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宏，李红星

(安徽工程大学　教务处，安徽 芜湖 241000)



好大学的文化本真、文化理性与文化治理

高宏，李红星

(安徽工程大学教务处，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当下大学何为好大学的文化理念，内容涉及对大学本真的理性认识、“好大学”的意义及“好大学”的文化建构。同时提出了走向“好大学”的文化治理。

关键词：好大学；文化理性；文化治理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做大”、“做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等“好大学”战略的实施，“211”、“985”、“2011 协同创新”、“高水平大学建设”等高等教育工程先后推出。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和加大资金投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瞩目的发展，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空前进步。但与之伴随的问题也不少。对于现代大学的治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通过对高等教育历史的回顾，我们很容易发现，各种治理模式、治理理念的提出实际上都指向一个名为“好大学”的归宿。但什么是“好大学”却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什么样的大学才称得上是“好大学”？研究表明，“好大学”能够为更多的大学提供可以参照的发展目标，能够为大学镜鉴治校的目标和依据，反映的是一个价值概念。如何理解好大学的文化本真？好大学的文化理性是什么？如何走向好大学的文化治理？这些都是急需讨论的问题。

一、好大学的文化本真

哲学意义上的理念具有自在自为的真理的普遍性以及概念和客观性相统一的绝对性。大学理念经由对大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进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理论思维体系。作为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源泉、思想、精神和灵魂，大学理念决定了一个大学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也决定了一个大学的今天，更决定了一个大学的明天。作为高水准的高等教育的根本性主张，大学理念深刻地刻画着高等教育的内涵和形态。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选择、批判、传播和创造人类文化职能的文化社会组织，并且通过文化的手段创设教育环境不断探究与发现新的“高深学问”，不断探究与产生新的学术思想，以及利用大学所拥有“高深学问”的优势，及时完成对“高深学问”的应用转化来达成教育目的和影响教育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来以传播知识、发现知识和转化知识为基本从业活动的大学，如果没有文化底蕴的气息，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天职，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大学。大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精神家园，就在于大学有追求学术卓越的理想主义情怀，在于大学始终倡导和守护卓越的大学文化。因此，如果缺乏卓越学术的理想主义情怀，便永远不可能有好大学和好大学文化。

大学己经有数百年的光阴流变，已经由最初的“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演变为“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直到发展成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1]。在岁月交替中，尽管大学负荷的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家园，也是守护人类精神的殿堂。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凯歌高奏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狂飙猛进的巨大推动，现代大学滋生了越发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工具化倾向，而对大学文化本真的理性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失落了或者被遮蔽了。在这种情境下，好大学究竟应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方式?人们势必要对好大学的价值皈依进行探寻和反思。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怀疑大学的本真样态是文化性的，大学的基本使命也应该是研究和传播高深文化的，也是学术性的。没有学术性的大学也就失去了大学文化的根基和血脉。传统大学如是，现代大学也应该如是。既然大学归属于文化机构，必然是以一种文化性的方式存在的，并以探根究理为旨趣。大学内在的文化性内涵和品质，决定了大学成为好大学的价值前提，也赋予大学成为好大学的鲜明文化表征和意义。大学经营的本质是在经营文化。

好大学的理念，既彰显理想境界，又彰显现实境界，是理想境界与现实境界二者的有机统一。因而对于走向好大学的治理应当融合多元理念。思想指导对于人的行动不可或缺，没有思想指导的行动是盲动。大学的治理理念凝结着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及社会个体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大学不同，理念殊异。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时代的要求不同，以及认识基础的不同，都可能对好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所以在走向好大学的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努力吸收各种治理理念，遵循形式合法与实质合法等原则，形成新的综合。正是大学内部“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存在如此之多且相互交叉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应重视文化理念的融入，需要超越金钱和地位的人文精神和普世价值。当下，由于行政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核心位置，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大学管理的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这是有悖于大学的文化本真的。

