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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我就是个“蚂蚁”作家

2016-03-31杨杰

现代妇女 2016年3期
关键词:葱油饼蚂蚁丈夫

杨杰

赵林说自小家里穷没饭吃,上树掏雀子蛋煮,长了一脸雀斑,使她的脸像撒了芝麻一样,有两颗大一点的雀斑就像两滴眼泪垂挂在腮上,加上兔唇,上天简直把所有的丑都给了她。

她因此很自卑。尤其是从安徽省六安市宋大郢村的泥土里,走到大上海的硬化路面上,她自认为丑陋的脸放大了。

赵林出版了第一本自传性长篇小说《蚁群》,“丑”仍然是绕不开的关键词。她叙述离婚后没人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她长得丑;第二个方面是她长得太丑。

第一家报道她的媒体把她比作小品里写《月子》的农妇宋丹丹。后来,有电视媒体请她上节目,她推脱说自己“又老又丑”,影响收视率。在网上搜索赵林,职业一栏有两个词:作家、农民。

葱油饼店里只能摆下5套桌椅,过堂风把窗口挂着的毛巾冻硬了。除了做了20年的葱油饼,赵林对汤面手艺缺乏信心。只有当客人把脸盆大的一碗汤喝完,赵林才笑到露出牙龈,“吃完才是硬道理”。

赵林兄弟姐妹5个,她排行老四。10岁下田插秧,田里的水没到她的肚脐眼,远看只当是田里飘着一件破袄。因为倔,她在家里总是挨打。她的家很乱,屋东头是牛棚,西头是厨房,厨房的窗户对着猪圈。房门是麻秆架子纸糊的,哥哥在门上写了一副对联:麻杆糊纸当房门,挡人挡畜一样行。

小时候家里穷,赵林只上过5年多的学校,算上体育老师一共接触过8位教师。每次她去找小伙伴们,人家在写字,她就站在背后伸长脖子看,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一样。

她喜欢余华、莫言和王小波。她得做200多个葱油饼换一套他们的文集。赵林一边卖饼一边谈她的写作:“什么是魔幻?就是把土豆那么大的东西写成西瓜那么大。”赵林抓起一把面团,三下两下砸出饼的形状,扔到油锅里,白色的饼爆得气鼓鼓的,马上变了颜色。肉末、梅干菜和葱花散落在上面,混合着金黄色的鸡蛋液,赵林拿着铲子翻了两下,用紧裹着手套的手摁着饼子对折。

白色橡胶手套里面的这双手又红又肿,使手指显得短粗。在拿起铲子之前,这双手拎过大包、贩过鼠药、扫过马路、做过保姆、扫过厕所、擦过皮鞋……

她是中国新时期的第一代农民工。揪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尾巴,赵林偷偷准备了行李,跳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家里的云是棉絮一样的一大团飘啊飘,这里的云如骆驼一样大踏步地跑啊跑。家里的太阳是从山那里出来的,又从另一座山那里落下了,这里的太阳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赵林在书里写道,在上海,她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她左肩扛着被子,右肩扛着大米,手里提着袋子,就像春耕时爸爸左肩扛着犁,右肩扛着轭,手里还牵着牛下田的情景。

她嗅着衣着鲜亮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皂味儿,感觉沾了人家的光。那时,外乡人在上海并不好找工作,只有抛光厂和农场要人。抛光厂的车间简陋得就像雨篷,飞舞的灰尘如同棉絮。四面都通风,铁锈泛着臭鱼的气味,100多台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砂轮和铁器碰撞冒出耀眼的火花,房梁上落下很厚的灰。工人戴着捂耳帽子,白色的口罩早已染成灰色。

在这个自行车大国里,赵林的工作是生产自行车的后座、铃铛和连接车把的零件。她聚精会神地拿起它们,放在砂轮上小心翼翼地摩擦,若人不小心碰到了砂轮,肉就被剐掉了。半天下来,劳动布做成的手套已经千疮百孔。很多做这个工作的人最后都成了缺少手指的残疾人。赵林曾经不慎使膝盖碰上了砂轮,血像喷泉一样涌出。

她觉得自己更丑了。农村人身上的“土”拍也拍不掉。“我是乡下的,我跟人家不能比。”在《蚁群》的首发式上,赵林穿着黑色的棉服,杵在台上。头发绑到脑后在低处打了个结,脸色蜡黄。这个本该是主角的人站在最角落的位置。一旁是穿着红色或驼色大衣、纤细丝袜的“女领导”,名牌围巾在她们的脖子上耀眼夺目。

女儿露露今年25岁,是赵林与第一任丈夫生的孩子。出嫁那天,赵林的嫁衣不红,堂姐把自己的红袄子脱下来借给她。丈夫九斤生得1.9米的大个子,不胖不瘦,浓眉大眼,雪白干净。他的字像人一样好看。赵林喜欢识字的人。

露露8个月,分家的时候,因为一个锅盖,婆家一家老小对赵林拳打脚踢。那天,九斤穿着结婚时赵林给他买的蓝色中山装、黑色皮鞋,掐住了她的脖子,一边掐一边喊:“我让你去拿锅盖,你还要锅盖吗?”

