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如，李芳芳，张巍巍

（华信研究院，北京 100081）



以供给侧改革促进中国产业发展与创新
——2015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综述

刘九如，李芳芳，张巍巍

（华信研究院，北京 100081）

［摘要］2015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以“中国产业发展与创新”为主题，参会专家学者分别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产业发展模式、创新路径与政府规制、“互联网+”下的产业融合发展与安全、产业效率与政策效应评价、产业布局、对外贸易与生产率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问题进行了报告与讨论交流。本文对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产业发展；产业创新；政策协同；结构升级

李芳芳，女，经济学博士，华信研究院博士后，电子工业出版社华信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

张巍巍，男，经济学博士，电子工业出版社华信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产业经济评论》高级编辑。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电子工业出版社与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联合主办，华信研究院、《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具体承办的“2015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于12月19～20日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产业经济领域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参加了本次年会。会议由主题演讲、优秀论文颁奖和分会场论文报告等环节组成。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子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赵丽芬、中科院管理与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国家制造强国战略专家委员会委员顾强，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戚聿东，南开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杜传忠等作为特邀专家，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工信部相关司局主管领导到会参与了交流。

年会先后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投寄的有关产业经济研究的学术论文300多篇。经过多轮专家匿名评审，最终评选出了优秀论文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三等奖6篇，优秀奖11篇。会议主办方和相关领导、专家在年会上对获奖论文作者颁布了获奖证书。

年会设置了6个分会场。会场1的主题为“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布局”，由北京理工大学余晓泓副教授主持；会场2的主题为“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由南开大学杜传忠教授主持；会场3的主题为“产业发展模式、创新路径与政府规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郑世林副研究员主持；会场4的主题为“‘互联网+’下的产业融合发展与安全”，由南京邮电大学岳中刚教授主持；会场5的主题为“产业效率与政策效应评价”，由南京财经大学余泳泽副教授主持；会场6的主题为“产业布局、对外贸易与生产率”，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副教授主持。各位作者认真报告论文，并与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布局

产业政策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2015年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新的经济动能不断涌现、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就业状况和居民收入稳定提升、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通缩趋势明显、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亟待产业主管部门和学界密切交流，更好促进产业的发展。产业主管部门领导首先就产业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学界专家就供给侧改革、产业规制、产业过剩、一带一路效应和产业布局等问题进行了密切交流。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兼华信研究院院长、《产业经济评论》主编刘九如在深刻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后，提出了以下问题。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我们如何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我们如何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与此同时，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化金融、房地产等热点领域改革，我们又如何应对TPP可能带来的挑战？希望专家深入交流探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刁石京在致辞中强调，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电子信息产业，抓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大机遇，发展成效显著；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生态体系进一步完善，发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过去5年中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整个产业增长动力仍处在转换期，过去产业主要靠规模扩张，市场、技术、人才、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在新的时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的转型压力和迫切需求是当前摆在电子信息行业面前非常紧迫的任务。电子信息产业的新常态，特征是什么，发展路径是什么，产业政策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这是主管部门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希望各位专家深入研讨，献计献策。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子学在题为《以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创新与发展》的主题演讲中，从供给学派的历史经验讲起，回顾了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过程。认为，目前中国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集成电路是高端制造业的核心，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机器人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目前集成电路产业进口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出现了严重的供给不足问题。经测算，为弥补这一缺口，达到五年后实现目前进口额一半左右的供给，大概需要约一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和企业自筹资金之外，还迫切需要国家的低成本资金支持。对此，建议国家设立一个集成电路方面的建设基金，着力解决我国集成电路供给侧融资成本偏高的问题。基金性质介乎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规模5000亿元以上，期限15年，以零利率或1％左右的低利率给予支持，满足集成电路产业制造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实现产业发展的有效供给。

中国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戚聿东教授围绕《公共事业和垄断行业：竞争转型还是强化规制？》展开了分析。他认为，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放松规制，通过放松规制，提升企业效率和活力，削减行政经费规制费用。世界各国都在放松规制，从国外30多年实践来看，放松规制可以降低垄断行业的收费水平、提高企业效率和活力、减轻国民负担，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中国也应强调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顺应国际潮流，采取放松规制取向的改革，强化竞争，重塑规制体系，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简化规制，放松规制，乃至最后取消规制。

