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跃纲

（中共陕西渭南市委党校，陕西 渭南 714000）

用新理念新战略引领新常态的思考

孙跃纲

（中共陕西渭南市委党校，陕西 渭南 714000）

习近平反复强调实现四个全面战略，要立足新常态，运用新战略，贯彻新理念。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新战略、新理念，才能积极适应新常态，正确引领新常态。“四个全面”的新战略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构成了正确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阶段、新境界。

新常态；新战略；新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规划了我国“十三五”以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面深刻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客观现实，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立足于推进各个方面事业科学发展，坚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确运用新战略、新理念，立足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新战略、新理念融汇到新常态的探索与发展之中，推进和提升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科学发展，逐步达到思想更加明确，信心更加坚定。

现实：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客观全面地研究了我国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高度，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的科学论断。这一判断，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客观现实，是对我国国情认识的新飞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新进展，是我党科学地领导改革，推进发展的思想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3月1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概念并对新常态的内涵、特征和基本要求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必须适应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特点，新时期党的中心工作转变为正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科学引导新常态。这是相当一个时期我党我国整体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大逻辑。

新常态的明显特征是增速减缓。区别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转入了新的阶段。新阶段的明确特征就是速度换挡。由近两位数的高增长逐步转入中高速增长。GDP年增长率2013年8.0%、2014 年7.4%、2015年6.9%。这种经济增速明确而逐步的下降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不能简单归之于主观指导与宏观政策。最主要的根源是过去长时期粗放增长模式无以为继，拼资源、拼消耗、高污染、高投入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带来了十分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增速下降也是我国经济体量增大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整个经济规模的长时期扩张，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必然增大，这自然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1]

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是发展方式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是规模扩张型、速度规模型发展模式，把速度加快规模增大看成主要目标。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与发达国家差距过大，为了迅速赶超，实现跨越，高速度增长在改革初期十分必要，也不可避免。新常态则要求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转换为质量效率型集约发展模式。粗放型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别无选择，没有科学技术基础，没有市场竞争机制，对外开放还处于试验探索时期。而且发展的压力与期盼都非常高，只得选择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路子。30多年的粗放发展，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我们的科学技术基础建立了起来，市场体制也探索到了一些规律，同时，粗放型发展也带来了环境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巨大压力，这时就必须而且也能够推进和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把发展模式逐步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发展的路子上来。

新常态的第三个特征是动力转换。在30多年粗放式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发展动力主要是要素投入驱动。一是资源投入，拼资源，高耗能。二是劳动投入，廉价劳动力，低成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近两亿农民工。三是资金投入，内外举债，赤字财政，招商引资。四是政策投入，大量的优惠政策，许多优惠的非国民待遇，吸引了许多要素投入。五是土地投入，某些地方几乎不计成本，甚至出现了对土地的掠夺性投机买卖行为，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无效投放。六是生态环境投入，造成了对生态环境许多不可修复性破坏。七是政府信誉投入，很多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规划者、指挥者，甚至是具体的操作者，具体实施和领导经济规划与工程，形成大量寻租现象，大大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八是社会秩序投入与人们传统观念、文化价值和道德理想的代价。简单片面依靠投入来促进增长，虽然在当时别无选择，但长时期的投入驱动增长，忽视了消费的应有作用，并且出口在相当时期也是以低端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加剧了资源的压力。这种单一的要素投入驱动动力在现实中确实不可持续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科技革命浪潮，迫切要求我们的发展动力转换到依靠科技革命、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上来。依靠智慧力量，全面创新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到来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的历史也经历了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程式转型，它们进入新常态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我们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也才刚刚开始，新常态发展的规律还需要认真地研究。在新常态下推进整个社会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实现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认真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他们的有效做法，从我们的具体实际出发，正确认识新常态，才是积极适应新常态，科学引领新常态的思想前提。

认识：新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基础上，从全球化视野和长远发展领域，完整提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全新理念，系统总结和深刻概括了30多年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是发展实践过程、特点与发展规律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是对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社会发展客观要求和急迫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地提出发展理念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强调只有创新驱动才是应对和引领新常态的科学选择。五中全会指出，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必须坚持、丰富、完善和提升发展理念。习近平反复强调，要认真总结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形成新理论，丰富发展完善和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与指导更加科学，更少犯错，更有成效。

