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卓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苏雪林“反鲁”原因探析

陈 卓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苏雪林“反鲁”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剪影，是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一个极端典型。究其激烈“反鲁”的缘由，主要有个人怨恨的引诱、貌似激进其实守旧的深层推动以及政治立场选择上的促使等方面的原因。私怨是苏雪林由“崇鲁”逆转为“反鲁”的直接诱因，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是她“反鲁”的深层心理动因，政治立场的选择则是引发她“反鲁”的另一重要原因。

关键词：苏雪林；反鲁；个人怨恨；分裂人格；政治立场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3.015

苏雪林在现代文坛上不仅以作家、学者而著称，且以难以理喻的“反鲁”而闻名。她是文艺界少有的顽固反对鲁迅的人，其“反鲁”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均属少见。她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1]2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与鲁迅本无深仇大恨的苏雪林，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鲁迅？为此，不少的学者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或认为苏雪林“反鲁”与其偏激“好斗”的个性有关[2]，或视其由二人的政治立场不同所致[3]，或将苏氏之“反鲁”与国共两党长期紧张对立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以为正是这种特殊的时空为苏氏“反鲁”提供了空间与动力[4]，等等。然而这些答案看似有道理却经不起推敲，比如与苏雪林政见相左的作家比比皆是，为什么她独独批判鲁迅？苏雪林身为无党派人士，其高调“反鲁”难道仅仅只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想迎合国民党？看来，苏雪林“反鲁”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从个性、政治立场、社会环境等个别性因素出发，而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考量。

一、突然“反鲁”背后的个人怨恨

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让人难以置信。鲁迅去世前，她一直以尊鲁、敬鲁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青年时代的苏雪林崇拜鲁迅，在论及鲁迅作品时说：“鲁迅的创作小说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5]并且称鲁迅“文笔简练、思想深刻”[6]，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学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7]297。这些文字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中不乏对鲁迅的敬仰之情。

但是，1936年鲁迅逝世，当全国文艺界为文坛领袖陨落悲恸不已之时，苏雪林却一反常态亮出“反鲁”大旗，从早年的“拥鲁尊鲁”急转直下为“反鲁侮鲁”。她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长信，列举鲁迅的种种“劣迹”，斥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1]54。其后不久，苏雪林又写了封《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称：“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1]63上个世纪50年代苏雪林辗转海外最终归队台湾，鉴于国共两党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敌对状态，出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的考虑，她又下了大量“反鲁”文字，变本加厉地对鲁迅进行抨击。

苏雪林为何突然“反鲁”，她胸中那股持续发酵了30多年的怨气到底来自何处？私怨是苏雪林由“崇鲁”转为“反鲁”的直接诱因，其中北新书局之会是个转折点。1928年，苏雪林与鲁迅参加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这是苏雪林平生与鲁迅唯一的一次会面。她渴望鲁迅能与她握手，并给予一些奖勉之辞。但鲁迅的态度令她失望透顶，鲁迅见到她没有起身，更谈不上握手，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这在苏雪林看来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深深地刺伤了自尊敏感的她，并为此刻骨铭恨。其实，像苏雪林这样的文学青年鲁迅见得太多，苏雪林虽小有文名，但比起资深大家，充其量不过是个文坛新秀，初次见面颔首而过，实属正常。况且尝过太多文学青年的厉害，鲁迅对青年甚至有点忌惮。但是，苏雪林对此事终生不能释怀，多年以后，她在自传中，依然写道：“鲁迅对我神情傲慢，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并未说一句话。”[8]74苏雪林认定鲁迅作为长辈对年轻人态度轻慢，是没有涵养的表现。

导致苏雪林反对鲁迅，还牵涉到她与鲁迅之间发生的其他私人恩怨，特别是女师大风潮和鲁迅贬斥胡适这两件事情。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支持学生反对校方，而陈西滢为杨荫榆辩护，含沙射影地批评鲁迅作为教育部“佥事”支持学生运动，是对政府的捣乱行为。陈西滢的态度引起鲁迅极大愤慨，他怒斥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绅士阶级用公理正义的美名，流言公论的武器，“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9]5。双方由此展开论战。刚刚留法归国的苏雪林当时没有介入这场文坛纷争，但其倾向性显而易见。她为昔日的校长杨荫榆鸣不平，说：“如果世间公理不灭，她所受的那些无理的攻击，总有昭雪的一天。”[8]308更重要的是苏雪林是新月派边缘人物，与陈西滢、凌淑华夫妇及徐志摩、袁昌英等人交好，她秉持的自由主义文学观也与新月派如出一辙。因此当鲁迅与新月派中人发生矛盾冲突时，感性的苏雪林以个人的亲疏为标准即刻倒向陈西滢一边。事发时她可能忌惮鲁迅在文坛上的名望，一时隐忍不敢发作。当鲁迅逝世，她便无所顾忌，于是旧事重提大肆攻击，说：“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1]50-51对比此前苏雪林对鲁迅的褒扬，反差之大，情何以堪！

