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七(一)

2016-03-28董学仁

西湖 2015年2期
关键词:入党

董学仁

他要在炼狱里熬炼两次

1977年春节,他突然去世。

就在前一年里,他还写了二十多首诗,可能更多。

许多年之后,我看到了他几首诗的笔迹。我凝视着它们,感觉到字迹的温和、沉着、宁静、端庄,毫无张扬和狂傲;有繁体字混杂其中,显示出那些字纸出自旧时代的一位江南文人之手。

在一首诗里,他说,“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这么丑,我看着都觉着好笑/因为我原有许多好的衣衫/都已让他在岁月里烂掉”,他这种自嘲,是轻松还是沉重,很难说清,却让你融进一个人悠远的岁月。在那样的岁月里,个人是无奈的,不能掌握时间、不能掌握自我的命运。

他有一首诗让我惊异,是《神的变形》;像一个小型诗剧,四个角色,分别为神、权力、魔、人,七个章节,六十行左右,描述了被神、魔、权力控制的现代社会,遭强力扭曲之后,已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人虽然还不能打败他们,却已经在觉醒之中。诗剧中的人说:

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

我们该首先击败无限的权力!

这神魔之争在我们头上进行,

我们已经旁观了多少个世纪!

不,不是旁观,而是被迫卷进来,

怀着热望,像为了自身的利益。

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

总是绝对的权利得到了胜利!

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观察历史和亲历现实,有思辨的深度,加入了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潮流,还可以看作它响亮的宣言:“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我们该首先击败无限的权力!”

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这部觉醒的反乌托邦诗篇,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孤本。

我看到的这些诗,是写在不宽不长的纸片上的。作者将它们散乱地夹进一些书籍,并不期望它们在他生前出版。有亲友回忆说,他把用三年心血翻译出的拜伦长篇诗体小说《唐璜》手稿,放在16岁小女儿的箱子里,以为要到小女儿变老的时候这部书才能出版,而他不会在生前看到。

他的诗中,有一首叫《尽头》,里面说:“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但那时他不会想到,他的岁月已到尽头。

我在前面写到,个人是无奈的,不能掌握时间,不能掌握自我的命运。其实我还想说,他不能掌握、甚至不能料想,在他出生以后,他的民族进入了颠覆毁灭文化的时期,而这个时期长短未定,注定了一位文化人的境遇,有时悲凉,有时悲怆。

1918年,他出生于江南一个著名的文化世家。十七岁时,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日本侵华后,大学一路南迁,他从长沙步行一千五百公里到达昆明,进入著名的西南联大;二十二岁时留校任教。1942年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1948年或1949年,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文学硕士,1953年回国。

他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为“中国新诗派”著名诗人的。

在他写诗之前,中国诗歌有过短暂的好时光,可以自由表达,不受阻碍。我在读大学中文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比较系统地看了那一代诗人的出版物,以我苛刻的眼光来看,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出现过三个半诗人,那三个诗人是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半个诗人是何其芳。

现在我才知道,自己的这个观点错了。错误来源是素材不够,那时我看不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人的出版物,无从了解他们的诗歌成绩。具体地说,如果那时我看到他的组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可能会改变我的观点。

这组诗来自他在缅甸抗日战场的经历。中国远征军出动了十万将士,与英美军队一起抗击日寇,战斗中牺牲了一万多人,战败后撤到印度必须经过胡康河谷,途中牺牲了五万多人。

长约两百公里的胡康河谷人迹罕至,蚊虫、毒蛇、瘴气,轻易夺人性命。他们进入河谷时正逢雨季,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迅猛传播,一个人倒下了,两个小时内就会被蚂蚁啃咬成一具白骨,其惨状甚于炼狱。

他不幸患了疟疾,他的马匹早已倒毙,他的双腿已经肿痛,他最长一次断粮八天。但在进入河谷五个月后的一天,他竟然抵达了印度集合地。据他的亲友回忆,与大部队失散前,他是杜聿明将军的中校翻译官,杜聿明把仅有两片治疗疟疾的药给了他一片,救了他一条命。

死里逃生的三年之后,他写出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人说——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

森林说——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让我感动的是,这组诗没有展开描述和有意炫耀个人炼狱般的经历,却在森林与人的对话中,表现了诗人超越苦难的力量,以及更远一些的思索。“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他还写道,“从此我们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