复旦大学Thomas Pernet在论文《economic complexity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firms in china》中使用国家统计局1998至2007年间的调查数据评估经济复杂性对FDI投资区域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中内嵌的知识量是吸引外资的决定因素，存在着经济集聚效应且对外资企业更加明显。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程俊杰的论文《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中国产能过剩发生机制研究——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从产业政策视角来研究转型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的发生机制。研究认为，当前以政府选择“赢家”和“输家”为特征的产业政策刺激了大量的企业对少数具有政府偏好产业的集中进入，而企业自身的投资冲动行为又进一步加强了产能过剩程度。过剩产能形成后，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宏观目标的考量往往会在产业政策指导下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去库存、鼓励创新、限制退出，这种选择性的疏导策略又在客观上造成产能过剩化解机制受阻，从而使得过剩日益严重，且久治不愈。

安徽财经大学崔连标在《贸易自由化视角下中国新丝绸之路对外战略经济影响分析：基于GTAP模型的初步评估》一文中采用GTAP模型，从贸易自由化视角出发，对新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开展关税减免的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通过消除贸易壁垒，中国与中亚五国总经济增长0.01％，总居民福利改善671.06百万美元通过实施关税减免，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增长31.40％，中亚五国向中国出口增长14.14％。

高凤萍的论文《产业集聚、产品空间与城市比较优势转换》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通过产品空间预测了中国城市比较优势的演进，同时考虑经济集聚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本文发现产业内集聚会加速与当地联系度较为紧密的产品成为当地下一期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然而集聚本身并不必然决定该产品成为下一期城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本文提供了一种理解城市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解释以及产业集聚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另外一种渠道。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杨峥在《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层级体系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一文中首先基于新经济地理框架在理论上分析了要素流动内在机制，并利用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性，以城市分形理论为基础证实了京津冀城镇层级体系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驱动京津冀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并不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蒋灵多在论文《集聚会降低企业失败风险吗？—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中基于2000～2007年中国278个城市30个制造业行业企业数据，通过构建cloglog生存分析模型研究集聚对新成立企业生存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都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失败风险，且城市化经济的作用显著大于地方化经济；他们还在异质企业进行了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王柄权的论文《中国区域间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基于多区域模型的检验》在多区域框架下，对我国区域间本地市场效应（HME）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由于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和市场规模对我国区域间的贸易模式都存在重要的影响，这导致我国各行业均不能直接观察到HME，而在过滤掉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影响后，至少有9个行业存在HME；最后他们认为：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注重其区域内部市场，培育相关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是经济发展的又一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秦明在论文《我国省域能源消费的空间溢出及其路径分析》中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考察了石油与天然气消费的决定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分析该效应的作用路径。实证结果显示：空间溢出效应是影响能源消费的关键因素，其中，经济增长和常住人口的空间溢出正向促进石油单位消耗，而技术进步则恰好相反；产业结构、常住人口以及能源价格的直接效应均抑制石油和天然气单位消耗，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两者的直接影响却不尽相同。

天津商业大学王双进在论文《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中通过HP滤波法分离出变量的波动成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SVAR模型，探讨了社会融资规模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二、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

我国许多产业结构落后，技术更新缓慢，资源配置不合理，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底端位置，这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这些问题更加凸显。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是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抓手。专家们从产业革命、构建产业新体系、产业整合、产业成本及资本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等方面对此议题进行了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在主题演讲时侧重谈到了产业革命、构建产业新体系以及“十三五”产业政策调整的三个问题。他认为，新一轮产业革命是“一主多翼”的革命，“一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创新发展和广泛深度应用，多翼指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创新发展及应用。应深刻认识构建产业新体系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构建能够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方向、结构合理、层次明确，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新体系需要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实现融合，而不是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对立起来，同时也要处理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同时，要认清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现实，正视步入这个时期时的经济发展规律，制定出恰到好处的产业政策。

中国科学院管理与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顾强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产业经济学需要关注中国产业转型的几个问题》的主题演讲。第一个是产业转型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机制。第二个是新兴产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产业政策在新兴产业发展中作用的评价。第三个问题是产业布局，需要研究产业转移的空间还有多大、区域产业发展逻辑以及共用的产业品牌发展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产业整合，需要在宏观层面和企业层面，在全球化视野当中研究中国的产业整合问题。第五个问题是产业国际化，需要进一步加强“走出去”方面的现实问题以及对比较优势的深入研究。第六个问题是产业政策，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回答好技术路线到底是政府选还是市场选的问题。这些问题为产业经济学术界下一步研究重点和应关注的现实问题指明了方向。

