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长 顺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宋代《史记》接受之文章学价值

王 长 顺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宋代文章学深入发展并形成体系，《史记》作为为文经典，在宋代文章学方面得以接受并有着重要价值。司马迁“养气”成文者修养之范，《史记》成文章阅读之典、文章风格之尚、行文方法之楷、学习作文之范。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宋代；文章学

作为中国文化史、史学史、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之一，《史记》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来愈得到重视。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 2738尽管多是从史学角度论说，然“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都已经涉及《史记》作为“文章”的特征。到了唐代，韩愈论柳宗元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2]5124。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自己的文章“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3]543。“雄深雅健”“洁”都应当属于文章风格。到了宋代，文章批评深入发展，文章学成立，司马迁《史记》通过文章学构建得以接受。

宋代是文章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式提出“文章之学”的，是在吕祖谦和朱熹选辑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言语的《近思录》中。其中辑录程颐的话：“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存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将“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相并列，专做一门学问。这一时期的文章学，基本上形成了包括“作家修养论”“认题立意论”“文体论”“篇章结构论”“行文方法论”“修辞论”“句法论”“字法论”“风格审美论”等方面内涵的体系。[4]

《史记》既是史学经典，又是文章学经典，在汉唐都有了较为广泛的接受。宋代文章学深入发展并形成体系，使得司马迁及其《史记》在文章学方面得以接受并具重要价值。

一、文者修养：司马迁成“养气”之范，《史记》为读书之典

古人认为，养气是为文之本，强调养气的重要性。宋人在文章学论著中论及司马迁养气对于文章的影响。张镃《仕学规范·作文》云：“人当先养其气，气全则精神全。其为文则刚而敏，治事则有果断，所谓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气。班固之文可谓新美，然体格和顺，无太史公之严。近世孙明复及徂徕公之文，虽不若欧阳之丰富新美，然自严毅可畏。”*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一，宋刻本。在张镃看来，文章作者“气全”则为文“刚而敏”，司马迁有严毅之气，故文章有严毅之风，成为人们做文章的楷范。

宋人在文章学著作中认为游历、交游是养气的方式，能够影响到文章风格，司马迁之《史记》“疏荡”“有奇气”，乃是其游历名山大川、与豪杰交游的结果。王正德《余师录》录晁补之语云：“文者，气之形，太史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游，故其文章疏荡，颇有奇气，然未尝役意学为如此之文也。气充乎其中，而动乎其言也。比颜鲁公性忠烈，故虽字书亦刚劲，类其为人，皆未可求之笔墨蹊径间也。”*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认为游历、交游能“养气”，使文章有“奇气”。他还录张芸叟之语曰：“司马迁年二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郊、过梁楚，西使巴蜀。天下靡所不至，晚年方敢论次前世之事，著书成文，地理、古今治忽，无所不总。故学者居一室之内，守简策、胶旧闻、任独见，以决天下事，鲜有不谬者。”*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认为游览、讲业的经历让司马迁著书成文“古今治忽，无所不总”。苏辙认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作者为文“气”充乎其胸而“不自知”，自然“见乎其文”。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宋代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四部丛刊》本《栾城集》。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广交豪杰，经历丰富，见多识广，遂有“奇气”，行于文则有“疏荡”之气。

宋人认为，司马迁胸中有侠气，作传则“分外精神”。楼昉《过庭录·史公有侠义》云：“太史公作苏秦、张仪、范雎、荆轲传分外精神，盖子长胸中有许多侠气，所谓爬着他痒处，若使之作董仲舒等传，则必不逮，以其非当行也。”*宋代楼昉《过庭录》，见《说郛》卷四十九，涵芬楼本。说明作者胸中之“气”影响文章风格。

读书是做文章的前提和基础，宋代文章学把读《史记》作为学习文章的主要范本。朱熹《朱子类语·论文》：“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去老僧头去。”*宋代朱熹《朱子类语·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明读《史记》对于写文章非常重要。通过读《史记》，可悟为文之道。如张镃《仕学规范·作文》云：“某少读《货殖传》，见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遂悟为学法。盖学能知人所不能知，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为善矣。”*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一，宋刻本。熟读《史记》，方能提高文章写作水平。王正德《余师录·曾子固》云：