鲁迅抨击胡适是苏雪林怨恨鲁迅的另一重要原因。胡适既是苏雪林的恩师又是同乡好友，苏雪林对胡适的推崇无以复加，说：“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8]40在她心目中，胡适学问渊博，品行高尚、侍亲孝、与友忠、爱青年，“有一个足使万人景仰的‘光辉人格’”[8]166，是十足的“现代圣人”。但苏雪林心中的这尊偶像却屡遭鲁迅攻击，“高等华人”、“伪学者”、“王权拥护者”等帽子被鲁迅扣在胡适头上。心中的偶像遭到鲁迅如此贬损，而胡适却未公开批评指责过鲁迅，这更使苏雪林对鲁迅大为恼火。不满的种子就这样种下并慢慢发芽，终于借着鲁迅的逝世破土而出，她率先举起了“反鲁”大旗。

透过“反鲁”这一举措，不难看到一个为一己好恶所左右陷于私人情感泥沼难以自拔的苏雪林。苏雪林能成为好的作家，但强烈的主观情感决定她难以成为好的批评家。因为她缺少优秀批评家所应具备的对待问题客观、冷静、公正、持重的品格，评骘人物往往激烈地表现个人的好恶，其中不乏偏见、成见，她对鲁迅的贬损就是典型例子。早年的苏雪林出于“天下为公”的现代意识，在“国家”与“个人”的天平上，从大局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情感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位置，尚能排解个人情绪，比较客观地评价鲁迅。但进入30年代，出于维护所在阶层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其政治上的保守和反动日见明朗。早年“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迅速向“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情怀滑落，“共产主义”和“左翼”阵线成了苏雪林的眼中钉，肉中刺。鲁迅是左翼文学的重镇、左联的旗帜，苏雪林借着骂鲁迅，正式公开自己与“左联”文人势不两立的立场，看似游离主流之外“无党派”的文化人其实有意无意地迎合当局者的兴味，充当权势的“帮忙”和“帮闲”。想想当年鲁迅在北新书局宴会上与苏雪林初次见面那不经意间“轻蔑”的一点头，岂不是有先见之明？

二、分裂人格：貌似激进的守旧

如果说私怨是苏雪林“反鲁”的表层诱因，那么分裂的文化人格则是其“反鲁”的深层原因。苏雪林是个半新半旧、充满矛盾，具有分裂人格的文化人：一方面，她接受了以“自由”、“平等”为基本符号的现代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她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抱有无限深情，认为传统道德崇高完美，远高于西方。苏雪林对传统文化是爱恨交织，既不像守旧主义者原地踏步地固守，又不像新派人物亦步亦趋全盘西化。

纵观苏雪林一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其最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苏雪林说到底是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传统伦理占据了她的内心。文化守成主义既不同于主张快变、全变的文化激进主义，又不同于顽固抵制一切变革的抱残守缺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根本特征是认同、回归与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相当意义上，文化守成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或者叫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10]因为“传统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我们的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11]。

苏雪林貌似激进其实内心守旧。她反抗封建家庭，屡次与作为封建家长的祖母对抗，拒斥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迫，主张女子要读书自立自强，并付诸行动。早年到安庆、北京求学后来去法国留学，都是她与封建大家庭进行不屈不挠抗争甚至以死相胁的结果。她还撰文谴责腐朽的封建伦理对女性的迫害，如抨击片面的女子贞操观念的不合理，譬如从一而终、终身守节、自杀殉夫等旧的伦常观念。她还和同学主编《益世报》的《妇女周刊》，鼓吹妇女解放，女子应享有教育权、继承权、经济权等，但苏雪林终归是一个守旧者，出生于19世纪末皖南山区封建小官吏家庭的她“有一种传统保守、执着固执，而又特立独行的性格”[8]321。虽受到新思潮的洗礼还曾留学海外，但“思想很新”而“行为则旧”[8]43，小心翼翼将自己的行为欲望限制在传统规范之中，不逾规矩，以道制欲。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位以“五四人”自居的新知识女性，竟然因为母命而放弃恋爱自由，向封建家庭妥协，接受包办婚姻。虽然她和丈夫没有共同语言，虽然有心仪的男性，但直至老死她也没有逾越旧式婚姻的藩篱。苏雪林对此解释说：“我诞生于一个极端保守的家庭，虽幼年饱受旧礼教之害，但幼年耳濡目染的力量太强，思想究竟是保守的。”[8]37