北京交通大学卜伟在论文《资本成本对我国产业控制力的影响》中通过建立不同融资情况下内外资企业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资本成本对我国产业控制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外资企业先于内资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外资企业将会把内资企业挤出市场，从而控制相关产业；如果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进入市场竞争，内资企业可能利用成本优势，通过博弈获得产品定价权和部分市场份额，有效地防止外资企业对产业的控制。

上海财经大学郝亮在《产业升级的制度基础：微观视角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一文中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发现：（1）政府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强，越有利于产业升级；（2）政府掌控市场资源的能力越强，越不利于产业升级。随后，文章运用中国2001～2010年 10年30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李方正的论文《我国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基于EBA模型的实证分析》基于需求结构视角扩展了AD-AS模型，继而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延伸了需求结构约束背景下的扩展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于EBA计量模型，定量分析我国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敏感性。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消费投资比的变化率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而外需内需比的变化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

山西财经大学史恩义在论文《信贷偏好、需求突变与生产扩张型产能过剩》中对中国工业部门38个产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产业产能利用率、库存变动率、利润变动率还是产能过剩综合指数来考察，信贷偏好和需求突变对大多数产业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各有不同。

武汉大学粟晓珊的论文《特大城市工业内部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和上海为例》通过计算1984～2013年北京和上海两市工业内部结构综合指数，发现特大城市工业内部结构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通过脉冲相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以及协整检验，考察北京和上海6个影响因素与其工业内部结构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工业内部结构水平与6个影响因素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扬州大学谭洪波在论文《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选取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二位数行业和服务业一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增长而不利于服务业的增长，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偏向于工业的特征。本研究同时还发现中国的FDI以及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的原因之一是相关企业为赚取中国工业偏向型的要素市场扭曲所形成的“扭曲租”。

上海财经大学刘玉飞在《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人口老龄化引起产业结构转变的理论机制，通过构建多维产业升级指标并运用中国1993-2013年的分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人口老龄化不仅促进了中国一二三产业间结构的优化，还推动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内部技术结构的优化。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增加消费需求、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倒逼”企业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渠道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了负面影响，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为正。

西南财经大学文强在论文《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吗？来自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中基于62座城市1992～2012年二氧化硫（SO2）浓度平衡面板数据，识别我国是否存在污染-收入“倒U型”关系。研究发现：（1）使用传统面板数据模型方法，收入水平对SO2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2）使用共同关联效应法，收入水平对SO2不具有显著影响；（3）在样本城市中，有4座城市收入水平对SO2具有显著的“单调线性”影响，有8-9座城市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其余城市不具有显著影响。

南京财经大学杨青龙在论文《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产业升级的综合成本观》中分析了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产业升级将从“亢奋的物质主义”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他们认为从成本角度而言，产业升级过程中将更为重视对综合成本的掂量和权衡。因此，中国应在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下，努力推动产业结构逐步向契约密集型产业、环境友好型产业以及资源节约型产业等新兴产业方向演进，并完成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制度创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盐城师范学院张桢的论文《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金融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实证分析》建立了包括金融与产业因素两变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单整、协整与格兰杰方法进行检验并对模型进行估计，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动直接金融的发展，而是促进了银行信贷的扩张，强化了以间接金融作为主导的金融结构。

三、产业发展模式、创新路径与政府规制

产业创新是产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我国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业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造密切相关。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创新将是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与会专家分别从产业技术革命与范式、项目体制、制度设计、政府规制、促进创新的政策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互联网+”、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主题演讲。他强调：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夜构成了“互联网+”行动的时代背景。在“互联网+”背后，人类一共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目前正处在互联网牵引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之中。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是伴随着一些关键要素的出现而产生的，与之相连的产业、技术和经济范式在发生变化。“互联网+”新业态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要素是数据信息，其本质是借助互联网平台有效解决各种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大幅提高相关领域运营效率。分布式、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产业融合、跨界融合、线上线下融合、大规模低成本个性化和定制化等新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形成。最后，李平所长还提出了当前产业经济领域值得深入研究的：自由市场与寡头垄断的悖论、渐进升级与激进颠覆的悖论、跨界融合与深耕细作的悖论以及门槛降低与竞争残酷悖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郑世林的论文《项目体制与中国经济增长》文首先从理论模型论证了中央政府采取项目体制相对传统单位体制资源分配的优越性，然后利用1999 - 200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应用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项目体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项目体制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而且主要是通过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产业升级、吸引外资项目和投资等方式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然而项目体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地区之间的差距，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

