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妍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弗洛伊德理论解读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的三层人格

周凯妍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广州510830）

摘要：本文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了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主角派的言语及行为。影片中的老虎代表派的本我，是派的超我的抗衡对象。虽然自我应该承担一种协调者的角色，但是派的自我功能非常弱，因而引起内疚感与焦虑感。影片中大部分的冲突情节均来源于派的三层人格之间的冲突。文章最后分析回到文明世界的派为了消除焦虑感，其人格中的自我采取一种防御机制，编造了一个更符合常理的故事。

关键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本我超我自我防御机制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于2001年所创作的一部历险小说，后被中国导演李安改编成同名电影。该片上映后一举成名，广受好评，并获得了次年奥斯卡多项奖项。故事主线围绕着一名叫派的印度少年而展开，讲述他经受海难后失去家人、被迫在太平洋上与一只名为理查德·派克的老虎共同漂流的经历。

1.人格结构理论的概述

1923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人的心理可分三层：本我，超我与自我。他认为本我由强大的生存本能所驱动；超我由准则规范所驱动，是与本我相克制的一种理想状态；自我则根据不可避免的现实环境释放内心冲动［1］。用一场辩论赛打个比方，如果本我与超我分别是赛场上的正反两方，那么自我便是裁判员，随着辩论的进行，裁判员决定何时何地哪一方拥有开口表达的机会。

在利用弗洛伊德理论研究时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层人格仅作为分析对象，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家奈·罗伯特认为人格不可能真的被分成独立的三部分，它只是一种概念，只是说把不同的人格特征区分开来还是很有利于人物分析的［2］。

2.《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探索

回顾李安执导的多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在理性与感性中人们挣扎于两端的平衡。这在他的影片《断背山》与《色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部电影也不例外：在资源条件极其有限的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亲人的生命，与此同时又必须消除内心深处埋下的内疚感。

影片的最后，派编造了两个他的经历故事。第一个是电影所呈现的奇幻漂流故事，其中所涉及的角色是共渡一艘救生船的少年派、老虎、鬣狗、猴子和斑马；第二个故事中的他把鬣狗的角色改成了一名厨师，猴子变成了少年派的母亲，斑马变成了水手，而老虎则是他本人。为了采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分析少年派的精神世界，本文假定第一个故事为真实事件，而第二个故事是他主观想象的故事。

3.人格结构理论在少年派角色中的运用

3.1 少年派的本我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受“唯乐原则”支配，即不顾正常逻辑或现实条件，如新生婴儿般追求个体需求得到立刻满足［1］。他还提出，本我不仅受生存本能驱动，需要解决饥饿、口渴、性欲三者的问题，也受死亡本能驱动，倾向于自我毁灭、侵略、谋杀［2］。由此可见，本我的追求和所做出的行为是比较粗暴极端的，要么满足极端的肉欲，要么通过死亡的方式了结由于达不到期望而产生的痛苦和挣扎。

由电影的两处场景可见，老虎就是本我的原型。在船难的故事发生前，派的两句台词便给出了暗示：一处是发生在基督教堂。还在读小学的少年派误入一座教堂喝水，被牧师问道“你一定是渴了”。牧师的这句话既可理解为反问少年派口渴了，亦可理解为少年派是一个叫“渴”的人。另一处发生在采访的过程中。成年后的派受采访时被问道老虎理查德·派克这个名字的由来，他说道：“它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笔误。当它还是一只幼虎时，有一次在溪水旁喝水被一位猎人发现了，猎人便为其取名为“‘渴’。”由此可见，由于少年派和幼虎都被发现在独自喝水，并且后来都在动物园中一起长大，因此幼虎被类比为少年派。牧师的话给少年派的身份做了一个解释，可推测为“少年派就是老虎”。

然而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并没有呈现出本我的特征，温顺服帖，这是由于社会文明和道德压制着它的冲动。这可从船难发生前老虎理查德·派克的两次出场得到体现。第一次发生在动物园的牢笼里，少年派尝试通过亲手递一块肉而去接近它。老虎缓慢而谨慎地走出笼子，正如派的本我正被小心翼翼地唤醒。但派的家人突然的介入顿时将其吓退。意味着老虎根本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机会，本我没有完全发挥的可能。其原因正是本我受到社会与行为准则的监督，就如被关在人造的笼子里的老虎理查德·派克，它的行为在人类的管控下被约束着，一旦有释放的冲动就立即受到责罚。第二次同样发生在动物园里，逐渐成长的派带领恋人阿曼提进去参观。老虎安静温顺，像一只受到良好训练的宠物。少年派亦是如此，在普行的世界多年观制约下，在同样接受普世价值观的恋人的监督下，已经学会了什么才是文明的举动。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本我的冲动不会被完全压抑，它所保留的能量可以突然爆发［3］。离开文明社会的监督后，少年派的本我便少了行为约束。船难发生后性格不同的人被困于同一条船，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水手被厨子杀害激怒了少年派，由于母亲还在场，产生监督作用，他的行为保持克制，但此时的本我已蠢蠢欲动想要反抗。随后母亲遇害彻底激怒了少年派，他拿起船桨挑战厨子。几乎同一时间老虎——本我的化身——从帆布下跳出来扑向厨子并将其杀害。这是本我爆发的体现，一方面在生存本能驱动下，他意识到如果不将厨子杀死自己也将遇害，另一方面在死亡本能驱动下，他渴望与敌人同归于尽。本我在这场搏斗中占了上风。

