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C视角下贸易和FDI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2016-03-26副教授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213164

商业经济研究 2016年1期

■ 孙洁副教授（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 孙洁副教授（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内容摘要：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引导了外资引进的中国出口贸易量大幅上涨，促进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但基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下分析则表明，中国的产业发展正处于被困在低端环节的窘境，因此贸易和FD I的增加是否能够在微观角度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成为本文实证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出口贸易会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而FD I则能够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间接促进效应，但直接效应并不显著。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出口贸易 FD I产业发展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分离其产品内生产体系，各国家之间的产品分工格局逐渐形成，这一国际产业转移成功将专业化生产细化到产品内层面，国际化分工也深化到产品内分工阶段。同时全球价值链逐渐成为了各国利益分配和贸易所得的主导力量，并出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不对等的现象。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凭借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先导优势，牢牢占据产品研发、营销等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并将产品的加工制造等附加值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中攫取了大部分的利益，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压榨。

中国凭借着其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基础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抓住此次产业转移机遇，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承接了国际分工中的制造环节，并迅速成长为贸易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吸引了许多大型跨国企业的进入，促进中国进一步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大国。同时，中国开始利用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制造业，中国制造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并推动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制造业大国。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制造业大国，而并非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本土企业缺乏产品生产中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对国内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偏低，利润获取程度小，这与中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并被发达国家攫取贸易利得有很大关系。

贸易规模和外资引进规模的增长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产业规模的增大，但两者对中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的意义并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加工贸易和出口导向型战略使得制造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FD I为突破贸易壁垒而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企业会产生一定的竞争挤出效应；从这一层面上看，中国贸易增长和外资引进增多会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同时，产品内贸易模式可以使中国企业能够通过与国际的纵向合作获得其技术和知识溢出；外商直接投资则可以在水平和垂直两种方向上提供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途径；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的必备要素，因此贸易和外资引进可以向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从而促进中国产业的向前发展。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贸易和外资引进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本文在基于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本文中提到两者的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本文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TFPit=α1Tradeit+α2FDIjt+α3Controlit+μit（1）

INDTFPjt=β1Trad eit+β2FD Ijt+ β3Con tro lit+εit（2）

其中，下标中i，j，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TFPit和INDTFPjt为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解释变量Trad eit和FDIjt分别是企业的出口贸易量占比和行业内外资占比，其中占比的衡量标准使用的是出口增加值；控制变量Controlit的集合为

λ1Sa leit+λ2Ag eit+λ3La b o rit+ λ4Sta teit+λ5Cap italit+λ6Pro fitit，分别表示企业的销售规模、企业年龄、劳动力规模、国有资本比例、资本劳动比率和利润率；μit和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变量的具体说明

（一）全要素生产率（TFP）

本文使用O lley和Pake（1996）采用的方法（简称OP法）作为计算企业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有效避免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需要用到企业产出、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等变量，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会计数据和前人研究的方法，本文选择使用基期工业出厂价格指数平减之后的工业增加值来衡量产出值，各企业的劳动力投入量使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度量，而资本投入量则选择使用基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后的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测度。

（二）出口贸易量（Trade）

出口贸易的增加会带动企业产量的上升，产品内贸易模式也会增加与大型跨国企业和国际技术水平接触的机会，有利于提升企业技术和生产率；另一方面，中国贸易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以低成本劳动力和低价取胜，这类贸易企业提高产量的方式在于雇佣更多劳动力而不是技术提升，这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利的。本文使用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比例来衡量企业的出口贸易量。

（三）外资占比（FDI）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会对国内企业同时产生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挤出效应，这两者总体效应的大小与企业本身的特征相关。本文的外资占比使用行业内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衡量。

（四）销售规模（Sale）

销售规模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来讲，销售规模越大，企业生产效率就越高。企业的销售规模可以用来衡量企业规模的大小和竞争力的强弱，它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生产决策和生产计划产生影响，包括生产设备、劳动力投入和中间产品的投入以及技术的升级，这些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

（五）企业年龄（Age）

企业生存的时间往往意味着内部机制及生产方式的成熟程度，这也就可以说明企业年龄可能会与企业生产率成正比。本文的企业年龄用当年年份和企业成立年份之差来衡量。

（六）劳动力规模（Labor）

劳动力规模的大小也是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之一，也是企业产出的要素投入之一，产出中劳动力投入的贡献越大，其要素外的贡献就越少，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劳动力规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本文使用企业年平均人员来衡量企业的劳动力规模。