赵林浑身颤抖如筛糠一样,耳朵一阵轰鸣,说不出话来。她快把嘴唇咬掉了,只连着一点点皮。从那一刻起,这个南方偏远乡村的农妇决定,离婚。

1991年,他们在照相馆给女儿拍了一张照片,每人留了一张。路上,女儿咯咯地笑着,她一出生便在动荡中,女儿很漂亮,赵林说像父亲,不像她。

谈到如何走上写作之路时,赵林说:“因为在写作里自己可以随意创造,就像是命运的主宰者,我可以捏出各色事物。”她在小说里不用化名,真实的名字让她更有感觉。“在小说里,我想把谁干掉就把谁干掉。”低眉顺眼的赵林忽然来了精神,提高了音量。

一个缺乏美貌的女人,拖着孩子,又是外地人,她跟浙江人相了4次亲,一般人都不要这样的,怕她是骗子,骗了钱就跑了。

第二任丈夫是拉板车的,嗜烟酒如命。长得丑,脾气也不好。他没有固定收入,房子是租的。领结婚证那天,赵林的表情愤愤的。

这时候打工已经风靡全国,打工者肩膀挨着肩膀,行囊碰着行囊,如蚂蚁一样顺着撒满蜜糖的道路,亦步亦趋地前进。赵林在书里写,蚂蚁们磕磕绊绊,挤挤挨挨,有的被磕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摔得半死。有进了收容所的,有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投江淹死的,有爬火车被抓住跳窗跌死的,有急成精神病的。

浙江翻砂厂和上海的抛光厂有很多相似之处,灰尘大,干一天活儿人就变得不像人了,像从染缸里捞出来一样。吐出来的痰就像一摊黑鸡屎,头发像刷了水泥硬邦邦的。

2012年,赵林和丈夫在翻砂厂给人做饭。这是少有的夫妻二人并肩作战的日子。他听了赵林“蚂蚁”的比喻,对她说:“我是一只喜欢你的蚂蚁,愿意跟着你爬来爬去。”

不知什么时候,丈夫的脾气没有了,连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这正是赵林心中的好男人。

赵林在卖饼的空隙写作,有时灵感和生意一同来了,她会放下笔,拿起铲子。她说:“卖饼和家务是第一位的,写作是第二位的。”

有时赵林写了一段,丈夫就问:“写哪儿了?有没有写我?”

她说:“写了。”

“写我什么?写我爱喝酒吗?你要把我写得坏坏的,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反面教材,让孩子们以我为戒。”

2012年,她的文字第一次拿到了一个小奖,像是苦尽甘来的预告。

一年后,丈夫因肺癌去世,留下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赵林一辈子都在向往高处的生活,现实却不停地把她往下拽。

“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快要死了,她想见到一个人,在相见之前,这个人支撑着她,她就不会死掉。”赵林坐在充满油烟味的葱油饼店里,幽幽地说,文字就是她想见的那个人,是她的念想。

88岁的老母亲和兄弟姐妹奚落她:“都这么穷了还写什么书,你不要把脑子用坏掉了!”

她已经三四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上一次回娘家,村里冷清得很,青壮年打工去了,只剩下老弱妇孺,田地荒芜得不像样子。别人问她在外面忙些什么,她很想吹吹牛,说自己在大公司里当领导,但她卖饼的脸晒得黑,谎话行不通。

她有时候像嘲笑自己的容貌一样嘲笑写作:“我写作完全是因为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如果我要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很可能就不会去写作。正如我老家一个女的喜欢唱戏,她一亮嗓子就把人唱跑了,她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嗓子差,还缠着戏班班主收她进剧团,被人当成了笑柄。我也一样。”

赵林说:“我写书远没有做葱油饼更合适。写书对我来说是一件羞涩的事,比如卖葱油饼的间隙,我看了几行书,要是被人发现了,就如偷了汉子一样使我面红耳赤。”即便已经写了6本书,她也不敢对人说:“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我来写书。”

“我们就是一群蚂蚁。”她说,“为了生存,冒着被踩死的危险,到处颠簸,连人家的锅台也敢爬上去。我们渺小,渺小得看不上眼,所以才能在夹缝里得以偷生。 ”

(摘自《中国青年报》)(责编 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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