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昭阳

(赣南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国家意识形态下的现代记忆工程
——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为例

穆昭阳

(赣南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摘要：文学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建构要素，同时也为人们把握自己的文化提供一种表达形式。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关于文化传统的叙事，深藏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忆深处。这些记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大多表现为口头传承的形态。通过讲述与采录的办法，将口承叙事转化为文字样态留存，并以“民间文学”的概念加以明晰。这些承载着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记忆，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成为可以利用的积极助力。建国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化调查与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发生交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被挖掘出来，充实了共和国文学的内容。这项在现代语境下以“国家”为主线的文化工程，成为我们记忆中值得书写的文化史。

关键词：口述传统；知识；文化史；国家；记忆工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一个独立统一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资源，以及在共和国建立过程中积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也一并得到承续。“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文学的整体进程遇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进入与干预，产生了种种对于文学的‘规范性’要求。”[1]文学的创作受到了规定和约束，“如何写”“写什么”“为何写”都要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关，并要符合国家制度的需要。共和国建立了一套新的文学秩序，其组织机构、行事方式、制度体系等都进行重新设计，显得非常具有组织化和计划性。[2]文学写作被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意识形态和话语范畴内进行书写。延安文艺传统和苏联文学体制等因素都被构建到“国家的框架”中，使多元的声音最终归属在统一的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3]

一、“国家话语”的背景活动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现代文学的发展亦随之行进，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除必要的政治革命外，还需要文学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载体。民族主义“声称捍卫民间文化，保卫民间社会，重视民族传统，继承文化遗产，强调文化的连续性。”[4]这与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对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不无关系，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建构，是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建立的大趋势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必然一环。”[5]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领域里，“民间文学作为现代多元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力量，最终成为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依据或政治——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式权力话语。”[6]在由传统的、口头的民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过程中，不仅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历史书写”的转型，同时话语主体所拥有的文化记忆也获得自我呈现与重述。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民间文学以“人民口头文学”或“人民口头创作”的表述方式出现，并被当作“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对待。它成为我们了解以往社会历史的材料，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当时社会情境下的思想和社会环境。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民间史料。[7]“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对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之上。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共和国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受益于建国初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活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观照点。

20世纪上半叶，李方桂、闻一多、顾颉刚、钟敬文等人就开始对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较为系统的搜集、发掘和研究。这样的搜集和研究还仅限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出于个人行为和情感支持。“而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关注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性’中蕴涵的国家建构的思想文化资源，使之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思想文化一体化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则是在1949年以后。”[8]167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规定了发掘整理中国各民族民间文艺丰富蕴藏的任务，这使得搜集整理工作成为一种国家文化行为，主要目的是进行一种知识建构。建国后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展开，配合着1953年国家进行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2月，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报告》，报告中强调了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对后来开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所调查搜集的资料客观、科学、全面地记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成为强化民族记忆与构建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在调查过程中，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调查工作发生交集，许多凸显着少数民族历史叙事和文化记忆的民间文学作品被挖掘出来。民间文学作为历史文献的补充，以“民间信史”的面貌出现。更“保留了大量的有关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民族战争与迁徙、民族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是研究民族生产方式的最真实见证，是族群认同的最基本的记忆。”[9]

20世纪50年代末期，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起步。文学史的编写工作立足于本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的影响。吕微认为这是“一次用现代思想对民族遗产所作的空前规模的整理，也就是将民族遗产纳入到一个现代方案的历史框架中重新予以定位和解说(批判地继承)，使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历史前提，其成绩是可观的。”[10]并在梳理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的过程后，提出这是“在国家学术行为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方案”。[11]这场历时数十年，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以国家为主角的学术活动，留下了一批包括田野访谈、实物、文献等宝贵资料。在整理资料和文学史书写的过程中，如何去阐释和架构在共和国文学框架下的各民族文学史，无疑会掺入人们的主观选择和时代意识。这其中比如对于过去某些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思想、民族歧视、抑或是宿命论等旧有迷信等反面的、消极的内容，都会被删减。

在保存国家文化财富的观念指引下，当时的搜集整理工作不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在建国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使我们的搜集整理工作有可能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的最根本的保证。”“特别是整理民间文学遗产，要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需要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批判的眼光，并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时又严守历史主义的原则。墨守陈旧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毫无革新观点，或将古代作品现代化，陷入反历史主义的泥坑，是同样有害的。”[12]可以看出，在当时搜集整理工作中受到的思想影响，甚至牵涉到了政治因素和阶级立场。其中一些内容被规避或是有意的遗忘，在具体操作实施的过程中也表现为“选择性的失忆”。那么，一些能够反映在民间口头传统叙事中的矛盾、消极的信息，也一同被选择性的遗忘。记忆的过程伴随着失忆和遗忘，它并不会将所有内容呈现，而是会经过沉淀和考量，进行了一种记忆的“过滤”，最终形成我们所听到或看到的版本。