针对当前大学的治理，如果以好大学的文化进行理性地认识和反思，大学才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没有理性的认识与反思，就不可能有理性的治理和精神。只有通过理性地治理和反思，才能凭借实现有效治理实现好大学的目的。缺乏卓越的理想主义情怀的大学，便永远不可能成为好大学，也不具有好大学文化。具体来说，建设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大学，第一，要有德性。为了避免这个时代在科研卓越的大学充满着平庸的教育，以及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大学德性的遗失，树立一种追求好大学的理想主义显得至关重要。好的大学德性决定了大学文化的品质。好的德性标注了大学文化的质量。大学在坚守人类崇高的伦理精神和美德的过程中激发自己的活力，沿着文明的正道实现自己的超越。第二，文化的灯塔是用思想去点亮的。没有思想的大学不能说是好大学，没有思想的大学就没有资格成为社会的灯塔。思想的高度决定了好大学文化的高度，没有思想的大学不配做有文化的大学。从孔子儒学、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直到威廉·冯·洪堡新人文主义教育理念，这些都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随之大学也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与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2]。第三，创新力不强的大学不能说是好大学，没有较强创新活力的大学不能够引领社会的进步。创新性表明了大学文化的力度。拥有创新能力强的文化，大学的生命力就强。相反，文化创新能力不强的大学，文化服务性和社会影响力也不强。第四，个性文化。只有文化特色性强的大学，才是好大学。这种不能被别人所模仿、不能被别人所照搬的文化个性和特色，是区分是否好大学文化的核心力所在。

二、好大学的文化理性

大学是以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高深学问的生产和积累、文化传播和创新为使命和担当的文化机构，因而大学是人类的科学脊梁、国家的文明希望、民众的道德楷模。这使得好大学必须有挺直的脊梁、更多的责任担当以及清醒地坚守知识的真理，遵循大学之道的规则，坚守以学术为业的自觉、自律意识。这也就是文化哲人们所说的大学文化理性。然而，无论是身处校园之中还是置身校园之外，不难发现当下的大学不怎么像大学，学者不怎么像学者。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侵蚀，让部分大学和学者迷失了理想和境界。部分大学成为权力的奴婢，部分学者成为物欲的附庸。研究高深学问的学者竟然不关注理智德性本身。现代大学里主导着重大科研活动的不再是人的求知理性以及难以遏制的好奇心，而只是铜臭和邪欲，高深知识的获得不是本着要践行一种理智德性，而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理性的自负或换取金钱与权力。大学中还流行一种“学者官僚化”的倾向，就是研究性学者千方百计向行政权力靠拢，以致某个大学出现上百个教授竞争一个处级岗位的怪相，形成大学里风行“学者官僚化”的景观。此外，由于功利主义等思想的盛行，取得教师忠诚更多地依靠的是薪水、住房和城市舒适的生活，而不是与忠诚于大学本身的联系。虽然当下我国的大学正在快速发展，制度文化也在不断地建设和完善，但时下许多大学简单地建立规章制度，没有将大学文化融入制度文化之中。由于没有针对本校的实际问题、文化传统和文化理性进行研究，结果是制度倒是建立了不少,但文化的效果不甚明显。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高等教育集权的制度文化，使得管理体制集权化，行政权力泛化。出现以上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机构自身没有把握大学文化的本真与文化理性，没有形成优良的制度文化所致。大学制度文化是在长期的办学活动中，大学人对于大学制度的高度概括的治学理念和价值观。作为一种规制性和规范性的制度安排，大学制度深深地蕴涵着学校管理规范化的行为习惯、价值选择与判断，是联结精神文化与文化实践的重要保障，规范、约束和激励着现代大学发展与建设的方向和行为。好大学的制度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生态文化，也是社会先进文化的创发源和辐射源，表现为一种卓越的文化力量，是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煌煌之巨的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史表明，无论是宗教神学遮蔽下的普遍知识抑或哲学统领下的自由知识，无不启示着不受功利驱使的纯粹理性冲动培养人理性的道理。但以量化和实证为特征的自然科学导致人们对科学知识非理性的狂热，负载着功利主义价值的大学逐步丧失了其学术精神。弥补的办法是重塑“理性主义”的文化观，发挥文化的主导作用与引领作用。大学文化的根本性转变需要通过以蕴含文化管理理念的制度文化来保障，将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理性融入制度，建设全面先进的制度文化体系，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成效。现代大学制度不仅是一种文化沉淀，而且是一种精神的集合。制度文化集中地体现了文化理性的精神特质，现代大学制度本身就是充盈着文化气息和韵味的。大学制度文化的功能在于确立一种凝聚当代中国大学人、教化当代中国大学人、鼓舞当代中国大学人、引领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生命信念和人文关怀，全面提高当代中国大学人的整体素质，营造一个有利于当代中国大学人健康成长、教授治学育人、维护大学教师对于学术的信仰与忠诚的自由组织环境。