适应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要求，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首先必须强化创新发展理念。创新是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本质要求，是科学的本质与生命，更是全球化市场竞争的有效途径，也是把我国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选择。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代的全球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当今的先进国家是创新型国家，当前的一流企业是创新型公司。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表现为用智慧创新引导和取代传统产业，推动和实现经济整体转型，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最强调的就是创新驱动。[2]发达国家走向信息化的经验证明，只有创新驱动才能走出一条质量高、效益好、没水分、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协调发展是发展平衡协调规律的表现。协调发展要解决发展的平衡性问题，平衡绝非平均，而是合比例。我国改革发展中存在着诸多不平衡的问题，地区城乡之间、产业部门之间、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物质与精神、改革与开放各个方面不平衡、不协调、不适应和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发展的持续性和科学性，必须在协调发展理念指导下不断加以改革调整，使之处于能够持续促进科学发展的状态。当然协调只能是动态的，不是死的，必须根据新常态的发展，不断探索经济社会协调的恰当比例结构，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创造合理的结构环境与推动力量。

绿色发展要解决发展的资源循环、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绿色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是民族核心竞争力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必然要求。包括大气、水、能源、废物排放等环境生态问题已经不是某个国家自身的事，而且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特别是相邻国家关注的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治理环境的力度尤为突出，成效也特别显著，但是30多年来积累的问题依然很多，压力依然很大。

开放发展要解决我国与国际社会和平合作、和谐共赢、我国发展的外部性问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总潮流，在应对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汲取促进我国发展的最大动能，实现科学健康的发展。[3]

共享发展就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问题，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发展的主体、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原则、发展的结果以及发展动力的可持续问题。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深厚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和推进共享发展，最根本的价值要求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推进社会公平、保障发展的持续活力。

五中全会提出的这五个发展理念，是关于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的进一步总结，对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概括，也是我党执政实践中又一次思想解放。五大发展理念本身是一个内在的逻辑体系，核心是要实现科学发展，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其中的关键和动力是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基本要求和保障是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基本目标和原则是共享发展。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创共谋共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生命力。

行动：新战略

正确引领新常态，必须有科学的战略指导，把新理念落到实处，成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常态的客观现实，科学分析新常态下我国所处的内外形势，在探索思考中逐步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全面引领和推进新常态奠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

“四个全面”的新战略，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在经济全球化与新科技革命大背景下，对正确引领新常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了科学的战略选择和巧妙的智慧回应。从党的十八大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抉择，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决断，到十八大以来一直对贪腐现象零容忍，从严治党的战略进程，“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积极应对新常态的探索与思考中逐步形成，日益鲜明，越来越被全党全体人民所理解所认同，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引领新常态的战略智慧，成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推进和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布局和实践框架。

新战略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在不断的探索总结中逐步明确，不断丰富，走向完善。新战略的提出和完善过程，体现出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厚根基，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战略直接应对新常态，破解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现实主题，回应人民群众对民族复兴、国家繁荣、生活幸福、社会公正的强烈期盼。新战略来源于实践，总结了改革，展示了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四个全面”新战略的提出、形成和完善，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更加成熟。

新战略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战略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战略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保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四个全面”缺一不可。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战略目标，又是战略动力，引导、激励和鞭策人们统一行动，努力奋斗。全面深化改革直接推动着新常态的稳定、秩序、健康发展，不断把新常态推向新的更高阶段。全面依法治国，使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更加公正、更加规范、更加有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更加文明、更富活力、更可持续。全面从严治党能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保障，更加科学的政治领导，更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更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政治生态。

新战略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永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保障，绝非一时之计，绝不是暂时性应付之举。“四个全面”的正确性、科学性、有效性决定了它的长期性。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我们还要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还要继续坚持全面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华民族走上文明发展轨道的战略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保证党长期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必然要求和有效手段。“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科学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有些许的放松和懈怠。

新理念的客观前提与基础是新常态，其本身又构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基础。可以看到，新常态、新理念、新战略，构成一个统一的逻辑整体。新常态是客观规律，新理念是对新常态的理论回应，新战略是新常态与新理念的集中反映和实践要求，新常态、新理念、新战略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的理性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表现出来的巨大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在新理念、新战略的引领下，新常态才能得到持续推进和科学发展。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从新常态、新理念、新战略密切统一、有机结合的高度理解，才能抓住实质，透彻深刻，也才能达到比较充分的理性自觉、政治坚定、行动自信、持续有力，进而激发和保持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1]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5-11-04.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光明日报，2014-10-29.

[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0-28.

〔责任编辑：李敬晶〕

B0-0

A

1002-2341（2016）02-0032-04

2015-12-02

孙跃纲（1958-），男，陕西华县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发展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