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济利·伊斯坎德尔

我们随便聊一聊。聊些无关紧要的乐事。谈谈我们相熟的人身上那些有趣的本性特质。没什么能比谈论熟人的怪癖更有趣了。聊这样的话题，如同体察自身的健康水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出现同样的行为偏差，只是不想不愿而已，于己无益。但或许，会有想愿的情况？

人性特质中有趣的一条是，每个人都会按照周围人强加的观念去努力补全自己的形象。有人说道，就有修补。

打比方说，周围人认为你身上有一种驴子的勤劳特质，任劳任怨不计得失。你非但不会抵抗，反而会努力坐实这个名号。不满足于仅仅是勤勉的驴子，你还会发展为倔驴，甚至是狠驴。

的确，个别情况下一个人能够将自己希望表达的形象强加给周围人。但大多数情况是人多的一边说了算，而这一边通常都是贪杯之徒。

人们常说，某某人要是不饮酒该是个多好的人啊。对于我的一个相熟人们也这样评论，他们说道：“匠手仁心的天才工程师，却被酒精葬送了才干”。你试试开诚布公地大声讲：首先，他不是工程师，是个热心肠的技术员;其次，谁见过了他的才干？你不会这样说，因为会显得粗鲁不雅。人已经喝成这副模样，而你还要闲言碎语打搅别人的生活。如果你帮不了一个酒鬼，那至少别去打扰他。

即便如此，个人仍旧会依照周围人强加的观念去补全自己的形象。这里有个例子。

我上中学的某日，全班在一片海边荒地上劳动，想把它变为一个修养心灵的去处。不出意料，它确实被改造成功了。

我们用当时流行的窝种栽培法先在荒地上种下了一些按树苗。诚然，按树苗只存活了很少，而荒地上还余下了大块空白，于是我们开始一树一坑地栽植树苗，以此让先进的栽培方法有机会和老法子同台表演，自由竞争。

时隔几年，荒地上冒起了一片并不美观的桉树林，完全无法分辨出哪些是窝种的，哪些又是单植的。彼时大家都说，单植在窝种附近的树苗羡慕后者，一心向大部队靠拢生长以免落单。

不管怎样，时至今日我每次回到家乡，碰到偶尔的炎热天气时会去我们那已经茂密耸立的树林里歇息，心头涌现出一种家长般的激动。桉树本来成材迅速，任何想要感受一下激动家长心情的人都可以种下桉树，并活到它耸入天空的时候，听它的树冠像圣诞树上的玩具一样沙沙作响。

但事情不在于此。事情在于，那往昔中的某日，当我们在荒地耕种时，一位同学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向了我和我手中运土的担架。带领我们的教导员也关注到了我抬担架的样子。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我抬担架的样子。得找个借口来活跃活跃气氛，而借口被找到了。原来，我抬担架的样子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

这是第一颗从溶液中析出的结晶，而接下来的已是加速的结晶反应过程，我自己便是催化剂，使之在指定方向上彻底晶体化。

此后一切便按照既定形象推演。如果在数学测验上，当同学都在解题时我只是枯坐着，谁也不打扰干等到最后，那么一切都被归咎于我的懒惰，而不是因为脑袋瓜愚钝。自然，我也没有尝试去说服他人。而当我在俄语写作测验中胸有成竹奋笔疾书，不瞅书本也不用小抄，这就更成了我无药可救的懒病的反证。

为了保持如此这般的形象，我不再履行值日的义务。大家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当有人忘了做值日时，老师会在一片赞许声中直接叫我去擦黑板或者去搬体育教具。其实，彼时教具都已经借走了，但仍旧得搬点东西回来。

到后来，这形象发展到我被迫不再做家庭作业。而因为这个缘故，我得更加努力学习才能保持靠前的名次。

所以，每天人文课上刚刚开始讲解课文时，我便趴在桌上做出打瞌睡的样子。如果老师对该姿势表示不满，我就会说自己病了，但是又不想错过课程落在后面。我一边趴在桌上，一边仔细听讲，忽略旁边同学时刻不停的恶作剧，努力将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在脑子里。当讲完新课文后，如果还剩点时间，我会主动举手起来回答问题。