英国红衣主教纽曼1852 年在《大学的理念》中认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理、探索与发现、实验与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了理智的疆域。理性是一种思考后的大智大慧，是关于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获得认识之后的坚守。倘若某项行动是理性的，那么该行动事前就会被认真地进行研究并被正确地设计，进而保证其成为谋求最大利益的行动。它描绘了理性的重要性。如果说大学文化本身作为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凡大学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文化存在，当然这种文化也许是好的文化，也许是坏的文化。那么，大学文化理性反映的是人们对大学文化及其价值给予高度重视后的一种对大学的正确认知，是人们赋予了对大学的主观意识的文化价值判断、选择及坚守，并能够影响到大学的选择及其后的行动。没有文化理性的大学不配“好大学”的称号，因为这将会引起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丧失殆尽，终会堕落为一种庸俗教育的场所。有文化理性的大学不仅将“育人为本”作为最重要的工作，还把“科学为根”作为其价值的存在基础。文化创造的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而意义世界再造就真正的人。只有完全献身于理念的大学，并且具有极强的愿望去保存、传播和发展知识的大学，才真正揭示了教育的魅力与尊严。同样，没有制度文化的大学也不配“好大学”的称号，因为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制度文化赋予了物质文化以生命的活力。大学制度建设是以文化为魂的，只有建立了优良的制度文化，才能创建世界高水平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制度文化与大学的文化理性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制度文化本身就体现了文化理性。没有优良文化理性的大学不配是“好大学”，而没有优良文化理性载体的制度文化，这样的大学也不配称作“好大学”。

“与国外先进大学相比(我国大学)仍然处于制度的‘初级阶段’，最主要的是缺乏大学制度的‘灵魂’——大学文化和制度文化,因为大学治理虽然要重视制度,但其本质却在于文化。”[3]作为一个高度分化和低度整合的大学组织，本质上是一个松散耦合的系统，在大学组织的成员之间以及组织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一种松散的关系。大学组织协调和控制的主要手段是体现为制度文化的隐性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不纯粹是显性的指令和规则。因此，大学的职能部门和师生员工都应当考虑到大学是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处处都有文化的特点，用大学的文化理性和精神气质来审视和开展工作，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管理工作，用科学的文化观、教育观和管理观来引导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同时，需要坚定地贯彻“依法治校”的制度文化观念，实施依法进行大学治理的基本方略，使大学管理真正实现有序和走向规范化。因此，要强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但决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而是要在制度建设的同时紧紧地渗入一种深蕴于大学人中、氤氲在大学组织内的文化精神。这样的充满着文化细胞和血液的大学制度才是高水平和高起点的大学制度，才能更有利于我国大学的治理、发展和崛起。

三、关于好大学的文化治理

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指出了治理的四个特征：治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治理过程的基础是协调而不是控制；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又包括私人部门；治理是持续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4]。可见，好大学不代表永远是好大学，好大学也需要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文化治理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制度、文化政策和具体的文化管理方面。但几乎在所有的制度、政策和管理背后都会包含一定的话语、意识形态，并在实践中彼此不能分离。应当将文化治理看作是对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看作是一项推动好大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从大学组织内部改起，让师生全体都能参与到大学文化治理的事务中来，发挥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文化影响力。

(一)好大学的文化治理应当基于大学本身是一个“复杂”文化组织的特性

蒂尔尼认为，作为一个“松散性联结”的组织，大学几乎不可能画出一条从理念到行动可供决策达成的路线图。从结构上讲，不能指望特定的治理机构能够仅仅只是处理特定的事务，而不去考虑院校的类型和所在的具体情景。也不能指望治理结构的重构立竿见影。这是因为大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单元的总和，而是一个文化内涵创生的场所[5]。大学治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经过长时间发展已经普遍建立起来的学术信仰与忠诚、学术文化规范以及特定院校自身的学术价值认同的混合物。大学是学校教育教学体系的最高层次，作为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以及社会高智力集团和科学研究的重地，大学这个复合体的核心要素应当是学术。好大学更是应当如此。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是文化，文化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大学的特殊性在于其文化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的学科与学术属性的特殊性，表现为大学的活动复杂、目标复杂、组织复杂、权力关系复杂的多重复杂性。大学作为一个学科和专业组织结构复杂、权力结构亦十分复杂的学术组织，不断地对高深学问进行选择、保存、传递、批判和创新，其活动构成不是一般的社会化劳动，而是一个集个体性与复杂性于一体，具有探索性、艰巨性、长期性、创造性的智力劳动。