二、民间文学入史与国家文化传统创立

然而，对全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只是新型民族国家文化一体化建构的基础性工作。使之成为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所说的“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才是根本目的。为此，必须将浩如烟海的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在国家意识形态规约下进行重新建构和当代转换，换言之，对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价值重构和当代转换，必须在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规约下，依据统一的标准进行。[8]169这场声势浩大的对各民族民间文学发现、搜集和整理的国家行动，获得了中央文化机构的支持。 “从1956年8月到1964年6月历经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于1964年写出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字，档案及文献摘录100多种，1 500多万字，其中包括相当一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材料。”[13]1241958年，中共云南省委组织调查队，对白族、纳西族民间文学进行了调查。仅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在邓川、洱源、剑川等县的调查中，就搜集到8 000多部(件)各民族民间作品。对建国初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贾芝、毛巧晖、杨胜刚等都做了详尽梳理和解读。[14-15]杨胜刚认为，20世纪50年代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工作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目的，普遍以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原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重新编码，改变了它们的原始风貌，使保存在其中的有关这些民族的文化、生活和历史的大量信息被改写。[16]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被纳入国家话语管理中，更加强调在宣传与鼓动方面的功能。在面对国家认同、民族统一的利益诉求时，搜集整理工作也需要能够融入主流话语。并通过整合、改编以构建新的文学秩序，最终达成国家文化传统的创立。如对“阿诗玛”“刘三姐”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塑造，切实地体现了这一过程的发生。[17-19]

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与搜集整理工作相辅相成，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热潮后，由于政治原因，在“文革”十年中中断，工作陷入停顿状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工作后，编写综合性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这是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工作的延伸和扩展。“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主体是民间文学史。民间文学作品的整合工程，其侧重点在作品，而文学史是为已整合、写定的民间文学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系统的、纵与横的评介，是对民间文学及文人文学、作家文学历史发展进程的理性的认定。”[13]130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的同时，占据主体地位的民间文学引起了人们注意，也引发了一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教材编写的热潮。这成为文学史编写和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副产品”，同时成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重要支撑，也是建国后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工程的具体体现。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为例，有《金德顺故事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满族民间故事选》《孙家香故事集》等。《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钟敬文称赞其“是民族民间文学成果出版方面的一件壮举”。这个时期，以民间文学采风为例，开始于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是因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本身的吸引力，另一个是因为当时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推动。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各省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展开了搜集工作。这都促使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得以相互交流与整合，这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共时同步的，并促成了中华民间文学的具有多民族性同时又具有统一风格的特点。[20]

20世纪末编纂的《中华文学通史》，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到整体的文学史中。同时期的《中华民间文学史》则是我国第一部涵盖各民族民间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著作。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从单一的族别史、综合性的文学史，最终纳入到整体的文化史视野中。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框架逐步完善，民间文学部分也得到很大发展。民间文学在新世纪的搜集整理活动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貌出现。辽宁省对满族、锡伯族民间故事的采集活动成为典范。不管名称如何变化，都体现了一种自我认同和文化价值肯定。进入文化史视野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参与了国家文化工程的创建，并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实了共和国文学传统。同时成为一种承载着多元文明的记忆，参与到历史的书写过程里来。并通过不同族群文化记忆的传承和述说，以期实现多元一体化的现代国家文化传统的创立。

三、民间文学与社会记忆建构

民间文学在研究国家化历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包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如人口迁徙、政治事件、都市建城等。[21-23]在一种宏大的叙事立场和风格影响之下，民间文学也参与着相对“大历史”叙事而言的“小历史”。德国心理学教授韦尔策从历史学视域出发，认为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包括“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24]6民间文学在人们口耳相传中转化为头脑中的文化记忆，它就像一种潜在的隐性基因，一旦需要便可转化为文字样态的文学文本。它与一地域、一民族、一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在民间文学与历史学之间形成互动。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中介，成了把文学现象与现实社会问题放到同一历史语境中考察的全民共识。”[25]通过采录而来的文学文本，可以在阅读和传播的过程中，对民族历史的记忆进行“复原”。这些文字能够将生活“经验化”，将我们带入被讲述的“历史现场”。透过对其蕴含的历史记忆进行解读，以及了解其中所映射出的社会背景、生活和各种社会关系，即可追寻文学“背后的意义”。这些文字资料反映了某些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或经历，包括民间传说、故事、神话等在内的民间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作重要的“社会记忆材料”。“尽管这些记忆已不是历史的完全再现，但这些记忆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社会变迁的重要事件作出反应。”[26]透过这些材料可以阅读到在日常经验外的种种历史景象，甚至可以颠覆人们已有的历史认知。

