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喜

与创业和创新的经济体龙头——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中国相比，最近几年，欧洲能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新兴科技创业公司似乎过于稀少，某种程度上说，从孕育创业的环境土壤与培育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欧洲已经在边缘化。

政策配套不足

一个初创公司的成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撑，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缺一不可。在中国，之所以出现万众创业热潮，也源于政府扶持创业的力度空前。

比如政策方面，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了改革，企业登记时的工商、税务、质检的“三证三号”已合并为“一照一码”，减少了审批环节，加快了速度，降低了创业门槛，准入环境更为宽松。但在欧洲，开办企业的各种审批环节的冗杂繁复成为一大阻力。

以法国为例，对创业有利的公共机构服务过程复杂、不稳定，提交创业申请需要耗费很长时间，而创业者的目标、计划、资金问题等时常被质疑。而且法国增值税制度也在反复修改，规章制度和税务大环境对创业者们来说很不稳定。而政策设计的好坏对创业积极性往往有着风向标的指引作用。甚至，创业者如果想在欧洲通过股票期权及免费赠股来吸引人才也行不通，复杂的法律条文认定给予新员工免费股票是非法的。

从资本的环境来讲， 在美国一个创业者若想获得资金支持，决定在于其创办的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有没有创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以及相关的专利，具备价值的创业公司从市场通过风投获得资本并不难，硅谷从来不缺伯乐。

比如斯坦福大学就有比较闻名的风险投资论坛——斯坦福企业家之角，用来让教授对接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与企业领袖。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当年创办谷歌时当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拿到了第一笔投资创办了谷歌。

欧洲与美国同属西方社会，但在经济运营的模式上却不尽相同。欧洲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但即便是银行，也很少对中、小企业或者创业者放贷。在部分欧盟成员国，银行贷款占所有融资渠道的比例高达90%以上，《经济学人》称，欧洲的风险投资资金只相当于美国的8%。根据道琼斯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欧洲公司总共获26亿欧元（约29亿美元）风投，环比增长41%，这一数据尚不及美国企业157亿美元融资规模的零头。

资本的信心不够

融资规模过小，还反映出欧洲资本对创业者信心不足。一位创办了一家电子邮件管理公司的法国企业家Mathilde Collin，2014年开始试图从欧洲的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她带着应用程序围绕巴黎和伦敦逛了四个多月，却没人回应她。当她把手伸向美国投资者，仅用10天就融到了300多万美元。欧洲的创业者缺投资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迁往美国继续他们的发展轨迹也就成了许多创业者的选择。因为欧洲投资者偏向于规避风险，而美国投资者愿意帮助初创公司承担风险。

在欧洲，即便是银行，也很少对中、小企业或者创业者的放贷，因为房产抵押或其他质押形式同样是拿到贷款的一道高门槛。欧盟委员会早年研究各国的破产制度后发现，许多国家对待破产的企业家就像对待诈骗犯，比如德国大型公司的高管们破产后甚至会面临终身禁令，英国在12个月后才会免除破产者的债务。在法国，失败的企业家要等上6 年才能重新开始，在这背后体现出来的是，欧洲更偏向传统和保守的思维模式，对待创业者极度不信任、不宽容。

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市场的开放性与宽容性，对欧洲创业者呈现出一种很强吸纳与集聚效应，导致欧洲创业活力被进一步边缘化。据欧洲创业者口述数据显示，克罗地亚本已经诞生许多有前途的初创项目，包括生产电动超级跑车的里马克汽车公司；在2014年世界创业大赛上夺冠的农场智能云管理软件提供商Agrivi；农场云端管理服务提供商Farmeron以及母婴智能可穿戴产品生产商Bellabeat，但目前这些公司都搬到了美国。

另外，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在硅谷设立了孵化中心，提供导师、培训课程和社交机会等服务，他们更希望让欧洲的创业天才得到美国人的资助。但这样一来，更加剧了欧洲创业生态土壤的恶化，导致人才纷纷流失。除流向美国外，不少原本扎根欧洲的中小企业或有创业精神的人也开始流向亚洲。

创业土壤缺失

欧洲是高福利社会，有人说欧洲人力成本高，小富即安，人们更偏向于呆在大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工作。但这不能成为不创业的理由，美国人力成本一样高，因此市场环境与社会对于创业的宽容也是重要因素。有业内人指出，“美国人在做完一半时就会出售产品，但德国人必须等到它百分之百完成”，在欧洲，一旦创业失败，后面再想融资创业都难上加难。

在欧洲，商业的失败是一个人的污点。所以，欧洲的创业者更偏向于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制度相对较完善的、且可以获得较高报酬和更多资源的公司里做创新，而不是独立出来承担风险。

而在硅谷，比如在硅谷的摇篮——斯坦福大学这样的环境中，一个计算机系或者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不想创业可能自己都不好意思，在这种环境下，创业失败也没什么可自卑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与中国创业的相似之处，中国创业也是“1个Winner（成功者）加99个Loser（失败者）”的游戏。

欧洲却并不是如此，法国知名风投Marie Ekeland就表示，欧洲名校乐于灌输学生“积极竞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理念，“而互联网却是一个充满分享和合作、尝试与失败的世界，这与他们的整体理念背道而驰”。

当然欧洲人怕风险也并非没有原因，重要原因在于市场分散导致难以形成规模化，欧洲也缺乏统一的市场让其发展做大。在中国或者美国，产品推出渠道铺开面对的是统一的几亿用户的市场，在欧洲，却恰恰相反，小国林立、人口稀少、国家政策与语言文化各异成为重大障碍。

近年来，欧盟与欧洲各国均意识到了问题，均已开始在政策上对青年创业有所倾斜，比如开设了不少教育培训项目。欧盟2013年通过的总额770亿欧元“地平线2020”科研项目基金，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用于应对经济社会挑战和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

但总的来说，欧洲对于创业的重视与政策上的优化与倾斜力度还不够，欧洲不缺传统商铺，缺少的是发展迅速、规模壮大的创新型公司以及整个市场环境对初创企业的内驱力与扶持力。目前来看，欧洲要从经济低迷的温吞境况中走出来，显然需要培育整个欧洲大陆的创业生态体系，反之欧洲经济与创业氛围则会在边缘化中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