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朋友——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老兵阿列克谢·布拉戈维申斯基

好多年以前，还在我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当年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还派来了许多优秀的飞行员来华助战，帮助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大家说，在苏联航空志愿队里，有个英勇善战、文武双全的大队长。因为他的名字太长，不好记，加上他是络腮胡子，又勇猛无比，所以中国飞行员就叫他“张飞”大队长。

令我未想到的是，1983年夏天，我去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任职（时任陆海空军副武官）时，有幸见到了这位传奇式的英雄及其战友们。90年代我再次任职4年，在8年的时间里，与他们多次见面、知心交谈，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结下了深厚的忘年情谊，使我终生不忘。

“张飞大队长”那时刚退役不久（是预备役空军中将），就参加了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他中等个子，身体敦实健壮，虽已步入晚年，但神采奕奕，仍不失当年的英雄形象。只不过是因为经常参加外事活动，当年的络腮胡子已被他刮得干干净净。

阿·布拉戈维申斯基是个谦逊的人，很少谈他自己。我是从与其战友的谈话和回忆录中，才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在此，愿和读者们一起分享。

为航空而生

为正义而战

苏联援华伊-16型飞机涂有中国空军标志。编号方式则采用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式样。

阿·布拉戈维申斯基1909年10月18日生于布列斯特市的一个铁路工人家里。小学毕业后，他又念完库尔斯克工业-经济专科学校。但这不是他的志向。他要当个红军战士，尤其是当飞行员。所以，1927年，他18岁时就参了军，先是读完了列宁格勒军事理论学校（1928年），然后又进入鲍力索夫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毕业后，被派往远东地区空军部队服役，因在战备训练中成绩优异被授予红星勋章。自1934年起，他开始到空军科研所工作，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

在空军科研所，他勤学苦练，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多种飞机的性能。担任新机试飞员后，他不断提高了自己的驾驶本领。“中国组”的老战士们说，他们曾经经常去观看布拉戈维申斯基试飞新机。因为是新机，所以就易出事故。有次，他们觉得太危险了，飞机肯定要摔了，但布凭借他的冷静和技巧，很快就能化险为夷，渡过难关，倒是把观看的人们吓一大跳。

1937年秋，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他就主动报名来华助战。这与苏军空司领导不谋而合：第一批赴华助战的歼击机大队长库尔杜诺夫发生了事故：他的飞机在中国梁山机场降落时，因为未顾及到滑行快、距离长而翻机，造成机毁人亡。这样，空司领导决定派一个“三驾马车”前往领导航空志愿队：刚从西班牙作战回来的雷恰戈夫当司令，擅长政治思想工作的雷托夫当政委（对外称副总领航员），布拉戈维申斯基当歼击机大队长（后升任歼击机群指挥员，统领南昌和武汉两个歼击机大队）。尽管那时布尚未打过仗，没有实战经验，但领导相信他能打仗、打胜仗，因为他武艺高强，又善于组织领导。

就这样，布和大家一起，穿着便装坐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又从阿拉木图乘轰炸机到了中国的兰州，从那里驾驶歼击机飞往南京，南京失守后又移驻南昌，立即同日本飞贼展开了殊死空战。南昌也因此与武汉一起，成为苏联航空志愿队的主要基地。

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布拉戈维申斯基一行来到南昌时，第一批到来的志愿队员们在这里战斗已经快一个月了。他们每天都要升空五六次，同比自己数量多5至7倍的敌人飞机作战，身心都已疲惫。尤其是，由于库尔杜诺夫大队长牺牲，全大队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空战中缺乏战术运用，只是单打独斗，因而损失较大，大家情绪也不高。

鉴于这种情况，布拉戈维申斯基他们到来后，日加列夫武官（兼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立即召集全体志愿队开会。会上宣布了对3人的任命，志愿队员们一下子乐了，没想到空军领导对志愿队这样重视：派在西班牙作战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雷恰戈夫当志愿队司令、有名的政工干部雷托夫来当政委、闻名遐迩的试飞员布拉戈维申斯基来当他们的大队长。所以，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踊跃发言，指出前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会后，布大队长立即着手落实会议决议。他首先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使整个南昌机场很快走上了正轨。此外，当时的飞机都没安装电台，所以，大队长把主要的空中作战行动都在地面约定好，分别用机翼和机尾的摆动来表示;为了便于相互照应和救助，把全大队划分为3个中队和若干个3机分队;为了能让大家看清每架飞机的主人，将每机机身上都涂上大号的阿拉伯数码等等。

