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晗

苏迎春当初脑子一热，四处找退休的“姐妹们”成立这个文化活动志愿队时，是想做一件利国利村的事儿。13年过去了，她也的确做到了，至少别人一提到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都会对南厂东社区文化活动志愿队赞不绝口。

2016年1月3日，南厂东社区的霍保荣等28位文化志愿者同北京昱耆文化志愿团的成员一同赴韩国参加了中韩文化交流活动。经过层层选拔，南厂东社区75岁的齐秀清主演的群口快板《健康百岁七颗心》、霍保荣等表演的广场舞《跳到北京》入选。

其实，苏迎春起初发起成立这个文化活动志愿队时，是为了活跃当地气氛，让居民们更快融合起来。“因为当时人们刚经历了非典，各个都精神紧张，毫无生气。”苏迎春走在南口镇的街道上，向《经济》记者讲述着当年每个街道的压抑气氛。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文化志愿队最终被大家关注的，却是其精神面貌和专业水平。

也许像文化志愿队队长霍保荣总结的那样，既然是文化志愿队，就不仅牵涉到一个地区文化市场的稳定，还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才是我们这群退休人员聚在一起的意义。”

“能不能把她们并到一起搞文体活动？”

当然，起初，谁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据说这一切的起因是，当时南口镇社会闲散人员太多，有些人爱去上访、闹腾。时值苏迎春刚被选为南口镇南厂东社区书记，不服的人借此闹事。

“当时就在想，怎样才能最快聚集人心，能不能把这些人弄到一起搞文体活动？”苏迎春回忆说。

这个想法一旦成型，苏迎春便开始寻找合适的领头人。霍保荣便是苏迎春的首选。她找了霍保荣很多次，也如实说了当时的难处。“咱们村里的情况你也了解，没有多的资金支持，但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文化活动中心来稳定文化市场。”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人也在找霍保荣，对方承诺的是：“跟着我干这个，一定能赚钱。”

都是乡里乡亲，哪边都不好推辞，但在权衡之下，霍保荣选择了在村里组织文化活动志愿队。

随后，苏迎春把参加的名额分配到各社区，让有意愿的群众参加。一些人完全是因为自己在家里闲不住去的，一些人是被“点名”去的，一些人是为了健身去的。

不管怎样，2003年，这些人都汇聚到了一起，开始学习跳舞。

这些人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大部分人在家里都是高高在上的“皇后”。

霍保荣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群人组织到一起后，会发生什么。不过她很快就发现了。

先有队员间的摩擦，对霍保荣排练舞蹈的各种不乐意，有的人还会当场发脾气。看着局面有些混乱，霍保荣成为了她们之间的“万金油”。与此同时，她“突然发现，大家在找一种精神层面的快乐。”

据当时最早一批加入文化志愿队的平姐回忆，基本上都是退休人员，平均岁数为60岁，有的人可能正处于更年期，有的人因为性格好强，不愿意听别人的管理……众口难调。

“我们是一个团体”

那时候霍保荣还没有正式加入这个文化志愿队，只是在工作之余帮着苏迎春筹划。“我当时感觉，这里面要做的东西太多了，从零开始。”她说。

这位大半辈子在铁道部南口机车车辆厂做检查工作的员工，只有在小时候学过合唱，上过台，可以说一点舞蹈基础也没有。到了快退休的时候，她竟然被委以重任。

“说不着急是不可能的。”霍保荣说。

所以，她通过朋友联系到北京市区的一位专业舞蹈老师，发动队员们一起去学。没有经费补贴就自己掏钱学，没有道具就自己在家做。

2007年，文化志愿队为节省开支，自己动手做藏族服装去参加北京市“民族团结杯”群众健身操舞大赛预赛。“市场上购买一套藏族服装至少需要500多元，租一套是每天50元。买24套演出服至少在12000元以上，租服装一天就是1200元。”霍保荣说，这么大的开销对社区来说是一大难题。