文化守成主义立场必然决定苏雪林与以反传统为己任的鲁迅激烈冲突。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启蒙主义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无情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和在封建文化规范下人的异化。他认为中国时值生死存亡之际，列强虎视眈眈，国家濒于被瓜分瓦解的危急关头。如果不对朽弱的传统文化进行一次“矫枉过正”的清算，就不能根治国民性中的种种痼疾，中华民族将永沉于“奴隶”之邦而无振兴之日。为了与黑暗社会彻底决裂，为了喊醒铁屋子里沉睡的民众，他义无反顾地擎起反传统的大旗，甚至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12]，对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君道等封建道统思想，更是极尽嘲讽鞭挞。鲁迅对传统文化如此决绝的态度，其良苦用心岂能为苏雪林这样意气用事、满腹一己情怀且对传统文化欲罢不能的小资者所能理解？

苏雪林批评鲁迅依恃的标准基本上就是传统伦理道德。她服膺儒家宣扬的“仁爱”、“中庸”、“礼让”，“忠孝节义”等思想，主张自我约束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因此，她紧紧揪住鲁迅的品格道德等私人问题不放，片面地用儒家人格及行为规范衡量鲁迅。鲁迅被她歪曲成了一个性格病态、人格矛盾、个性阴贼巉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而且复仇心强烈、领袖欲旺盛的无形文人。苏雪林对鲁迅的这些指责根本站不住脚，连她的恩师胡适也看不惯，写信批评她信口胡说，没有分寸。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深，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9]144最令苏雪林恼火的是本以为自己的文章一旦见之于世，必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然而出乎其意料之外的是，整个文坛对这样的胡言乱语嗤之以鼻不予理睬，这实际上是将苏雪林逼上绝路，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只有继续骂下去，才能证明自己的对反证鲁迅和世人的错。这个念头折磨了苏雪林大半辈子，在一场几乎无人应答的骂战中，她一个人身兼主角、配角，演员、观众、主播、听众等数种角色，直到有一天大梦骤醒，才幡然悔悟，这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实在了无生趣。她那本结集的《我论鲁迅》实则是《我骂鲁迅》，文中除了骂人的话语之外没有半点学术性，完全凭借先入为主的印象大胆假设、随意求证，蛮横粗暴地做出不负责任的断语，鲁迅精深的思想与崇高的人格完全被她扭曲、湮没。一句话，苏氏的结论实不足为信。

苏雪林“骂鲁”，是以自己人格分裂的伦理道德为标准，目的在于“卫道”，她想通过一己之力捍卫被新文化思潮冲击得七零八落、不堪一击的道统。苏雪林与鲁迅冲突的背后是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尖锐对立。鲁迅终其一生，主张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其核心思想是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与苏雪林式的克己复礼、服膺强权的思想必然水火不容，难怪苏雪林会如此恨鲁迅、骂鲁迅。苏雪林“反鲁”表面起于私人恩怨的意气成分，但究其根本原因是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

三、政治立场选择与党国之祸

苏雪林“反鲁”不仅出于私怨和文化守成主义者的观念，还出于政治立场的选择。苏雪林在政治上是一位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反对暴力流血革命。因而她认同所谓的国民政府和既定秩序，对鲁迅及其所在的左翼阵营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格外排斥。为了坚持与证明自己政治选择的正确性，她也必须“反鲁”。

苏雪林认定鲁迅思想是异端邪说，一旦鲁迅作为精神领袖的地位被确立，对中国社会将产生难以想象的破坏作用，现存秩序将遭灭顶之灾。因此当她得知蔡元培将作为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时，便再也坐不住了，为了达到劝阻蔡元培的目的，她必须加重鲁迅的“罪行”，甚至不惜采用卑劣的手段将所能想到的污言秽语泼在鲁迅身上。由于鲁迅不可撼动的地位，苏雪林自觉势单力薄，又求救于胡适，谁知胡适不但不出手相助反而指责她言辞失当，并郑重告诫道：“此是旧文的恶腔调，应该深戒”[9]144。求助无果，她索性孤军奋战，一定要将鲁迅这尊神像打倒踏碎。

于是，苏雪林深谋远虑地选择了敏感的政治作为攻击点。她从党国利益的高度出发，危言耸听地指出鲁迅对于国民政府危害巨大，其罪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鲁迅诋毁国民政府，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如：鲁迅轻蔑地称国民政府为“南京政府”不使它代表全国，还在上海申报《自由谈》栏目用“何家干”的笔名写文章称那个时代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是‘社会各方面正受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的时代’”[7]605。“左联五烈士”遇难，鲁迅又以左联的名义，通电全世界，痛斥国民政府钳制思想，残杀青年，使政府的国际声誉严重受损。苏雪林强烈地觉察到：鲁迅的言论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在苏雪林的政治逻辑中，国民党乃中国政党之正宗，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家的政治结构已经确立，无须再进行大的变革。她说：“谁都知道中国花费巨大牺牲的代价，好容易造成今日统一的局面，仅存的元气，决不容再受斫伤。”[1]63对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苏雪林辩解说现在的政府虽还不合我们理想的标准,但是近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她有不到处,我们只有督责她，勉励她，万不可轻易就说反对的话。”[1]60苏雪林认为所有的国民理应与党国保持高度一致，一切反政府的言论皆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祸根，必须予以制止。国人只有拥护国民政府，一盘散沙的民众和漫无纪律的国家，才“能产生一种强大的中心势力，利用这势力，内以促现代化之成功，外以抵抗强敌的侵略。”[1]60苏雪林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将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想象建立在对国民政府认同的基础上,想当然地认为国民政府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化身，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就要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于是，经过深思熟虑苏雪林郑重提出“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1]63。

