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尽管约瑟夫·普利策在今天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而为人所知，他创办的报纸已经易主，他在报业的烙印已在慢慢消退，甚至报纸这个行业都岌岌可危，不像钢铁、石油、铁路、银行这些行业仍然在经济体系中占据稳固地位。“他的成就恰如20世纪电视机的发明。普利策将美国新闻业打造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产业。他是第一位传媒巨头，发掘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普利策传》的作者詹姆斯·莫瑞斯说。

约瑟夫·普利策将他拥有的《纽约世界报》改造成了真正的帝国。正像传媒业一直以来的特点，它不仅仅是利润丰厚的生意，让约瑟夫·普利策一度成为美国最为富有的人之一；而且，《纽约世界报》的风行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也让他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之一。用普利策自己的话说：“《纽约世界报》应该拥有比总统还大的权力。总统要受党派和政客的束缚，而且只有4年任期，报纸却可以年复一年存在，而且拥有绝对的自由去阐述真理，提供任何符合公众利益的服务。”

这段话包含了一个报纸所有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即他和自己拥有的媒体可以超越狭隘的党派利益以及公司利益，成为真理和公众利益不偏不倚的捍卫者—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媒体大亨都有自己的偏见与利益。这种优越感也可以从普利策对个人不幸的阐述中看出。他晚年失明后，他的对手们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因为他的报纸刊登了太多的攻击他人的言论；而他自己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我相信上帝之所以让我失明，是为了《纽约世界报》，因为这样我就不会同任何人见面，成了一位隐士。我就像一位失明的正义女神，离群索居。我没有朋友，因此《纽约世界报》拥有绝对的自由。”

同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后来因为富裕而为人嫉妒、为人仇恨的大亨一样，约瑟夫·普利策一开始也因为贫穷而为人忽视、为人践踏。他是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出生在1847年的匈牙利。17岁时，即1864年，普利策抓住机会离开旧大陆，前往充满机会的新大陆，那里更为平等、更为自由，不像凝固的欧洲那样让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感到压抑。他谎称自己已经20岁，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船—正在攻打的美国内战需要兵源，富有的波士顿人可以通过付钱的方式从欧洲找到人来代替自己参军。正忙于生意的洛克菲勒就是通过付费找到人来代替自己参加的战争。

一个并不光鲜的开局，接着另一个并不光鲜的转折。战争结束，普利策成为失业士兵的一员。由于他不会说英语，也没有一技之长，失业对他更为折磨。在拿到家人从欧洲汇来的不多的钱之后，普利策决定离开纽约—这座城市是他的最终登顶之地，但在那时绝不适合一个一无所有的匈牙利人—前往圣路易斯。他在1865年秋天乘车前往圣路易斯，下了火车之后，他发现自己花光了钱，前方是密西西比河，“我饥肠辘辘，而且冷得直发抖，彼岸，圣路易斯灯火通明，在我看来就像是一片希望之地。”圣路易斯果然成为普利策的崛起之地，只不过在开始时他并不能意识到这点。普利策通过为轮渡烧锅炉的方式赢得了船票、食物和一些钱。到圣路易斯之后，他换过许多工作，从水手、车夫到木工厂办事员，然后，他在德语报纸《西方邮报》找到一份工作，进入了日后让他变成富豪和权贵的新闻业。

和大多数时代一样，新闻业总是向那些有才华又贫穷的年轻人提供机会，帮助他们打开通向一个更大的世界的门。这个年轻的记者顺着《西方邮报》提供的并不宽敞的路一直向前走，成为一个有干劲儿又有批判精神的记者，接着进入了政治圈，成为一个州议员，再接着，在他登上新大陆的14年后，1878年年底，他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

《圣路易斯快讯报》的拍卖过程颇为戏剧化。它被视为不良资产，转手过几个出版商，但始终未能盈利。有人认为它的美联社成员资格可以值点钱，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家一文不值的报纸。普利策隐瞒了自己的购买意图，通过其他人为自己以2500美元的价格买下这份报纸。然后，他将这份报纸同当地的另一份报纸合并，成立了《圣路易斯快邮报》。后来，《圣路易斯快邮报》成为普利策报业王国中最为稳定的现金奶牛。

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报纸的《纽约世界报》，是普利策在1883年以34.6万美元的价格买入的。《纽约世界报》的前老板属于普利策一直以来谴责的那个阶层的一员：杰伊·古尔德。杰伊·古尔德是铁路大亨与电报大亨，曾经同另一位大亨范德比尔特争夺著名的伊利铁路的控制权，是那个时代最为臭名昭著的大亨之一。当时纽约的报纸市场竞争激烈。那是报业的黄金年代，在曼哈顿的公园大街上有十多家报社。约瑟夫·普利策将自己在《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成功经验搬了过来，而纽约这个舞台又把这些经验和这些经验导致的成功放大。

《纽约世界报》提供具有戏剧效果的头条新闻。普利策“鼓励自己的记者像狄更斯一样思考，为现代都市里的戏剧性事件创造引人注目的娱乐效果。对上层阶级来说，这就是追求轰动效应；对下层阶级和工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在头条之外，它提供更多声色内容。普利策对他的员工们说，“你看到《纽约世界报》上的那条新闻了吗”这个问题“应该每天都有人问起，而且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来促使人们提出它”。

它抨击权贵。当然，这也是读者喜闻乐见的题材。这符合普利策自己的政治观，虽然他自己慢慢成为这些特权阶层中的一员。普利策不喜欢共和党，认为“这些人自认高人一等，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但百万大众比百万富翁们更为强大。”这符合普利策的商业利益。毕竟，阅读《世界报》的是百万大众，而不是少数百万富豪。它不惮于树敌。普利策说：“因为只有与人为敌，它才能揭露流氓行为，为公众服务。最成功且最宝贵的报纸通常就应该是敌人最多的。”它自认为代表美国精神，事实上它也通过行动在这么表明。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为自由女神捐款的运动。著名的自由女神雕像是法国政府送给美国人的礼物。雕像完工之后，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立安放自由女神雕像的基座—国会拒绝帮忙。作为移民也极为认同自由女神传递的自由平等精神的普利策，通过写社论来支持此事，通过在头版报道自由女神雕像的遭遇，然后号召读者众筹来支持这个项目。为自由女神筹款的项目最终不但解决了资金问题，还帮助《纽约世界报》的发行量一路上升。

《纽约世界报》的巅峰时期是普利策拿出了200万美元修建了一幢詹姆斯·莫瑞斯称之为“美国大众媒体的神殿”的大楼。它是当时全球最高的大楼。约瑟夫·普利策被评选为当时全美最富有的50人之一，位列第24位。在1890年普利策宣布退休时，《纽约世界报》成为纽约报业当之无愧的王者。

虽然报纸这门生意与众不同，但和其他生意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如何挑选职业经理人和继承人，如何应对进入的竞争者。显然普利策在这两方面做得并不成功。在他去世19年后，1931年，他的子女把《纽约世界报》卖给了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系。这个新闻大亨的《纽约世界报》就此消失。从此，普利策的名字，只同他捐赠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和普利策奖联系在一起。这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最不会被遗忘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