这是老师们所喜闻乐见的，因为这迎合了他们作为教师的自尊和面子。原来他们讲课讲得这么好，这么自如，以至于学生不用看课本就都消化吸收了。

老师给我的记分册上打个高分，下课铃声响起，皆大欢喜。只是除我以外谁也不知道，刚刚固定下来的知识瞬间在我脑海中分崩离析，就像裁判喊出“举重成功”时从运动员手中摔下的杠铃。

为了完全精确的讲述事实，我必须要说的是当我趴在桌上假寐时，偶尔会真的陷入半梦半醒的状态，但老师的声音仍旧不停传入耳中。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用这种方法，或者说相近的方法来学习语言。我想，如果我现在跳出来说他们的成果都应归功于我，会显得太不谦虚了。完全睡断片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实在过于少见。

过了一段时间，臭名昭著的懒汉名声传到了校长耳朵里，而他莫名就觉得半年前从地理教研室里消失的望远镜是我拿走的。我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也许，最有可能将他视线范围缩小并引诱他得出的结论还是懒惰。我找不到别的解释。好在后来望远镜找到了，但对我的盯防却在继续，仿佛是期待我会耍出些花招来吸引大家眼球。事情很快明了，我非但没打算耍花招，相反的还是个既顺从又在懒惰岗位上忠于职守的懒汉。不仅如此，我这个懒汉学习也挺不错。

于是，校方决定在我身上采用那些年很流行的集中培养法。这个教学方法的实质是，所有的老师猛然向一个懒散的学生袭来，趁他手忙脚乱之机，将他的学业引领至一个模范之星的水平。

这个教学方案的采用导致其他懒散学生产生了羡慕情绪，开始将自身行为准则向我靠拢，就像那些单植的桉树。

集中突袭培养法取得了成效。幸好不是另一种情况，否则老师就该卷铺盖或者归咎给教学法了。

照例，教学经验获得了普遍成功。当老师站在最优秀的学生中间，脸上厚颜无耻地挂满窘迫的微笑时，一撮削尖脑袋挤进来却在集中培养法中跟不上节奏的学生也自觉地散去了。

在此种情况下，教师之间开始彼此羡慕，也或许是心存嫌隙的那种负面情绪。他们妒忌地在记分册上搜索调查别人如何提高学生成绩，同时努力争取自己的那一科不会在综合成绩的上扬曲线中拖后腿。

或许是在我身上聚集的合力太多，又或许是大家忘了我本来就成绩优异，到开始统计全科总分时，众人发现我已经够格作为学业奖章的候选人。

“你可以拿到银质奖章，”某日我的女班主任对我宣布，一边紧张地瞄着我的眼睛。

这是一个稀有的、不可接触的骄傲种姓。甚至教师们对学业奖章获得者都有些许敬畏。他们被征召去捍卫学校的荣誉。想要折桂学业奖章，是要冒着让学校荣誉受辱的风险。

每个学业奖章的候选人都需要在某一个主要学科上完全自主地取得优秀成绩，同时其他学科成绩也要达到指定的水平。我角逐学业奖章的入场券就是彼时还未声名鹊起的集中培养教学法。

毕业考试时，一批最精干的本校教师被派去做监考官。他们经常踱步走到我们身边，做出解释考签题面的样子，实则轻声简洁地说出答案内容。而这正好是我所需要的。在完成懒汉角色时磨砺出的爆发式的吸收能力，让我能够精确地将老师的慈善救助搬运至考试委员会桌前。