（七）国有资本比例（State）

拥有较大国有资本比例的企业往往会受到较多政府补贴或支持政策力度，其所具备的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的动力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但由于有相应的政府补贴，其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的动机不大，因此与民营企业相比，其全要素生产率会较小，即国有资本比例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呈现负向相关关系。本文中的国有资本比例变量使用国有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重来衡量。

（八）资本劳动比率（Capital）

产出函数的初始形式表明，资本劳动比率是会影响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因此有必要加入这一变量来检验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使用人均资本量来测度，即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

（九）利润率（Profit）

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表现，企业利润率与其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企业在追求盈利的过程中，会增加其附加值和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两者可能会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本文用企业利润占销售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利润率的大小。

表2　出口贸易、FDI与产业发展的实证结果

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1999-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贸易和FD I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根据2002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新的行业标准对观测期内的行业代码进行了调整，然后对数据进行筛选，删除一些关键性指标数据存在问题或缺漏的观测值，例如出口交货值、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任何一项缺失或呈现负值的企业，平均工资为负值的企业和雇佣人数小于8的企业。另外，对于2004年缺失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本文根据“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增值税”进行计算。表1报告了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实证分析

表2显示了出口贸易和FD I与产业发展的OLS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企业层面的直接影响结果，第（2）列为产业层面的间接影响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层面，出口贸易量都对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影响效果的差异较大；而外资引进对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间接积极影响，但直接影响效果并不显著。

一方面，出口贸易量与中国产业的经济发展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即企业的贸易出口量越大，其生产率就会越小，行业平均生产率也会越小，并且从系数绝对值的大小来看，出口贸易对企业的直接消极影响远大于对行业的间接影响。这与目前中国贸易模式相关，随着中国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确立，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模式，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也成为了中国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主要通道。而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贸易出口也迅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上升。不可否认的是，加工贸易和FD I为主导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点，两者的迅速发展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引导中国生产进入经济全球化并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环节获取利益。

同时，加工贸易对企业发展和产业进步并没有发挥预想到的积极效果。首先，加工制造环节是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中国企业虽牢牢占据此国际分工环节，但实际从中可获利润极少，因此中国制造业一直呈现出生产量多、出口量大、附加值低、利润低的现象。同时，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渐上升，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在逐渐上升，中国产品的价格取胜战略也意味着出口产品的价格提升空间极小，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可获利润正在减少，甚至可能会被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其他国家企业所取代。其次，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制成品，在单件产品利润减少的情况下，加工贸易型企业追求利润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产量，而其产品属性也决定了其追求产量的途径是增加劳动力而不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这种恶性循环只能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被固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难以突破技术障碍和生产瓶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难寻。

另一方面，FDI的引入对行业的间接影响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外资的大量引进会显著提高行业生产率，而在微观企业层面，FDI的影响系数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挤出效应相互抵消的作用，FDI进入中国后，本土企业会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技术示范效应来获取所需的技术创新，引导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但同时拥有强大优势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后必定会迅速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会将部分本土企业挤出市场，但生存下来的本土企业必定会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以提高其竞争力。

不可否认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企业以及产业的发展，其积极作用相对较小。FDI主要是以两种形式进入中国，“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第一种方式的进入动机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服务，其主要方式就是加工贸易，因此其对中国企业的技术示范效应的作用极小，反而掠夺了本土企业产品生产的有利机遇，对中国市场形成竞争威胁。而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中国的FD I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更加密集，其技术示范效应也会更大，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但并购意味着中国品牌效力的减小甚至消失，这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是致命性的伤害。与此同时，无论是以“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方式进入中国，FDI都可以通过与上下游行业合作进行技术溢出，即垂直效应。为寻求低的生产成本，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以及更好地掌握市场动态，跨国公司大多选择与中国本土企业进行战略合作，而不是跨国输送。合作过程中为提高自身生产效率或获得足够的中间投入品，跨国公司会对本土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支持，从而产生间接的技术溢出效应。鉴于这种合作是与非固定企业相关，因此这种正向的技术溢出多体现在产业层面。

结论与建议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析，本文通过实证模型检验了贸易和FD I与中国产业发展的相关关系，结论表明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会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消极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则会间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但直接效应并不显著。

基于此，本文对中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做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引导传统的比较优势贸易政策向竞争优势转变。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比较优势并不能将中国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瓶颈中拉出来，比较优势不能自动转变成竞争优势，如果一直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制造业将一直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厂。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如果这种竞争优势具有可持续性，才可能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积极引导外资引进从资源获取型向技术引进型转变。与跨国企业合作是中国企业学习技术的重要途径，国内强大的市场潜力更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大推动力，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吸收和将技术本地化，中国制造业可以顺利实现产业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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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