清华大学高明在其论文《Multi-Seller Membership Pricing》中研究了非合谋卖方群体的主办机构何时及如何通过会员定价策略获利。其研究发现了设计主办方会员定价策略的一般规则，该规则取决于卖方和主办方的价格需求弹性及其之间的利润分成安排。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达到均衡解的一些较简单的条件。

北京交通大学方燕的论文《网络型资源、递增阶梯定价与两部制菜单的等价性》研究了在消费者收入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规制当局的递增阶梯定价设计问题，证明了在网络型资源领域中，递增阶梯定价与两部制定价菜单的等价性。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需求随机性，任一递增阶梯定价机制总存在与之等价的两部制菜单。鉴于两部制菜单在数学处理上的便利性，最优递增阶梯定价的设计问题可以过渡为最优两部制定价菜单的设计问题，从而极大地简化了最优递增阶梯定价的设计，也有利于评估和完善供电、供水和供气等网络型资源领域的阶梯定价改革效果。

中国海洋大学李超在论文《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中基于我国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同时考虑了地理距离因素和信息化水平因素的方法设定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地区创新与我国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地区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不仅显著而且具有稳健性，此外，空间溢出效应也是我国地区产业升级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华南师范大学刘诗源在论文《税收负担与企业研发创新——来自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中考察了地区宏观税收负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将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与城市层面的税负指标数据进行匹配，并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宏观税负的测量误差问题，研究发现：较高的增值税负担会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而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影响较小。他们还就税收和具体形式和分样本进行了研究。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自敏在《电力定价结构与需求特征测度：纯分时定价与分时定阶梯价的比较》一文中基于满足可分性条件的离散/连续选择（DCC）模型，刻画了分时阶梯混合定价与纯分时定价下的条件需求与无条件需求，探索了定价结构与需求特征关系的识别问题。利用杭州和上海居民用电和家庭收入数据，他们估计了分时阶梯与纯分时电价下的条件与无条件需求函数，并对弹性特征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定价结构对需求弹性有显著影响，阶梯边际价格上升显著增加阶梯定价的价格弹性，因而改变需求响应强度；尖点黏贴效应与阶梯虚拟收入效应共同影响价格弹性。其研究为实施准确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奠定了基础。

山东大学吕岩威在论文《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98—2013》中利用1998—2013年中国省际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应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科技体制改革对中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中国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完全来自创新效率的推动，而技术进步与创新效率变化趋势呈显著负相关；（2）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差距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增速较低；（3）在科研机构转制改革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中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改革初期略有下降，但创新效率增速有所提高；（4）在实施创新驱动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中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改革初期均大幅提升。

广州大学马键的论文《网络产业中的非对称规制政策——基于马尔科夫精炼均衡的数值模拟》研究非对称规制政策对网络产业的影响。基于Ericson-Pakes动态分析框架，他构建包含网络效应与非对称规制税的动态博弈模型，并利用Pakes-McGuire算法与逆向递归法求解其马尔科夫精炼均衡。数值实验表明，网络产业存在两类基本均衡：分享均衡与倾翻均衡。其中，分享均衡的市场竞争较为温和；倾翻均衡中，企业市场势力相近时存在激烈的价格战，存在“滚雪球”现象。非对称规制会削弱企业进行价格战的动机，减轻市场倾翻。但规制亦会减弱企业的投资性定价激励，导致市场平均价格上升，市场效率降低。由于网络产业中市场需求缺乏弹性，非对称规制政策的实施成本主要由消费者，而非企业承担。

山西财经大学夏宇在《演化博弈视角下产业融合研究》一文中用演化博弈分析的方法研究产业融合过程中博弈主体（产业间企业）的互动关系（竞争与合作），以融合产品为纽带，建立企业竞争与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复制者动态方程组，分析了企业在融合背景下竞争与合作行为演化规律，阐述产业融合的融合状态，揭示不同产业融合方式下制约产业融合的关键影响因素。结论认为，产业融合发生与否及会发生哪种融合演化结果，受制于两种约束。