一切尘埃落定后，我没有获得内定的银质奖章，取而代之的是金质奖章，因为金牌候选人在半途失事而落在了后面。

他的确也非常优秀，唯独无论如何也写不好作文，顺带还有个非常强势的妈妈。她是家长委员会的成员，所有其他成员都对她荒谬的无法接受的提议感到困扰不已，却还不得不逐项审议。她甚至提议给所有候选学生补充加强型的早餐，但家长委员会成员动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力否决了这项无益的提案。

这个男孩为第一场考试做了精心准备，为了防止发生任何意外，他预备了二十篇作文，题目涵盖了俄罗斯文学的方方面面。每一篇作文都被缩印成小册子，并在封面上配有目录和引言以防混淆。二十朵小百合一般的册子可以被一只手掌完全攥住。

他成功写完了作文，但看得出已经精疲力竭了。第二场考试中，他虽然也正确地答上了题目，但声音过于细小，最主要的是他不时表现出犹豫，更不可饶恕的是，当他以准确地措辞获得了考官的首肯时，却突然折回去说自己已经表述过的话。

当考官，或者说领导，对你点头表示认可你所说的话时，那么你可行行好，后面的赶紧敷衍了事吧，而不是回去再重头说起，因为如此为之你会把他摆上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

事情便成了这个样子，考官在第一次并不该点头，而应该等你表述清楚完整。要知道你并不是每次都能表达清楚的。有些人甚至会想，考官或者领导点了第一次头，但他们没有料到其实我还能表述的更为明确，更有甚者，会觉得考官毫无原则性，心想：这你也点头，那你也点头。

他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行为侮辱了整个考试委员会，就好像他屈尊俯就了他们。

最终，委员会认定该生在奖章候选人位置上待得太久，以至于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而他在后两门考试中也一并给予了低分。

我取他代之获得了金质奖章，以及毕业晚会上来自他老娘以伞代掌的一记耳光。更确切地说，不是在晚会上，而是晚会前在存衣室里。

“卑鄙的家伙，假装懒汉！”她在存衣室里见到我，手握雨伞说道。

我本该保持沉默，或者至少也该忍耐着，等她挂起手中臭烘烘的雨伞再说。

“他还是拿到了银质奖章啊，”我说道，同时发觉自己的安慰可能会激怒她，特别是在这方面的安慰。

“我不需要银的，”她冷不丁地挥起潮湿的雨伞在我脸上连抽了几下，恶狠狠地压低嗓音说，“我白在委员会待了三年！”

她是如此愤恨，仿佛抽我的耳光一文不值，而实质上应该将我从头锯成两半。

“是我叫您待在那儿了吗？”我勉强吐出一句话。谢天谢地，同学们都没有注意到这边，但这仍旧很屈辱。特别屈辱的是，伞还是湿的，如果是干伞便不会如此屈辱。

同一年，我前往莫斯科读书，那枚我未曾谋面的奖章在几个月后直接送到了妈妈的工作单位。她把奖章拿去给一位相熟的假牙技工看，辨别是否真金。

“说是真的，如果他不是同那些人一伙的话。”当我第二年放假回家时，她这样和我说道。

如此，我补全了被强加于身的十足懒汉形象，收获了金质奖章，还收获了湿伞耳光。

把证书和钱揣在口袋里，我坐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彼时，从我们州坐火车到莫斯科需要三天三夜，这段时间对于挑选将来的专业来说绰绰有余，而我拿定主意要去哲学系。也许，这个选择决定了后来的一件事。

之后的两年中，我和另外一个孩子交换书籍来阅读。我给他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他则从一套不全的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中抽出一本给我。我知道黑格尔是天才的哲学家，而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推荐这样一本书给我确实是相当睿智。

正因为那时并不知道黑格尔的作品相当难读，所以我差不多全读懂了。如果碰到有大段理解不了的长句时，我就直接跳过，因为没有它们也一样读得懂。后来在学习中我逐步了解到，黑格尔的理论中除却合理的内核，还有不少唯心主义的糟粕，分散存在于他的各类著作中。于是我明白了，那些被我忽略掉的章节正是这些糟粕的所在。

