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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民俗诗的价值及文化意蕴

2016-03-16贠娟

文教资料 2016年17期
关键词:风尚白居易民俗

贠娟

(新疆教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3)

白居易民俗诗的价值及文化意蕴

贠娟

(新疆教育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3)

中唐诗人白居易“重写实,尚通俗”的写作风格使其诗大量涉及中唐民俗,有意识地纳民俗入诗,对中唐社会民俗进行文本传承,同时促进中唐文化下移。本文主要探讨白居易民俗诗的价值及诗歌中展现出的文化意蕴。

民俗诗价值文化意蕴

中唐诗人白居易今存诗文3700余篇,以独特的诗歌视角及创作方法奠定了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重写实,尚通俗”的写作风格使其诗大量涉及中唐民俗。白居易有意识地纳民俗入诗,或对风俗中的趣味性内容进行具体生动的描绘;或就民俗激发出的生命感、亲情意识、季节变换抒发感慨;或借社会鄙俗讽刺社会现实。本文主要探讨白居易民俗诗的价值及诗歌中展现出的文化意蕴。

一、白居易民俗诗的民俗学价值

1.民俗诗是研究中唐民俗、中唐文化的重要史料。

白居易民俗诗约占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涉及题材较广,衣食住行、物质生产民俗、游艺民俗、信仰民俗等各方面均有涉及,他的民俗诗是研究中唐民俗、中唐文化的重要资料。

白居易民俗诗记录了大量中唐民俗写照。反映节俗,宋蒲中积《古今岁时杂咏》录白居易节令诗100余首,四时八节均有诗载,涉及节日23个,几乎包含了中唐时期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反映官场风尚,受赐、应制赋诗是中唐官场节俗的重要活动,宴游、唱和是文人的社交风尚。反映中唐妇女妆饰风尚,提及丛梳百叶髻、高梳髻、圆鬟椎髻、宋家宮样髻、蝉鬓等发饰风尚,还详细记载了青黛眉、八字眉、远山眉、柳眉、啼眉等画眉风尚。白诗还反映了中唐社会饮酒、品茗风尚,提及酒的种类也较多,如梨花春、花酒、竹叶青、五酘酒等。反映婚姻礼俗,《议婚》中“聘则为妻奔为妾”、“无媒不成婚”的仪俗;反映丧葬习俗,《草茫茫》中讽刺唐代社会兴起的厚葬习俗;反映出生婴儿仪俗的,“洗三”、“满月乞名”等习俗。民以食为天,白诗还记载了大量饮食风尚,如记载南北方人不同的饮食习惯。南方人饮食以鱼稻为主,“就荷叶上包鱼鲊,当石渠中浸酒瓶”(《桥亭卯饮》)表现的就是吴中一代用荷叶包鱼的食俗。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如“午斋何俭洁,饼与蔬而已”(《晚起闲行》),均展现了中唐社会的多元面貌。

白居易民俗诗还记录了中唐社会民俗的变迁。如白诗多次提到蓝尾酒,而未见屠苏酒,且“蓝尾”始于白诗,印证了中唐时期蓝尾之名逐渐代替屠苏之名的社会现象。《上阳白发人》中讽刺一位入后宫几十年仍然打扮成元和时世妆的宫女,借此说明妇女时世妆的风格在变化。白居易不同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和认识,反映了中唐士子政治态度的变化及信仰变化。“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白居易在长安、洛阳、杭州、苏州、江州、忠州、邯郸等地均创作过民俗诗,并提及了不同民俗,如在忠州受民歌影响所作《竹枝词四首》。

白居易的民俗诗与中唐史料相互印证,既保存了中唐社会生活资料,又增加了诗歌的社会价值。大多数民俗风尚虽已不复存在,却以诗歌文本为载体传承下来,成为研究历史、民俗的重要媒介。

2.对风俗弊习的批判增加了民俗诗的批判价值。

白居易撰写民俗入诗,不避俗陋,以个体视角批判民俗的陋风陋习,有意识地增加诗歌的批判价值。

《秦中吟》组诗十首,作于元和四年,批判揭露了当时长安存在的一系列弊政陋习,传闻长安权贵闻之而丧胆。《议婚》揭露婚姻门楣观念造成“富家女易嫁”、“贫家女难嫁”的局面,借而批判娣婚高门甲族之风尚;《重赋》揭露两税法实行中的弊端;《伤宅》批判当时达官贵族“一堂费百万”大兴土木的豪奢风气;《轻肥》揭露宦官的嚣张气焰,而对比因大旱“衢州人食人”的悲惨景象,对贫富悬殊进行讽刺;《歌舞》、《买花》、《立碑》等都是批判达官贵族奢靡的生活。《新乐府》五十篇批判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不良风习。如《时世妆》批判胡妆非华风,《上阳白发人》讽刺封建后妃制度,《母别子》批判贵族男子喜新厌旧的恶劣行径等。白居易批判社会陋习,同情下层社会民众,讽刺宦官、贵戚的恶劣行径,对民俗的批判,一方面是诗人早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政治理想诉求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是诗人关心普通民众,关心社会、国家命运的本能控诉。

二、白居易民俗诗的审美价值

白居易民俗诗展现出世俗化倾向。以日常生活入诗,以通俗语言展现丰富的民俗现象,展现真实、具体的民众生活面貌,是白居易以俗为美的重要体现。仕途的坎坷使白居易在中晚年改变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态度,逐渐转为“避祸”、“避世”的“中隐”思想,那么描摹日常生活、歌颂琴棋书画、花草树木怡情养性自是最合适不过了。白居易民俗诗虽然表现出世俗化倾向,但仍表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审美意境。