比起他经过的个人磨难,其他诗人的个人磨难都变小了。

我在读大学时买过1981年出版的“中国新诗派”九位诗人的《九叶集》,当时的编选可能是过于小心谨慎,没有收入他最好的作品,可能也没有收入其他诗人最好的作品。

于是我的一个判断,要晚一些年才会出现。那个判断是,他们那一批现代诗人,以及那一代文化人,是“失语的一代”,他们在创作可以更好的年月,被剥夺了话语权。

比起他经过的个人磨难,其他诗人的个人磨难都变小了。

这句话,也包含他1953年回国以后的经历。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磨难开始了,一直到他去世。

1954年,南开大学外文系一次讨论会上,发言的文化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没有发言的他,以“准备发言”的罪名列身其中,他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也受到追查,在其后的“反右”运动中罪加一等,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接受管制,被监督劳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全家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

实际上,他的思想不是右倾,而是左倾,其程度超过一般的文化人士;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一心参加革命,才大老远地从美国赶回来。

这样一来,在我们探讨那个特殊时代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悲剧形象。更加左倾、更加革命的新时代在阔步向前,他连跑带颠地追赶,却一辈子跟不上队伍,就得不断检讨自己,不断矫正自己,不断受苦受难。

他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比如,1953年,他填写了一份“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其中要回答“在国内外参加过何种社会活动”、“回国经历情形”、“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等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交代材料,将个人完全置于集体掌控之下。

比如,195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他说,“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那时他才回国几个月,三十六岁就已厌倦人生。

比如,1957年,他在《人民日报》上的公开检讨中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给了最明确的指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它,以便以后能学习写出较好的东西来。”实际上他此后停止写诗,直到1975年。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

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他的这几行诗写于1947年。那年他二十九岁,已经读过艾略特的《荒原》,心里有很深的荒原情结。他写下的像是预言,他去世的时候是这样,他去世后的许多年,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写到这里,我还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他更好。

他写诗时名叫穆旦,翻译诗歌时名叫查良铮。

我爹是个没有历史的人

旧相册里只有一张全家合影,1954年全家从农村迁往城市后拍的,上面没有我,我没有出生。在那张照片上,我爹三十五岁,没有笑容。我爹还有一张照片,是1976年夏天,他得病以前拍的,坐在阳光下的折叠椅上,双手紧握,放在膝上,脸上还是没有笑容。

转过1977年不久,我爹病倒了。

喝了许多年的白酒伤了他的肝,先是那个地方发炎,过后是硬化、结了恶性肿块。医生是这样说的,我妈也是这样说的。她以前有好多次,不想让我爹喝酒。

我爹见酒亲,每次都不多喝。我家兄弟几个从没有见过我爹喝得大醉,出丑丢人,而在我们那片工人住宅区里,因为酗酒而出丑丢人的事情太多了。劳累、贫苦和动荡不安的生活压力太大,何以解忧,只有酒精,这一点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移民美国的欧洲人相似。弗朗克·麦科特的自传体小说《安吉拉的骨灰》,写了人类中不可救药的酒鬼,描述太生动了。

家人的劝阻只能引起争吵,唯一能管住“酒蒙子”的是政府。前前后后十几年里,粮食是奢侈品,供应市民的普通白酒也成了奢侈品,国营商店里很少见摆上柜台,即使黑市上偶尔能买到,那也不是一般人的工资能享受得起的。这种经济状态的意外收获是你想喝酒也喝不到,酗酒之类的事情大大减少。

有一次我爹去北京出差回来,带回一瓶茅台酒,八元钱,大约他工资的八分之一。那瓶茅台酒,我爹喝了一个星期,第一天打开的时候还让他的四个儿子尝了尝呢。他应该有五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流产死了。

一般人都说酒精伤肝。这话不错,但我以为,更伤肝的是人的生活状态,让人压抑郁闷,不能排解,不得舒畅,不能平衡,不能超越,甚至不能逃脱。

我爹这一辈子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肝病与酒,可能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爹病倒以后,瞒着他的四个儿子,找来他的表侄,让他代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但也有一种可能,他的表侄不是找来的,是提着水果罐头看望他的时候才说起这件事的;身为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表侄也肯定会答应下来,帮他写好。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他交上的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

