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德彬

(深圳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荒谬时代黑暗的秘密
——南翔中短篇小说集《抄家》初探

欧阳德彬

(深圳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南翔的中短篇小说集《抄家》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的10篇“文革”题材的小说，题材一致却各具匠心，或旁敲侧击，或草蛇灰线，或暗度陈仓，需要读者仔细玩味。在历史严重遮蔽想象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当下，回望与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南翔；《抄家》；反思

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描述过亲身经历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惊人一幕，纳粹执法者们在刑讯室处死一排犹太人，为了掩盖受刑者的哀嚎，不得不播放带有人文主义情怀的音乐唱片。可是，伪善的人文主义丝毫无法掩盖堆积成山的尸体和罄竹难书的罪孽。无独有偶，歌德在与席勒的通信中探讨了一个绝妙的话题：“假如上帝死了，谁将笑到最后？”①〔匈〕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余泽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人类诸多民族在一次次的极权主义政治运动中历尽磨难，让人不得不怀疑自身早已被赶出伊甸园，放逐在无物之阵中。政治运动中的人类族群化身史前巨兽，践踏扫荡了同类和文明。其后，幸存者们陷入集体缄默，戴上写满无辜的假面，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暴行风干成教科书上轻描淡写的历史事件，甚至美化成浪漫主义的集体狂欢。后代们只有在经典的文学作品里，依稀窥见彼时的可怖投影。作家南翔的新书《抄家》②南翔：《抄家》，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就是这样的文学范本。他作为一名亲历“文革”的前辈作家，比年轻人更了解荒谬时代黑暗的秘密。

一、末日视景与荒诞叙事

笔者作为一名文学晚辈，翻读这本小说集是这样一种独特精神体验：一个新时代喜欢舞文弄墨谈情说爱的青年，酣眠到中午，吃过西餐，走进咖啡馆，点上一杯卡布基诺，翻开书页，却坠入“文革”时代的深渊。刹那间，咖啡馆没了，玻璃墙外面的高楼大厦化为乌有，陷入作家建构的荒谬世界。笔者面对文本折射出的地狱般的末日景象，不禁掩卷叩问，难道那是黑暗的中世纪吗？可是，审判并没有真正到来，迄今为止，只有希特勒纳粹政府被送上了审判台，人类依然可悲地生活在谎言和遮蔽当中，继续充当死亡机器中的轴承和螺丝钉。如果那些被荒谬运动残害的生命从血染的大地中走出，要求时代给予正义的审判，又将有多少刽子手该被投进监狱。

《特工》中没什么要交代的老特工，到死都活在思想汇报的梦魇里，让人不寒而栗。脆弱的个人裹挟在政治运动的潮流中，被剥夺的何止是爱情和家庭，连基本的自我都异化成病态，只能在牵线玩偶般的生命历程中带着秘密悲惨地死去。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老特工并没有在各种遭遇中磨灭对女人的旺盛兴趣，这或许是他的个体存在惟一具有生命力的体现。“国民党倒是使过美人计，先后差遣了两个女子来照顾我，你也晓得照顾是怎么一回事情，就是每天帮我洗澡、搓背、睡觉。老特工压低声音道，俩人轮流伺候我，一个湖南妹子，一个江西妹子，都长得很水灵。国民党听说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用妹子的身体来考验我。但我最不敢回忆的却是‘文革’时在我方牢里的那一段。”南翔没有交代老特工是否经受得了美色的诱惑，但一个血肉丰满的特工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性本能超越了历史运动的狂澜和经验主义的道德，见证了个体的存在。

