊娃外在和内在的表现显示出她心灵的多样性:表面上,她是一个顺从的移民家庭主妇;而内心里,她是一个有着坚持的独立个体。人类心灵的这种多样性周期性地显示为一种两重性(布伯、刘杰,2002:22),从伊娃身上可以看出:一方面,伊娃被家庭琐事和责任困住多年,她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于为家人的服务上,顺从丈夫,照顾孩子;另一反面,她在房子的问题上却有自己的坚持,想要争取属于自己的空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孩子们长大之后,她不用再守着家庭生活,这时她“终于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愿来生活了,再也不用顺着别人的节奏过日子,这全是生活将她推到了这一步:是生活拒绝了她,剥夺了她,孤立了她……——最后,生活便给了她这一份孤独”(Olsen,1995:38)。

2.摆脱家庭重负后对自我的坚守

关于房子的争吵触发了伊娃内心真实的想法,她想要守住属于自己的空间,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她在丈夫和孩子们中间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调停角色,不再被家庭需要。她不用再做一个无私的母亲,也不用再扮演一个低声下气的家庭主妇,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过去几十年服务家庭的责任与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想法是对立的:她用假象来哄骗自己,无条件地取悦丈夫,不求回报地爱他;当丈夫可以独自生活,孩子们都要离开时,她真正的感觉开始浮现,原来孩子和丈夫一直或多或少都是忘恩负义的,孩子们并不关心她的真正需要,甚至支持他们父亲的意见,劝她卖掉房子。这种现实性和潜在性的体验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倾向于对立两极的活生生的实体(布伯、刘杰,2002:22-23)。伊娃内心的真实想法开始浮现,她对房子的坚守也就变得更加坚定。

此外,伊娃生活的外部环境较移民之初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以后,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人们不再看重人种、肤色、性别和宗教的差异,而把追求平等和广泛的人权看作至关重要(Solomon, 1996:108),西方犹太教对女性的束缚不再像以前那么严苛。伊娃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她此前所有的成就、扮演、牺牲和幸福都与孩子、丈夫还有家庭密不可分,然而她多年的付出和顺从并不能得到丈夫和孩子的认可和理解,她开始放弃扮演一个合格家庭主妇的角色,选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存在主义的中心观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能够独立行动,对自己负责,并有意识的存在——而不是标签化、模式化、扮演出来的已经被定义和分类的个体存在(Macquarrie,1972:14-21)。因此,家庭主妇的角色扮演并不能定义伊娃,她在内心深处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希望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生活,在孤独中寻求聊以自慰的安宁。在大卫用自己一贯的风格劝她卖掉房子的时候,伊娃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意见。

3.完全挣脱束缚

房子的问题尚未定论,伊娃却被诊断出患了癌症,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她却坚持留在家里,不去看医生。大卫带着她去拜访孩子们,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在孩子们的家里,她过的很不舒服,也不去亲近自己的孙子们(Olsen, 1995:52)。她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孙子,只是那会让她想起以前艰辛的日子,那个时候她有七个孩子要养活,要让他们吃饱穿暖,还要供他们上学,生活的负担太过沉重。现在的她已经不再是有着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而是一个疲倦虚弱的老妇人。她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渴望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但是改变又谈何容易,从承认变老的那一天起,她的处境就改变了。当女性放弃与时间的厄运斗争时,另一种战斗开始了:她必须在人间保持一席之地 (波伏娃, 2011:427)。对伊娃而言,只有坚守住自己的房子,她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丈夫大卫没有勇气和能力独自面对她的疾病,他瞒着伊娃卖掉了房子,带着她踏上了这段漫长的旅途,并试着说服她重新扮演母亲的角色,他不知道这个角色已经将伊娃束缚了近半辈子。大卫说:维维想让你去看看她刚出生的孩子。机票已经订好了,我们一定要去维维家。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多暖心、惹人怜爱的孩子呢(Olsen,1995:51)。但是和孩子们相处的日子并没有让她得到一丝母性的感觉,反而更加激励她去踏上找寻自我的征途,她越来越喜欢冥想,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还有她周围的环境一再地想要重新赋予她母性的身份,让她存在于一个性别决定身份的社会里,继续扮演一个妻子、母亲和祖母的角色”(Maierhofer, 1999:133)。而女性不可能仅仅通过养育后代甚至是抚育再下一代来实现自己的人生,她需要的是在将人生看成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对自我的定义。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里,伊娃开始发现宁静和孤独,她质疑自己曾笃信的机要信仰和人生信条。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她移民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毫无价值,这个失败的人生让她失去了继续向前的信心。临近生命的尽头,她开始回想过去的生活本来的可能性,正如年轻的时候在俄国她也曾梦想未来的可能性一样。她想要找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生命是连续的、一致、有意义的(Olsen,1995:52-53)。过去的生活将她压抑成一个沉默孤僻的家庭主妇,这个身份让她缺乏存在感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生病住院的时候,医院的工作人员让病人在清单上填上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虽然她是犹太人,她却告诉女儿,“不要填犹太教。你让他们改过来,写上:种族,人类;宗教,无”(Olsen,1995:49)。犹太人的最终理想是通过一生的经历获得丰富的智慧,从那些仍然在经历人生前几个阶段而奋斗的未成熟的人们那里得到尊敬和景仰(Solomon, 1996:105-106)。她既没有活出一个充实的人生,也没有从自己的孩子和丈夫那里得到尊重或敬佩。她几乎没有朋友,也没有社交活动,她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法让自己的孩子们或孙子们感到钦佩,所以她只能紧抓着过去,在那些珍贵的记忆中找寻自我,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为自己的故事找到一个“发声者”——那首50年前的俄国爱情歌谣(Olsen,1995:44)。

