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峰

吉林集安东台子遗址研究

王飞峰

东台子遗址 宗庙 社稷 玉璧 瓦当

东台子遗址是集安地区一处重要的高句丽建筑遗迹，自发现至今国内外学者对其性质和年代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笔者通过对出土遗物和相关文献等的分析，认为东台子遗址为故国壤王八年(391年)三月下令修建的国社和宗庙遗迹，但是由于故国壤王当年五月去世，当时的修建工作并未完成。目前发现的东台子遗址为好太王时期修建的遗迹，高句丽迁都平壤(427年)以后逐渐废弃。

东台子遗址是高句丽时期一处重要的建筑遗迹，位于集安市区东约0.5千米的一处平坦台地上，由于地势较高，当地人称这处台地为东台子。后来由于此地发现高句丽建筑遗迹，便称之为东台子遗址(也有部分日本学者称之为东抬子遗址或高台子遗址)。东台子遗址20世纪初为日本学者发现，1945年以前日本学者曾多次进行过调查，伪满时期修筑铁路经过遗址使得部分遗迹遭到破坏。日本学者的调查以关野贞和池内宏为代表，关野贞通过出土瓦当、础石和遗迹等判断东台子遗址可能是高句丽时期的一处寺庙遗址①。池内宏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根据出土遗物和遗迹等认为东台子遗址应是高句丽时期一处重要的建筑遗迹②。1958年4月下旬、6月中旬和7月中旬，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对东台子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清理面积2000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对东台子遗址仅有的考古发掘③。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高句丽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陶器和铁器等遗物。1982年方起东先生通过对遗迹布局、出土遗物及文献材料等的研究，认为东台子遗址可能是故国壤王九年(392年)三月下令修建的高句丽国社和宗庙遗迹④。2011年韩国学者姜贤淑先生通过对遗址形态和出土遗物等的检讨，主张东台子遗址的时代为5世纪末以后、渤海灭亡之前⑤。以下笔者将通过东台子遗址出土器物(陶器、玉璧、铁铲、带具、瓦当、础石)和文献记录等来讨论遗址的性质和年代。

东台子遗址部分区域1945年以前已经遭到破坏，从后来的发掘结果来看目前的东台子遗址主要包括四座房址，正屋的东室(I室)和西室(II室)、西室北面的北室(III室)、东室东南侧的东南室(IV室)。其中I室保存完好，从I室中部的地层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五层。第一层为灰黑色耕土层，厚0.2～0.25米，有少量碎瓦片。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厚0.25～0.4米，出土大量高句丽瓦片，同时在这一层下半部还发现排列整齐的础石。第三层为灰黑色土层，厚0.25～0.7米，出土一定数量的高句丽瓦片、陶片和铁器，发现红烧土和炭渣。第四层为黄褐色土层，厚0.15～0.25米，夹杂一定的炭屑，但是土质较硬，似乎经过夯打。第五层为生土层。通过对遗址地层的分析，我们发现东台子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并不很厚，说明其使用时间不长或者使用频率不高。方起东先生通过对东台子遗址I室中部长方形石座及相关文献的分析认为这件石座应与社主有关⑥。类似的大石或石片坑与社主有关的例子在河北省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⑦、江苏省铜山丘湾商代遗址⑧、陕西省扶风县云塘西周遗址⑨等均有发现。社主的判定为东台子遗址性质的确认提供了重要依据，即东台子遗址应是一处与祭祀有关的遗迹。社主既是社神的象征，也是社神寄附之所，目前所知社主用石的做法始于新石器时代，后世不断流传⑩。北魏时曾将太社的石主迁往社宫。高句丽人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先人、零星、社稷、夫余神等。其中对社稷和上祖先王的祭祀是在国社和宗庙中进行的。

图一 东台子遗址出土陶器与五女山城第四期、国内城出土陶器形态对比

东台子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多为残损的陶片，能够复原的器物较少。通过对残损陶片器形和口沿形态的分析，部分器物的形态与五女山城第四期文化层或国内城出土的陶器比较相似(图一)，其中五女山城第四期文化层的时代在4世纪末5世纪初。国内城出土同类陶器的年代虽然准确断代有一定困难，但是大体应与五女山城第四期文化层的时代相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东台子遗址出土部分陶器的年代在4世纪末5世纪初。

