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太文

（公安海警学院 基础部，浙江 宁波 315801）

清代浙江南田诸岛的封禁与展复

祝太文

（公安海警学院 基础部，浙江 宁波 315801）

清初，清廷为困扼东南沿海反抗势力，实施迁界封岛的海防措施，南田诸岛也在封禁之列。东南海疆荡平之后，沿海岛屿陆续展复，而清廷对南田诸岛的弛禁却相当谨慎。清廷内部对封禁还是展复争议不断，历经乾隆间展复的讨论、嘉道间弛禁再议、同光间复议开禁。讨论的结果是，乾隆朝明令严禁、严杜官民请开，道光朝立碑示禁、设官置兵防偷越，光绪朝复议开禁、设局招垦。清代南田诸岛的长期封禁与最后展复，与清代各个时期海防形势的变化，以及清廷的海防认识密切相关。

清代；南田诸岛；封禁；展复

浙江沿海岛屿多为大陆山脉的余绪，海岛基本上都由山构成，故过去方志往往称某岛为某山，封禁的岛屿也就多称禁山。南田岛及其周边一百多个大小岛屿，“孤悬大海，直接外洋，距宁波府属之象山县，并台州府属宁海县洋面五六十里至数百里不等，内有三十余岙，外有平沙，”常以南田或南田山来泛指。[1]其东南西三面距海，北面仅隔一港与石浦相邻。南田地处宁波和台州之间，是宁台重要的海防屏障，清廷在此采取的海防措施主要是封禁。围绕清代南田封禁与展复的讨论与实施，可体察清廷封禁海岛的海防意图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1 清初南田诸岛的封禁

清初禁海与迁界是海禁中两项重要措施，制造隔离海陆的无人地带，阻断岛陆之间的联系，迁界使众多沿海岛屿及大陆沿岸成为民人不得随意进入的禁地。明清之交，南田是明鲁王将领张名振、张煌言的重要屯军垦殖的基地之一，成为清廷在浙所要封锁的重点区域。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发布禁海令，次年浙江开始实施迁界。顺治十八年（1661），浙江全面实行迁海政策，尤其“以宁、台、温三府边海居民迁内地。”[2]而南田自明洪武二十年（1387）汤和“迁徙其民，遂空其地”以后，至清初也就一直是封禁迁弃之地。

康熙三年（1664），浙江洋面肃清，沿海形势有所好转。康熙八年清廷准予沿海居民在“附近海疆”进行撤桩展界复业，但南田诸岛并没有解禁。[3]时福建沿海的郑氏势力仍活跃在东南沿海，康熙十一年（1672）清廷重申迁界令，“居住海岛民人概令迁移内地，”南田在此次迁界行动中，仅存的潜往搭棚居住、偷垦、渔樵的民众又被驱赶净尽。[4]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平定，次年清廷明令“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5]册5:224沿海开始大规模展复，清廷还派钦差大臣至浙江等沿海省份巡察处理展复事宜，清代海禁政策的实施暂告一段落。不过随着舟山、玉环诸岛的渐次展复，南田则仍属禁地。由于南田位置具有屏蔽宁海、象山，侧卫台州、宁波的作用，清廷以事涉沿海要地，事关海防的缘由，对南田的展复很是谨慎。

2 乾隆间展复南田的讨论

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全省旱灾，御史欧阳正焕奏请以“宁波府属之南田岙，请召民开垦，以工代赈”舒缓灾情。乾隆帝不了解南田具体情况，让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详悉查明，如或可行，自属与民有益，若实在有难于办理之处，亦即据实奏闻。”[5]册14:357喀尔吉善细查后认为：其地易受洋匪剽劫，招垦也难保垦民安分不为盗匪、不私贩济匪；地少水缺，收成不多；沙涂平坦难以设险防守，设官驻兵所费该地又入不敷出；该地自明初封禁“迄今四百余年，民人屡请开垦，历任督抚委勘，利少害多，是以未允；”所以南田“应禁而不应开。”[5]册14:395

乾隆帝令军机大臣、御史欧阳正焕等一起讨论喀尔吉善的报告，欧阳正焕针对喀尔吉善所说提出不同的看法：在浙江听闻“南田岙可垦之土甚多”；垦民定居之后也就会转化为土著；兴修水利本属于农功之事；“安营设汛又国制之自然”，既然道途平坦不易防守，招垦也不至于聚民为奸；玉环、舟山等处未垦之前，“固犹今之南田岙耳”；只要“地方官以身任事，自于民生有裨”；而“今该督抚亦称宜禁而不宜开，则原非无阡陌之利可知”。军机大臣们认为，欧阳正焕所说虽然是细访得来的传闻，但是很有见地，也认为“方今生齿日繁，地无遗利，况南田近在内洋，与海疆无关，自可听民开垦。”不过，军机大臣们最终还是认为南田“自明初封禁至今已阅四百余年，即前督臣李卫奏请开垦玉环、舟山二处。而此独未经讲求者，亦必确有不便之处。”所以建议继续封禁。[5]册14:395于是这次展复南田的讨论就此偃旗息鼓。

