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加峰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内地虎视眈眈，预示着对日战争将非一时之计。为使抗日战争有稳定战略后方，国内出现了“开发西部热”。政府要员、实业家、专家学者纷纷赴西北地区考察。新闻界先后也有数十名记者到西北进行考察并发表大量的新闻作品，形成了中国新闻史上声势浩大的“西北记者群”。《新闻报》的顾执中和《大公报》的范长江是当时“西北记者群”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新闻记者，他们的西北之行考察和新闻作品各具特定代表性。分析顾、范二人西北行在代表利益立足点、采访路线与对象、考察重点、表现手法及社会效果等方面的差异，可以窥视民国期间官民“上、下”两个舆论场域的异同。

关键词：民国新闻史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西北行”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043-03

一、引 言

孙中山在民国初期就提出开发大西北但未能实施。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继续紧逼，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认为西北是中国未来生命所系，纷纷呼吁开发边疆，用西北作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国民党中央四届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通过了《边疆建设决议案》，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4年6月通过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进行程序》，促进关注西北地区建设和开发的团体纷纷建立，关注西北的刊物相继创办，各种资源、实业、水利、交通、教育考察团纷纷到西北去考察，在全国形成了一股“西北热”。新闻界中参与西北考察的就有《新闻报》记者郭步陶（1929年）、《新闻报》记者顾执中（1932年、1933年）和《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1935年、1936年）等，成为名闻一时的“西北记者群”。这些“西北记者群”的“西北行”及其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以顾执中和范长江为不同类型的代表。

二、顾执中与范长江“西北行”的同异分析

经过对有关文献的研读和分析表明，顾执中和范长江“西北行”考察所代表的利益层面、考察的路线和采访对象、考察过程的侧重视角、考察结果的表述方式以及考察结果的社会影响和效果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一）西北行背景相同，代表的利益不一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深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打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并步步逼入关内。在顾执中的《西行记》中就曾说到，“国际匪贼‘九·一八的铁骑声，坚硬了国人开发西北的决心……所以，收回东北和开发西北，在国家生存的原则上看来，而这都具有相等的重要性！[1]”范长江的西北之行也是本着号召国民开发西部的动机。他在《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提到了这样一点，“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记者希望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2]”

然，顾执中参加的是“陇海路局长钱慕霖氏等所发起的陕西实业考察团”，其考察的动机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长期抗战，渐成定局。我国……且陕西之考察，为日后西北之开发，实为藁矢之举。[3]”陇海铁路局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铁路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西北的考察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在《到青海去》的第一篇通讯中则“是用国民党宣传部长张继的话做标题，单行本出版的时候请孙科写序，则是力图通过引入国家行政权力、发挥名人效应来扩大影响。[3]”其考察时所撰写的通讯，除了在《新闻报》上发表以外，还要供统治阶层参考运用，具有很大的价值和启发意义，更属于内参性质的报告。

范长江“一九三五年七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 “这次旅行结束以后，他回到天津成为《大公报》的正式记者。[2]”、“在他后来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讲过，他当时西北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的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2]”范长江的西北行为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西北问题的迫切了解的需求。“人事的变化，往往始料未及，记者……因为爱惜这个机会，所以放弃过去准备，决定和朋友们先到兰州。[2]”这也说明范长江的西北行是很随意的，是以个人行为到西北去进行考察，是属于代表其普通民众的利益阶层进行的考察。

（二）考察目的地相同，路线与采访的对象不同

二人同是考察西北，所考察的目的地在整体上也大致相同，但从考察出发、行程的安排，到采访对象等，都各有自己的主张。

顾执中参加的是“由陇海铁路管理局发起组织，参加者有四五十人之多，涉及当时中央、内地及陕西一些部、厅，而主体构成则为金融界、实业界、新闻界、商会、艺术团体名流及众多的高校专家。”于1932年8月“从西安起，经咸阳三原、耀县、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延安（当时也称肤施），转向往东到延长，又转而到宜川，继续东行到黄河西岸的壶口，由此南行到集义、龙门、韩城、郃阳、大荔，以达潼关等十六县，约两千余里。[4]”这一考察的路线也是陕西省政府及各厅、部安排的官方路线，一路上都有政府机构官员接待他们，他们采访所得到的数据也都是官方的，颇具权威性，对考察地更深入了解。在采访对象方面，从“农村无人迹，都是人口增加”中“我们更向公安局调查西安人口，得七月份结果……”、“枪声响后耀州近”中，“经各团员向各方实地搜索后……”。

