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琦



翻译策略与文学传播
——《尤利西斯》萧译本为何会成功

王琦

摘要:《尤利西斯》作为乔伊斯的成名作，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一股译介热潮，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金隄以及萧乾、文洁若夫妇的两个译本。在比对金译本和萧译本翻译策略的同时，着力探讨萧译本最终获得更广泛关注的文本外因素。通过比较发现：其一、萧译本获得成功，其流畅的翻译策略因为更贴近读者而获青睐；其二、除了译者本人的贡献，读者、发行商、文学评论家共同参与，将翻译活动推向高潮。翻译活动不仅仅是文本生产，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学传播过程。

关键词:《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翻译策略；文学传播

《尤利西斯》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最广为人知的一部意识流作品。该小说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描述了主人公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生活经历。小说不拘于时间和空间，语言风格独特。为了纪念乔伊斯的这部作品，每年的6月16日已经被纪念为“布卢姆日”。《尤利西斯》1918年起分章节在名为The Little Review的美国杂志连载。1921年，《尤利西斯》因为小说中诸多“粗鄙之处”(obscenity)，在美国和英国遭禁，直到1922年由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正式出版。该书1933年经过庭审，最终获得在美国的出版发行权。1934年1月《尤利西斯》在美国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作为一部有争议的“天书”，该书获得了叶芝、庞德、海明威等知名作家的认可。

国内80年代以前对于该书的译介仅限于一鳞半爪的简单介绍。据王友贵所考，1922年茅盾曾在《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撰文介绍《尤利西斯》，徐志摩也曾盛赞此作为“一大匹白罗披泻, 一大卷瀑布倒挂, 丝毫不露痕迹, 真大手笔。”[1]此后，该著作曾被转译为多国文字：德译本(1927)、法译本(1929)、日译本(1932)、俄译本(1935)。

就英译本而言，金隄译本和萧乾、文洁若译本可谓齐名。金译本最早是以选译的形式出现在《世界文学》(1986年第1期)。译作节选了该小说中的四章。就单行本译介而言，最早的一选译本出现在1987年，该译本也是由金隄翻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只选取了三章全文和两章片段。1993年在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尤利西斯》上卷(2005年重印)。1994和1996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金隄译本的上卷和下卷。

无独有偶，萧乾、文洁若的译文最早也是以选译的形式在《译林》(1992年第2期)出现，刊载的仅仅只有该书的第一章。1993年，萧乾夫妇的译文又在《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以节选的形式先后出现，分别是：第四章“卡吕蒲索”(《世界文学》1993年第3期)和第一章“瑙西卡”(《外国文艺》1993年第5期)。译者指出了选取《瑙西卡》的原因：“我们为《外国文艺》选译这一章，是由于在全书中它篇幅较短，文字含蓄而不晦涩，极少引经据典，因而注也最少。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这一章，读者既可看到乔伊斯的现实主义笔法(海滨的几个顽童真被他写活了)。又可以看到意识流技巧的奇妙。”[2]199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萧乾和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单行本。

王振平、任东升曾对两个译本的读者接受有如下评论：萧译本“使这本虽然世界闻名、但爱尔兰人都未必全能读懂的‘天书’成了畅销书”[3]55；就金隄译本而言，文中指出：“他(金隄)的译本也赢得了应有的赞誉，特别是在文学界和翻译界。”[3]561995年，萧乾夫妇的译本获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3年后，金隄译本也获得了“第三届新闻出版署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金隄本人在2005年获得爱尔兰翻译家协会荣誉会员称号。金隄和萧乾夫妇同是知名译者，两个译本所依托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都是国内较有声誉的出版社。不论是从译者本人的翻译水平，还是从出版社的能力上来看，两个版本都是旗鼓相当。但发行量却有明显差异。据李景端回忆，仅就出版发行量而言，“萧、文译本8万册，金隄译本2万册。”[4]金译本出版较萧译本要早，译者的素质和出版社的水平与萧译本也不相上下，但最终出版后的反响却不如萧译本强烈，这其中究竟原因为何，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金译的忠实与萧译的流畅