二、鲁迅力挺左翼成功夺取文化领导权，对国家贻害无穷。苏雪林说：“左翼篡夺文坛，没有鲁迅，是很难成功的，就说能吧，恐怕也要数十年百年之后，而能在短短六、七年便得到实现，不得不归功于鲁迅。”[7]609苏雪林认为鲁迅成为左翼文坛盟主，在他的带动下，许多青年纷纷加入“左联”。青年乃“国家之元气，民族之命脉”[1]51，而鲁迅对青年心灵的毒化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今日青年崇拜鲁迅，有类疯狂，读其书而慕其为人，受其病态心理之熏染，必将尽化为鲁迅而后已”[1]51，“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1]54。更严重的问题是，“左联”的不少领导人如周扬、冯雪峰等人都是共产党人。在苏雪林看来，鲁迅和他们在一起，差不多等同于共产党人了。她认为鲁迅和共产主义是两位一体的，青年崇拜鲁迅必然信仰共产主义[7]607。“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1]63由此，苏雪林将“反鲁”和反共产主义联系到一起。她断定共产主义深入一代青年的心中，鲁迅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苏雪林坚信不清算鲁迅思想，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必须将“反鲁”进行到底。

正是将“反鲁”视作一种政治行为，苏雪林从政治正确性的高度出发着手自己的宏伟事业。对党国利益的充分考虑，使其“反鲁”具有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性，可惜的是一般凡夫俗子哪能领会苏雪林这种前瞻性的政治意图？若干年后，国民党溃败、困守台湾孤岛，苏雪林将其归结为以鲁迅为首的左翼力量在30年代早已动摇了国民党的政治根基，只可惜她“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尽管苏雪林始终是无党派人士，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但在上个世纪剧烈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苏雪林“反鲁”言行的确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那么苏雪林就是在野的国民党，她甚至比一般在籍的国民党人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反动。此时的苏雪林已不单纯是文化守成主义者，还是有着鲜明政治倾向的右翼文人，她对鲁迅的抨击并不是简单的人格谩骂与道德谴责，更是一种政治迫害。由此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干扰，是如何诱使一位有才华有公心的批评家逐步偏离学术的轨道，背离公正的立场，滑入政治打击的歧路。

苏雪林“反鲁”，既与其胸襟和眼界相关，又与政治立场相连，应该说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还应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直至今天，对鲁迅有着不同看法的始终大有人在，苏雪林激烈的言论，只是其中一种声音。这些声音虽然嘈杂刺耳，但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躁动着不同的灵魂与欲望，哀鸿遍野也罢，盛世华章也好，作为读者应学会倾听各种声音，明辨是非曲直。

今天看来，苏雪林“反鲁”，不但于鲁迅形象无损，反而使她自己长期陷于尴尬的境地，其后半生所有的“反鲁”努力显然是白费，其“反鲁”言论随着她的离世而销声匿迹，因为她反复证明的其实是一道错题。苏雪林企图借“反鲁”来维持现状、维护传统、扶持党国的幻想，最终以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而彻底破灭。然而，借着文学批评的美名干着人身攻击的勾当，“苏雪林现象”却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剪影，是文化生态环境中不良倾向的一个极端典型，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慎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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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96.

[12]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

责任编校：汪长林

Reasons for SU Xue-lin’s Criticism against LU Xun

CHEN Zhu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Abstract:SU Xue-lin’s criticism against LU Xun is a silhouett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which is a typical phenomenon in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reasons include the personal resentment, the deep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the political position. The personal resentment is the direct inducement to her transition from admiring LU Xun to criticizing LU Xun.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is the deep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The selection of political stance is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for her opposition to LU Xun.

Key words:SU Xue-lin; criticism against LU Xun; personal resentment; split personality; political stance

收稿日期：2016-01-0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性别与地域文化双重视阈下的现代皖籍女作家研究”(SK2016A054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代皖籍女作家研究”(AQSK2014B015)。

作者简介：陈卓，女，安徽青阳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3-0068-05

网络出版时间：2016-06-23 16:44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623.1644.0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