那时候人们说入党,说的都是加入共产党。

这份申请书交上去之前,我家有三个入党的了,我妈、我大哥、我三哥。其实我爹也知道,他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写文章都是好手,写份申请书也不会差。大概是他的自尊心太强,就把这事交给了表侄办理。

很久以前,我在一篇文字里,写到了我爹想入党这事儿,但比较简略,现在也不能说得太多。我妈就不止一次说起我爹不能入党这件事,每次都很简略,但每次都会增加一点新的东西;把那些事情连接在一起,差不多就完整了。

1956年,我爹开始在橡胶厂当厂长,第二年提出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他忠厚老实,办事认真,克己奉公,不谋私利,按组织上的话说,一直是“很好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把橡胶厂办起来后,组织上又让他去组建编织厂,编织厂之后是组建备战用品仓库,之后又组建了棉织厂。在二十一年里,他先后组建了那么多地方,按我妈的话说,我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早就应该入党了。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发展党员越来越多,入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爹不能入党的原因,据说组织上在外出调查中发现了历史问题——在新政权建立前的几年内战初期,共产党部队刚到东北、当兵报酬还比较高的时候,我爹跟队伍走了,打了半年仗,直到有一天部队被打散,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队伍。那个年月,村子里三天两头经过的,都是赶去抢地盘的军人,疲惫不堪,步履匆匆,灰头土脸,衣衫破烂。在满洲帝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村民,很难分清哪个是共产党部队,哪个不是。

我妈说,有一次,党组织曾明确告诉你爹,如果有人能证明你参加的是共产党部队,那叫历史清白,可以入党;有人能证明你参加的是国民党部队,那叫历史清楚,也可以入党。问题是你的历史既不清白又不清楚,怎么能够入党?

许多年以后,我要携带我的档案到外地读大学。那档案袋粘得不牢,出于好奇,我想知道那份能够决定人一生的档案里都写了些什么,就不留痕迹地看了。档案里有一份对我爹那段历史的调查材料,确实像我妈说的,村子里没有人证明我爹的去向,甚至我的亲舅舅也说不知道我爹参加了谁的部队。

就这样,我爹成了个人历史不清白也不清楚的人。

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想到,其实我爹是个特别清醒的人,知道他的孩子在这个社会还要生活很长时间;而他在病倒之后还想入党,是想抹去他的历史阴影,不让它罩在孩子们头上。

我爹身高一米六九,恰好处于那个年月中国男性身高的平均线。在他病倒以后,我们才看见他太矮了、太瘦了,每一块骨头都凸显出来,而且脸色黑黄,体重很轻。

我爹五十八岁,这不是需要我们照顾的年纪。但我们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工作,忙些自己的事情,忽视了爹妈的健康。

春节前十多天,我家兄弟有了第一次照顾我爹的机会,要送我爹到省会去看病。那里有一家医院是中国医科大学办的,水平挺高。当初我三哥想去中国医科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打听过它的历史。它设在沈阳,其前身可以远推到1911年日本建立的南满医学堂,以及1882年英国建立的教会医院和教学机构。

火车站距离我家大约四公里。夜里十二点多,公交车停了,出租车要在多年后才会出现,三个哥哥用借来的手推车送我爹去火车站。我爹太瘦了,经不起一点儿震动,只能由坐在手推车上的一个哥哥抱着。很不容易到了车站,一个哥哥负责把手推车送回家,两个哥哥负责送我爹去沈阳。而我,那时候已提前赶到了沈阳,正站在医院外面,等着天亮抢先挂号,让我爹到了就能见医生。

看病还算顺利。但我爹肝癌发现时已到晚期,好医生与坏医生一样都没有办法治疗。好医生与坏医生唯一的区别,是他悄悄说出老人的生命只剩下半个月时,脸上有同情,有遗憾的神态。

我爹在剧痛中度过了之后的半个月,尽可能地不喊不叫,不惊动我们。好在我们都有工资,在黑市上买高价的杜冷丁给他注射,减少他的一些痛苦。

春节过后,一个下午,我爹在睡眠中停止了呼吸。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没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了仅仅停留五十八年的人间。