作为大队长，布拉戈维申斯基考虑的更多的是空战战术问题。他特别强调要相互救助，每次战前都提醒。他的口号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助同志。”

根据伊-15和伊-16飞机各自的特点，他提出了一种新战术：日本人一直采取密集队形战术，尽力保持好自己的编队，一来可以集中火力，二是可以互相防护。他就让速度快、冲力大的伊-16采取对头攻击，先把敌编队冲乱、冲垮，接着让机动灵活的伊-15同分散开的敌机格斗，每次都能取得可喜的战果。尤其是4·29和5·31武汉两次大空战，运用这一战术分别打下敌机21架和14架，而苏军自己只损失2架和3架。

日本人遭到多次沉重打击后，改变了战术：不是白天来袭，而是夜间偷袭。这往往能造成我方的被动，因为夜间无法提前预警。于是，大队长组织了夜间中队：提前将值班的飞机升空，分高度、按层次巡飞，发现敌机立即进攻。这样，很快就粉碎了敌人的夜袭阴谋。

布还特别重视对武器装备的创新和改造。例如：他发现，9千克重的大电瓶又重又占地儿。所以，他命令大家，将飞机发动好后将电瓶搬下来，这样既减轻了飞机的重量，有助于提高机动性，必要时，空出的地方还可以坐人。

在驾驶舱安装“装甲背心”一事更是布大队长的一大发明，它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方法是：用一些厚装甲板将驾驶舱从内部加固，防止敌人的子弹伤及飞行员。这样，即使日本人用机枪打中了飞机，因为未伤及飞行员，该机仍能继续战斗，一直将敌机打下，再飞回机场修理。飞行员都非常感慨地说：“装甲背心”真是个宝贝！在一次激烈的空战后，飞行员罗夫宁激动地说，“装甲背心”替他挡住了起码一打（12颗）子弹，否则他肯定早死了。

身先士卒，勇敢无畏

在莫斯科时，每当我提起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国组”的老战士们无不充满了敬佩之情，说他在华作战时，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也是一名勇敢无畏的战斗员。

在南昌机场，他的大队部在一座2层的小楼里，他的歼击机伊-15就停放在楼下。警报一响，他就第一个起飞，别人也按照规定的顺序在原地起飞，到空中编队（这也是布的发明，他利用南昌机场大的特点，编好号，让大家按序起飞，不用滑行到起飞跑道，这就节约了起飞的时间），所以，每次也都是他第一个接敌。尤其是刚来华不久，即12月22日的南昌空战中，他专门盯上了一架机身上画有几道红色条纹的飞机，并迅速靠近它，向它开了火，但被敌人灵活地躲过了子弹。敌机反转过来企图咬住布的尾巴，但布在天上画了一个大曲线，准确地咬住了敌机的尾巴，一梭子子弹就切开了敌机的机壳，使它急速地滑了下去，底朝天地栽落在一块灌了水的稻田里。原来这是日本著名飞行员大井法人大尉。第二天，日本报纸上加黑框刊登了他的照片，还详细介绍了他过去立过的"战功"。就这样，布拉戈维申斯基不仅没收了他的“王冠”，还没收了他的脑袋。布自己也受了轻伤，子弹擦伤了他的左肋，“装甲背心”也救了他的命。

布拉戈维申斯基强调“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助同志”，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条座右铭。在多次空战中，当有的飞行员遭到敌机围攻时，是他挺身而出，赶跑了敌机，救出了自己的战友。在1938年2月25日的南昌空战中，飞行员杜申在击伤1架敌机后，遭到数架敌机围攻。正在危机之际，布拉戈维申斯基赶到，主动向敌机发动进攻，赶走了敌机，使杜申安全地回到了机场。那架被杜申打伤的飞机在布的威逼下降落在地当了俘虏，中国军队从其机舱中缴获了大量的重要文件和资料，这架飞机修好后也成了布的“座骑”。

在歼击机大队里还有7名中国飞行员，布对他们十分关怀，亲如兄弟。在一次空战中，一个骆姓飞行员遭到围攻，情况十分危急，也是布挺身出击，赶走了敌机，救了他的性命。落地后，骆飞行员十分感动，向布深深地鞠了一躬，并从腰间掏出手枪送给布作纪念。布与他紧紧拥抱，并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作为交换。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过远不止一两次。