3.2 少年派的超我

超我永远是在父母的影响下构建而成，因为父母是其所处的社会下衍生的共同价值观的体现者，由于某些价值观世代传承，人在年幼时与家庭的交流最多，因此超我可以在年轻人中快速被塑造［2］。派的超我亦是如此，其母亲发挥印度宗教信仰影响，塑造了他与人为善的传统价值观；而其父亲一直认为社会残酷与现实，塑造他理性克制的作风。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也同样受到了再上一辈的影响。派认为印度宗教是他的母亲与过去“唯一的联系”，而他的父亲对于宗教批判的态度则是源于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最终是父母转向西方医学而非上帝把他治愈了。

派从两方吸收着教训构建起精神的超我。在派开始上学前，他主要从母亲一方吸收印度宗教知识。白天时他的母亲在地上画出宗教标志，夜晚时则给派讲与那些相关的故事。从一次印度宗教节庆便可得知派的超我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已渐渐成形，他说：“在我长大的时候众神们就是我的超级英雄。猴神哈努曼为了救他的朋友把整座山抬起来。象头神甘尼许冒着生命危险保为母亲雪山神女的荣誉。主神毗瑟拏是万物的源泉。”超我已经下意识要恪守这些神的品质，善良、勇敢、孝敬父母。

随着派的年龄增长，父亲对他的影响也逐渐加深。父亲打断了派的思路，把宗教节庆描述为“展览”。科学刚刚得到发展并被广泛接受，派的父亲把自己比作新时代的印度人，深信世界的事情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打断派的原因是为了让派远离不现实的信仰。“同时相信所有的东西等于什么都不相信”，他对派说道。在遭到母亲的反对之后，他继续补充：“如果他没有选择自己的道路又怎么会找到信仰的方向呢？与其在信仰上面换来换去，何不从科学与理性开始呢？”

派给老虎喂食一幕便可知道他的超我已经有了父亲影响的痕迹存在。起初派并不知道自然的残酷，可当他伸手把肉递给老虎时父亲突然阻止了他，并斥责派把老虎当做人类的朋友，而不是一只充满血性的动物，不相信此话的人终有一天被动物所杀。父亲所谓的“科学与理性”，就是人类应该与“邪恶的本我”保持距离。当代的文明人应该警惕和压抑本我中的动物野性，不能以为那是一种天真可爱的表现。没有保持“科学与理性”的人终有一天会被发达文明的社会所淘汰。这样思维方式常常伴随着内心的呼喊，告诫个体“一定要”或者“一定不要”做某事，以免误入歧途。

渐渐地，无论是通过鼓励或告诫的方式，父母的价值观已经根植于孩子的身上，形成他的超我。派的超我就是孩童时在母亲的鼓励和青少年时父亲的告诫责备中构建而成的。他成年之时便是超我完整形成之时，即便父母不在身边，超我也会承担自我管制的角色。

3.3 少年派的自我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的形成是为了平衡脱离现实的本我、严格要求的超我、与现实的外部世界四者之间的关系［2］。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逐渐获得自我调节的本领，释放本我的压力，考虑某些鲁莽行为相应的后果。如果自我未能发挥作用平衡四者，个人的精神压力就会异常增加。海上漂流期间，电影所呈现的角色少年派就是本我的原型。他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和艰难的决定。一方面他的超我要求为人善良理性，一方面他的自我生存本能要求马上解决饥饿问题，一方面他还要考虑现如何在现实中利用海上稀少的资源。