译林版《尤利西斯》累计发行18万册，盈利百余万元[5]。译林版《尤利西斯》之所以能达到“名利双收”的效果，首先可以从翻译策略层面找到原因。这一点我们比较金隄和萧乾、文洁若所出单行本的译介前言就可以发现。

在金隄的译本译介前言中，译者明言：“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忠实、尽可能全面地在中文中重现原著，要使中文读者读来获得尽可能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6]7-8在萧乾、文洁若译本的译介前言中，萧乾指出：“作为初译者，我们的目标是，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7]19

金译的“忠实”与萧译的“流畅”在此后的文学评论可以进一步得到印证。Cheu Hoi Fung对于金隄的译文更为青睐，认为他的译文更注重原作的文学价值，而萧乾和文洁若则相对过于自由，已经变质(transubstantiation)[8]。Cait Murphy指出了萧译本的三个优势：“运用汉语工具(音节和文字)来应对挑战”、“传达乔伊斯的写作风格”以及“脚注(5991个)的运用”[9]。以下本文以《尤利西斯》第一章的一个例证作为佐证来进行分析：

—God! he said quietly. Isn't the sea what Algy calls it: a great sweet mother? The snotgreen sea. The scrotumtightening sea. Epi oinopa ponton. Ah, Dedalus, the Greeks! I must teach you. You must read them in the original. Thalatta! Thalatta!

金译：——天主呵！他安静地说。阿尔杰把海洋叫做伟大而又温柔的母亲，可不真是！鼻涕青的大海。使人阴囊紧缩的大海。Epi oinopa ponton. 啊，代达勒斯，那些希腊人呀！我得教教你。他们的作品得读原文才行。Thalatta! Thalatta!

萧译：“喏!”他安详地说。“这海不就是阿尔杰所说的吗：一位伟大可爱的母亲?鼻涕绿的海。使人的睾丸紧缩的海。到葡萄紫的大海上去。喂，迪达勒斯，那些希腊人啊。我得教给你。你非用原文来读不可。海！海！”

乔伊斯的行文中频用典故、拉丁文和生造词，这些特征在上例中均有体现。“Epi oinopa pontoon”和“Thalatta”是拉丁语；Algy，Dedalus是历史人物；snotgreen, scrotumtightening是生造词。这些具有鲜明特征的词汇在处理上有些差异。拉丁文在金译中都予以保留，在脚注中注明词义和出处；萧译中直接译出，但通过文末注说明原文中此处是拉丁文，并注明出处和简要背景。但相比较而言，萧译中的注释更为详细充实，读者阅读过程中理解相对容易。对于“Algy”一词的处理，两个译本处理，金译比较简单，注明该人物的全名和身份；萧译在注明人物全名的身份的同时，还提供了出处。“Dedalus”在两译文中因为上文中已作出解释，此处均未加注。“Snotgreen”和“scrotumtightening”两人的选词没有显著不同，只是汉语选词上略有差异。但从整体行文来看，原文是显著的意识流表现手法，运用内心独白。金译比较忠实于原文的安排，未有变动，而萧译中加了引号。两个译文相比，还有一个不同，就是“God”一词的处理，金译中直译为“天主”，萧译为“喏”，转换为一个简单的感叹词。

两相对比，就典故而言，萧乾、文洁若对于章节中比较难于理解的，会在文末加上比较详尽的注释；金隄译本采用文内脚注来简略说明。就拉丁语的使用，萧译本的意译阅读起来相对容易，读者可以通过文末注来了解原文的真实情况；金译本的直接转用拉丁文会对读者接受产生一定的阻碍，甚至有些望而却步。对于原文中出现的一些文化特色词汇(如God)，金译本相对忠实，萧译本也采用了变通的处理。从总体上来看，金译本更多地考虑原作者，而萧乾、文洁若译本更多考虑读者。正如Wang Yougui and Wei Z. Gao所总结的不同读者会对两部作品有不同的倾向性：“那些希望译本能够行云流水、多彩细腻的读者会选择萧乾和文洁若的译本，但那些希望享受与原文在色彩、形式更为一致，准确忠实与原作的读者会选择金隄的译本。”[10]