上海财经大学应珊珊的论文《网络中立性、宽带投资和网络质量——基于“微信收费”案例的若干思考》基于M/M/1排队模型，引入网络拥堵性和对网络拥堵的敏感性，考察了网络服务运营商偏离网络中立性向某些特定内容提供商收取额外费用或提供多级网速多级收费制度的福利效应和长期投资效应。结果发现：长期内，向内容提供商收取额外费用并不一定如运营商声称的那样提高运营商投资管道和网络的激励；相反的，偏离网络中立性可能会降低平均网络质量，消费者剩余和内容提供商的利润，因此并不一定是福利改进的。

东北财经大学田露露在论文《居民对递增阶梯电价更敏感吗？——基于加总DCC模型的分析》中将微观离散/连续选择（DCC）模型推广为加总DCC模型，在此基础上用该模型估计中国居民电力需求函数，并分析引入递增阶梯电价前后，居民用电需求响应的变化。研究发现，在线性定价时代，中国居民用电的价格弹性处在无弹性区间；但是引入递增阶梯电价后，价格弹性显著增加至-1.0。

四、“互联网+”下的产业融合发展与安全

“互联网+”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在“互联网+”战略下，产业经济可以实现更快的融合发展，发挥后发优势，通过互联网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专家们分别从推进“互联网+产业”的具体路径、互联网金融、两化融合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南开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杜传忠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推进“互联网+产业”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他指出，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是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实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或形成更有效率的新兴产业或产业群，最终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美国的技术创新很大一部分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而科技创新的加强又直接带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IMF数据表明，美国在2010-2014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3％、1.6％、2.22％、1.49％、2.43％，2015-2016年的预估值为2.57％和2.84％，表现出了内生增长动力稳定且强劲的特征。我国应将坚定不移的实施“互联网+产业”战略，通过互联网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生产方式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产业价值链重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此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南京邮电大学岳中刚在《众筹融资、信息甄别与市场效率：基于人人贷的实证研究》一文中以债权型众筹融资平台——人人贷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以众筹平台的信息中介功能为切入点，考察众筹市场的异质化信息对投资人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筹资人事后违约行为的预测价值。研究表明：（1）众筹平台显现出一定的信息挖掘能力，关于筹资人的信用评级和社交网络信息不仅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而且真实有效地揭示了违约风险，可以提高市场的匹配效率；（2）筹资人的个人披露存在信息噪音，但由于众筹平台在风险揭示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降低了个人披露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力。

浙江大学王节祥的论文《产业融合背景下平台包络战略选择与竞争优势构建——基于浙报传媒的案例研究》以“浙报传媒”这一典型平台企业为例开展探索式理论建构分析。研究发现：①经典竞争理论无法解释产业融合背景下广泛发生的平台包络现象，这一悖论需要竞争优势理论分析范式的转变。②与传统企业竞争优势构建不同，平台包络竞争优势是以用户为基点的“逆向”构建过程，通过“基础用户沉淀-网络效应激发-商业系统共生-主导架构锁定”机理链建立起可持续竞争优势。③不同于企业理论在交易层面以资产专用性分析组织边界，平台包络边界是商业生态系统的边界。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张昭的论文《财经资讯类网站信息传播效率研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BCC模型和超效率模型》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BCC模型和超效率模型，对我国23个较有影响的财经资讯类网站的信息传播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整体来看，23个财经资讯网站中有17个网站在BCC模型下综合效率达到了DEA有效，SE-DEA模型可以对这些DEA有效的网站进行比较和排名；分季度来看，8个季度中有6个季度综合效率达到有效的网站超过一半，但不同网站的效率和排名差异较大；从网站效率的变异分析来看，在研究时间区间内，财经资讯类网站的效率呈现出收敛趋势，但不同网站间效率的波动率差异较大。

中国人民大学李琪的论文《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竞争与风险偏好——基于扩展Hotelling模型的博弈分析》通过使用扩展的Hotelling模型进行风险选择的策略博弈，本文得出结论：P2P平台之间的竞争存在纳什均衡，即所有平台选择低风险标或者所有平台选择高风险标；更进一步地，当平台间提供高风险标的成本差异较大时，所有平台均会选择提供高风险标。