《逸事》云：“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他书，熟读《史记》两三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还强调为文以司马迁《史记》为源头，《余师录·韩退之》云：

《答洪驹父书》云：“凡为文须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每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同上。

在宋代，读《史记》、诵《史记》成为首选。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诵书》引东莱先生曰：“先择《史记》《汉书》《文选》、韩、柳、欧、苏、曾、王(介甫)、陈(无己)、张(文潜)，虽不能遍读，且择其易见、世人所爱者诵之。”*宋代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卷一，浙江书局本。当然，读《史记》可以与其他史书相出入。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合诵》引柳子厚语曰：“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语《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榖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读《史记》可以丰富为文经验。

总之，就文章作者修养而言，司马迁成为宋代文章学“养气”的典范，《史记》也被认为是提升文章作者素养的阅读典范。

二、文之风格：《史记》为其尚

文风是指文章格调，也指文章风尚。宋代文章学著作中，以《史记》为风格向标，对写作者提出要求。

朱熹认为，文章风格要如司马迁《史记》一样自然流畅。《朱子类语·论文》：

问《离骚》《卜居》篇内字。曰：“字义从来晓不得，但以意看可见。如‘突梯滑稽’，只是软熟迎逢，随人倒，随人起底意思。如这般文字，更无些小窒碍。想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林艾轩尝云：‘班固、扬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今看来是如此。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这也须是敏，须是会说得通畅。如古者或以言扬，说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就纸上做。如就纸上做，则班、扬便不如已前文字。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宋代朱熹《朱子类语·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意思是说作文字句应当如同言语说出，自然流畅，避免晦涩难懂。他还论及《史记》文风雄健：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老苏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实。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比之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更实。到杜钦、谷永书，又太弱无归宿了。匡衡书多有好处，汉明经中皆不似此。*同上。

汉代前期文风雄健，司马迁《史记》文风有战国气象，文字雄健。

司马迁《史记》“风雅”的文风在汉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宋代文章家也有论及。王正德《余师录》录柳子厚《西汉文类序》云：“商周之前，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马迁“风雅”之风对天子、公卿大夫、庶人都受到影响，对此，宋人也十分认同。

《史记》的语言风格，宋人文章学著作有评点，认为《史记》“意深言缓”“事繁言简”。张镃《仕学规范·作文》 说：“《史记》，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义也。”*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二，宋刻本。司马迁文独特性风格成为宋代文章楷模和为文风尚。学文为文当如司马迁一样“能自树立、不因循”。

司马迁《史记》文风高简，学文者喜欢阅读。王正德《余师录·李翱》：

《答皇甫湜书》：“仆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词鄙浅，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徳，使后之观者文采不及周汉之书。仆以为西汉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达大度，东汉所不及。其余唯文、宣二帝为优，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东汉明、章两帝。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工(功)，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详也。足下读范蔚宗《汉书》、陈寿《三国志》、王隐《晋书》，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书之温习哉？故温习者，事迹彰；而罕读者，事迹晦。读之疏数，在词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圣明继于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蔚宗、陈寿所为，况足拟望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样的文风使“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学习作文的人不仅经常温习熟读，而且以之为习文榜样，并希望后世为文也应当似司马迁文。

在宋代文章学领域里，司马迁笔力豪放，语言激壮顿挫也得到认可，“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的风格得到肯定。楼昉《过庭录·太史公笔》云：“太史公笔力豪放，而语激壮顿挫，如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等语，皆切近端的。赞尤奇，《屈原贾谊》《荆轲》两赞，当为第一，读之，使人鼓舞痛快而继之以泫然泣下也。韩退之《毛颖传》可继其后。”*宋代楼昉《过庭录》，见《说郛》卷四十九，涵芬楼本。

宋人还通过《史记》“本纪”中的诏令考察文风变化。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四云：“《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去先秦古书不远，后世不能及。至《孝武纪》诏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四，宋刻本。

总之，司马迁《史记》“雄健”“风雅”“高简”的文风成为宋代文章学的文风典范；笔力“豪放”、语言“激壮顿挫”的风格得到文章学家的认可。所以说，司马迁《史记》成宋代文风之尚，就是其对于宋代文章学的价值所在。