民族历史记忆有从书籍记载里传承下来的文字样态，但更广泛流传于各民族人民口头的叙事传统，也可作为一种对历史的有益补充，或是一种可以填充历史空白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以“文本”形态固化沉积下来，成为历史在建构自身过程里取材的对象和来源。同样地，我们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为例，它在讲述内容中一定存有人们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记忆。“讲故事是支持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24]93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民间故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历史记忆，有真实亦有虚构。我们并不探讨对虚构与事实的区分，而应该去思考在现实生活场域中所形成的这种故事讲述传统中所传达的民族记忆信息。“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他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27]故事在传讲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地知识体系的传播，造成了民众的适应性接受和广泛认同。讲述者与听众在聊天或经验的交流活动中，通过共通的情感构建出不同的群体记忆。可以这样说，故事如果运用的好，在创造共同体和国家的过程中也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在社会记忆的构建中，有来自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参与，基于某些文化基准和认同需要，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时，往往就有一种“记忆的认同以及权力的问题”。[28]在共和国“文学文化史”的书写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成为构筑“国家文化记忆”宏大工程中“带有独特生命体征的个体记录”。存储在人们头脑中的文学记忆被采录转写为文字后，便具备了资料学意义和文献使用价值。这些被广泛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作为“国家知识”被记录成为“书写的文本”的过程，本身便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记忆。通过依靠这种超越时代的记忆，许多重要的文化因子得以代际地传承下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自然也成为构筑国家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而在国家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导向下，文学记忆同样面临着选择。这种选择要能够遵守国家文学体制的要求，且符合当前社会文化建设的需要。由于记忆还有着高度的社会建构性，在保证身份认同和自我阐释权利的同时，由此形成的多个族群各自的“集体记忆”，最终将一同纳入到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整体性的“社会记忆”中去。不同少数民族的群体记忆，通过民间文学这样一种形式，以一个“共同的记忆结构建立了一个整体。”[29]

四、结语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被搜集整理上来后，成为构建历史的重要取材。在它身上既表现出原有的民间特质，但也有在国家权力或政治话语参与影响下的修饰。建国初17年，对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挖掘，以及对其价值的发现和重构，成为构建国家制度的文化基础的组成部分。“在对各民族民间资源价值发现和重构中，新型民族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体现、国家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建构、对全体国民特别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以国家认同为目的的爱国主义教育等多重功利目的是纠缠、重叠在一起的。”[8]176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价值获得认可，体现了它们在文化权力层面的平等共生，也以“合法的身份”参与了共和国文学秩序的建构。

不论哪种文化史的书写，都是记忆整理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如何书写“共同的文化记忆”也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承载着各民族历史记忆的民间文学，参与了共和国国家文化记忆工程的建设。它承载了各民族文化传统，见证了他们的历史，并在其中折射出对一个民族历史的想象和对自身来源的追溯。建国六十多年以来，由国家为主线、政府指导下的民间文学搜集运动几度兴起，为某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基础。这项工作除了“学术的”和“文艺的”目的，也为构建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提供了“文化资助”。 在建构人类精神世界的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史书写添上重要的一笔。文字书写的文本完成之后，过程本身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记忆和文化史。但对于更深一层的描述，文本如何制作，其来源和形成受到了何种影响？作为文化记忆的口述文本与知识话语权间有怎样的关系？如何看待文本资料的采集与这类知识生产语境的联系？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对于具体工作有哪些引导和制约？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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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伟浩

·民俗研究·

Modern Memory Project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Ideology——Based on Minority Folk Literature

MU Zhaoyang

(SchoolofHistoryCultureandTourism,GannanNormalUniversity,Ganzhou341000,China)

Abstract: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national ideology construction, which also provides people with an expression form for grasping their culture. As for those narratives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are widely-held in civil, they are hidden deep in memories passed from mouth to mouth. These memories contain abundant history information, most of which take the form of oral inheritance. The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telling and transcribing, which enabled us to convert the oral narratives into written forms, and also to clarify them by the concept of "Folk Literature".These memories, which carry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become a positive help availab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Research of minority culture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our country is mixed with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lots of minority folklore works are dug out, which enriched the literature of republic. This cultural project in modern context, whose main line is "nation", becomes a cultural history worthy to be written in our memory.

Key words:oral tradition; knowledge; cultural history; nation; memory project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6)01-0089-05

作者简介：穆昭阳(1986-)，男，山西阳泉人，民俗学博士，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民俗学史。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建设项目(社会学高水平学科)

收稿日期：2015-09-17

DOI：10.13698/j.cnki.cn36-1037/c.2016.01.016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6.1037.C.20160118.1559.0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