反映“现实主义色彩”。白诗大量描写长安的风俗面貌,早市、游艺、酒俗、茶俗,以及文人服饰、妇女装束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诗人记录民俗的同时,将对民俗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来。最典型的如节令诗,除了记录节日各种习俗、禁忌外,还反映了诗人的节日活动和个体的生命体验。如表现思念亲友、家乡的情感,“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新岁赠梦得》);如表现生命衰老、时光飞逝、及时行乐的意识,“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七年元日对酒五首》其二)。白居易在节令诗中除了部分展现诗人欢乐饮酒、节日受赐的喜悦之情外,大多数诗作都出现悲感,独、冷、单、病、泪、苦、贫、愁等是诗中常出现的字眼。造成白居易节令诗趋向悲感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个人遭际的不幸外,时光流逝,自然代谢、生命衰老等现象给人的直观感受也是情感的催化剂,许多中唐诗人在诗中展现出类似的情感倾向。

反映“浪漫主义色彩”。民俗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相结合使民俗诗表现为浪漫主义倾向。如节令本身的文化寓意,使节日增添了传承价值和娱乐氛围。如白诗描写端午节观看龙舟竞渡的场景,“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竞渡》)诗人将贬谪至忠州的自己与放逐的屈原相较,以托己志。由此可见,在唐代端午节起源于屈原的认知是比较普遍的。《七夕》中回忆儿时七夕乞巧的场景,“忆得少年长乞巧,竹竿头上愿丝多”。可见“牛郎织女”的故事及七夕乞巧、祈愿的习俗对唐代普通民众的影响是较大的,且作为专属于女性的节日七夕节,诗人儿时常常参与,将七夕妇女孩童热闹欢快的氛围展现出来。唐代节日趋向于宴饮、游戏,那么宴会上描述各种与节日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无疑成为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使节日充满浪漫色彩。除此之外,文酒之会、文人茶宴、酬赠唱和及白诗叙事诗中展现的音乐美、场面美均是白居易民俗诗“浪漫主义”的表现。

三、白居易民俗诗的文化意蕴

1.个体视角下中唐社会民俗风貌的传承者与改造者。

白居易以个体为视角记载了中唐大量民俗,不仅是民俗的传承者,还是记录与实践者。中唐民俗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但诗人个体对民俗的选择和态度却由个体自身价值观选择。白居易民俗诗中有很多批判社会风气的诗歌,如批判奢靡之风,批判受胡风影响产生的时世妆,批判当时婚姻门楣制度等,但是大部分诗歌仍以记录民风民貌,歌颂淳朴民风为主。中唐岁时节令风尚、服饰发饰风尚、饮酒品茗风尚、崇奢尚奇风尚及人生礼仪习俗等,都在民俗诗中体现出来,诗人有意识地记录真实的中唐生活写照,同时将个人感情与民俗融为一体,展现真实的诗人生活状态。

在民俗传承中,白居易积极对民俗进行改造。白居易在忠州从政之余,积极收集民间歌谣,受当地竹枝民歌的启发,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竹枝词四首》,开创了竹枝词的先河。同时忠州的地理人文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如《荔枝图序》、《木莲图序》记载了忠州出名的物产荔枝和木莲,此诗寄回长安后,使得忠州荔枝、木莲名声大震。白居易还对民俗积极传播和改造,如他在忠州将在长安所学的胡饼技术,亲自参与改造制作了具有忠州特色的“香山蜜饼”,现在仍然流传于世。《寄胡饼与杨万州》便记载了这一史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予饥谗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诗中所言辅兴是长安城里胡饼最有名的街坊,白居易以个体实践者的身份对中唐民俗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2.白诗与中唐文化下移的相互作用。

唐代长安、洛阳是全国人口最稠密、发展较成熟的都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两京城坊布局,东西市管理,各行各业的民众生活状态,将宫廷民俗圈、官员民俗圈、百姓民俗圈融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貌,同时衍生出了不同的社会风俗。在物质生活方面,唐代妇女的服饰、发饰、妆容均与前代不尽相同,更为开放多元,妇女可以在节日时参加踏青、荡秋千、斗百草等游艺活动;文人则以游宴、郊游、饮酒品茗为风尚,重视科举,渴望建功立业。而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长安等都市受外来文明的影响,胡风盛行。儒释道并行、侠风兴盛及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反映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繁荣景象,展现着唐代独特民俗风貌。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将目光投向了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地域风习、生产风俗、冠服妆梳、社会风尚都成了诗人笔下的描写对象。白居易大量描摹通俗浅易的诗歌,将日常百态通过诗歌体现出来,使诗成为叙事、怡情、娱乐消遣的重要工具。

白居易大量创作的民俗诗对中唐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政治、经济等原因,中唐时期文化的下移成为唐代社会的一大嬗变。诗歌、文学、音乐等不再是贵族、上层社会的专有形式,而逐渐成为被普通民众接受、参与的社会形式。中唐文化的世俗性和平民性对白居易产生了较大影响,而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风格反过来对文化下移产生了推动作用。以民俗入诗,描摹日常生活,以俗为美的审美风格都使得白居易的诗歌在中唐广泛流传。

白诗及中唐流行的民俗诗是中唐文化下移的重要推动力量,白居易作品本身“重写实,尚通俗”的写作风格,在民俗诗写作上运用得最为广泛。他将华丽的语言称为“淫辞”、“丽藻”,提倡质朴、朴素的语言,力求普通民众皆能读懂其诗作。民俗诗的盛行是中唐文化下移的自然选择,唐李忱《吊白居易》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便是中唐文化下移的最好证明。

[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宋]蒲中积,编.古今岁时杂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赵睿才.唐诗与民俗文化关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刘果.民俗视角下的唐代诗歌[J].求索,2006,(2).

[6]李丹,尚永亮.白居易百年研究述论[J].中州学刊,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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