三、行文之法：《史记》为其楷

在宋代，司马迁的行文方法得到了认可和评价，影响到文章学的文法论。楼昉在《崇古文诀评文》中对《太史公自序》评价说：“(司马迁)家世源流，论著本末，备见于此。篇终自叙处文字，反覆委折，有开阖变化之妙，尤宜玩味。”*宋代楼昉《崇古文诀评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评《报任安书》时又说：“(司马迁)反覆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读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看得豪气犹未尽除。”*同上。“反覆委折”“开阖变化”行文手法所产生的效果得到了肯定。司马迁《史记》行文时文、理、义兼顾，是宋人文章学行文之法的楷模。王正德《余师录·李翱》有云：

《答朱载言书》：“《六经》之后，百家之言与(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就要求文章不仅要“义深”“理当”，还应当“词工”。

文章学对《史记》“转多之法”也有论及。陈模《怀古录》：“诚斋云：‘作文贵转多。《孟子》答陈相、《史记·伯夷传》、子由《上刘原父书》，皆有此法。’”说明作文应当转益多师。

司马迁《史记》用简要叙事表达判断和评价的文法，也得到了宋人的重视。陈模《怀古录》云：

马迁诸赞，不特是文之(字)高，见识也高，如赞不疑云：“塞侯微巧。”赞叔孙通曰：“(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又论申、韩：“皆出于老子《道德》之意。”皆是表然独见，此如《春秋》之笔，篇词之间，他人便可将此起一篇之议论。……前辈言，马迁作《管仲传》只载与鲍叔结交一二事，《晏子传》只载越石父一二事，《孟子传》只载邹衍、淳于髡诸子大言无当等事，却隐然形容得孟子好。《封禅书》但言“余从祭天地”，具载其所见如此，盖“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有司存”。所以形容武帝惑溺者自见。《西南夷列传》只详载张骞、唐蒙、司马相如等事，而所以形容武帝经理西夷者亦自见，其所以为高。……所以作史大段要识。*宋代陈模《怀古录》，明抄本。

此外，《史记》赞语“一两句冷说缴起”的方法，得到后世继承。陈模《怀古录》有云：

《史记》诸赞，初看时若甚散漫，后面忽将一两句冷说缴起。如《王翦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又云：“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云云，“彼各有所短也”。赞虞卿云：“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夫)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此等最有意味。此是放(于)去收来处。…… 全得迁《史》气象。(班)彪亦有。如赞成帝云：“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兄弟父子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皆是闲话引起，却换话头开拓说。欧阳公《唐书》诸《帝纪赞》，故是文字好，然尽是粘住说，缺少脱洒气象。*同上。

司马迁《史记》注重“减字”也成为后世作文之法。 陈模《怀古录》云：“文字不可使古书全句，需着与他添减，或转几字方是。贾谊《新书》四十余篇，被马迁纽聚意思，自作一篇括了，王禹偁作《东都事略》，每于传中只详叙官爵，历任官无发越，惟于《东坡传》，把《万言书》融减，自作一段，不用其辞，而用其意，却得作史之法。马迁八(十)《书》笔《万言书》似觉中间文气略索处了。”*同上。

宋人文章学还通过班马比较来说明为文“疏爽”与“密塞”之法。陈模《怀古录》：

班固《赞》引《过秦论》，马迁亦引。但是班固内中略改了数字，皆不及马迁者。优劣只此可见。前辈言，马迁载孝文时，“廪廪改正服(朔服色) 封禅矣，谦谦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此无限意味。而班固乃言：“断狱数百，几致(到)刑措。呜呼仁哉。”便都书了。马迁纪二千四百(年)事，止此五十余万言。班固只纪二百余(年)事，却八十余万言。要之却不可如此论。盖当马迁之时，前古圣贤多无可稽考处，又遭焚(文)书之后，只据金匮石室所藏，与耳目所及搜究者而为之，所以有详有略。而班固纪汉事，则汉事璨然在目可考，有不容略者。班固故有不及马迁者，却非以辞之多寡论。晦翁曰：“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使固书而能如迁之疏爽，则辞虽多亦奚害？*宋代陈模《怀古录》，明抄本。