《甜蜜的盯梢》中为袁江生态忧心奔波的中学教师父亲，因为反对建坝遭到母亲的怀疑与监视。在极权主义历史语境下，亲人之间的沟通面临不可逾越的断崖，文中的父亲也遭遇了卡夫卡《变形记》式的吊诡境遇。小说开篇写女儿与丈夫的监视与怀疑，剑锋陡转指向父辈的往昔，历史与现实融汇对比，使得小说浑然一体，经得起结构主义批评家的推敲。对于盯梢，总而言之是弊大于利。“张友生临死前都不愿再见妻子一面，他后来死于肺癌，弥留之际他跟儿子张庆和道，我最轻松的几年，是离开你妈妈那几年，一个人如果连吃饭、洗脸、蹲厕所的自由都没有，那是行尸走肉，生不如死啊……”这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1984》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至理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英〕乔治·奥威尔：《1984》，柳青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5页。。无论是秘密警察横行的政治领域，还是家庭成员之间，盯梢之恐怖，可见一斑。

《抄家》中生死不明的教授，在抄家过程中仍然传道授业，可是，奉献出的知识雨露未能浇熄盲从青年们的狂热之火，一种现代性的荒谬意味于焉浮现。在封建主义糟粕集大成的年代，抄家的命运防不胜防，泰坦尼克号之于冰山一样无法躲避。笔者每当深究抄家与批斗，都陷入一种平庸之恶的诘驳困境：难道对别人蹂躏践踏，就能使得自己免除毁灭？难道因为凶手众多，就可以逃脱罪责？读着这篇小说，一个个疑问在我的头脑中萌生。这不仅涉及到文学，还需要大众心理学和哲学领域的纵深解读，好在一些评论家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评价。著名评论家张清华说：“以《抄家》为例，我以为这篇作品可看作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与人性深度的寓言。因为他对于历史的介入，已不是单纯讲述通常可以想象的暴力本身，而是深入到主体的内心与灵魂之中。我甚至认为，它称得上是一个绝佳的电影剧本，可以由顶级的大师来导演，可以拍出与《朗读者》、《辛德勒的名单》一类电影相媲美的杰作。”著名评论家陈晓明读后感慨：“《抄家》重写文革故事，这样的角度初读之下，肯定让人疑惑，这与坚持‘启蒙’理念的控诉性的主流文革叙事有所差距，细读下去，就理解南翔的用心，他能在沉重悲戚的‘文革’叙事中，劈开多条自己的小小路径。他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看似波澜不惊，却能扣人心弦……南翔的小说创作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握住生活的实在，让人感受到生活存在的那种质地，感受到他的艺术品格。”*陈晓明：《自如中透出火候的力道》，《博览群书》2014年第6期。

《1978年发现的借条》描写了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故事，通篇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苍凉和无奈。小说主人公阿平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因救人落下一身伤疤和一条残腿。高昂的医药费使他原本已窘迫拮据的家庭风雨飘摇，车站工会的救助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他拿出一张1948年的借条：当年游击队大队长向他的祖父借了枪支弹药和粮油家畜，承诺“打下江山后一并偿还”。“我”是阿平辅导的学生，陪同阿平辗转于铁路局、公安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门，希冀兑现当年的借条，以缓拮据。然而，所到单位，要么相互推诿，要么言之凿凿，终究不能兑现，最后不了了之。小说不仅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一个侧影，而且有着深广的历史跨度和深远的文学视野，对漫长的历史时空进行了探索和投射。小说故事立足民间，看似戏剧性的虚构，却扎根于历史，淋漓尽致地映照现实。“我忽然发现，在缤纷之中，有一只小小的寂寞的蜗牛，不知如何克服了险阻，攀上了丝瓜蔓，行走之慢，几乎看不到他的蠕动。”蜗牛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哲学意象，暗示着民族精神进步的缓慢。蜗牛也是作家的自喻，透着“荷戟独彷徨”的情味。阿平天性善良、谦恭知礼、舍身救人，“是整个车站惟一会敲门的男人，即使门虚掩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个好人，竟然一步步走向颓废。他不仅是一个个体，而且是每一位被欺骗、被蒙蔽、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象征，他们或多或少都遭受着精神的痛楚和生活的暗淡，生如草芥、卑贱如蚁，在高歌猛进的时代默默凋零。即使“借条”之事发生在今天，也只能是一样的结果，挥之不去的苍凉和无奈溢出纸页。