1963年7月，在东台子遗址西面采集到一件玉璧，当时认为出土于遗址附近的一座高句丽墓葬中，目前收藏于集安市博物馆。后来集安市博物馆工作者通过调查玉璧附近遗迹发现玉璧并非出土于墓葬中，而是出于与东台子遗址相关的地层中。这件玉璧为白色，保存完好，是目前高句丽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玉璧，外径8.6、内径3.4、厚0.3厘米。玉璧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社稷和上祖先王时经常使用的礼器，东台子遗址出土的玉璧对于遗址性质和级别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台子遗址出土了一件有孔陶器(图二，1)，类似于长方体，器物正面有一个圆孔，器物长宽均为20、高2厘米。相似的带孔器物(有一个或多个圆孔)在平壤地区的高句丽遗址曾有发现(图二，2)，时代可以确定为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这种带孔陶器在高句丽、渤海、辽金等政权范围内均有发现。有学者曾对吉林省境内出土的部分带孔陶器的时代和用途进行过探讨。部分带孔陶器在发现时表面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可以排除火灾的因素)，甚至器物正面有人面纹的装饰，结合东台子遗址为祭祀遗迹的情况，我们推测这类带孔器物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与平壤地区发现的带孔陶器相比，东台子遗址的出土品器形较为简单、工艺较为粗糙且仅有一个圆孔，对于这样的差别我们认为同类器物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在所难免，但是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反映了这一器物时代早晚的演变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东台子遗址出土带孔陶器的年代应在迁都平壤前后的一段时间内。

图二 相关的器物1.东台子遗址出土带孔陶器 2.平壤地区出土带孔陶器 3.东台子遗址采集渤海带具

东台子遗址出土一柄铁铲，肩部为圆角方形，刃部为弧形，器形较小，最大宽度仅为7厘米。高句丽渤海地区铁铲形制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铁铲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大。二，铁铲的肩部形态由圆角方形逐渐变为方形。根据其形态判断东台子遗址出土铁铲属于高句丽地区此类器物的较早形态，考虑到上述因素东台子遗址出土铁铲的年代要早于石台子山城、高尔山城及峨嵯山第4堡垒出土同类器物的年代，石台子山城和高尔山城出土铁铲的年代大体在高句丽晚期(6世纪或稍晚)。峨嵯山第4堡垒为高句丽在汉江流域修筑的军事据点性质的堡垒，其年代在高句丽南进期(475～551年)，即峨嵯山第4堡垒出土铁铲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高句丽占领百济风纳土城的475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东台子遗址出土铁铲的年代当在475年以前。

东台子遗址中曾发现四件铜质带具(图二，3)，姜贤淑先生通过这几件带具与其他渤海遗址出土带具的对比研究，认为四件带具为渤海时代遗物，并将其作为遗址沿用到渤海时代的重要证据。除了1958年4月下旬、6月中旬和7月中旬对东台子遗址进行的三次考古发掘之外，目前为止对于该遗址再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与此相对的是多年来在东台子遗址及其附近却采集到许多遗物。这四件带具为1963年9月在东台子遗址上的采集品，虽然这几件遗物为渤海时代遗物，但是由于没有地层关系，利用这样的遗物来确定东台子遗址的时代显然是不科学的，这几件渤海带具也成为是高句丽灭亡之后高句丽人后裔或渤海人在集安地区活动的直接证据。国内城东市场地点和门球场地点出土了渤海莲花纹瓦当和高句丽忍冬纹瓦当，其中出土的高句丽忍冬纹瓦当与东台子遗址的忍冬纹瓦当纹样类似，姜贤淑先生通过瓦当纹样的研究，认为东台子遗址出土的忍冬纹瓦当时代较晚，大体在5世纪末以后。实际上东市场地点T4和T1第③层出土的遗物中有高句丽时忍冬纹瓦当和渤海莲花纹瓦当残片各一件，虽然这两件瓦当残片均属于第③层，但是通过这样的地层和出土器物我们无法进行准确断代，更无法确定东台子出土忍冬纹瓦当的年代。另外根据门球场地点出土的器物可以将其分为高句丽时期和渤海时期两个大的阶段，但是仅从高句丽忍冬纹瓦当和陶器来看，也很难确定高句丽器物的时代在5世纪末以后。