《史记》之为文有“多而少之”“少而多之”之法，不一定“但知当减字”。陈模《怀古录》：

今之言作古文者，但知当减字，其实非也。古人为文，有多而少之者，有少而多之者。刘元城曰：“马迁叙相如、卓文君事，费数百辞。若以别人为之，则不过曰：‘少尝私窃卓氏以逃。’殊不知作史之体当如此。”又论《新唐书进表》云：“其事则多于前，其文则减/灭于书”以为不足于《新唐书》者，正坐此两句。盖有不容于不多者，亦有不容于不少者，但看用之如何耳。马迁传平原君使楚，毛遂愿行。君曰：“先生处胜门之下几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处胜门之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又传鲁仲连：“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及见衍，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洪容斋批云：“是此等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天下之至文也。”若以今人减字法律之，则平原君当减云：“先生处胜门之下亦久矣，而左右无所称，愿留。”鲁仲连当减云：“吾观处围城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先生之玉貌独不然。”如此则不特文气尔然不足道，且不见得当时反复抵拒毛遂及谆谆然称先生而尊崇仲连等气象。此则不容于不多者也。孟子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一段，许多事只将“若此”两字括之，若更重叙述，则不胜费辞，且无意味。又如《尚书》“如岱礼”、“如西礼”，文意亦足，不必重出。则此不容于不减者也。*同上。

宋人承认《史记》辩证有度之法。陈模《怀古录》：

《史记》、韩文疑辞从死处下，决辞从活处下，如《滕王阁记》“闻所未滕王阁者”，乃仿(放)《檀弓》“鲁人有(颜阖)(周丰)也者”，下“者”字之类是矣。三代以前下疑辞，后世下决辞，如此自然与人不同。*同上。

另外，宋代文章序语、结语皆模仿《史记》。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文字序语结语》有云：

《尚书》诸序初总为一篇，《毛诗序》亦然，《史记》有《自序》，《西汉书·扬雄传》通载《法言》诸序，仿此也。其曰：“作《五帝本纪》第一”、“作《夏本纪》第二”、“撰《学行》”、“撰《吾子》”之类，与“作《尧典》”、“作《舜典》”之义同，盖序语也。韩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庵《考异》谓：“古书篇题多在后，荀子诸赋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题不应复出。”以愚观之，此乃结语，非篇题也。其文意以为适丁民有物怪之时。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记·河渠书》末云：“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退之正祖此。又《送窦平序》末亦云：“昌黎韩愈嘉赵南海之能得人，壮从事之答于知已，不惮行于远也。又乐贻周之爱其族叔父，能合文辞以宠荣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后人沿袭者甚多，如李习之《高愍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于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卫》云：“作《原十六卫》。”贾同《责荀》云：“故作《责荀》以示来者。”孙复《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闵习》云：“作《闵习》。”岂皆篇题之谓哉？*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明万历绣水沈氏刊本。

司马迁《史记》诸赞“语简而含蓄”，“咀嚼有味”之法得到赏识。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贾谊传赞》云：“曩见曹器远侍郎称止斋最爱《史记》诸传赞，如《贾谊传赞》，尤喜为人诵之。盖语简而意含蓄，咀嚼尽有味也。”*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四，明万历绣水沈氏刊本。

“论”类文应当如司马迁文一样要有“论骨”、要“断当”，陈模《怀古录》云“老苏《喾(帝)(妃)论》云：‘迁之说出于疑《诗》,而郑之说又出于信迁矣。’疑《诗》信《史》，便是一篇议论之骨。作文论须要如此有骨，方断当得到。”*宋代陈模《怀古录》，明抄本。“议论要断当,句法要典实。西汉文章多典实，仲舒《三策》句句多可出题。又如马迁《报任少卿书》‘修身者智之符也’之类是也。是之谓立言。”*同上。“论”类文章要像司马迁文一样要突出论点，并有明确的论断。