复杂的智力劳动需要由掌握了复杂劳动技能的人来担任。智力劳动的性质和对知识的占有这一客观现实，赋予了大学人比其他组织的人具有更多的独立个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参与要求，这也导致其成员的复杂性。大学内部成员的复杂构成和个性也导致了其结构性关系的复杂，例如组织成员之间既有制度化的正规关系，又存在对大学各级组织的影响作用甚大的非制度化的非正规关系。大学的社会职能及其目标的多样性也会导致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多样性程度越高，大学组织的复杂性也就越大[6]。大学是一个“复杂”组织的特性表明，现代大学在“真知”的维度上，不像一个“真理共同体”，而更像一个“意见共同体”。作为使相互冲突以及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的文化治理，体现了以对话、协商、谈判、妥协、认同、互信、共同行动等为核心内容的善治文化。培育和张扬大学治理文化，借助治理文化的整合机制，注重治理过程中各种利益诉求的整合。这表明，当决策者价值取向融入组织文化因素，那么其对是非得失的判断，既得利益与长远利益、具体事务与长远谋划的处理，处处都体现出以人为主导的社会文化活动的价值取向。因此，将文化特性融入决策，对大学这一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社会组织来讲，是使决策不偏离大学本真的前提与保障，是把大学当成大学治理的关键。结合我国实际，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应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性、适应性和开放性，顺应现代大学管理分权的必然趋势，提高现代大学办学水平。

(二)好大学的文化治理应当超越大学文化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对于高等教育理想主义的影响

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它鼓励高等教育走出校园，加强大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遵循高等教育及市场经济的规律，重视学生的职业规划，不断密切专业课程建设和职业发展之间的联系，促使各方强化问责机制，努力满足教师、学生、家长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就其消极意义而言，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理念与高等教育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是矛盾的，易使高等教育悖离大学的本真，从而走向商业化、功利化、无序化的歧途。学者官僚化倾向反映了当下学者功利主义、浮躁主义的泛滥。爱因斯坦曾指出，人们企图兼有智慧与权力，极少能成功，即便成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成功。每一种行当都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学者本是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大学人，当以学术的名义进行非学术的运作时，知识和学术的尊严便会被亵渎，甚至学者的尊严也可能会被降格。

真理是求知的终极目的，而求知真理是大学人的本性之一。虽然生活的意义未见得完全赖于对真理的发现，但假如没有对于真理的追求，人生必然索然无味。大学之所以越来越普遍地受到社会的关注，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始终都期望和相信发现真理的大学是神圣的，大学及其师生是能够严格遵循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并且严格践履他们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担当。因此，即便在一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时代，大学仍被人们看作为追求和传播科学真理的勇士、树立和严守道德规范的楷模。所以，好大学的教师必须学为人师与行为世范，好大学的教师不能用功利取代对崇高、神圣的信仰，好大学的教师不仅在知识上有权力有义务教育学生，在道德上也有义务有资格影响学生。对于学生而言，教师应积极引导他们独立思考和融会贯通知识结构，使他们了解知识的总体构成状况，构建知识的理性联系，逐步培养对不同学科的认识、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

机械化的认知方式、管理者的权力意志会破坏大学内部治理的生态性。走向好大学的治理不应屈从于外界的权力和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从而逐渐丧失作为学术组织应有的理性，进而偏离了大学本应坚守的理想主义的大学精神。高校治理应服从于人发展的归宿，实现大学的生命意义，从大学组织生命的深处激发沉睡的自我精神，激发大学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同时，教育核心利益者及教育利益相关者建立起互信合作，使这种秩序积淀为制度的内在结构和文化结构。在充分考虑社会规范、理性设计等因素后，制度所蕴含的文化信仰、文化关系，能够帮助制度获得文化认同，成为大学人的共识，形成一种干事创业的新的文化驱动力。最终目的应该是实现大学人的自身解放，建构美满的生活。

(三)好大学的文化治理应当防止大学人精神的“空心化”

当下的大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衰颓势。由于大学校园弥漫着商业气息、衙门气息，从而丧失了大学特有的人文气息和气质。随着创业型大学的崛起，学术资本主义给了大学原本就已十分脆弱的人文学习以狠命的一击。因为可能丧失人文学习的制度根基，大学本身面临着被重新定义的风险[7]。事实上，大学独特的精神品质和文化个性决定了大学首先就是社会的灯塔和灵魂，应该始终坚守大学的本真和理想主义情怀，以自己独立的精神、高贵的本真、智慧的道德、理性的自由成为人类敬仰的精神殿堂。作为文化机构的大学如果缺少了德性文化这一大学特有的基因，大学怎么可能还是大学呢？因此，大学治理唯有用文化的视野，才能既契合理想主义大学的本真，又能针对现实主义大学的情怀。