乾隆四十、五十年间又有民人迭次详请展复耕种。[6]卷39:113而屡次提请、反复讨论，耗费政府太多的精力，而每次讨论的结果都认为最好继续封禁。清廷由此认为，再议南田展复已经没有意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户部奏准：“浙江象山县大小南田、樊岙、鹁鸽头、大佛头、大月岙、箬鱼头等处孤悬海外，直接大洋。外则支港繁多，内则岛岙丛杂。自前明久经封禁。嗣后，如有妄生觊觎，以开垦为辞混行呈请者，从重治罪。”[7]卷166以往沿海岛屿的封禁，是依例封禁，而南田封禁至此却有了明文法律，且还成为了重提展复的禁地。

乾隆帝在处理海岛封禁问题时，将例禁与现实结合，对遣返原籍代价过大的就追认允许居住，宣扬朝廷的宽厚仁泽，但要求严格稽查编组保甲管理。乾隆五十五年（1790），闽浙总督伍拉纳报告：“浙江所属岛屿五百六十一处，多有民人居住”，“已成市肆，不便概行焚毁驱逐”。乾隆帝指示：“所有各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久已遵行外，其余均着仍旧居住，免其驱逐”，零星散户、渔户也“听其居住”，但要“实力稽查，编列保甲”，“如有盗匪混入及窝藏为匪者，一经查出，即将该犯所住寮房概行烧毁，俾知儆惧”。而渔船出入口岸则务必严格管理、盘诘可疑、获盗匪。“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认真稽察，盗风自可永戢。”[5]册26:292乾隆五十九年（1894），查得：浙江嘉兴、宁波、台州、温州四府并玉环厅所辖各岛，“向有居民准其居住者，一百十有七处”。新准许居住的十处：原属封禁的太平、乐清二县所辖之柳机山等七处，准照旧居住；原四百六处无居民海岛中，玉环厅所辖之石板淀等三处。同时要求“一律编甲稽查，毋许再有增添，”“渔汛时，暂行搭寮二十七处，事毕即令拆逐，毋使稍有容留。”原属封禁的象山县所辖之南田山等四处继续封禁，偷越的垦民则全部遣归原籍。[8]7756

3 嘉道间南田弛禁再议

嘉庆六年（1801），清廷“责令沿海巡洋员弁，实力稽查，毋致勾藏为匪”，倘若稽查不严致有勾引洋盗藏匿情况的，“将沿海巡洋各员降三级调用，提督、总兵降一级留任。如沿海巡洋各员知情贿纵者，革职提问，提督、总兵降一级调用。”还规定山东、浙江两省海岛居民，除不许增添房屋外，不许容留洋盗。[7]卷630南田地方长期封禁，潜往私垦的日益增多，匪徒也匿迹其间，而且封禁“不特弃地，且恐召敌，海通以后洋艘梭织，泊风汲水，随地觊觎，沿海岛屿将无宁宇”。[8]7499道光二年（1822）五月，经闽浙总督庆保的奏请，道光帝将查勘南田，做个经久无弊的处理，作为“必应办理之事”交代浙江办理。[4]册33:634浙江巡抚帅承瀛受命后，委任宁波知府督同委员前去复行查勘，并檄令属吏讨论南田是否应当继续封禁。

浙江西塘海防同知吕璜，从南田弛禁的历史争议和南田的海防地位等方面出发，认为南田应该弛禁，并提出了他的理由：雍乾时南田未予开禁，是当时“潜垦之民无多”，而“今则生齿繁盛，旷土无余”，而且“海中诸岛殆无有草莱不辟者，有禁之名无禁之实，非仅南田为然”。至于垦民为匪盗问题，其实“小民怵于为匪”，只是出于生计而偷垦，只有“台州不逞之徒，伺其刈获，则胁而夺之，劫杀相寻，弱肉强食，其有待于抚绥”，但只要“使山皆有主，民皆有籍，则外来之游惰自不能容”。所谓“畸零散碎，无险可守”其实不是问题，就是“内地之村落，亦多相距数里数十里者，一旦有警未必遂能相救。且海岛边裔恐盗贼负以为固，正幸其无险可守耳”。而“舟山、玉环之泥涂足以胶舟，不若南田之土实，易以致寇”，“然传不云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嘉靖三十八年以前，倭固尝屡据舟山以拒官兵矣，安在泥涂之不能越乎？”公帑开支上，有籍田升课和鱼盐之利，“虽有不足，亦不致重糜国帑”。他建议“援玉环故事以绥辑之”，“宁台两郡之同知可以拣员移驻，象协陆路之兵弁可以量为分拨，仓库建于石浦，不必更筑城也。余山可作屯田，随处可设汛也。同知官廨有石浦守备之旧署可因，都司官廨有昌国现居之旧署可用。或移而建之，或变价以新之，皆所甚便”。他指出南田展复可造就如同舟山屏蔽浙江、玉环屏蔽温台一样屏蔽浙东一方，还可促进该地人文发展。为此他主张南田应该弛禁。[6]卷39:110-112