于是，霍保荣找熟人借来一套藏族服装，她反复琢磨，一片一片地放大样、记尺寸，直到把所有尺寸全部记录下来。社区工作人员从布匹市场批发回布料，照着借来的藏服缝纫后的服装看上去简简单单，然后又按照样衣给衣服添加彩珠、亮片、金丝花边等装饰品。队员们再依照自己的身材进行了改装，一身藏服变为既是长裙长袖，又可短裙短袖的二套表演装。

“我们这个志愿队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大家的付出。”记者采访过程中，霍保荣多次强调。

不过，霍保荣渐渐发现，这个文化志愿队会跳还不行，还得跳得好看，跳得出彩，争取能走出去。

非科班出身的霍保荣对此也很迷茫，后来在每次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只要发现比较好的队形，都自己买光盘回来反复学习，看能否学以致用。

“原先觉得，几十个人，教一教舞蹈动作，大概都能跳好。”霍保荣说。然而当她开始自己教时才发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简单动作，只有最开始教时，大家的胳膊和腿能伸到位。“但一不纠正，第二天跳时就完全没有了样子。”霍保荣也能体谅她们。这需要时间，需要重复提醒。

一次次地纠错改正，一次次地积累经验。南厂东社区的文化志愿队参加了昌平区迎奥运倒计时一周年活动。记者在她们保存的影片中看到，她们手持斗笠、身穿红色秧歌服，扭动着社区居民参与奥运、奉献奥运的快乐。表演结束时，所有的表演者组成一个大大的“2008”。

那次跳完之后，激发了大家为了同一个梦想、同一个目标、为北京奥运会贡献力量的激情。霍保荣说：“整个队伍更加有向心力了。”

2015年，她们参加了由红舞联盟组织的18441人集体跳的广场舞《小苹果》，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排舞纪录。2016年，她们跳到了韩国……“无论跳到哪，我们都是一个团体。”霍保荣说。

“其实在融合中大家还略显稚嫩”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争吵了。

文化志愿队的成员说：“赶上更年期的时候，那吵得太凶了，谁也不让着谁。”后来也有人因为一时意气用事，就离开这个团体的。

“我们这些人在家里都是掌中宝，每一个人要说服另外一个人都比较难。”这是平姐的体会和感受，“因为在家里大多是‘一把手，说的话就是句号了。”

然而在这里，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一视同仁，就算是霍保荣也不例外。

中国人对纵向关系比较熟悉，知道怎样对上，如何对下，却对横向关系比较陌生。霍保荣说：“而这么多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横向的沟通和交流。”

在这个群体里，虽然“感觉派”看起来比“技术派”更能领会舞蹈的精髓，但霍保荣承认，“其实在具体细节和演出经验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在融合中大家还略显稚嫩。”

气场是一点点“磕”出来的，融合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13年来，这里的舞蹈队是每天下午两点开始训练，模特队是每周四上午9点开始。霍保荣每次都早早地来到训练场地，带着早已记满的“考勤表”，谁如果不来，必须得请假。

记者随机翻看了考勤表，几乎每个月大家的出勤率都达到25次以上。

“尽是急活儿，接到演出通知时，排练时间也所剩很少了。”霍保荣说，于是，在没有演出任务时，他们依然不放弃训练，一般会储备一两个节目，以备临时演出。

业余舞蹈演员不似专业舞蹈演员，高矮悬殊是最大的问题，也是在排队形中需要克服的地方。霍保荣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每次都是自己在家先把队形琢磨出来。“我把扑克牌折成小方块，比如，需要32个人，就折成32个小方块，每个方块上写上队员的名字，凭记忆一点点摆队形。一天想不好就两天，两天想不好就三天。”霍保荣说，家里的床上、桌子上都摆过。

这么多年，霍保荣一直都是这样在做，有人说，“这么多年，你肯定赚了不少钱吧？”霍保荣说：“真没有，这都是志愿服务。”

文化志愿队的队伍渐渐成熟的时候，这个团体不仅要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也会定期去给敬老院的老人带去问候和关怀。霍保荣说：“考虑到敬老院的老人不能久坐，每次排演节目都会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本来霍保荣退休了可以回到北京城区帮着照看孙子，因为接下了这个事，一眨眼在南口镇待了十几年，“时光过得真快。”