身体状况恶化之后,伊娃开始神志不清,零碎地念着一些过去的诗歌和歌曲。听到收音机放出的音乐,她再也抑制不住地放声哭泣,这些年来她从没听过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意愿。孩子们到医院来看她,给她送花,大卫想要哄她开心,便插了一朵在她头上。“像个大姑娘,”他说,然后将手镜拿过来,让她自己看。她看着那一朵跳动的红花,“她的脸色蜡黄,面容瘦削;脸上现出一丝荒凉、战栗的笑容,然后她把镜子推开——却让花留在了发上”(Olsen, 1995:70-71)。她从来没有如现在这般自由和独立,也从来没见到过自己如此虚弱和苍老。她拒绝承认镜子中反映出形象的这个老女人是她自己。岁月让她在梦中缩减,在那些梦里,有她最激进和疯狂的青年时光。那首吟唱他们青春信仰的歌谣,那些丽萨教她识字的回忆,那些在Olshana[1]的艰难岁月,所有这些都是她青年时期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这时现实远离而去,不再与幻想区别开来,不同层次的回忆在这里交织。大卫收拾行李带她去住院的时候,她的情感顿时爆发了,大声吼道“你就是个懦夫,一个叛徒,一辈子都在逃亡,都不能带我回家”(Olsen,1995:73-74)。伊娃埋怨丈夫带她来了美国,却无力照顾好她。虽然和自己有过一样的理想,他最后还是背叛了理想,逃离了俄国,正如他现在想逃离自己生病的妻子。现下的情状让她回忆起了那些痛苦的过往,她无法分清过去和现在。更确切地说,她更愿意将自己人生得失败归咎于丈夫的背叛。她现在依旧贫穷、孤独、隔绝,还是一个被诊断患了癌症的妇女,她已经没有能力去为自己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她选择相信内心明显感到的事实,而不是这个陌生的世界。她回到第一次听那音乐的时间,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站在自己出生的村庄的路上,遇见了青春时候的自己。

在小说结尾,大卫敬畏地意识到伊娃才是那个对自我忠诚的人,尽管这个自我看似被养育家庭的重担深深埋藏了,而他却是没有勇气和能力坚守住自己理想的那个人(Maierhofer,1999:135)。不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要承受多么重的家庭负担,伊娃在内心深处始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理想,并靠着自己的理想支撑着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无论在十字路口的选择是被看成一个人的决断、一种外部的必然性,还是被看成为一种偶然的事情,基本形式本身是不会变的(布伯、刘杰,2002:22-29)。

4.结语

本文旨在探索小说主人公伊娃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理状态,以此来解读女性在做选择时的无奈和困难。在小说中,伊娃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做的选择是不同的: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家,怀抱理想,充满对生活的激情;到了美国之后,她做了47年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完全失去了自我;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她坚持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人。伊娃内在的自我梦想是成为一个自由、积极和独立的人,在对过去的回忆中重拾了自我,守护住了最后一寸属于自己的空间。

整个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没有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同样要对此负责(弗林, 2013:179)。在伊娃的人生旅途中,她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有勇气做出自己的选择,也愿意为了这些选择去承受后果。她屈从或是坚守的选择都表现出了她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理状态,而这些选择是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有其偶然性,但也是在她移民主妇的多重身份重压之下造成的必然选择。

[1]Frye,JoanneS.TillieOlsen: astudyoftheshortfiction[M]. NewYork:TwaynePublishers,1995.

[2]蒂利·奥尔森、侯毅凌.给我猜个谜[J].外国文学,1994(4):45-50.

[3]Olsen,Tillie.Silences[M].NewYork: DellPublishingCo.,Inc.,1979.

[4]Schultz,LydiaA.FlowingagainsttheTraditionalStream: ConsciousnessinTillieOlsen's"Tell MeaRiddle"[J].MELUS,1997:113-131.

[5]Butler,Judith.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M].Taylor&Francise-Library,2002.

[6]McGoldrick,Monica,JoeGiordano,andNydiaGarcia-Preto,eds. Ethnicityandfamilytherapy[M]. NewYork:GuilfordPress,2005.

[7]马丁·布伯,and刘杰.论犹太教[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8]Macquarrie,John.Existentialism [M].NewYork:Hutchinson,1972.

[9]弗林."存在主义简论."Trans.莫伟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10]Olsen,Tillie.TellMeaRiddle[M].NewJersey:RutgersUP,1995.

[11]Solomon,Norman.Judaism:avery shortintroduction[M].Oxford:Oxford UP,1996.

[12]Maierhofer,Roberta.Desperately Seekingtheself:Gender,Age,andI-dentityinTillieOlsen's“Tellme ariddle”andMichelleHerman's “Missing”[J].EducationalGerontology, 1999(25):129-141.

[13]波伏娃."第二性II."Trans.郑克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注释

[1]作者虚构的一个沙皇俄国时期的村庄名。Olsen'sinventednamefor atypicalvillageoftsaristRussia.

(作者介绍:陈西,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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