东南大学王飞在论文《“言多必失”的中国P2P网贷平台》中研究了信息披露对缓解信息不对称作用，发现中国的P2P平台自身信息公布得越多却越不令人信服，直接导致平台人气的流失。尽管平台与借贷双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等，网络借贷的参与者还是具备相当的能力去辨别平台的优劣。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规模越大、债权流动性越强、借贷参与者分散度越高的平台越受人们的青睐。

湘潭大学李珊在论文《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智慧城市建设—基于信息化发展视角的分析》中匹配我国2000-2013年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引入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交互项，运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系统GMM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其中，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和科技创新的结合对智慧城市信息化发展的促进效应最明显，平均而言，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信息化水平将上升0.029％，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对信息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相对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系统GMM回归结果中交互项系数虽均有所下降，但依然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南开大学张龙鹏在论文《企业“两化融合”与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中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所做的调查问卷，考察了“两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企业“两化融合”的建设，对于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都具有正向作用；从企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环节“两化融合”程度的提升能够激发企业产品创新的动力，生产与运营、合作伙伴关系环节的“两化融合”有助于实现企业的流程创新。研究结论表明加强企业“两化融合”建设对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重要的，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东南大学庄雷在论文《“互联网+” 时代信息基础投资的外向经济拉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中从进出口以及外商投资来分析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影响。采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来验证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对各地区对外经济的拉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地区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拉动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但对地区的综合外向经济拉动效应不显著。各地区对互联网基础适度投资，充分发挥其网络效应来为外向经济发展服务。

五、产业效率与政策效应评价

产业效率是产业经济占领制高点的重要基础，我国产业转型与升级均需以提高产业效率为核心。与会专家分别从美国制造业经验、政府规制、研发创新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与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效应与讨论。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赵丽芬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重振制造业战略——美国的经验与启示》的主题报告，她围绕金融危机下美国产业政策调整的经验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对去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更加关注制造业，提出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的经济复苏战略。这一转型的长期目标是要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塑造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新的竞争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措施包括：鼓励向制造业投资，吸引制造业回流；对先进制造业加大投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出口，加大贸易保护力度；扶植制造业振兴的主要载体和中坚中小企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强振兴制造业的有关立法工作。通过这些措施，美国扭转了经济的颓势和失衡，同时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启示。

南京财经大学余泳泽的论文《官员流动与政治周期为何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投资波动为中间变量》以投资波动为中间变量，揭示了官员流动、政治周期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基于1979-2012年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证实了官员流动和政治周期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部分的是通过投资波动这一中间变量体现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官员流动与政治周期通过投资波动主要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规模效率提升（SE）和技术进步水平（TP）。

南开大学卜振兴在论文《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争议与共识》中梳理和总结了关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主要观点。研究表明：在传统货币政策目标外，金融稳定、外部稳定等目标越来越受到关注；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危机过后，是否需要保留非常规货币工具存在很多争议。

南京财经大学邓姗姗在《中国省际可实现节能减排潜力测度——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研究》一文中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将产业结构、人均GDP、FDI结构以及进出口比重等宏观环境因素剥离，进而得到中国省际有效可实现的节能减排潜力。最后，利用Tobit模型对节能减排潜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东北财经大学韩超的论文《清洁生产标准规制如何动态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剔除其他政策干扰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从规制实施过程出发，研究清洁生产标准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其动态边际影响予以验证。研究发现，清洁生产标准规制给产业施加的挤出效应具有一次性特征，其累积学习效应的边际影响呈现严格递增的J型特征，最终在规制实施3年左右超过挤出效应。同时，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上海财经大学郝亮的论文《厂商决策顺序、贸易转移效应与最优反倾销税的确定》构建三厂商反倾销税模型，基于本国厂商、倾销厂商、其它外国厂商三者不同决策顺序的差异情境，考察贸易转移效应下最优反倾销税的决定问题。研究发现：（1）反倾销税具有正的产业救济效应、负的贸易破坏效应和正的贸易转移效应。（2）最优反倾销税的符号难以判断，但若三厂商拥有对称的边际成本或者征税前其它外国厂商的产量水平低于本国厂商或倾销厂商，则最优反倾销税严格为正。（3）贸易转移效应的强弱与最优反倾销税的高低不存在简单的正向或反向关系。（4）当三厂商同时决策时，最优反倾销税最高；当其它外国厂商先决策、倾销厂商再决策、本国厂商最后决策时，最优反倾销税最低。（5）最优反倾销税与市场容量正相关、倾销厂商边际成本负相关、其它外国厂商边际成本正相关，但与本国厂商边际成本的关系并不确定。