培养这个群体的DNA

霍保荣平时除了自己钻研舞蹈的队形，还会有意识地培养小群体的领头人。“一般到大型活动时，就需要分组训练，然后往一起合。”

霍保荣坚持的原则是，“只要你想锻炼，就会给予机会”。为此，她积极发现有潜力的队员，然后自己帮忙寻找适合的曲子和舞蹈，让她们开始带着练。

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过年停了一段时间，“感觉手脚都不对劲了。”平姐活动活动筋骨说。

她们还是很心疼霍保荣的，这么些年的相处，她们已经成了挚友，成了闺蜜。“只要一接到演出任务，那我们队长肯定好些天晚上睡不着觉。”平姐说。

家里全部都是“后勤队长”来支撑着。说到霍保荣的先生对自己的支持，霍保荣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如果没有他，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志愿队的队员都知道，这位“后勤队长”对霍保荣做这件事情的态度：只要高兴，只要身体好，能动，能去就让她去。

当然，大家也都很支持霍保荣，不管刮风下雨，家里是否有急事，都以团体为先。典型的一次是南厂东社区百人舞蹈欢庆工厂百年庆典，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就在表演的前一天，参加表演的两位舞蹈队员的亲人去世。接到恶耗后，两位队员顾全大局，强忍悲痛，参加百人舞蹈。演出结束后，才匆忙为亲人奔丧。

这些DNA已经成为共识。

赶上七八百人的大型舞蹈和演出，霍保荣根据队员的基础，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组织学习、排练，有时连续练习3个多小时。表演者中年龄较大的队员，为了使下蹲动作完美，有的人排练回去后，不顾腰腿疼痛，在家里扶着方凳跪在地上练习。家比较远的队员，有的骑自行车每次往返两个多小时赶来参加合练；许多队员与家人一起的旅行计划不得不一拖再拖……

“我们是老顽童，我们年轻着呢。”

记者刚进入她们训练的场地，第一眼的印象就是“青春，有活力。”如果不是后来采访过程中，她们说这个团体的平均岁数为60岁左右。还真看不出来，给人的感觉顶多也就30-40岁。

比如，她们画着精致的妆容，随着音乐舞动时的自信和开朗，走模特步时的气场和神韵。有一度，会觉得这是专业的团队。

“退休老人的生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苏迎春现在已不再困惑。现在她的做法是，让大家拧成一股绳，紧跟时代的步伐，并让南口镇这个文化志愿队走向世界，影响到更多的人。

以至于现在每次提到演出，大家都会说在南口就只有东社区这个团体能行，其他的都不行。霍保荣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她正在刮痧，听见旁边的两个人聊天说：“那个东社区的霍保荣，把队伍教得可好了，每次出去演出都拿一等奖、二等奖回来。”霍保荣抬起头左右看了看，问：“你们认识霍保荣？”另外两位妇女说：“不认识。”霍保荣当时笑了，“觉得心里很欣慰。”

13年来，大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据霍保荣观察，大家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与刚来时完全不一样。没有了当时的垂头丧气和抱怨的心态，也没有更年期时的火爆脾气，现在她们都学会了包容。

各个都是老顽童，霍保荣给记者看她们在韩国演出时的照片，“那都年轻着呢。”至于她自己，13年来的感慨是：“把这帮退休的人聚在一起，成效慢慢显现了，别村的人也愿意加入我们。如今，我们还能代表国家走出国门。我觉得这些年我没有白做这件事，精神上非常富有。”

现在社会上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根据2015年发布的首部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龄老年人口已达2500万。到2030年，老年人口预计将达到3.71亿，占总人口的25.3%。这么大的群体，该如何应对呢？

除了在“养、医、居”等层面做好准备之外，更要推动一场文化层面的变革，促使各年龄段人群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感受“文化共振”，避免老年群体陷入“文化沙漠”。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秘书组副组长党俊武曾公开表示：老年人要向青年人学习，青年人也要向老年人学习。形成以年龄平等为基础的“互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