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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奎的烧烤人生

2016-03-19文君

当代工人(A版) 2016年9期
关键词:串儿烤串烧烤店

文|文君

大奎的烧烤人生

文|文君

20多年前,在农村老家婚礼上我认识了大奎。他那年才十五六岁,墩实的身材配上又黑又圆的脸庞,典型的农村小车轴汉子。也许我是那里唯一穿“娇衫”(当时一种时髦的T恤衫),腰里挂手机的城里人。

大奎主动与我套近乎,但他一嘴的河南腔令我有些生厌。但碍于他是娘家亲戚,只好跟他敷衍几句,最后他要去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也只好对他说些“以后有事尽管去找我”的客套话。

我在城里三角地经营着一家小烧烤店。那时城里刚刚流行吃烧烤,店家大多都集中在三角地这一带,时间一长,“串儿街”成了三角地的代名词。有一天后半夜收摊时,我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好像有些面熟,直到他用地道的河南腔叫了我一声“二哥”,我才想起来是在老家认识的大奎,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大奎有些羞怯地对我说:“二哥,我啥活儿都能干,你就留下我吧。”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愿,但为了要面子,我只好对他说:“那你就先帮着穿肉串儿吧。”

大奎真有耐性,羊肉串儿一穿就是3年。不穿串儿的时候,大奎也从来不闲着,帮着洗碗,帮着收拾桌椅,还给大烤工端茶添炭,虽然略显笨拙,但大奎自学的本事越来越多。有几回大烤工有病来不了,大奎说让他试试,我忐忑不安地给客人端上大奎烤的肉串儿后,没想到客人啧啧夸奖,还问我是不是换手艺更高的大烤工了。我高兴地拨拉大奎的黑脑袋说:“下回你就跟大烤工学烤串儿吧。”

19岁那年,大奎正式成了我店里烤串儿的二师傅。有一天,大奎偷偷地问我:“二哥,你觉得我现在烤串儿的水平咋样了?”我实话实说:“成手了,出去自己支个摊儿没问题。咋的,想单干了?”大奎说:“不是那意思,二哥,我就跟着你干。我想现在我一个人烤串儿足以供得上客人吃,你为啥还要多付一个人的工钱呢?不如让我来烤串儿,但我还拿穿串儿的钱,咋样?”我笑道:“你小子一点儿都不傻。”

大奎终于成为店里唯一的大烤工,我给他涨了工钱每月3000,是穿串儿的二倍多。

不久,“串儿街”又流行一种新吃法——烤鸽子。按当年的物价论,一只烤鸽子卖得不便宜,如果哪一桌点了鸽子,都能吸引别人的眼球,请客的人会很有面子。

眼看着别的烧烤店都上了烤鸽子,我却思前想后犹豫不决。一是听说烤鸽子时刷的作料不好配制,弄不好鸽子肉就会发腥不好吃;另外杀鸽子太血腥,又不好收拾,因为要吃的鸽子都要活着放在门口的笼子里供客人点。

最重要的环节是要当着客人的面现场宰杀,以保证货真价实,气派重于味道。我料定店里没人敢宰杀活鸽子,想想算了。当有的客人一问没有鸽子转身去了别的店时,我只有暗自叹气的份儿。

终于,还是大奎开口了:“二哥,不能让别人抢了咱家生意,你也进鸽子吧,我来杀。我在老家农村养过鸽子,多少懂得一些。”大奎的话正中我的下怀,当天我就带着大奎到活禽市场进了两笼鸽子。

当晚,我就见识了大奎杀鸽子的手法。大奎杀鸽子,不像别人用小快刀抹脖子,有时一次还弄不死,鸽子挣扎着一扑腾,羽毛混着血水容易溅到客人身上。大奎从来都是徒手,只要客人点好了哪只,大奎的手跟弓箭似的一下就把鸽子从笼子里薅出来,随后另一只手攥住鸽子脑袋,腕子一旋,再用力一揪,鸽子脑袋就落在他手心里了,再几把扯掉羽毛,鸽子就不动了,然后去掉内脏杂物,整个过程有如行云流水一般,每次都不超过半分钟。

我看着大奎杀鸽子的全程,竟一点也不觉得血腥,反倒有些害怕,尤其是大奎那种冷漠的眼神令人生畏,他仿佛特别沉醉在此间的快感中。每到晚上,大奎杀鸽子简直成了店里吸引客人的标志性夜景。

除了和别的店一样的烤法外,大奎还鼓捣出不少吃鸽子的花样吸引客人,像瓦缸焖鸽子、榨菜辣炒鸽子、黄泥烧鸽子……渐渐地,大奎的鸽子宴成了店里的招牌。那个夏天,大奎每晚杀的鸽子都不少于二三十只。