而范长江却是“记者一个人带上非常简单的行李，出来北门，向新都出发。”（成都出发之前）、“朋友们留住盘旋了四天”（洮河上游）……都足以说明范长江的西北行是个人的考察行为。范长江主要考察路线是：成都→兰州→…→小峡→西宁。再看其采访的对象也都是普通百姓，极少涉及地方官员，即使涉及也是地方领袖，也都不是政府要员。范长江怀有极深的“平民情结”，在他的西北采访通讯中，字里行间深切关怀工农大众的疾苦，强烈反对阶级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与剥削压迫[5]。

他们二人的采访路线与采访对象的不同，不仅体现了二人代表的利益阶层不一样。同样是身系国民，顾执中从对各地方政府官员的采访中体现，而范长江则是从对普通百姓的采访中表现出来。

（三）考察内容相似，侧重点不同

顾执中两度考察西北，第一次在对西北的考察，主要是在陕北一带，注重的是对这些地区矿产资源的考察，第二次则把青海作为考察的重点。每一次的西北行都带着明确的目标进行。而范长江第一次的西行记是在川北、陕西等广大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所到之处也都并无精密的计划；第二次则完全是追踪红军的足迹而去西北延安。二人均有把陕西、青海作为直接的考察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二人的侧重点完全是不一样的。

顾执中第一次随陕西实业考察团进行的考察主要是对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勘查，在《西行记》的自序中顾执中就提到“大致对于矿产的检讨，占了全书四分之二面积，旅行写真和各地情形，各占了四分之一”[1]。在“农村无人迹，都市人口增加”中顾执中对陕西宝藏检讨中调查并罗列出22处金矿、15处银矿、10处铜矿、26处铁矿、50处煤矿、玉等各类矿产均有详细的记录；第二次考察则是“以青海为中心对相关地区的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包括自然状况、教育状况、人口、矿产等。”主要是“对各民族的生存状况、宗教信仰进行详细记载”、“对各地风俗、生活方式的记录”和“文学性的内容”。

范长江则是以游记的方式来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作淋漓尽致的披露。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西北地区政府的腐朽、民族的压迫、宗教的纠纷军阀的争夺等。从“班禅在塔尔寺”到“动荡中的青海”字里行间无不显露出其对青海民族政策的质疑与期待。

（四）文体相同，表现手法各有千秋

顾范二人都是有名的新闻记者，都试图用自己最擅长的手法把最真实的西北境况介绍给读者，二人不一样的写作风格，体现在表现手法上也就各有千秋。

纵观顾执中的《西行记》与《到青海去》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发现，这两本著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图表数据以佐证作者的观点与调查范围的广和详尽。顾执中自己也曾提到“数字上的调查，余始终觉得比空泛描写文章式之记载，较为可靠而有实益。[1]”其次，善用比较也是顾文笔的另一大特点。在言及农业、矿业等，他往往不仅要采访得到之前的数据，又不断采访最新的数据，时间上新旧对比，或见出发展，或看出萎缩。空间上的比较地区间的煤矿、油矿等。

数字的直观性和准确性都是对一地区经济、社会状态的最直观的描述，而一个国家作出决策的时候往往离不开这些客观的理性的数据。所以，这些数据不仅是顾执中通讯的一大特点，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顾执中的调查报告也是考虑到国家层面的需要。

再看范长江的通讯，以游记视角兼之细腻的笔触，辅以人文关怀向我们讲述了西北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传说、诗词典故等。这些历史典故穿插在作品中，既扩展了表达主题的容量，将深刻的思想性寓于丰富的知识性之中，也加强了通讯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同时，范长江对西北的考察，在通讯中如实的报道西北的社会现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尽可能做出冷静、客观的价值评判，对西北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范长江的人文关怀格调始终贯穿他的通讯，这些细腻的情怀正是普通民众需要的情感共鸣。借以民众日常的阅读，了解家国之事更是恰到好处，倘若作为一个国家政策决策的参考，似乎不太合适。

（五）考察结果相同，效果不一

顾执中的西北行之后，国民政府更是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力度，也采取了许多发展西北的政策，更坚定了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决心。之后几年时间里，国民政府把陇海路从潼关延长至宝鸡、西宁公路的修建；国民政府也先后派戴季陶、宋子文对西北进行视察，甚至在1942年蒋介石亲自去兰州视察。这些重点投资项目的建设，尽显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决心。虽然不能把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推行完全归功于顾执中的西北行，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顾执中的西北行对其一定是政策制定原因之一。

代表平民阶层的范长江，把最真实的西北通过质朴的文字展现给广大民众，其撰写的《中国的西北角》“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不得不再版9次，发行十几万册，脍炙人口，风行全国，被誉为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发行数量之大，再版的次数之多，影响之深远，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6]。

