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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闽北语音研究综述

2016-03-16谢建娘

武夷学院学报 2016年8期
关键词:吴语闽北声母

谢建娘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 354300)

近百年来闽北语音研究综述

谢建娘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 354300)

闽语语音极其复杂,闽北语音尤甚,蕴藏着丰厚的历史研究价值,值得重视。闽北语音的研究,是一个沿着时间轴逐步成熟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的不同,研究重点亦不同,取得了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韵书为主要研究资料、以诗歌韵文为主要研究资料、以方言为主要研究资料、以音注为主要研究资料。

闽北语音;韵书;诗歌韵文;方言;音注

闽北位于福建省北部,东北与浙江省相邻,西北与江西省接壤,东南与宁德地区交界,西南与三明市毗连,现包括的行政区域有:2区(延平区、建阳区)、3市(邵武、武夷山、建瓯)、5县(顺昌、光泽、浦城、松溪、政和),总面积2.6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闽北地区人口不多,但区域内的语言资源相当丰富,方言多样:有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与江西接壤,赣客语系的光泽、邵武方言、与浙江接壤,吴语系的浦城方言、顺昌的闽客赣过渡方言、南平的北方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方言语音的特殊性,对它的研究有利于理清闽语内部的关系,进一步认识闽语与吴语、赣语、客家话等的关系。从闽语语音的发展历程看,闽北语音在闽语语音中具有开拓意义,记录了中原南迁汉族与闽族融合的最初成果,是福建最早形成的方言,保留了许多《切韵》前的古音,对它的研究有利于认识汉语的原始面貌。闽北语音的价值是巨大的,值得重视。

一、以韵书为主要资料的闽北语音研究情况

韵书、词典、字典等传统文献材料是研究语音发展演变历史最重要的材料,据文献考察,目前发现有四种闽北韵书、词典、字典可提供历史语音演变线索:明朝正德年间政和陳相所撰的《六音字典》手抄本(1511);清朝晚期政和无名氏编撰的《七音字典》手抄本(1894);清朝乾隆年间林瑞材编撰的《建州八音字义便览》手抄本(1795);清朝晚期教会罗马字辞典《建宁方言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 Ning Dialect)(1901)。目前对这四项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州八音字义便览》与《六音字典》。林端才的《建州八音字义便览》是最早被发现研究的,是闽北语音研究的重要材料,这部著作的学术贡献主要由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清代建州(即建瓯)的音系调类。二是开启了学界依据韵书,对证现代方言研究闽北语音的道路。相关研究成果有:叶林《略谈闽北方言韵书:<建州八音>》(1982)介绍了《建州八音》的概况;潘渭水《<建州八音>剖析》(1986)亦对《建州八音》进行了初步研究;张琨《读建州八音》指出《建州八音》声韵调在各层次上是存在分别的,《<建州八音>的声调》(1988)一文在《建州八音》声调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对建瓯方言的研究是有很大价值的;之后李如龙《建瓯话的声调》(1999)。将《建州八音》的声调与当代建瓯方言声调进行对比,指出建瓯话的声调虽和广韵系统的对应不甚整齐,但依然有自己的规律,建瓯话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调类合并、字调转移、异读变动。

《六音字典》是迄今发现闽北最早的方言韵书。2009年起,马重奇新发现明清闽北方言韵书《六音字典》,连续发表了闽北语音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及专著:《明闽北韵书手抄本<六音字典>音系性质及其声韵调配合表》(2009)、《新发现闽北方言韵书<六音字典>音系研究》(2010)、《明代闽北政和方言韵书<六音字典>去声调研究》(2011)、《明代闽北政和方言韵书<六音字典>平声调研究》(2011)、《明代闽北政和方言韵书<六音字典>入声调研究》(2011)、《明代闽北政和方言韵书<六音字典>上声调研究》(2011)、《明正德本<六音字典>“土音”研究(一):十六世纪初叶闽北政和方言土音考证》(2012)、《明正德本<六音字典>阳声韵的历史层次研究》(2012)、《明正德本<六音字典>“土音”研究(二):十六世纪初叶闽北政和方言土音考证》(2013)、《明清闽北方言韵书手抄本音系研究》(2014),将闽北语音的研究推进了一步。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深入探索五百年闽北政和方言语音的演变史,进一步论证了闽北“十五音”的声母系统,及“三十四韵母”的韵母系统。更为全面地展示了明清闽北方言的面貌,是我们划分闽北方言历史层次最可靠、最直接的依据。