东台子遗址出土的遗物中瓦当的数量较多，按照其纹样的不同可以分为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三大类。瓦在高句丽时代作为一种具有明显身份和等级象征的器物，一般只能在佛寺、神庙、王宫和官府等重要建筑中使用，东台子遗址出土的瓦当数量和纹样如此之多，本身就表明了遗址的等级之高，同时也为判定遗址的性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东台子遗址出土的部分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的纹样与丸都山城宫殿址出土瓦当的纹样相似或相同。关于丸都山城宫殿址的年代，我们通过对丸都山城地层、出土遗物和相关文献的分析，认为目前发掘的丸都山城宫殿遗址可能是好太王十七年(407年)重新选择遗址修建的宫殿遗迹，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逐渐废弃。因此东台子遗址出土部分瓦当的时代也应当在407～427年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东台子遗址出土的部分兽面纹瓦当(图三)与丸都山城宫殿址、国内城出土同类瓦当为同范瓦当。制作瓦当的主要模具可以分为瓦当模和瓦当范两大类，三者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瓦当模是用来制作瓦当范的，瓦当范是用来制作瓦当的；瓦当模纹样的凹凸情况与瓦当相同，瓦当范纹样的凹凸情况与瓦当相反。按照质地来分瓦当范主要有陶质瓦当范和木质瓦当范，秦始皇帝陵附近的刑徒墓地曾经发现秦代罐形瓦当模，曲阜的汉代故城遗址中还发现有石质瓦当模。相对于瓦当的数量而言，瓦当范的数量要少得多，通常的情况是一个瓦当范可能要制作数十或上百个瓦当，同一瓦当范制作出来的瓦当称为同范瓦当。由于存在瓦当范重复使用的现象，瓦当范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磨损或破损的情况，而这些磨损或破损的痕迹会在瓦当上反映出来，这些痕迹的有无和大小正是判定同范瓦当的基本依据，也是确定同范瓦当制作顺序的重要根据。随着瓦当范使用次数的增多，其磨损或破损的痕迹就会越来越明显，而瓦当上的痕迹就会越来越大，即同范瓦当上的痕迹越多或越大，说明这件瓦当的制造顺序越晚；同范瓦当上的痕迹越少或越小，说明这件瓦当的制造顺序越早。同范瓦当在同一遗址或同一窑址中比较容易确认，对于研究古代瓦当的制作工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在不同遗址中发现的同范瓦当，则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确定出土这些同范瓦当的遗址或建筑在一定的时间内共存。根据好太王碑的记载“惟国罡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第四面第八列)，说明好太王时期曾经给“上祖先王”修陵，修葺部分陵园建筑和树立碑石应在情理之中，2012年在集安麻线河流域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可能正是上述活动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好太王时期不但修缮了“上祖先王”的陵墓、树立碑石，而且还重新启动故国壤王时期未曾完工的国社和宗庙的修建工程，以达到秉承先王遗志祭祀社稷和祖先的目的。

图三 丸都山城宫殿址、国内城和东台子遗址出土同范兽面纹瓦当

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我们没有发现高句丽王在集安地区活动的记录，但是却记载了三位高句丽王(安藏王521年，平原王560年，荣留王619年)到卒本地区祭祀始祖——朱蒙庙。如果高句丽王迁都平壤以后在国内城地区修建东台子遗址如此规模庞大的建筑物，史料没有一点蛛丝马迹的记载应该是不合常理的。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存在着平壤地区修建新的国社和宗庙、重新祭祀社稷和“上祖先王”的可能，而且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在迁都过程中确实有重新营建国社和宗庙、再次祭祀社稷和先祖的情况。《三国史记》卷第十八《故国壤王本纪》，九年(392年)，春，遣使新罗修好，新罗王遣侄实圣为质。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夏五月，王薨。葬于故国壤，号为故国壤王。方起东先生认为东台子遗址即是《三国史记》中故国壤王九年(392年)三月下令修建的高句丽国社和宗庙遗迹。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虽然故国壤王九年三月下令修建国社和宗庙，但是当年五月故国壤王死去，以当时高句丽的人力和物力等条件而言，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国社和宗庙这样重要的建筑难以想象，因此我们认为故国壤王时期下令修建的国社和宗庙建筑在当时并未完成。此外《三国史记》中对于故国壤王和好太王的纪年与历史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下列材料中找到。

好太王碑为长寿王在继位三年时(414年)为其父亲——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所立的墓碑，碑文记述了高句丽建国的历史、好太王的文治武功及高句丽的守墓制度，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碑文中对好太王在位期间的四处征伐及下葬年代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在提及某年时其后均有明确的干支纪年。

卅十有九，宴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第一面第六列，414年)

永乐五年，岁在乙未，王以稗丽不归，囗人躬率往讨。(第一面第七列，395年)

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第一面第九列，396年)

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帛慎土谷。(第二面第五列至第六列，398年)

九年乙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第二面第六列至第七列，399年)

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萬往救新罗。(第二面第第八列，400年)