三、顾执中与范长江“西北行”差异动因之认识

（一）顾执中西北行的动机

顾执中自1923年任上海《时报》记者开始他的记者生涯，1927年改任上海《新闻报》记者，在1932年和1933年先后两次赴西北考察。1932年8月11日至9月17日代表《新闻报》与上海日报公会参加由陇海铁路据发起组织的陕西实业考察团对陕北的教育、农业、矿业、地质气象等进行考察。1933年夏，又自行成立中国边疆协会并组织了一个到青海去的考察团。

顾执中西北行的动机，是由主客观的因素造成的。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民国政府表面看起来一片平和，事实上却是国难当头，千千万万爱国青年忧心如焚，中华民族面对日军的入侵，东北的沦丧，使得大西北的战略位置被国人所重视起来。随后蒋介石政府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号召，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的顾执中自是义无反顾。顾执中的记者生活经历也是推动其去西北进行考察的主要原因之一，从1923年任《时报》记者至1932年去西北进行考察，顾执中已是一个有着10年记者经历的成熟、看待问题更深刻的青年。在这十年的记者生涯里，顾执中经历了《时报》时期社会新闻的锻炼，《新闻报》时期国家一步一步屈辱的沦丧，见证了蒋介石的沉浮、感受了济南五三惨案的刺目心悸、目睹了东北沦丧之惨状。所有的这些经历都使顾执中深刻体会到国家危亡的紧迫感。再有，顾执中在1931年曾和戈公振一同参加了李顿调查团，对我国的东北进行了深入内部的调查。这次东北的深入，使顾执中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河山、血流成河的东北，在顾执中的心中种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也使得他明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强大政府国家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当陕西实业考察团向他发出邀请考察大西北的时候，他立马同意加入考察的西北的行列。于是他作为中国著名新闻报纸《新闻报》的资深记者，代表当时势力最大的报业团体“上海日报公会”前往西北进行考察，考察团的主要成员是政府机构官员，考察的路线和内容由政府事先决定，考察的结果要为政府的决策服务，因而代表的是上层的、官方的、政府立场。

（二）范长江采访西北的动机

范长江，“1935年7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同志，只身前往大西北采访。前面我们说到范长江自己回忆说他去西北进行采访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和“力图比较深刻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探究范长江对红军的“热衷”还得从他重庆逃生至革命中心武汉开始，武汉的革命热潮使青年的范长江“兴奋”、“激动”，1927年他还参加了南昌的“八一”武装起义。从这时开始，红军的革命形象便在范长江年轻的心灵埋下了种子。在中央政校学习的几年时间里，知识的积累不仅使得他在思想上得到充实，也让他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真面目。1934年夏，在蒋介石对江西进行最激烈的“围剿”的时候，他还一度去南昌试图了解苏区。这些经历都足以说明范长江是极其关心红军的动向的，所以在旅途中只要得到一点关于红军的消息，他都不会放过。作为四川人的范长江，始终觉得“西部地区还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应当促其发展。倘有人去实地考察，发表文章，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7]”为了追逐红军、为了考察西北，范长江还曾找过成舍我，希望世界报系能支持他的西北行，但是成舍我拒绝了范长江的请求。直到范长江想到了胡政之，想起了《大公报》。他自己也曾回忆说“我想如果我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旅行记者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不付工资、差旅费，支付稿费，但可以借支。……我提出到中国西南西北去旅行，为《大公报》写通讯，……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6]”

最后，范长江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范长江以个人行为到西北去进行考察，是一个热血青年向往革命、仰慕红军的“追星”行为，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从获取新闻并向内地民众宣传西北的角度进行的“西北行”，是属于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阶层进行的考察。所以说，从最开始的考察意图到考察行为、考察路线以及考察结果都说明他们代表的是不一样的利益阶层去考察西北。

顾执中的西北行是官方的记者同国民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当时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新闻法规规制新闻界的言论，但仍有许多像顾执中一样担心民族前途，敢言真话的记者、为国为民族的记者。范长江西北行的成功则表明，民国期间新闻界记者关心百姓，敢为穷苦人发言；也说明当时的红军是那些热血青年心中革命的圣地。他们二人一上一下两个舆论场，可以说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难时，记者发挥出了独特的作用，也说明不管是对上层还是下层来说，西北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关注的焦点，也为我国后来西迁抗日奠定了舆论基础。

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出版界通过自己特殊的社会参与力和社会影力，为西北开发推波助澜，从而推动了西北开发思潮在整个中国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顾执中.西行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

[2]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四版自序：范长江同志小传、范长江同志小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3] 顾执中.到青海去[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4] 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5] 范东升.范长江研究与实事求是的精神[J].新闻记者，2015（1）.

[6] 范苏苏，王大龙.范长江与青记[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

[7] 方蒙.范长江传[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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