一般说来，我读这本书时便会开启一种诗意的状态。我将书周围清出一块空间，尽量紧靠它，就像骆驼死守着绿洲。他的某些观点以高度的精确性命中问题实质，使我拍案叫绝。比如，他将寓言故事称之为奴隶的体裁，这个论断似乎是个真理，我努力地将它记在脑海里，以免自己有一天误写出一篇寓言。

我到达了坐落于莫霍瓦亚大街上的莫斯科大学，没有任何特别激动的感觉。我沿台阶拾级而上，顺着纸质标志的指引走进了一间摆有一排小桌的处所，各色人等安坐其后，其中还有几位青春洋溢的女孩子。每张小桌上都立着一个写有院系名称的塑料牌子。桌前围满了上交证书材料的中学毕业生们，烦闷写在每个人脸上。大厅里人声鼎沸，蒸腾着学生气的汗味。

在标有“哲学系”的小桌后面端坐着一位穿白衬衫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卷起的双袖令人生畏。他的桌前空无一人，而我则不可抑制地冲上前去，填上了这片似是被哲学怀疑论烧出的焦土。

我走近桌前。那人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从哪里来，年轻人？”他的询问中带着哲学战场上战无不胜的疲惫。

大约这样的问题我早已料到，便开始了拟定了对话。

“从切格姆来，”我答道，试图表现出口音同时又表述正确。我故意说成爷爷的村镇，而不是我们住的城市，想以偏远的出身来博得他的欢欣。在我看来，冠名罗曼诺索夫的莫斯科大学应该特别中意我这类人。

“那是哪儿？”他问道，用难以察觉的手部动作制止了我想将材料放在桌上的企图。

“切格姆是阿布哈兹的一个高山小镇，”我善意地解释道。

一切都按照拟定的对话路线在行进。一切顺利，除了我的身世没有带来任何兴奋这一点。但我并无打算就因为一个空洞而冰冷的接待就把自己弄糊涂了。可能是我把切格姆的海拔看得太高了，其实我们亲爱的切格姆并没有那么高。他面带夸大的冷漠，我端着夸大的海拔。最终，我觉得他无法继续掩盖远方客人带来的喜悦了。

“阿布哈兹，是阿扎尔吗？”他有些漫不经心地说，因为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我拿证书材料的手上，以便随时可以拦截我把材料放在桌上的企图。

“阿布哈兹就是阿布哈兹。”我语带骄傲，却无半点自负，再次想要把材料递给他。

“那您知道，你们那有什么竞赛吗？”他又一次用问题拦住了我。

“我有奖章，”笑容在我脸上洇开，没有克制住地补充道，“金质的。”

“我们的奖章获得者也不少。”他疲惫不堪地翻动起来，纸张簌簌作响，抽屉被逐个拉开：要么是在寻找一张权威的获奖者名单，要么就是单纯地在拖延时间。“您可知道，我们的课程都是俄语授课？”他忽然想起这件事，放下纸摞对我说。

“我是从俄语中学毕业的，”我无意中丢掉了口音，回答道，“您需要，我可以给您念一首诗？”

“那您应该去语言文学系！”他喜上眉梢，点头示意说，“是那边那个桌子。”

“不，”我耐心地回答道，“我要读哲学系。”

那人重新愁闷起来，我明白现在可以把材料放在桌上了。

“好吧，读吧，”他无精打采地伸向我的材料。

我朗诵起勃留索夫的诗句，那段时间我深深被诗人字句间的慷慨激昂所吸引。

我梦见：惨白而衰弱，

将死之人在坟前苟活，

我走向终点，寂静，沉默。

往昔友人来到榻前，

却有低声咒骂于他唇边呢喃，

将一记耳光摔于我的脸！

“说的好，”他抬起头望向我，而后说道。

“什么？”我沉醉在自己的朗诵之中，还未弄清他在讲些什么。

“可别交上这样的朋友，”他不无幽默地答道。

我依旧陶醉在诗诵中那令人震惊的险恶画面，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一片茫然，感觉上他似乎还算中意。