二、《译林》对于萧译本传播的推动

陆建德也曾指出：在新时期的文学场域中“文学与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关系千丝万缕”[11]有关《尤利西斯》萧译本的接受热潮，李景端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名译者”、“编辑”和“有个性的宣传”。[12]翻译活动最终的接受效果在文本内主要取决于翻译策略，就文本外要素而言，牵涉到文学评论家，发行商，译者，书评家等诸多主体性因素。

(一)文学评论家——翻译活动的间接和直接发起人

金译本的策动者是袁可嘉和美国的乔学专家。关于金译本的赞助，在《译后记》中有比较明确的交代：“这项译事之所以能提上日程并能避免半途而废，需感谢袁可嘉、李文俊、郑启吟、申慧辉、任吉生、庄信正、蔡文甫等热心人先后的积极促成作用。”[6]1074这其中袁可嘉对于金译本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新时期开始不久, 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便决定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三主编之一袁可嘉先生早在1978年就着手请人选译《尤》”[1]87。

袁可嘉作为《尤利西斯》译介的赞助人出现，金隄最终能成为该书的译者绝非偶然。王友贵就曾指出：“对乔伊斯倍加推崇的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就影响了不少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1]84，这些学生中就包括袁可嘉和金隄。燕卜荪作为教师，因为自己对于乔伊斯的推崇，通过自己的学生袁可嘉和金隄间接地对于乔伊斯的译介起到了“播种”的作用。金隄是《尤利西斯》的译者，而袁可嘉可谓《尤利西斯》译介的直接推动者，燕卜荪可谓该书译介的间接推动者，因为他在袁可嘉和金隄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二)译者——为译作传播“保驾护航”

萧乾与以往的译者也有不同之处。他不仅仅满足于将英语原文译为明白晓畅的汉语，更是积极参与了翻译活动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获得。这部分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为《尤利西斯》的销售做宣传，用李景端的话说萧乾是为《尤利西斯》的出版“保驾护航”。所谓“保驾护航”就是争取一字不删。

《尤利西斯》1918年起分章节在名为The Little Review的美国杂志连载。1921年，《尤利西斯》因为小说中诸多“粗鄙之处”(obscenity)，在美国和英国遭禁，直到1922年由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正式出版。该书1933年经过庭审，最终获得在美国的出版发行权。1934年1月《尤利西斯》在美国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作为一部有争议的“天书”，该书获得了叶芝、庞德、海明威等知名作家的认可。在西方尚且如此，在中国出版时，萧乾和李景端也有顾虑：“但我们心里都有数，有些事情不是他同我做得了主的。后来我们商定，必须主动宣传《尤》绝非什么“淫书”，要通过大造舆论，使各方接受这个观点，保证《尤》得以全本出版。”[13]

为了实现全本出版，为《尤利西斯》的出版赢得合法地位，萧乾曾撰写两篇评论文章，刊载于《译林》：“现代派小说开山之作——《尤利西斯》”(1993年第1期)以及“我同《尤利西斯》的姻缘——答李景端同志”(1993年第4期)。萧乾曾在1993年3月30日至1994年4月7日间和李景端7次通信，讨论翻译《尤利西斯》一书中碰到的问题，其中有些被刊载在《新民晚报》上。在1993年4月6日给李景端的信中，首先肯定了《尤利西斯》在“世界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14]；其次肯定了小说主题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小说中蕴藏的“民族主义思想”[14]15(“反抗英国统治”)和批判意识(“揭露”都柏林的“肮脏生活”[14]15)；最后信中还指出，在大西洋两岸多次法庭辩论中，许多大作家都支持该书，并得出结论该书并不是一本“淫书”。

萧乾为了给《尤利西斯》全文译介铺平道路主要还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肯定小说本身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为小说赢得象征资本；其二、肯定小说本身所包含的积极的思想意义，把该书的主旨归结为揭露都柏林的肮脏生活以及反抗英国统治和教会霸权，为小说贴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译者在此过程中，为翻译活动赢得“合法性”，可谓不遗余力。