像他那样正直、劳苦的人,应该有一个安歇之地。

可是以他的身份,进不了革命烈士陵园,民间公墓又是一些年以后才有的,看来只能将骨灰放在火葬地点附近的寄存处。但我们把他悄悄安葬在城市东部一片丛山之中。那是我在写生时发现的一个风景好、很安静的地方,也符合民间传说里风水宝地的特征。两年多以后,我能考上大学,也曾想到的是,我得到了我爹在另一个世界的庇佑。

你的经历不仅属于自己

1977年的一天,美国人吉姆·琼斯带领一大批相信他的人,从旧金山出发,到南美洲圭亚那丛林深处建立乌托邦。一年后,他号召那些被洗过脑的人集体自杀,大部分人听从了,但其中一个人没有听从。那人当过推销员和街头骗子,知道琼斯那一套与自己做过的一样,都是骗人的把戏。

人民圣殿教最后崩溃的事,发生在1978年,我可以在稍后的回忆中描述。现在想起它,是有感于在那件事中唯一躲起来的这个人,由于有特殊的经历,就有了特殊的警觉。

几年后,有位美国作家写了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说出了九百多人自杀的真相;碰巧有人译成中文,碰巧我买来读了,帮我补上了那种特殊的警觉,让我对邪教一类的洗脑有了较早关注。

这几天想重读那本书,才发觉那本书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故乡,而我离开故乡很久了。在网上搜寻一番,关于那本书的信息为零,偌大一个中国,没有人说到那本书,甚至也可能没人读过。昨晚我睡得不好,醒后开始担心,人们遇到邪恶思想加害自己时,怎么发现,怎么逃脱呢?

我又想起,我爹在1966年的某一天,把墙上挂着的书画条幅都摘下来烧了,还把一块苏联生产的手表砸碎,让全家人莫名其妙。不久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留下的一切物品,我家里没有那些东西了,因此平安无事。

我爹特殊的警觉,也可能来自他的特殊经历。

在我爹出生的1919年,国家正骚动不安,几千年留下的旧文化遭到重创,被匆匆忙忙地、极尽可能地改变。但那场风暴没有影响到我爹出生的中国东北部乡村。那里被姓张的军方首领统治,直到1928年才回归民国治理,才开始传唱“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民国国歌。

到了1931年,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那国歌只能在心里唱了。过了两三年,溥仪当皇帝,街头流行满洲帝国国歌,“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此后不久,尚为少年的我爹离开故乡,去沈阳城里的鞋铺当了学徒工。后来,他自己开了鞋铺,并且娶妻生子,总共十多年有吃有穿,生活平静,直到二战后满洲帝国倒台,苏联红军搞乱了治安,我爹逃回农村老家。

这样叙述,虽然好看,但不适合我家的具体环境。我家没人说起过去的历史,说起的只有零零散散的短故事,像一段段传奇。

比如,有日本兵在撤回本国前的一两天,找到为他们修过军靴的我爹,让我爹搬一些他们带不走的家具、衣服、布料和书画条幅,其中有相当精美的锦缎,有日本画家的书画条幅。

比如,我爹回乡后与村里富户赌钱,兜里钱输光了,就把沈阳带回来的金银首饰也拿出去赌,而那些值钱的东西,原本是藏在孩子的枕头里的。

比如,在东北内战开始时,我爹跟着八路军走了,打了半年仗。那支部队打散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他又回到家,应该得到的兵饷也没带回来。

比如,刚搞土改时,我爹是村干部之一。我妈说,八路军对村干部讲了,你们放心斗地主老财,如果有我们撤退的一天,先把你们和家属送走。有一天早上外面打枪,爬起来一看,八路军早撤了,地主老财的武装杀了回来。你爹和几个村干部被绑起来吊在大树上,要被剥皮。有个地主叫马老三,和你爹挺好。马老三说,这个姓董的不坏,把他放下来,他分了谁的东西我替他还。有了马老三的话,你爹保住了一条命。

比如,有一年发了洪水,我爹领人在河堤上跑来跑去,顾不上自己家里的事。大水退了,自家的庄稼全烂在地里。我妈和我爹吵了一架,我爹一摔门走了,半年多才回来,把一摞子钱往炕上一扔,拿去买粮吧。那是他跑到黑龙江大森林,在雪地里扛木头挣的钱。