“容我打听一下，”他一把将我的材料扒进抽屉，站起来身来，“好像有给你们族人的调度表。”

他刚刚离去，我便拿回自己的证件材料离开了莫斯科大学。我为诗句和调度表深感屈辱。大概调度表更让人屈辱一些。

同一天，我进入了莫斯科图书学院，只因为在旅途中同车厢的一个女孩对它赞不绝口。

如果说莫斯科大学的那个人一直想让我知道，我不够格上哲学系，那么这里则刚好相反，接待委员会的人惊慌失措地拿着我的证书翻来覆去，仿佛它的高端大气上档次让这所学校都相形见绌，也正因为此它同时也显得很可疑。他仔细查验了其他材料，又瞄瞄我的眼睛，那意思仿佛是理解了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我的意图表示了同感，同时又在请求我对他回应以同感，哪怕是稍稍暴露出一点点意图。但我并未表露自己的意图，那人出去了一下，一会功夫又进来，深吸一口气坐下。我心里一沉，感觉到即便已经预先超额支付，自己却仍旧不知购得的物品是不是和之前相同。

“好，您被录取了，”那男人说道，语气中既没有抑郁也不带宽慰，因为他无法立刻将我扭送警察局，也不能将我请出门外继续检查别人证书的真伪。

这所出色的大学在彼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闻名全国，我也并不是第一位进入学校的奖章获得者。现今图书学院已经更名为文化艺术大学，并在毕业生的培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再次提醒了我们，及时换个招牌幌子有多么重要。

经过三年的在校学习，一个思路在我脑中成型——自己写书要比分析他人著作容易得多，获利也丰厚的多，于是我转校到了高尔基文学院，一个专门培训写作手艺的地方。完成学业时，我获颁人文精神中级水平证书，并开始在文学中潜心谨慎求索，以求得不被她宏伟而脆弱的拱廊压做齑粉。

第一眼见到莫斯科时，她与无数的相片和画报中的形象并无两样。城市周边风景如画，只是完全没有山丘的屏障，给人以毫不设防的无依靠感。一眼无垠的平原会让人莫名觉得脊背疲倦。偶尔会想将后背靠上某座山，甚至是躲到山后去。

莫斯科人的天真和善良使我心感愉悦。后来才明白，原来他们也在我身上看出了天真的品质。如此我们很快就打成一片。天真的人讨人喜爱。天真的人让我们可以放下摆在胸前的防御工事，将之挪至更危险的地段。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事专家们应当向他们表示感谢。

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莫斯科人甚至在工作日都比我们要吃的多得多，一边吃一边还要用其特有的天真来为这个特点辩护。相比之下，我们食用的蔬菜倒是比他们多很多。

唯一一个至今于我还是谜题的特点，就是莫斯科人对于天气的持久而神秘的兴致。经常有这样的事，你坐在朋友家喝茶，听着莫斯科式的闲聊，墙上的钟飞跑，收音机里叽叽喳喳播着什么，虽然没人听但也没人去关。

“安静！”某人突然精神一振，抬头向收音机的方向倾听，“播天气预报了。”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去仔细收听预报节目，以便在第二天揭穿它的不准确。第一次听见这句叫“安静！”的警报，我浑身一颤，心想该是战争爆发了，或者至少是发生了某种灾难。后来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等待某个前所未闻又喜闻乐见的异常天气。再后来，我发觉并没有人在等这个前所未闻的喜人天气。那到底是为什么？

你可以认为，几百万莫斯科居民第二天一早都要出门打猎，或是露天耕作。但其实每个人上班的地方都是有屋顶的。那么如此消耗精力又使人疲惫的固定兴趣能否解释为，大家上班时跑进电车或者地铁的这一段，头顶是露天的呢？你不得不说，对于这座伟大城市的居民而言，这是一个怪异十足，甚至是毫无必要的习惯。个中必然存在某种秘密。