四、学习作文：《史记》为其楷

宋人作文注重学习前人，司马迁《史记》成为学习的楷模。朱熹《朱子类语·论文》云：

“《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问后山 学《史记》。曰：“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然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又曰：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去，没收煞。*宋代朱熹《朱子类语·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还说：“柳子厚文有所模仿者极精，如自解诸书，是仿司马迁与任安书。刘原父作文便有所仿。”*同上。说明柳宗元的文章有模仿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痕迹。王正德《余师录·黄庭坚》有云：“欧阳公谓退之为《樊宗师志》，便似樊文，其始出于司马子长为《长卿传》如其文，惟其过之，故兼之也。”*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认为韩愈文也似司马迁文，他说：

退之《进学解》云：“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此退之作文法也。“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必钩其玄。”是亦学文术也。*同上。

王正德还录陈长文语评论范晔文章也得益于司马迁文。他说：“范蔚宗《黄宪传》最佳。宪初无事迹，蔚宗直以语言模写叔度，形容体段，使后人见之，此最妙处。其他传即冯衍、马援胜。盖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觉此传不同。以此知班固前书之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马相如、贾谊、董仲舒、晁错、刘向诸人文字作底草尔。”*同上。他还借唐子西的话说明学文当学司马迁：

唐庚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业。”*同上。

他还录范元实语，说明学作文应当“造其妙”：

范元实《诗眼》云：“时曾子固曰：‘司马迁学《庄子》，班固学左氏，班、马之优劣，即庄、左之优劣也。’公又曰：‘司马迁学《庄子》，既造其妙；班固学左氏，未造其妙也。然《庄子》多寓言，驾空为文章，左氏皆书事实，而文词不减《庄子》，则左氏为难。’子固亦以为然。”*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人在文章评点时，认为苏轼为文多似司马迁。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表忠观碑〉》云：

潘子真云：“东坡作《表忠观碑》，王荆公寘坐隅，叶致远、杨德逢二人在坐。有客问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绝似西汉。’坐客叹誉不已。公笑曰：‘西汉谁人可拟？’德逢对曰：‘王褒盖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复曰：‘司马相如、扬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赋《子虚》《大人》洎《喻蜀文》《封禅书》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论语》，未见其叙事典赡若此也，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坐客又从而赞之。公曰：‘毕竟似子长何语？’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也。’”*宋代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明刊本。

周密《浩然斋雅谈评文》也论及苏轼用语多来自于《史记》。

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妇”，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则如《神女赋》。所谓以文为戏者。*宋代周密《浩然斋雅谈评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罗大经《鹤林玉露》论及苏轼作文模仿司马迁。

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伯夷传》，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语设问，谓夫子称其不怨，而《采薇》之诗，犹若未免怨何也？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遍观古今操行不轨者多富乐。公正发愤者，每遇祸，是以不免于怨也。虽然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其轻在彼，况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伯夷颜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则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赋》因客吹箫而有怨慕之声，以此漫问，谓举酒相属，凌万顷之茫，可谓至乐，而箫声乃若哀怨何也？盖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终归于安在，况吾与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须臾，宜其托遗响而悲也。虽然自其变者而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必羡长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风山月用之无尽，此天下之至乐。于是洗盏更酌，而向之感慨，风休冰释矣。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明刊本。

宋代文章学著作论及唐人、宋人作文有的模仿司马迁《史记》，有的用语多出自《史记》，可见《史记》在当时成为作文典范。

文章学著作评价后世文章句法祖《史记》。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韩柳文法祖〈史记〉》云：

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鬛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罾；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子厚《游黄溪记》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明万历绣水沈氏刊本。

总之，司马迁《史记》在宋代得以接受，其文章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作者修养、文之风格、为文之法、学文之法等都予以学习借鉴，成为宋代文章学体系的重要素材。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 祝尚书.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00-109.

【责任编辑朱正平】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13-0058-07

收稿日期：2016-06-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唐代碑志文的文章学研究——以陕西出土碑志文献为重点的考察(13YJA751045)

作者简介：王长顺(1969—)，男，陕西乾县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唐宋文章学研究。

The Accepted Value in Learning of Essay Writing about Historical Records in Song Dynasty

WANG Chang-shu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Learning of essay writing was fully developed and formed a kind of system in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Records as the classic was able to be accepted and had its important value in Song Dynasty.Sima Qian’s “Yangqi” is as the model for author’s self-cultivation. Hence, Historical Records was as the model in reading, in style, in writing method and in learning.

Key words: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Song Dynasty; learning of essay writing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