我暗自高兴,没想到大奎成了我的招财神。有时我故意逗大奎道:“大奎,咱家干脆改名叫‘大奎烤鸽子馆’得了。”大奎用满是鸽子毛的手在黑黑的脸上抹了一把汗珠,憨憨地用那口纯正的河南腔笑道:“二哥说叫啥就叫啥,我听二哥的。”

烧烤店开了几年,在大奎的帮助下,生意越来越火,但也引来了别人的嫉恨。

那时“串儿街”有一伙儿“社会人”,领头的是三角地的“棍儿”,姓丛,在家排行老大,因从小就在三角地这一带偷鸡摸狗招人恨,人们背后都管他叫“大虫(丛)子”。

“大虫子”在串儿街开了一家小超市,强行向各个烧烤店和啤酒屋送酒水,比正常批发价格贵许多。但我却从不惯着他,烧烤店一多半利润全是从酒水上出来的,他要是派人送来就按正常价收,否则我就自己联系进货。为此,“大虫子”一直耿耿于怀。

一天深夜,“大虫子”带着七八个人来我店里吃串儿喝酒,喝到后半夜也没有走的意思。“大虫子”用挑衅的借口说要与我合伙开店,其实就是找碴儿来了。我当晚也喝过酒回来,几句话后就说急眼了。“大虫子”一摔酒杯,那几个人就围拢了上来。我也不甘示弱,操起酒瓶子就和他们干了起来,但寡不敌众,几个照面就被他们把脑袋打出了血。

我一边往墙角退一边大声叫着:“大奎,你他妈的犊子玩意儿,跑哪儿去了,快给我上啊!”大奎躲在厨房里为难地说:“二哥,我不敢动手,万一出事,我就得回农村,就没法在城里待下去了。”眼看着就被“大虫子”一伙儿打倒了,我红着眼睛叫道:“你他妈给我上,出了人命算我的!”

大奎一愣,转身在案板上操起一把菜刀冲了出来,目标明确,挥刀直奔“大虫子”的后脑,只一刀下去,“大虫子”就软软地倒了下去,血从脖子下渗了出来。随后大奎用滴着“大虫子”血的菜刀在那几个人面前划了一个圈儿道:“还有哪个不怕出血的?”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以为真的出了人命。不一会儿,警察来了。“大虫子”被警察认定是闹事在先,甘愿私下了结,倒赔店内损失和我的医药费。“大虫子”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出院后脑袋后面多了一条巴掌长的伤疤。

从那以后,大奎彻底成了我最信任的人,我要是不在,店里一切全都听大奎的。

大奎也在“串儿街”“一战成名”,不少人把这事传得神乎其神,愣说给我店里打工那河南小子是从少林寺里出来的。

我的烧烤店再一次红火起来,但好景不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大力整治市区软环境,首先从违章建筑开刀。城管给私自搭建门市的各家都下达了限期拆除的通知书,看着别人都拆了,我也只好将接出来的门脸拆掉。

后来我又带着大奎在火车站附近租了门市开店,但怎么也红火不起来,除去各项费用,每月反倒赔进去不少钱。后来大奎到对面开面馆的河南老乡那里拐弯抹角地打听才搞明白,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我的店还像以往一样进的是好羊肉,可别的烧烤店现在都是真假肉混着卖,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真羊肉,都是用羊油泡过的狐狸猪鸡乱七八糟的肉,还有扇贝、生蚝都是用胶在吃剩下的壳上粘的,有的干脆自家都不用人穿串儿,都有现成的假货渠道,所以别的店本小利大。但我还是坚持用真材实料,不想挣那丧良心的钱。

火车站的店勉强维持了半年,我再也赔不起了,只好出兑。从开店至今,我从未遭遇这样大的挫折,我窝了一肚子火后大病了一场,从此再无心开店。

那几年,大奎辗转几家饭店打工,最后都因为跟老板不和不干了。但他多年省吃俭用,攒下不少本钱,我劝大奎自己单干,可他却总想帮我重整旗鼓。我对大奎说:“二哥年龄大了,身体也熬不起了,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开店,二哥看好你。”看我真无心再干,大奎便回到河南老家自己开了一家烧烤店。渐渐地,我和大奎联系少了,仅限于逢年过节的问候。

前几天,我的手机提示有微信,我随手打开一看,竟然是大奎给我发的语音配着画面的微信:二哥,当年我听从你的建议,回家开了一家小烤串店,现在终于将它扩大了。现在我手下有15个员工,光是大烧烤工就有5个。二哥,你看,这是一楼散台,这是二楼包房,现在生意可好了,每天都得忙到后半夜。二哥,不知道为啥,我还是感觉那些年跟你干的时候过瘾。二哥,你看,我给烧烤店取的名字——二哥烧烤店。二哥你要来了,我还给你当大烤工……

我没看错,这河南小子终于成功了。大奎还是20年前的那个大奎,他自始至终想要的,不过是凭自己的双手,活出更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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