我想过,那是我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年代。他也是个英雄,变换了各种方式,想让一家人生活得好,但是拗不过战乱年代,只能是每况愈下。

1954年,我家迁到鞍山,以后的事情我都看见了。我爹开了个体的修鞋铺,又服从国家要求,创建橡胶厂当了厂长,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一两百人;等卖出了像样的产品,就没有他当厂领导的位置了。组织上让他去组建编织厂,编织厂之后组建备战用品仓库,组建棉织厂,没少吃苦受累,一直到他病倒去世。

话语不多,小心谨慎,没有妄想,我爹安全度过了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运动。每次运动都有一批家庭被暴风撕个粉碎。在我的记忆里,他没有抱怨过什么,也没有骄傲过什么,实际上,他对曾经经历、正在经历的事情一概闭口不谈。那些在中华民国、满洲帝国的特殊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几个哥哥和我,在很长的年代里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有的是我妈忍不住抱怨他时说出来的,有的是其他长辈闲聊时我们听到的。

我爹脾气很倔,却从来不与他不能对抗的事情对抗,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官场就已腐化,贪污侵占、互相勾结、送礼行贿的都有,结成了一个肮脏的利益团伙,他避开了这一切,并且在去世前一年对儿子们说,你爹这辈子没啥能耐,一分钱没贪没占,没给你们留下一点儿不好的影响。

一个人的能耐,怎么也不能超过时代。不是幸福的社会,不会有幸福的生活。这谁都知道,怪不得我爹。在那种危险环境里,我爹和我妈能让我安全长大,就不容易了。还有更不容易的,是他们让我产生了合乎传统的人性,对学习知识的喜爱。

可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我觉得,如果我爹把经历过的事情都告诉我,那就更好了,会让我更早一些发现隐藏在社会背后的东西,用冷静代替恐惧,用觉悟代替混沌和迷茫,用韧性代替我的脆弱。现在我才知道,我后来得到这些是多么不容易。

假如我有足够的书可以阅读,假如我开始阅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正确的,我还会正确地接受书的指导,我也会得到这些。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爹的经历写在书里,也是对我最有益处的一部书籍。

我们的特殊经历,对下一辈人的意义太大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打击,都埋伏在他们的路上,他们不得不坚强起来。他们肯定需要扶持,需要指导,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描述出来的经历。

在我五十岁到来的那一年,这种想法更强烈了,于是开始写我的《自传与公传》。

腐败是后来的一个词儿

我见过一个蹲了二十年监狱的人,听他讲判刑前的一段经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国营大工厂上班。厂长贪污腐化搞破鞋,他给厂长提意见,厂长很生气,就叫来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真的倒霉,因为当过前政府的军人成了历史反革命,又因为反对现政府的厂长成了现行反革命犯。

这个事件发生在新政权建立不久,国有化还没有完成呢,处罚会重些。但从中也看得出来,国营大厂的厂长算是当时的高级干部,是强势的一方,不仅有自己贪污腐化的能力,还有借助警察惩治反对者的能力。

在我生长的鞍山,最大的国营工厂是钢铁公司,公司经理与市长一样,住在满洲帝国留下的最好的房子里,有警卫、司机、厨师、保姆一班人伺候着,吃着商店里买不到的特供食物,饥荒年月也饿不到他们头上。新政权建立后的几十年里,名义上是工资制,高级干部的工资不过是工人最高工资的几倍,但在工资背后,他们有国家“按需分配”的供给制和包干制,占了他们生活需求的绝大部分。

由苏联学来的、由国家分配的特权,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一切。他们不用贪污腐化也能生活得很好,像在人间的天堂一样。这样一来就没有贪污腐化了吗?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是同苏联赫鲁晓夫翻脸之后,中国官方一篇文章里写的,大约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第九篇。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文章说,这个特权阶层,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中国汉字有着强大的分辨和表述能力,这也体现在对“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等行为的称呼变化之中。

新政权刚建立时,一些官员的这一类行为被称为“腐化”,看起来像是伟大时代里的个别现象;接下来不久,有些更严重的行为被称为“腐朽”,被当成外国资产阶级的隔空影响;再有一个表述是“腐烂”,这个词语重了一些,用在了苏联那些官员身上。