二、以诗歌韵文等为主要资料的闽北语音研究情况

在韵书之外,依据闽北诗歌韵文及笔记小说等对闽北语音所作的研究,亦有所进展,刘晓南深入挖掘闽北的诗歌韵文材料,从闽北诗人用韵中表现出来的韵系上的一致性,论证闽北语音的特点,相关研究成果有:《南宋崇安二刘诗文用韵与闽北方言》(1998)穷尽考察宋代崇安人刘子翚、刘学箕祖孙二人的诗文用韵,认为二人用韵中阳平字的分化、鼻韵尾的混并、支鱼通押等特征是闽北方言的语音现象;《从宋代邵武文士用韵看历史上邵武方言的特点及归属》(2002)穷尽考察宋代邵武文士的用韵,从中归纳出11种反映方言现象的特殊韵例子,将其与宋代江西、福建文士用韵比较,结合现代方言,认为宋代邵武方言属于闽语之闽北次方言;《宋代福建诗人用韵所反映的十到十三世纪的闽方言若干特点》(1998)一文亦对闽北诗人的用韵特点有所论述。

三、以方言为主要资料的闽北语音研究情况

闽北属三省交界地区,区域内语言兼容性很强,方言资源十分丰富,吸引了全世界语言研究的目光。

早在19世纪时就已经有传教士对闽北地区的方言进行了研究,这些西洋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是研究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汉语方言自然口语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它们提供的自然口语的准确度是同时代其他文献资料不可比拟的”[1]。记录闽北地区方言语音的传教士著作有:《马可福音》(1898)、《马太福音》(1900)反映建阳土白、《雅各书》(1891)记录邵武方言。[2]秋谷裕幸《Gospel of Matthew,Kienyang Colloquialの音系》(1994)一文以《马太福音》为研究材料,分析其声韵调系统,并结合当代建阳方言语音,探讨了近100年来建阳音系的历史演变情况。

语音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既是一种沿着时间轴逐步完成的过程,亦是一个沿着空间轴逐渐扩散的过程。闽北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方言接触频繁,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密切。1.闽北语音与吴语的关系。闽北浦城是早期浙南移民最早进入的地方,从语音的空间扩散来说,闽北浦城的方言语音与吴语应有紧密的联系。李如龙《论闽语与吴语、客赣语的关系》(1999)从语音方面讨论了闽语,尤其是闽北语音与吴语的共同点,文章在潘悟云《温、处方方言与闽语》12条语音特点的基础上补充了3条:第1条,关于全浊声母的废存。吴语的边远点全浊声母已经清化,而闽语的边区则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全浊声母。这说明早期的吴语和闽语一定都有整套的全浊声母,晚近以来,吴语的边缘地区由于受到周边无浊音方言的影响而走上清化之路。而在闽北,全浊声母800前就已经清化了。第2条,温州等个别点的语音特点反映了吴闽语的共同点。第3条,关于语音结构特点。六朝时的吴语是闽语形成初期的源流之一;形成闽语的源流还有中古的北语;浙南吴语和闽东闽北的闽语之间兼有源流关系和渗透关系[3]。2.闽北语音与赣语的关系。李如龙《论闽语与吴语、客赣语的关系》(2001)指出闽北方言语音受到赣语的不少影响。

黄金文《方言接触与闽北方言演变》(2001)一书则运用方言分群及层次研究的方法,结合闽北语音现象:闽方言中古全浊声母清化,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部分中古全清声母闽北方言今有读浊音,在此基础上论证“浊音清化速率与送气类型不同的方言相互接触是闽北方言中全浊声母今读分歧的原因”,进而得出“闽北(或闽)方言属清化不送气类型、客赣方言属清化送气类型、而闽南方言又较闽北方言早一步清化,这些方言彼此接触造成闽方言四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是‘闽北原有反映’‘客赣方言层’‘闽南方言层’‘官话方言层’”。[4]《方言接触中的规律面向——从音变规律的“条件项”论闽北方言阳平乙调清化送气音》(2001)认为闽北方言阳平乙调清化送气是方言接触的显现,《“方言变体”的间的竞争——论闽北方言阳平乙调清化送气音》(2001)指出闽北地区阳平乙调不送气清音实际上是受闽南方言的影响。