正是为了深入研究莫斯科人对于天气的兴趣，我在几年前迁居到了莫斯科。要知道我真正的才能所在，就是发掘和发现。

为了不招致莫斯科人的任何疑心，以及让他们自由展示自己对于天气的神秘兴趣，我自己也装做对天气很感兴趣的样子。

“怎么样，”我说，“天气预报怎么说？要起东风了？”

“没有，”莫斯科人喜滋滋地说，“温和的西南风。”

“嗯，如果是温和，”我接话，“倒可以接受。”

于是调查继续，因为任何新发现都需要实地调查和坚持不懈。但是为了发掘和发现工作，挣钱养家是必不可少的，我便写作。

可是就糟糕在这。读者开始给我冠上幽默作家的帽子，而我已然不自觉地将之贯彻补全了。只要我一着手创作严肃的东西就会想见广大读者们那带着期待和忍耐的高尚神情，于是只好开始写幽默诙谐的文章。

我想坚持，但那期待和忍耐的高尚神情始终在冲刷磨蚀着我，于是我只好一边改变一边做出严肃文章只是故意说说的样子，是为了之后的作品效果更加诙谐幽默。

总之，我向往创作一些没有多愁善感的主人公的东西，如此便可以让文中描写的事件参与者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而我便坐在一旁静静观察他们。

只是我觉得暂时还不能这么干：不能完全信任。当我们让一个人去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时，我们是指他去做那些令我们和他周围人高兴的事。而且当这些令人愉悦的事在没有人提醒监管的情况下，只会发生得更加令人愉悦。

但被给予足够信任去做这些事的人，必须拥有成熟的心智。但凡他不具备这种素质，他可能会做出令人不悦的傻事，或者更甚，干脆什么也不做，只顾垂头丧气无所事事。

此时我就不得不往个人情节里走一遭，照料一下主人公们，努力用我的充沛精力去感染他们。

“高兴一点，伙计们！”

这帮家伙对幽默同样：不能完全理解。

一天，我乘坐“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汽船前往敖德萨。那是个绝佳的十月好天气。太阳温和地照耀，似乎为我们驶向充满欢乐的敖德萨而高兴。

我站起身来，从船舷扶手向外探去。船鼻柔滑地切开波浪向后撇去。飞溅的水花落在我身上，发出犹如啤酒桶中新鲜泡沫不断泛起的沙沙声。就在此时，我的一位读者走上前来，也从船舷扶手探出身去。飞舞的水花还是落在我们身上，但重新找回新鲜泡沫沙沙泛起的感觉已是不可能。

“请问，”他面带会心的微笑问道，“您，是您吗？“

“是的，”我回答，“我，就是我。”

“我通过戒指马上就认出了您，”他脸上还是挂着那会心的微笑。

“通过什么戒指？”我好奇起来，不再细听泡沫的声音。

“杂志上登过您的文章和肖像，”他解释道，“那张照片上您戴的正是这枚戒指。”

的确是戴着它。一家杂志社在我这里拍摄了一组照片，该杂志在随后的几年中陆续刊登了我的一些短篇小说并配上这个系列的照片。照片中我看着像个乐天派，最重要的是我不显年纪，而且手上戴的订婚戒指向前展示着，就像早些年农村里的照片都向前垂腕展示手表表盘一样，如果你仔细看，还能认出这张永志不忘的照片是在何时现世的。

我本想找杂志编辑理论理论这张广告，结果发现人家已经不打算继续刊登我的作品，于是查明各种干系的想法就失去了意义。

当我沉浸在这段不甚愉快的回忆中时，我的读者详细叙述了我的作品，并坚持为之分门别类。当说到短篇小说《幼儿园》时，他哈哈大笑到喘不过气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的心情。

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篇小说有那么好笑，但如果它在读者心目当中是如此，那就该放弃去讲解清楚的愚蠢念头。我便效法这位读者，向你叙述一下这篇小说的内容。