东南大学黄送钦在《高管“三维”激励会“各司其职”吗？——基于企业获取政府补贴的视角》一文中从政府补贴视角对企业高管“三维”激励结构（包括货币薪酬、在职消费和股权激励）的安排效果进行了实证评价。研究发现，高管“三维”激励与政府补贴间显著正相关；此外，他们还区分了地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信任环境度量）的差异性。

南京大学王高凤在论文《江苏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变迁—基于偏离-份额法的分析》中在分析江苏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变迁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探讨了江苏省三大产业及产业内部各细分行业的发展状况，根据计算结果，判定江苏省各行业的发展程度，将各行业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以及衰退型。判定结果表明：江苏省第一产业属于成熟型产业，第二产业已经从成长型过渡为成熟型产业，而第三产业现仍处于成长期。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明确江苏省产业结构现状及产业体系中各行业发展程度，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机制，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江苏省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东北财经大学周彬在论文《不同市场结构下研发创新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平台支持》中讨论了促进研发创新的政策。他们认为横向条件情况下规模大、平均成本低的企业的研发激励没有小企业大，增加市场竞争有利于创新。纵向的上下游企业垄断的压力传导到企业内部，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会更大。研发创新不仅需要企业和产业的资金投入，也需要政府的合适的产业政策、研发资金投入和协调。

六、产业布局、对外贸易与生产率

对外贸易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也是提高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世界各国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将对产业发展与升级带来更大的影响。学者们分别从贸易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成本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的论文《他山之石，可攻玉否？》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相结合考察吸收能力在进口中间品对生产率促进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有益于生产率的提升，且较高吸收能力的企业能进一步强化这种提升效应。在分企业样本中发现一般贸易企业和民营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更加显著。然而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长期并不显著。在使用IV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中，吸收能力和进口中间品技术知识溢出未能有效互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汪婷在《外部冲击、倒N型反弹与出口新常态》中将金融危机作为准自然实验，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危机后中国出口贸易反弹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危机后中国出口反弹表现为“倒N型”，中间品集约边际反弹趋势下滑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导致的扩展边际反弹不足是出口持续低迷的关键原因。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关系一旦断裂，反弹难度较大且即便反弹成功其持续时间也较短。

南京大学吕大国在论文《出口学习的生产率效应：基于贸易类型的实证分析》中使用中国工业-海关匹配数据和倾向分值匹配方法分别研究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研究发现，加工贸易企业具有显著的短期“出口学习效应”，并且其短期“出口学习效应”的强度甚至高于一般贸易企业，但并不存在长期“出口学习效应”；按出口强度分类后，进一步发现，加工贸易企业中，只有低出口强度企业具有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高出口强度企业不仅不存在“出口学习效应”，出口对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还发现，一般贸易企业，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无论低出口强度还是高出口强度，均具有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

中山大学欧阳艳艳的论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吗？》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技术高度化和产业价值高度化三个描述产业结构变化指标，对我国30省区数据进行空间动态面板检验。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时间滞后性，其中产业技术高度化指标具有显著正空间依赖性。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转移边际产业来促进经济“服务化”，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也能显著促进产业技术水平，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价值高度化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无法提升整体产业的附加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程文银在论文《资源错配、要素市场扭曲及福利损失的测算——基于单位要素成本的生产率分解视角》中利用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通过引入单位要素成本的指标，在测算加总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重置效应、市场总扭曲效应，并据此测算了相应的福利损失。结果表明，在现有市场制度环境下，资源重置对生产率的贡献已经式微，进一步的增长动力依赖要素市场深化改革和依据合理要素价格的资源再配置的效果，其中资本市场的改革尤其重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张朝阳在《四万亿计划促进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了吗？》一文中使用2005-2011年中国出口产品数据，研究四万亿计划对我国产品出口结构的影响。通过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对四万亿计划对受到刺激的行业出口产生正面推动作用，提高这些产品的出口份额，复杂度越高的出口产品所受作用越大，而且出口产品结构升级趋势随时间递减。同时发现在本轮刺激计划实施期间，外资加工贸易产品，高复杂度、一线城市、第二批开放的城市、东部地区的产品被计划影响的效果更明显，反映出这些方面的产品因四万亿计划受惠多，并切实提高了产品的结构。