闽北方言有许多独特的语音现象,这些语音现象对于认识闽北语音的发展演变历史,重建闽语原始面貌大有益处。1.来母S声现象。中古来母今读“S”声是闽北方言语音的重要区别特征,梅祖麟、罗杰瑞《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字》(1971)、李如龙《闽西北方言来母读-s的研究》(1988)、曾光平《闽西北“来”母读-s的再研究》(1987)、平田昌司《汉语闽北の来母S化现象》、丁启阵《论闽西北方言来母S声现象的起源》(2002)等对这一语音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梅祖麟、罗杰瑞二人是最早对闽北来母S声现象进行研究的,认为这种现象当是上古音的遗留。李如龙、曾光平、平田昌司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亦肯定了闽北来母S声现象是上古音遗留的表现。而丁启阵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闽北来母S声现象非上古遗留,乃是一种晚近时代公时音变造成的。2.弱化声母及第九调。闽北方言声调与中古声调的对应是非常不整齐的,这种特殊的语音现象引起语言学家纷纷加入讨论的队伍中,弱化声母及第九调成为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有:罗杰瑞《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塞擦音》(1986)、平田昌司《闽北方言“第九调”的性质》(1988)、王福堂《闽北方言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1994)、韩哲夫《闽北方言的调值与“弱化声母”的拟测》(2004)、Zel Handel《闽北方言的调值与“弱化声母”的拟测》(陈宝贤,译2004)、王洪君《也谈闽北方言的浊弱化声母:兼论原始语构拟如何鉴别和处理借用成分以及平等混合造成的无条件分化》(2012)。这些讨论促进了闽北方言在微观上更为深入的研究。

在闽方言中,闽北是方言分歧最大的地区,区域内主要以闽北方言为主,包括东片的建瓯、政和、松溪及西片的建阳、武夷山等地,因此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也多集中于此。1.建瓯方言语音的研究成果。目前所见最早对建瓯方言的研究材料,是Phillips Hugh Stowell的《The Kien-Ning romanaised dialects》(1904),该文论述了欧洲传教士学习研究建瓯方言的情况;建瓯方言的音系;建瓯方言和建阳方言的差异;浦城县方言的特殊性[5]。1957年黄典诚《建瓯方言初探》首次指出闽北方言的代表是建瓯方言,区别于福州话,这于建瓯方言研究的价值是巨大的,促进了之后对闽方言分区的讨论。潘渭水先生是研究闽北方言,尤其是建瓯方言的专家,发表了多篇关于建瓯方言语音的文章。其《建瓯话是闽北方言的代表》(1983)一文从语音、词汇两个方面分析了闽北建瓯方言的特点,指出“福州话不能作为闽北方言的代表,闽北方言的代表应该是建瓯话”[6];《我对确定建瓯方言调类之管见》(2007)明确了建瓯声调调类调型;《建瓯方言中的异读现象》一文对建瓯方言语音中的文白异读、词性异读、新老派异读等异读现象进行了整理分析;《福建建瓯“鸟语”探微》(1999)一文则对建瓯偏远地区的流行的特殊的“雙仔语”进行了分析,《建瓯方言语音在发展变化》(2007)将清乾隆至道光时期与抗战以来,特别是解放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建瓯方言在声、韵、调方面进行对比,认为建瓯方言语音在发展变化。潘先生的这些文章皆收入其研究著作《闽北方言研究》(2007)一书中。此外潘先生还与李如龙先生编撰了《建瓯方言词典》(1998),与林连通编撰了《建瓯话音档》(1998),这两部著作以详实的字例记录保存了建瓯方言的语音系统,对于建瓯方言语音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连金发《建瓯方言中的互竞韵母系统》(1998)以上古汉语的韵部为基础,详细探讨了古汉语韵部在当代建瓯方言语音中的流变。2.建阳方言语音的研究成果。建阳方言语音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罗杰瑞《福建建阳方言》是最早描写建阳方言语音的论文。此外,关于建阳方言语音的研究就几无专门的研究论文了。3.政和、松溪方言语音研究成果。秋谷裕幸《闽北语松溪方言同音字汇》(1993)详细描写了松溪的语音系统,为松溪方言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论据。李如龙《松溪政和方言的谐音变读》(1996)对松溪政和一代方言的连读音变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这种音变的性质是一种多音词的谐音变读,而不是以一定的语音环境或语法关系为条件的系统变读。罗杰瑞《福建政和话的支脂之三韵》(1988)从韵母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古支之脂三韵在政和方言中的分合情况。