二、历史担当与平庸之恶

《抄家》中收录的10篇小说虽然都是“文革”主题，但各具匠心，或旁敲侧击，或草蛇灰线，或暗度陈仓，需要读者仔细玩味。叔本华说：“并不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着计划与统一……而是在个体中。个体即现实。”*转引自〔匈〕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第3页。可是，在极权主义的语境下，意识形态灌输无处不在，打着个体全面发展的旗号，却处处与个体为敌，将抢劫杀人合法化。南翔在该书的自序中坦言写作动机：在一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一名做知青题材文学研究的本科毕业生，竟然不知道“四人帮”是谁。历史的遮蔽让他目瞪口呆。他惊呼，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是肉体的毁灭，更是精神的死亡。艾利亚斯·卡内蒂说：“那些不能从历史中发现更多东西的人会被遗弃，他们的民众也会被遗弃。”*转引自〔匈〕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第3页。真正让人震惊的不是“文革”亲历者的遭遇，而是他们对死亡的漠然无知和失去思考的头脑，家禽一样任凭自己在历史的屠宰间里遭受宰割，甚至产生某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感恩情怀。纵观当代“文革”主流话语叙事，王蒙《布礼》中钟亦成的悲惨批斗弱化成“娘打孩子”的政治暧昧；张贤亮《绿化树》中的章永璘身陷灵肉双重困境，通过阅读《资本论》达到精神自足；王安忆《启蒙时代》对“文革”和红卫兵流露出匪夷所思的审美和留恋；张承志的《金牧场》则以英雄主义的底色为荒谬时代塑像。诸如此类的小说，为黑暗时代描上了一层虚伪人文主义的金边，何谈对罪恶本源的追溯？南翔的《抄家》，思辨的触角伸向野蛮专横的历史纵深，触及到大众心理学的平庸之恶，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和批判精神。这种笔法和姿态注定孤独，却能在文革叙事的谱系中找到共鸣，如作家李锐的狂呼“‘文革’是中国人的奥斯维辛”*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纵观民族史，“现实”是惟一的遵循尺度，为了现实的需要，历史记忆可以不断被粉饰、被遗忘乃至被抛弃。一个不断遗忘与丧失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诸多社会问题困扰着心怀良知的作家，使他不断地反思过去，忧民伤时，形诸小说。南翔并没有对善于遗忘、踟蹰不前这一民族痼疾做怒目金刚式的鞭挞，而是以纯净的白描笔法使其皱褶之处的积弊纤毫毕现，对历史和时代发奸擿伏，隐隐却深刻地提出质疑，塑造了一个暗藏锋芒又不失文雅的艺术世界。彼时的中国大地上，到处开放着谎言的黑色花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以谎言为真理的时代，直到现在，仍然未能摆脱谎言和“老大哥”的阴影。尼采曾说，病人用谎言医治自己。在“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的历史语境下，南翔小说集《抄家》的出版意义重大。

(责任编辑：曾庆江)

A Study of Nan Xiang’s Story Collection Property Confiscation

OUYANG De-bin

(SchoolofHumanities,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518060，China)

In Nan Xiang’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and novellasPropertyConfiscationare his ten recently-published stori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each having its own originality despite their similarity in themes, for some stories are narrated in a roundabout manner, others in an implicit way and still some others in a covert one, all depending on readers to decipher and contemplate. Nowadays, when imagination is overwhelmed by history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is prevalent,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look back and retrospect.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upcoming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ublication of Nan Xiang’s story collectionPropertyConfiscation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Nan Xiang;PropertyConfiscation; retrospection

2016-01-04

欧阳德彬(1986-)，男，山东嘉祥人，深圳大学文学硕士，青年作家。

I207.4

A

1674-5310(2016)-11-00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