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

我不赞成对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简单肯定和赞美，特别是虚构出来的关于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丽“神话”。

用更全面眼光对待文化看取历史

2003年参加上海城市精神大讨论，我在《城市：寻找精神的力度》一文中写道：“在文人骚客、名流淑媛、昔日豪门、官宦后裔、达官贵人的推动下，三十年代的上海被打扮成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流布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海上繁华梦，日益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价值判断的趋向。历史其实并不太长，人们竟这么快地遗忘了，三十年代上海曾经有过的腥风血雨，民不聊生，曾经有过的代表着未来的革命力量和代表着腐朽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我们赞美着名门淑媛从豪宅楼梯上风情万种款款而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杨树浦走在瑟瑟寒风中面黄肌瘦的芦柴棒、小珍子。怀旧之风毫无阻拦的流行，体现了我们精神世界的过于同一，精神判断的软弱苍白和混乱。”其实，当时我这样表达，并无意于简单地彻底否定什么，只是想提醒，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和胸襟，去对待文化，去看取历史。

其后，我在各种文化研讨中不断提出，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的文化有其鲜明特色，也有它值得肯定的历史业绩，特别是作为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简单、粗暴地否定，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我不赞成对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简单肯定和赞美，特别是虚构出来的关于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丽“神话”。可是十几年下来，这一“神话”愈演愈烈，形成了相当一部分文化人知识写作的主要内容。请注意，我说的是“知识写作”，不是网民情绪化的吐槽，而是一部分以知识学养为依托、为背景，当然也包括一些看似有知识其实也未必真正消化了知识的，乃至一知半解的名人、大V的写作。在这样大批量的写作和大规模的传播下，在不少人心目中民国文化、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一时成了与当代文化抗衡的关于文化的历史叙事的主流，甚至简化成了一面对当代文化充满对立，而不是有借鉴、启发意义的被扭曲变了形的镜像。民国教材、民国范、民国知识分子、民国“自由宽松”的文化生态，成了公众生活中的热词和竞相追逐的文化时尚。

“民国热”应依托历史真实“剧情”

那么，历史真实的“剧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民国神话”真有那么“神”吗？不妨先看看最近几年被热炒的民国教材。

首先，民国教材本身是一个笼统的全称概念。被大家追捧的主要是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他们并不能代表民国教材的全部。而且，有些被大家称之为教材的读本，名为教材，实际上是课外阅读。完整的民国教材，既有民间编修的，也有官方编写的。含糊地赞美“民国老教材到底有多美”实际上是简单使用了全称肯定判断。我的大学老师一再教导我，论述命题切记慎用全称肯定。所谓民国教材，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空洞概念。具体来说，对民国教材的肯定和赞美又在于，其编写的童心、非政治化和美文的特色。但实际上这样的概括，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些（请注意，我这里不用“民国教材”，而用“这些”）教材的特色。排除官修教材，即以民间编修的教材来看，已经有专家指出商务印书馆教材和开明书店、世界书局教科书之间的差异。

商务版以培养新中国新国民为主旨，连课本名称都谓之《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和国国文教科书》和《复兴国语教科书》，将教科书的编辑密切联系当时的国民革命，特别重视雪耻救国的内容。而开明版则更强调，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使人幸福自立，在于身心的健康。在教育思想上，商务版突出以“灌输”为主，强化以成人观点、经验通过教育让儿童接受，非常在意“讲什么”。开明版和世界书局版则突出“启发”，希望“童子依据自己的经验”，自为教师，自行探究，自定推理，在“怎么讲”上用功更勤。在政治性上，商务版编辑大意中即写明“灌输党义，提倡科学”。特别是后两版书中，有不少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当时伟人、英模，还有“大总统”“平等”等与“共和国”相关的内容。1912年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新教科书》初小国文第一册首页，就印了当时的五色国旗，同时配以课文：“我国旗，分五色，红黄青白黑，我等爱中华。”即使童趣盎然的开明版中，也有政治领袖人物的故事。而且，不管什么版本，都贯穿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在蒙着眼睛赞美民国教材的朋友们眼里，是否还那么美呢？

“民国神话”之二是把民国政治虚幻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天堂和乐园。一位应该懂点历史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把民国描绘成“民主受尊重的时代”。具体就是“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我想，这位学者说的应该是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的民国。当时文化是不是有想象中那样大的自由尺度，其实只要稍微查查资料，就可以搞得明明白白的。略举两条：一是，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上海查禁文艺图书140余种。鲁迅先生在《且介亭二集》后记有非常详细的记载。1924年到1934年，前后禁止发行887种书刊。二是，笔者前些日子写柯灵先生的一篇短文，认真阅读了文汇报姚芳藻的《柯灵传》，其中记载，先是1946年先生主办的《周报》被“逼令停刊”，而后是1947年5月27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刊，柯灵本人也亡命天涯。

民国有没有它闪亮的片刻，有没有文化发展的某种自由度，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点没有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它的另一面，而且很可能是更本质的一面。其实民国的文化自由，更多的是因为上海的租界华界分治格局而造成的管理缝隙，使得文化有了一定的腾挪空间。也有的时候是因为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无法管理。而有些文化业绩，如被称为“民国的真滋味”的那些后来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经典的民国老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实际上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且即使在租界，《十字街头》 也几乎过不了工部局的审查关，把《思故乡》的歌词和东三省地图一剪了之。至于说到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其中既有刘文典这样当面顶撞蒋介石的清高教授，也不乏翁文灏、王云五这样在国民党政府颓败之际出任高官，并且政绩乏善的知识分子。即使胡适也呈现着复杂的多面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最接近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的时代。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必须寻求共识，必须艰难前行。我们必须摆脱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摆脱零和博弈，摆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斗争模式，必须学会倾听对方，在对方的言说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执地坚持“派”，而是要认“理”。

（原载《解放日报》，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