要坚持学术为本的制度文化取向。大学文化的精神体现在大学人崇尚学术、醉心于学术。高品质的学术制度是好大学文化的根基和血脉。大学的一切都与学术事务与活动有关，学术是大学的内核。大学离不开学术，学术也离不开大学。促进学术繁荣既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又是大学的生命之根。既关乎到大学能否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也关乎到大学能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将文化基因融入学术繁荣，才能让学者拥有一种学术至上的理念，并将学术的尊严当成一种信仰[8]。这样的学术进步既不会偏离大学本真，也不会偏离文化本真。学者应当坚守高尚和代表希望的学术，把学术视为人生的使命，纯粹献身于学术事业。学者应当坚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信念，成为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民族文明精神的传播者、国家希望的开拓者。

大学是探究科学和真理的地方，学者在这里潜心治学期待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学生在这里孜孜求学期待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细则的保障，使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在实践中真正体现，强化学术民主制度建设与行政权力约束制度建设，让凯撒的回归凯撒，学术回归学术，在理念上、制度上、行动上都要积极营造大学人醉心于学问的学术氛围，使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得益彰、各得其所。同时，尊重学者的人格和权威，容忍失败，正确看待失败，褒奖成功者，秉持学术本位和学者本位，积极营造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术生态。倘若学术开始逐渐地被边缘化，大学批判精神亦将开始逐渐地消失。大学批判精神一旦丧失，大学就很容易演变为政治的附庸、经济的奴仆与学术的桎梏。到那时，大学将离生活世界和教育世界越来越远，大学里的教育将逐渐成为物质进步的牺牲品，未来或许将没有谁会知道大学何以为大学，办大学的真正目的又何以为是。

(四)好大学的文化治理应当真心实意地从“文化”的角度谋求创新发展与特色发展

如果不将大学的文化本真与文化理性转变成现实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大学就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库和动力源与经济发展的增长源，也成为不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源和技术的转移源，自然也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样的大学不能被称作是好大学。毫无疑义，这样的大学需要治理与改造。当前，我国很多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存在同质化现状，基本原因是大学规划者没有从大学的文化本真与文化理性以及所在大学本身的特色出发进行科学设计的结果。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所大学成为好大学的行动指南，如果没有建立在学校特色基础之上的文化，大学制度文化不会形成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学文化治理理念需要通过激发制度文化的内核进而转化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实际行动。大学文化治理理念表现为：人本性、非强制性、大众性、高效环保和参与性。大学文化治理的人本性可以克服单纯行政治理带来的对学术生态的破坏和对大学人的失信；大学文化治理的非强制性可以克服单纯命令式治理带来的矛盾不可调和性和冲突性；大学文化治理的大众性可以克服单纯规章治理带来的受众面小和刻板印象；大学文化治理的高效环保和参与性可以克服纯粹的目标治理带来的私利主义和资源浪费。因此，从文化角度寻求、谋求大学创新发展与特色发展的治理方式，不失为大学在常规治理方式遭遇困境之时可以大有可为的创新战略。

参考文献：

[1][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大学出版社,1993:26.

[2]王冀生.大学文化是大学人的精神家园[J].中国高等教育,2014，(9)：8-11.

[3]赖明谷，柳和生．大学治理:从制度维度到文化维度[J].现代大学教育，2005，(5)：90-93.

[4]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6.

[5]Tierney，W．G．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ance[J]．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2004，(127):85-94．

[6]眭依凡．论大学的善治[J].江苏高教，2014，(6)：15-21.

[7]王建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14，(2)：1-9.

[8]于媚．文化视野下的大学治理研究[J].江苏高教，2015，(3)：41-44.

编辑：鲁彦琪

Cultural Reason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of Good Universities

GAO Hong，LI Hongxing

(Office of Teaching Affairs,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u Anhui241000,China)

Abstract：From a macro point of view,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ultural idea of the University,which is rela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ity,the significance of the“good university”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good university”.At the same time,it puts forward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of“good university”.

Key words:good university;culture reason;governance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6.05.018

收稿日期：2015-11-30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背景下的安徽乡土素材研究”(SK 2014A173)；安徽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计划立项建设项目(Szzgjhl-1-2016-11)；安徽工程大学本科提升计划“应用型本科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2014jyxm41)

作者简介：高宏(1973-)，男，湖北荆州人，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李红星(1970-)，女，安徽芜湖人，副教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5-009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