邵武、光泽及顺昌部分地区的方言归属问题是有很大争议的。雷伯长《说邵武方言》(1984)认为邵武方言夹杂闽、客方言成分。罗杰瑞《邵武方言的归属》(1987)就邵武方言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由于邵武话在语音和词汇上的特殊之处,可以把邵武话看作西部闽语的一个次方言”[7]。张双庆、万波则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二人在《从邵武方言几个语言特点的性质看其归属》(1996)一文中详细分析了邵武方言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今读性质,知组声母的今读性质及其他语音词汇特点,指出邵武方言应属于赣语。龙安隆《福建邵将区方言语音研究》(2007)从方言接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邵武方言中包含的闽语成分、客赣方言成分。邵武方言入声十分特殊,熊正辉《光泽、邵武话里的古入声字》(1960),此文首次记录了邵将方言语音中特殊的入声现象,引起了后来学者对邵武方言入声的极大关注。之后陈章太《邵武方言的入声》(1983),陈忠敏《邵武方言入声化字的实质》(1993),栗华益《试析邵武、光泽方言的入声鼻音韵尾》(2012),龙安隆《福建邵武方言浊平入化的性质》(2010),《邵武方言小称变调质疑》(2011)等文先后深入探讨了邵武方言的入声。陈章太(1983)详细分析了邵武方言特殊的入声现象,即部分入声字有鼻音韵尾、舒声字促化。陈忠敏(1993)则对邵武方言入声现象的性质进行了讨论,认为其实质是一种“?”(声门塞音的表示符号)化“小称”形态。栗华益(2012)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指出邵武方言特殊的入声现象是受宋元时赣语的影响,进而在当代实现了入声韵尾演变趋同于赣语。龙安隆(2010)对邵武方言入声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邵武方言入声的性质与闽北方言“阳平甲”调有密切的关系,并指出舒声字读促声并非如他人认为的是受赣语的影响,而是闽语特征的反映[8]。此外陈章太《邵武方言的语音系统》(1984)对邵武方言语音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研究。郑晓峰《福建光泽方言》(2011)在对光泽方言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将其与周边闽语、赣语、客家话进行对比,揭示光泽方言的语音特点。冯爱珍《福建顺昌(城关)方言的连读变调》(1986)详细描写了顺昌城关话的连读变调情况。梁玉璋《洋口话语音系统》(1986)对顺昌洋口的声韵调进行了描写,认为洋口话应属于闽北方言,但带有闽西北方言的色彩。

位于闽北最北端的浦城,是福建的“北大门”,因其处于三省交界地区,方言呈现出南北的不同,北部主要为吴语区,郑张尚芳《浦城方言的南北分区》(1985)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证明了闽北浦城北部方言的吴语性质和南部方言的闽语性质,“浦城县城南浦镇以及北部十二个公社说的是吴语的浦城方言;南部的石陂、水北、濠村、山下、临江等五公社说的是闽北话的石陂水北方言”[9]。张双庆、郭必之《从石陂话“水类字”看南部吴语对闽北方言的影响》(2005)从“水类字”出发,论证了此类字的擦音化现象主要受到南部吴语的影响,在闽语中“水类字”通常为塞擦音,而吴语为擦音,从这个层面上指出石陂话中有吴语层[10]。罗杰瑞《石陂话的浊声母》(2000)则对石陂话的浊声母受到吴语的影响的观点提出质疑。秋谷裕幸《福建石陂方言音系》(2004)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石陂进行全面描写,整理出石陂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和音韵特点,并列出同音字汇。沈瑞清《闽北方言语音性质研究——以石陂方言为例》(2012)、《闽北石陂方言声调的音系表达——兼论其“清浊对立”的语音性质》(2014)两篇文章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石陂方言的声调进行了研究。

在方言地理学上,被另一种方言包围的方言我们称其为“方言岛”。闽北方言纷繁复杂,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存在大小不一的“方言岛”,这些“方言岛”特殊的语音系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目前闽北地区的方言岛主要有两个:一是南平的北方方言岛;一是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学界对闽北“方言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平的北方方言岛。苏华《福建南平方言同音字汇》(1994)对南平北方方言岛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描写,这于濒临消亡的语言来说是有巨大价值的;李如龙《闽语研究》一书有专节论述南平北方方言岛的语音特点;此外对南平方言的研究还有秋谷裕幸《福建南平王台方言归属》(2010)。顺昌埔上闽南方言岛目前学界鲜有关注,李如龙《闽语研究》一书中对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的语音特点介绍。