幼儿园的院子中间长起了一棵梨树。时不时就有熟透的果实从树上落下。孩子们捡起来就吃光光。某天一个孩子拾到一个特别硕大而好看的梨子。他想把它吃掉，但女保育老师拿走了梨子，说要放进大家午餐的糖煮水果里。小男孩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宽下心来，因为梨子是要放进大家的甜点里。

幼儿园放学后，小男孩看见了女老师。她也下班回家，手中提着网袋，而袋中装着他的梨子。男孩跑掉了，因为他羞于和女老师四目相接。

实际上，这个故事相当的忧郁。

“这样说来，它逗得您如此大笑？”我问他。

他重新颤抖起来，这一次笑到无法出声直摇手，意思是别再逗他了。

“我还是不明白，”我坚持问道。

“当真？”他反问，微微瞪大了本身就非常凸出的眼睛。

“确实，”我说。

“如果女老师把梨子带回了家，那幼儿园园长又拿走了什么？！”他几乎喊出声来，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什么幼儿园园长？小说里可只字未提什么园长，”我反驳道。

“正因为没有讲才好笑，不言而喻嘛，”他边说着，边用凸起的双眼困惑地看着我。

他开始讲解，在哪些情况下直接说穿比较好笑，而在哪些情况下不说出来比较逗乐。此处就是第二种情况，他说，因为读者会以女老师的拿走梨子为出点，根据自身的社会职位去猜测幼儿园园长拿了多少，职位不同猜得的量也不同。

“如果女老师拿了梨，则得出园长拿了西瓜？”我问道。

“不对，”他摆手说。对话进入了对方的专业领域，而我始终觉得已在他心中播下了某种疑惑，我担心这种疑惑成长为创作计划。我们的聊伴适时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肉联厂的技术员。我问他能拿多少钱。

“总是有的，”他说，又概括性的补充道，“肉里总有些什么。”

我咧嘴大笑，因为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蛋白质的必然属性。

“这有什么好笑？”他说，“每个人都得生活。”

这听来同样像是在说蛋白质的必然属性。

我本想问他肉里到底有些什么，以便判定肉联厂厂长有些什么，但还是作罢了。

他态度多少开始冷淡下来。他被激怒了，因为此刻我正帮他睁开双眼去探究幽默的深层内涵，同时我故意很晚才搭这一把手，以至于他已无法辩驳。旅途快结束时，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并记在小簿子上。

“有机会，给您打电话，”他话带挑战的暗示。

每一天，除了那些不在家的日子，我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将稿纸喂进小个子大胃口的“蜂鸟”打字机里敲字写作。

通常，机器会萎靡的嗒嗒几声，而后就是长久的沉默。家人做出努力为我创造写作环境的样子，我则做出努力写作的样子。其实在这样的时间里，我要么在做些新发现，要么在打字机上耷拉着脑袋，听隔壁房间电话铃是否响起。就像我们乡里的家养猪，垂着脑袋站在果树下细听哪里有果子落地的声音，以便第一时间奔过去。

问题在于我的小女儿也在听着电话铃声，如果她赶在我之前跑过去，就会将小手搭在听筒上轻轻拿起挂断。她认为这是一种游戏，而其他的大致是无所谓的。

很多我的新发现都由于其潜在特征而招惹来了敌对阵营，自然而然，我便不可言说。但我还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打算介绍周知。我认为，为了更好地掌握幽默的技巧，应当跋涉至悲观主义的极限边缘，向那暗无天日的深渊中瞧上一眼，确信那里什么都没有后再悄悄返回。而留在这返程途中的足迹，便是真正的幽默。

可笑之物具有一种或许朴素，但无可争议的价值：它始终正确。除此之外，可笑之物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它坦诚。换言之，坦诚的不一定可笑，但可笑的一定坦诚。我以这句相当模棱两可的格言为文章画上句号，以免再得出些更加模棱两可的结论。

（责任编辑：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