然而多方之间的矛盾常常难以得到调和，本我不断被放大，最终致使自我与本我的行为表现几乎一致，足以体现少年派的自我功能非常弱，这由两个场景表达出：第一个场景是上文所述的厨子遇害经历，少年派违背社会道德准则杀死厨子。第二个场景是少年派捕杀美丽的彩色鱼经历。由于一头巨鲸冲出海面打翻船只，致使储备粮食罐头全部散落海中，意味着他将要成为老虎的下一顿晚餐。迫不得已，少年派又要违背心中的准则杀害彩色鱼。换而言之就是少年派开始从吃素改成吃肉了，宗教的信仰潜意识被压抑着。本我的能量逐渐膨胀，迫使超我失去制衡的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亦可认为是为了摆脱内心的挣扎，自我找到了另一种管理模式，与本我的欲望互相配合。少年派与老虎经过磨合后终于可以平安共处，训练老虎的条件反射，通过持续捕鱼填充它的饥饿，致使自己的生命不再受到威胁。并且在一次暴风雨来临之时，少年派为老虎搭好帆布庇护处，意味在无情的大自然里本我与自我同命运。在老虎只是想象的假设下，现实就是少年派接受了自己存在着兽性的一面。

4.自我的防御机制

由以上分析可知，精神的三层人格之间并非在每个场景之下都能取得理想的平衡。自我、本我与超我在互相合作时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感，而自我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调节焦虑感；对于功能较弱的自我，它需要采取防御机制，拒绝承认不舒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这种“合理化解释”在常人看来是一种误导性的逻辑思维［1］。对于在墨西哥被拯救的派而言，回到文明世界意味着要同时面对在以往在海上所经历的残忍行为，加之重新受到现实社会的道德约束，超我开始被唤醒，与本我重新相抗衡，致使自我无法面对两者的矛盾产生焦虑感。于是自我无意识地采取了防御机制，以更好地适应人类文明社会下的生活。

住院的少年派面对日本记者的采访，吐露了他的第一个故事。其实背后是自我采取防御机制，否认残酷的现实经历，加入动物的角色而使其经历更合理。无论派叙述的是哪个故事，其共同特点都是其他角色要么被杀要么消失了，而他是最后一个回到文明世界的角色。由于没有其他旁观者，他的描述真实性无从考证，自然也就没人敢当面质疑他。

现实是出于愤怒和饥饿，是他把厨子杀害后肢解了。但为了使故事显得合乎逻辑，他把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归罪于老虎。他还否认了厨子、母亲和水手在救生船上的存在。尽管他内心是认可厨子肢解水手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文明社会看来还是残酷的，所以在第一个故事里也省略了这个情节。但他并没有否认所有的事情，比如他仍然真实地描述厨子残暴的特点，也不会否认他的家人不幸去世的事实，因为这些都是符合常理的。

吃人的经历对于常人而言十分难以置信并且不能接受，一旦面对这样的经历，也会产生焦虑感。为了消除焦虑感，听众也采用了防御机制，拒绝相信如此野蛮的吃人冲动竟然是人类的本能。因此，电影里的日本记者更倾向于相信第一个故事，并且也只刊登了第一个故事。其实采访时他们也留意到了第一个故事的逻辑存在漏洞，向派提出需要一个更加简单、易懂和令人信服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具有清晰的因果联系。然而当派给他们讲述第二个故事时，他们显然非常不适应，因为这样的故事太惨无人道，相比起第一个版本并没有更简单易懂。另一名采访派的加拿大作家也不喜欢第二个故事，并且认为它难以置信、有很多细节值得反复琢磨。为此派评论加拿大作家的决定是“相信上帝”的。“上帝”意指传统的宗教理念或者社会道德准则，它约束人们相信高尚的道德行为、拒绝在极度的饥饿之下杀死并吞食自己的同类。很明显地，在思想的碰撞中可见，派的防御机制一直发挥作用，防止由于难以启齿的经历而显得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

5.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人的三层人格包括本我、超我和自我，三者各司其职并且通过人们的行为和言语得到体现。少年派的海上历险向人们展示了在残酷的大自然里独自生存的可能性。当一个人在生存的边缘挣扎时，本我就是那只强壮的老虎，主宰生存与死亡本能。随着自然条件的恶化，本我的冲动酝酿得越来越强烈，很快就可以制衡超我的发挥。由于少年派的本我要求他杀死厨子和其他的鱼，甚至要吃下它们的肉，曾被视为严厉法官的超我极少得到满足。但是由于超我是孩童时代形成的，因此那些训诫即使情况不尽如人意也难以被遗忘，矛盾产生之下便引起多次的内疚自责。少年派的自我常常表现为一名弱者，无法调和本我、超我、与现实世界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它只能采取防御机制消除挫败感、焦虑感。然而，少年派的人生是发人深省的，一方面它告诫人们在危难面前，无论本我与文明社会有多么格格不入都要学会与之相协调。另一方面向人们展示在极端情况下，人的行为常常不由自主、匪夷所思。

参考文献：

［1］Viney Wayne and D.Brett King.A History of Pscychology：Ideas and Context.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359-363.

［2］Nye，Robert D.Three Psychologies Perspectives from Freud，Skinner，and Roge.2nd ed.Monterey，CA：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86：13-15.

［3］Freud，Sigmund.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Ed.Fang Huawen.Xi’an：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