除以上研究成果外,南平市各个县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撰出版的市方言志和县方言志对闽北地区的方言语音有较全面的归纳与描写。如《建瓯县方言志》(1994),《建阳县方言志》(1994),《松溪县方言志》(1994),《政和县方言志》(1994),《武夷山市方言志》(1994),《浦城县方言志》(1994),《顺畅县方言志》(1994),《南平市方言志》(1994),《邵武市方言志》(1993),《光泽县方言志》(1994)。

四、以音注为主要资料的闽北语音研究情况

经籍中的音注是研究语音的重要材料,闽北音注研究是闽北语音研究及闽北方言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管窥闽北语音的特点,为闽北语音史及方言史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目前学界对闽北音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吴棫、朱熹二人。邵荣芬、赖江基等人重新认识吴棫《韵补》的价值,以其古韵分部为基础,结合闽北方言,论证了《韵补》与闽北语音的联系,分析了《韵补》所体现的闽北语音的特点,相关研究成果有:邵荣芬《吴棫<韵补>和宋代闽北建瓯方音》(1995),赖江基《吴棫所分古韵考》(1986)。刘晓南系统分析了朱熹“叶音”及“叶音”与闽语、闽北语音的关系,写了一系列论文:《朱熹与闽方言》(2001),《朱熹诗经楚辞叶音中的闽音声母》(2002),《论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根据及其价值》(2003),《朱熹叶音本意考》(2004)。此外,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003)还广泛收集整理笔记小说等材料,分析了闽语音的一些现象,其中亦有对闽北语音进行讨论的。据文献考证,目前闽北人对经籍的注释中含有音注的除吴棫、朱熹二人之外,还有建阳熊刚大的《性理群书句解》,建阳蔡沈《书经集传》,邵武严粲《诗缉》。这些音注材料中的切语和直音大多是注家自我之意,能较好地反映出注家的语音思想及当时的实际语音。对此类音注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主要有:王曦《宋代福建音释研究》(2001),《<性理群书句解>与南宋闽方言》(2008),刘红花《<诗缉>音注泥娘分立》(2009)。

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决定了研究工作的任重道远,层出不穷的问题需要去讨论、研究,正如陈泽平所说的“我们对汉语的奥秘、语言的奥秘知道得还那么少,应该研究并且可以研究的课题肯定很多。”[11]

闽北语音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但与闽南、闽东的语音研究比较而言,闽北语音的研究起步稍晚,研究成果也相对少。纵观近百年的研究历史,可以看出闽北语音的研究呈现出冷热不均的情况,相对于建瓯、邵武、石陂而言,闽北其他地区的语音研究十分贫瘠。同时对闽北语音的研究中单个地区的语音研究尚可,但缺乏整体比较研究,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不足。闽语语音极其复杂,闽北语音尤甚,蕴藏着丰厚的历史研究价值,值得重视。

[1]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45—255.

[2]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2:254—255.

[3]潘悟云.温、处方言和闽语[J].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1995(1).

[4]黄金文.方言接触与闽北方言演变[M].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1.

[5]秋谷裕幸.闽北三县市方言研究[M].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8.

[6]潘渭水.闽北方言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163.

[7]罗杰瑞.邵武方言的归属[J].方言,1987(2):112.

[8]龙安隆.福建邵武方言浊平入化的性质[J].方言,2010(4).

[9]郑张尚芳.福州方言的结构与演变[J].方言,1985(1):39.

[10]张双庆,郭必之.从石陂话“水类字”看南部吴语对闽北方言的影响[J].方言,2005(3).

[11]陈泽平.福州方言的结构与演变·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陈果)

A Reviewing Research on Minbin Dialect over the Resent Hundred Years

XIE Jiann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Wuyi University,Wuyishan,Fujian 354300)

Min dialect is extremely complex,especially the Minbin dialect,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research value,worthy of attention.There are different important findings about North Fujian Dialect in its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with different research materials、research methods,which are in complete accord with time.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the rhyme books、poetry rhyme、dialect and on dynasty。

Minbin dialect;rhyme books;oetry rhyme;dialect;dynasty

H177.1

A

1674-2109(2016)08-0005-05

2016-03-29

福建省社科联项目(FJ2015C189);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科一般项目(JAS14301);武夷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青年专项社科类)(XQ201310S)。

谢建娘(1984-),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方言学、音韵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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