(三)发行商——译本接受的推动者

在1992年第2期发表萧乾和文洁若的译文之后，1993至1997的五年间，译林出版社更是利用旗下的《译林》杂志为萧译本造势，发表了6篇与此译本有关的文学评论，其中包括：潘小松和肖文的两篇评论文章肯定了原作的文学价值：称该书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15]、“世界文学宝库中一本传世名著”[16]；被翻译成中文的凯特·墨菲的英文评论和张国擎的评论肯定了原作者乔伊斯的文学地位，指出：乔伊斯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大师”[17]，张国擎更是将乔氏比喻为“在文学上开创‘日心说’的哥白尼”[18]；冯亦代主要谈及了《尤利西斯》两个中译本各自不同的特色[19]；吴元迈的评论文章主要涉及苏联学者对现代派文学《尤利西斯》态度，从批判到肯定的转变[20]。批评家对于原作者地位的肯定、对于原作和译作文学价值的承认、及其域外影响的积极转变都为译文的价值提供了佐证。

除了这6篇评论文章，《译林》(1995年第3期)发表了2篇与此有关的报道和评论：“中外学者在京交流《尤利西斯》研究成果”和“名家谈《尤利西斯》萧、文译本”。1995年5月，译林社还举行了与《尤利西斯》相关的专题研讨会“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和“我读《尤利西斯》”征文。所有这些“功夫在诗外”的推介活动对译文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结语

就《尤利西斯》的译介过程来看，与金译相比，萧译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这其中文本层面的原因是萧译从翻译策略层面采用更为流畅的译法。而如今的翻译活动仅靠译文本身已很难实现广泛传播。之所以《尤利西斯》这样一部大量使用典故，多种语言混杂的天书能够成为畅销书，仅仅考虑原作者、考虑译文本身的准确性很难获得好的传播效果。文学评论家、译者、发行商需要相互配合，才能产生理想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友贵. 乔伊斯在中国：1922-1999[J]. 中国比较文学，2000(2)：81.

[2]萧乾、文洁若. 《瑙西卡》译介前言[J]. 外国文艺，1993(5)：63.

[3]王振平、任东升. 目的与方法——对《尤利西斯》两个中译本的再思考[J]. 外语研究，2006(1):52-56.

[4]李景端. 萧乾与金隄：翻译《尤利西斯》的恩怨[J]. 出版史料，2004(4)：28.

[5]李景端. 翻译编辑谈翻译[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40-41.

[6]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Z]. 金隄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7]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Z]. 萧乾、文洁若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8]Cheu, Hoi Fung. Translation, Transubstantiation, Joyc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Ulysses"[J].JamesJoyceQuarterly, 1997(1): 59-70.

[9]Murphy, Cait. “Ulysses” in Chinese-The story of elderly pair of translators and their unusual best-seller[J]. The Atlantic Monthly, 1995(9): 23-27.

[10]Wang Yougui and Wei Z. Gao. Translations of the Century: A Careful Reading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Ulysses”[J]. James Joyce Quarterly, 1999(2): 278.

[11]陆建德. 图书的股票交易所——从《尤利西斯》的发行看文学的经营[J]. 世界文学，1997(5)：298-299.

[12]李景端. 波涛上的足迹[C].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263-269.

[13]李景端. 萧乾：为《尤》稿保驾护航[J]. 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7月16日.

[14]萧乾. 关于《尤利西斯》致李景端的信(九封)[J]. 作家，2004(10)：14-17.

[15]潘小松. 为什么《尤利西斯》版本会引起文字战[J]. 译林，1993(1)：208.

[16]肖文. 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译林版《尤利西斯》问世[J]. 译林，1994(2)：220.

[17]凯特·墨菲. 中文版《尤利西斯》——记一对老翻译家及其非凡的畅销作品[J]. 译林，1996(1)：207-210.

[18]张国擎. 我读《尤利西斯》[J]. 译林，1997(1)：207-210.

[19]冯亦代.《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J]. 译林，1995(1)：214-216.

[20]吴元迈.《尤利西斯》在苏联的历史命运[J]. 译林，1997(2)：203-209.

责任编辑：刘海涛

收稿日期：2015-09-05

基金项目：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院级质量工程项目(2014XM10)

作者简介：王琦，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商务外语系讲师(合肥 231131)。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16)01-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