布拉戈维申斯基关心大家，大家也都尊敬他、爱戴他、关心他。在一次同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空战中，飞行队长、“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非常狂妄，他凭借自己武艺高强又人多势众，专门盯上了布的飞机。布正在与另一架日机打得紧张之际，也没想到南乡茂章会在他后面偷袭。情况十分危险，南乡正要得手，忽然被一连串子弹打中座机的要害，飞机立即起火，一下子坠了下去。布也转危为安，庆幸自己得救了。

解救布的是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的勇士罗英德，当时他驾驶伊-16正在追杀另一架敌机，突然发现布的飞机正在被偷袭。于是，他立即放弃自己的“猎物”，马上调转机头，朝着南乡的飞机开了火。

空战结束后，布听说是罗英德援救了他，非常感激。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他把斯大林奖给他的刻有姓名的怀表掏了出来，赠与罗英德，两位中俄勇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布拉戈维申斯基作战时不仅勇敢，而且机智灵敏。老战士们告诉我，1938年7月的一天，日本飞机前来袭击南昌机场。因为中方发警报太晚，日本人已经飞到机场了布他们才起飞。布穿着短裤、背心就跳上了飞机，刚升到600米，敌机就向他开了火，打中了他的飞机，他不得不跳了伞，落到河边的沙滩上。日本又继续向他射击，他东藏西躲也没有合适的地方，突然灵机一动钻进了河水里。日本人找不到他，只得悻悻而归。事后，中方领导向其表示歉意。他只是说道：“可惜啊，没能来得及升得再高些，否则还会打下几架敌机。”

谈到布的驾驶技术，老战士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38年夏天，航空委员会里有人建议购买几十架霍克Ⅲ战斗机。布听说后，就建议举行飞行表演。表演这天，宋美龄女士也来了，先是让美国飞行员飞了一下，还不错。接着是布拉戈维申斯基，他驾驶伊-15比斯在天空连续做了几个特技动作，看得宋都呆了。过了一会儿，布收住了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宋的前方。宋一面鼓掌，一面对他表示祝贺，几十架飞机的订单也就敲定了。

据俄罗斯国防部档案馆资料统计，布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在华作战9个月的时间里，参加空战11次，个人打下敌机8架，和别人合伙打下20多架（据作战飞行日志记载）。因率领歼击机群作战战功显赫，中华民国政府授予他及另外3人（其中有两人是布的部下：古宾科和克拉夫琴科）最高金质勋章。1938年11月14日，布拉戈维申斯基被授予“苏联英雄”光荣称号。

热爱中国，珍惜友谊

上世纪80年代，中苏两国两军关系尚未正常化，但是布拉戈维申斯基及其“中国组”的战友们都说，“正常化”早已存在于他们的心中：因而他们是半个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照常举办一些纪念活动，例如，我参加过他们举办的北伐战争60周年座谈会，朱德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等。

1985年春天，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普希金中将、费德罗夫中将、伊万诺夫上校等来华访问，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的恢复和发展中俄两国和两军友谊的建议，中方给予积极支持和响应。在武汉，他们还会见了当年与他们并肩作战过的吴鼎臣老英雄（吴在武汉保卫战时曾打下1架日机）。宾主热情回顾了当年的战斗生活和友好情谊，并合影留念。总之，几位将军们都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称这次访问是“报春之燕”，因为两国、两军之间友好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进入90年代，中俄两国、两军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这让俄“中国组”的老战士异常高兴。他们一方面热情接待中国老战士们派来的代表团，一方面派他们的代表团来华访问，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做出了新的贡献。

1994年4月，我第二任期期满。在我奉调回国前夕，我的老朋友、“中国组”副组长伊万诺夫在家中倾其所有（因苏联解体后大家生活困难）举办了个小型欢送会，邀请了十几位老战士参加。令我未想到的是，85岁高龄的布拉戈维申斯基将军也踏着冬末的残雪，乘坐地铁远道而来。像以往一样，布将军说话不多，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深的惜别之情。我让他保重身体，说我会找机会来莫看望他。谁知这竟成最后一别！

1994年6月，在我返京后两个月后，一个噩耗从万里之外传来：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因心脏病复发，在莫斯科猝然去世！这一噩耗如同五雷轰顶使我感到万分惋惜和悲痛：俄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近日，一则新闻让我感到欣慰：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要修建一条高速铁路。我期待着两年后乘坐高铁去莫斯科，在布拉戈维申斯基将军的墓前行个军礼，献上一束他最喜爱的鲜花——鲜红、鲜红的红玫瑰。 （王常福，北京航空联谊会副秘书长，大校军衔。曾任中国驻苏、俄大使馆陆海空副武官）。

责任编辑：吴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