十四年甲辰，而倭不軓，侵入带方界。(第三面第三列，404年)

十七年丁未，教遣步骑五万。(第三面第四列，407年)

廿年庚戌，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第三面第六列，420年)

位于朝鲜南浦市江西区域德兴洞(以前称平安南道大安市德兴里)的德兴里壁画墓中发现14列154字墨书题记，根据题记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生前曾担任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等官职，其名字为镇，其姓氏可能为复姓。特别是墓志中有“永乐十八年，太岁在戊申”的纪年铭文，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墓葬年代为好太王永乐十八年(408年)。

2003年在清理太王陵的过程中出土了一枚铭文铜铃，铭文为：“辛卯年，好太王，囗造铃，九十六”。通过对铜铃铭文的研究我们认为铜铃的制造年代是好太王辛卯年，“九十六”为这件铜铃的编号或当时一共制造了“九十六”件铜铃。对照《三国史记》中关于故国壤王和好太王的纪年，我们发现《三国史记》中好太王时期并没有辛卯年，故国壤王八年(391年)为辛卯年。参照上述好太王碑中“永乐五年，岁在乙未”及德兴里壁画墓中“永乐十八年，太岁在戊申”等干支纪年，我们认为好太王元年为辛卯年，即公元391年；同时还可以说明故国壤王时期只有八年，没有九年，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故国壤王七年之后直接为九年，因此我们认为《三国史记》中此处“九年”的记录明显有误，相应地可以将这条记录的年代调整为“八年”。

通过对东台子遗址出土器物和相关文献等的研究，我们认为东台子遗址是故国壤王八年(391年)下令修建的高句丽国社和宗庙遗迹，但是由于当年五月故国壤王死去，当时与此相关的建筑工程并未完工。好太王时期不但修葺了“上祖先王”陵墓、在部分陵墓上立碑，而且还重新选择基址修建丸都山城宫殿建筑、完成故国壤王时期没有完工的国社和宗庙修建工程，此外还修缮了国内城的部分建筑。其中丸都山城宫殿址应为好太王十七年(407年)重新选择基址修建的宫殿建筑遗迹，迁都平壤以后逐渐废弃。东台子出土的部分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与丸都山城及宫殿区域的出土品纹样相似、相同或为同范瓦当(兽面纹瓦当)，那么东台子遗址出土的部分瓦当应为好太王时期的遗物，其年代大体在407～412年。由于高句丽迁都以后存在着在平壤地区重现营建国社和宗庙的情况，作为东台子遗址前身的国社和宗庙在长寿王迁都平壤之前会继续使用，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逐渐废弃。此外从东台子遗址和国内城的相对位置来看，当时的国社和宗庙并不在都城之内。实际上中国古代国社和宗庙是否在都城之内，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并不固定，晋国新田(即今山西省侯马市)时期的宗庙祭祀遗址就是位于城外。因此从东台子遗址位置来看，与其作为高句丽的国社和宗庙的性质也并不冲突。

《三国史记》在故国壤王和好太王的纪年问题上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差距，故国壤王在位年限不是《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九年，而是仅有八年，即公元384～391年。与此相应的是，好太王元年也不是《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392年，而应是391年，干支纪年为辛卯年。

后记：1945年以前日本学者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遗迹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发掘”，在后来研究高句丽都城和王陵等重要遗址时日本学者早年的出版物和学术观点仍是必备的参考资料。东台子遗址不但是中国学者首次发掘的重要高句丽遗迹，而且方起东先生关于东台子遗址性质和年代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该遗址必读的经典文章，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研究高句丽重要遗址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高句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谨以此文纪念我国杰出的高句丽学者、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故所长——方起东先生。

注 释：

① 〔日〕关野贞：《满洲辑安县及平壤附近的高句丽遗迹》(二)，《考古学杂志》，第五卷第四号，1924年。

② 〔日〕池内宏：《通沟》(卷上)，日满文化协会，1938年。

③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

⑤ 〔韩〕姜贤淑：《中国吉林省集安东台子遗迹再考》，《韩国考古学报》，第75辑，2010年。

⑥ 方起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形制和年代》，《东北考古与文物》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下同，第1271页：后魏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迁于社宫，是社主用石矣。

⑧ 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之推定》，《考古》1973年第5期；王宇信、陈绍棣：《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文物》1973年第12期。

⑨ 徐良高、王巍：《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

⑩ 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241页。

〔责任编辑、校对 孙 琳〕

王飞峰，男，198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710。

K871.42

A

1001-0483(2016)03-0044-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重大课题(10&ZD085)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