至于“腐败”,那是后来的一个词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会出现。

1977年7月24日,三十二岁的英被枪毙了。这只能怨她自己,用了拔苗助长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提高到她不配享受的程度。

英在镇里的信用社工作。那个信用社很小,负责人、会计、出纳员都是她一个人。在中国细分为三十个行政级别的等级制度里,她的等级极低,也可能不包括在内,但比一般的百姓还是高了一些。

说起来,英在信用社工作以前有过两次贪污。第一次是十五岁,到建筑站做会计,贪污了一百多元;第二次在蔬菜大队做会计,贪污三百多元。两次都被发现,都把她调走了,没受别的处分。

1977年,镇子里的人收入很少,即使省吃俭用把钱存到信用社里,总额也只有四万五千元。英把信用社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用,贪污的钱也是四万五千元。按照镇里普通工人每月三十元工资算,相当于那时一个人一百二十五年的工资,不算少了。

法院卷宗里详细记载了英的生活状态。她的长短袖衬衫就有二十多件,鞋子也是一年四季都换。她家里平时炒个素菜都要放虾米、味精,每天都有鱼或肉菜,来客人则另外加菜。家中常备好酒,会喝酒的人去就是度数高的大曲,不会喝的人则有甜酒、葡萄酒供应。

英家里大大小小二十来口人,都跟着她过上了十来年好生活。卷宗里有她的交代笔录:用于家庭零星开支九千元,日常家庭伙食透支二万八千八百元。

她还与各级官员形成了交际圈,向他们送礼二千四百元,请他们吃饭共一百八十桌,近四千元。有群众说,她的家就是接待站、干部招待所。案发后,有六名官员受到了处罚,最重的判刑七年。英呢,以贪污盗窃罪判处死刑。

法院卷宗里有英临刑时的照片,双手被反绑,胸前挂着“贪污盗窃犯”的牌子。

在同一天拍摄的照片里,还有一名年轻女性叫珍,也挂着“贪污盗窃犯”的牌子。但珍仅仅在照片上留下了名字和面容,她贪污了多少,判了死刑还是有期无期徒刑,都已被人忘记。

现在看来,英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所谓小康生活,当时就有一部分官员家庭达到了,而在她死后二三十年,一部分普通民众也可以达到。

1977年,普通民众反感的,不是官员们按照三十个行政级别各自得到的特权,而是很大一部分官员贪得无厌,让应该正常办理的事情也不得不走后门送礼,这像拧毛巾一样拧干了他们差不多所有的积蓄,可是事情还未必办成。比如那一年夏天,高考还没有正式恢复呢,有位困顿之中的学者为了他儿子能读工农兵大学,忍痛卖了一套珍藏多年的古籍,用得来的六百元送礼,但还是无济于事。

这位学者后来名声响亮,日子也好过了。但他的回忆文章中没有提到更多的事情,比如在任何年月,高级官员的子女招工、参军、上大学、提干部都如一马平川,没有障碍。一所著名的军事工程学院从1957年起实行保送招生,高级干部的后代纷纷涌进去,以至于父母够不上副部级或少将以上的,只能是普通学员,不能加入同学中更高一层的交际圈子。

身边的事情就摆在那里,目光是否敏锐都会发现,普通人的日子有多么艰难。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必须走后门才能回城开始,不良官员们面向大众财产的搜刮就正式登场了。那时你的父母拿出他们差不多所有的积蓄,几百元钱,把你从“广阔天地”里捞了回来;现在你也成了孩子的父母,也要拿出你差不多所有的积蓄,十几万元钱,让孩子找一份好些的工作。唯一不变的,是不良官员索贿的标准,仍然是一个家庭差不多所有的积蓄。

现实就那么严酷。在理想的社会到来之前,等级差异本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运转机制。在从苏联学来的社会体制中,所有官员都由其上级任命;实际上延续到老死的终身特权制,阻断了社会管理层面的正常更替,这才是最大的腐败,让人无可奈何。

猜你喜欢

入党
入党夙愿陪伴我健康成长
申请入党,是否需要多次提交入党申请书?
憨娃入党
三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
重温入党誓词
祖孙三代入党记
“入党志愿”与入党申请书有什么区别?
寻找不同年代的入党申请书
向党旗宣誓
我珍藏着入党誓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