上海财经大学吴万宗在论文《R&D、人力资本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中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2005～2007）首先估计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然后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企业研发、人力资本投资与生产率联系起来，并引出了企业研发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Bivariate Probit模型和生产率演化的Tobit-II模型。研究主要发现：（1）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均存在着“自选择效应”，并且具有较强的决策惯性；（2）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策略互补性；（3）人力资本投资能帮助企业提升研发效率，显著地提高企业生产率。

吉林大学修静在《绿色信贷、节能减排下的工业增长及预测研究》一文中构建了绿色信贷、节能减排下的工业增长非线性面板门限模型。研究发现：目前的绿色信贷规制措施有利于工业的节能减排增长，符合波特假说，但其比例增加弹性降低。其次，运用灰色系统预测了我国到2020年的工业增长路径。结果显示：现有宏观条件下，工业增速下滑是“新常态”。

南京大学许璐的论文《区域视角下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测度——基于CHIPS微观数据的研究》根据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数据（CHIPS），利用明瑟方程，构建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测算了九个省、直辖市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结果显示，重庆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最低，不到6％，而四川省最高，为重庆的6.65倍。东部地区上海市达到了19.87％，在9个省、直辖市中排名第二，广东省排名第三，江苏、浙江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差距甚小。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湖北三省平均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为11.68％。

西南大学杨丹在论文《农社关系、交易治理模式与合作社分配效应：基于15省微观数据的考察》中构建了一个农社关系与相应交易治理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农户收益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利用中国15省微观调查数据建立双重选择模型（Double Selection Model，DSM），在处理农户的社员资格决策和惠顾决策内生性偏误的基础上，分析两种决策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并建立内生转换回归（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ESR）模型，分析农社关系差异下农户的福利改进，并进一步验证合作社的亲贫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成员资格决策和惠顾决策不仅决定了四种农社关系，同时也决定了农户的四种交易治理模式；价格溢价以及农户的资产专用性、区位专用性和关系专用性等专用性投资是影响农户社员资格决策和惠顾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农户的两类决策都对农户的农业收入有显著影响；随着农社关系由非社员向影子社员、松散社员、紧密社员的转变，农户的农业收入分别提高8.01％、1.65％和2.46％，而低收入组农户由松散社员向紧密社员转变能够提高4.31％的农业收入。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易紫在《中国城市出口结构转换》一文中利用中国海关数据2000-2011年数据刻画了中国城市贸易结构构成和变迁，并主要考虑城市要素特征如城市生产率、要素禀赋（资本劳动比）以及人力资本对城市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在2000-2011年间出口结构因中高复杂度产品出口的增长在不断升级。同时，还发现位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升级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开放时间早的城市以及规模较大城市在中高复杂度产品上的出口份额要高于开放时间晚以及中小城市。整体上，中国城市出口复杂度在升级，然而在高复杂度产品仍然存在相对劣势。

复旦大学赵瑞丽在论文《最低工资、生产率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生存风险方法考察了最低工资对我国出口企业在出口市场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较短，且在不同所有权和地区间存在差异。在控制了企业和城市相关特征变量后，她们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可能通过倒逼作用或选择效应降低企业的出口生存风险，延长其出口持续时间，且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不同。

〔责任编辑：冯艳玲〕

Promoting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Reform of Supply Front——Academic Annual Conference Summary of Industry Economics in 2015

LIU Jiuru，LI Fangfang，ZHANG Weiwei
（Huaxin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Academic Annual Conference 2015 of Industry Economics is hold in Beijing，and the theme is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Experts and Scholars report and discuss the academic and empirical problems about industrial policy coordination，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government regulation，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safety under “Internet plus“，industrial efficiency，foreign trade and productivity.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academic views.

Key Words: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Industrial development，Industrial innovation，Policy coordination，Structural upgrading

［作者简介］刘九如，男，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兼华信研究院院长、《产业经济评论》主编；

［收稿日期］2015-12-25

［中图分类号］F4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572（2016）01-01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