浙江按察使朱桂桢于道光二年（1822）七月间实地查勘南田后，根据“岛小地窄，不能多聚人丁，亦不能多种田亩”，“开田已有一万六千七百余亩，人众已有六千四百余丁”；垦户“皆系无业贫民，临海、黄岩县人居其大半，温州平阳居十之二三，象山虽附近，转不过百余人。有祖孙、父子数世在山开垦者，有三四十年、二三十年不等者，皆携有家室，间有不带眷属者，皆依栖南田山内耕种，所以近年来开田渐广”；盗匪主要是“外来游棍，每于秋收后聚集匪徒，肆行强割，穷民甚以为苦，因在封禁山内私垦，有干例禁，不敢控官究治”等情况，结合“地处海疆，久经封禁，必须统观形势，扼其要隘，庶防守严密，而后安顿穷民，始非苟且姑息之谋”的要求，根据南田海防地理形势，他建议金漆门、长山嘴、大南田、黎头山、林门岙、林门高、林门大湾、蟹礁头、鹁鸪头等冲要处置兵，以达声势联络内外防维效果。文员则“应请移驻同知一员，作为南田海疆直隶同知，管理地方”。管理上“石浦应归南田管理”，“严游棍以安穷民”，“地亩应行丈量报部升科”，“私煎应酌拟官收”等。[9]

同年十一月，巡抚帅承瀛檄委宁波知府任兰佑复查田亩及垦户原籍，同时查得南田私垦田亩“其始由豪强占踞，招人垦种，计亩收租，名曰老本”，由此南田私垦越来越多，以致匪徒混迹其间措置困难，于是先行“饬著名老本苏赖一富等二十名，严行究办”。[5]册33:834浙江巡抚帅承瀛、新任闽浙总督赵慎畛综合各种利弊，共同上疏，主张依旧封禁。他们的理由与喀尔吉善观点基本相同，突出的主要有三点：前明以来皆在封禁之列，屡次议开仍行封禁，“并经载《户部则例》：如有混请开垦者，从重治罪”；“四面皆系平坦沙涂，质性坚实，潮退之后即可照常行走”，“岛屿丛杂，并无险要可防”；又四通八达，“匪徒尽可随时出入”，易于成为匪盗之薮。[10]也就所谓的南田地居海岛,“寇盗出没其间，兵力每难防及，迨农民耕种谷熟时，适为其劫夺刈割，斯民生日蹙而国课亦虚，利害相权，不若封禁之。”[11]卷27:9所以他们向朝廷提出：肃清南田禁地，移驻同知、巡检，以资控制；移设弁兵、卡汛，以重巡防；派定巡哨次数，以专责成；立定渔寮界址，以杜影射；严定各官考成，以示劝惩；上司设法稽查，以别勤惰等六项建议。[5]册33:1081

道光三年（1823），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吏部等的“议准”，经道光帝批准后，浙江地方立刻在南田展开以下几项工作：一是驱逐所有南田垦户回原籍，派员督同原籍地方各官妥善安置回籍垦民。清廷“派委通判二员，分赴象山、临海、宁海、天台、黄岩、太平、平阳等县，督同该地方官确查安办”。“回籍本有恒业者，编入保甲”。“实系无业贫民，即交该县，官荒山地量为分拨垦种”，量给本钱。“老病不任耕作者，即照孤贫之例，给予口粮”。[10]54-55“在石浦附近之金鸡山、雷公山、番头、老东门等处，各就姻亲、素识或租地佣工，或小本贸易，因此不回本籍……有可安身……饬象山县查明寄居各户，一体编入保甲，如有无业者，亦照回籍贫民之例分田给钱，俾得各安生业。”[12]二是立告示碑，申严封禁。在四都娘娘宫（在金漆门小南山嘴）前竖立“永远封禁”石条，刻以“金漆门一带各岙，奉旨永远封禁”碑文以示警戒。[11]卷32:2三是设官专职管理禁山。“移驻宁波府海防石浦同知一员”，铸给“宁波海防总捕驻扎石浦同知”关防，令其“专管禁山”。原石浦巡检移往竹山，归石浦同知管辖。

先前潜往南田私垦者被驱逐无遗，然而“惟该处土性饶沃，易于耕作，每有附近穷民潜往搭寮开种，虽经随时禁逐，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兵至则逃，兵归复至，实有防不胜防之虞。”[11]卷34:13而且“地界两府，责成不专，”也为贫民偷越提供了可乘之机。如道光八年（1828），浙江昌石营都司罗建功“因纪律不严”、“避考”，“且于所辖兵丁庄耀贵包庇钓船，混入禁山，采捕多次，漫无觉察。难保无得规纵容情弊”，而被“着即革职”。[5]册35:285道光十七年（1837），石浦同知邓廷彩因“久旷职守，以致南田虽系禁山，居人不啻”被参奏。[5]册37:587虽然后来勘查的人说没有，但邓廷彩基本不在任，季节性的私垦、采捕也是难免的。道光末年，杨家豹为首偷越南田，至咸丰末年，“腹里诸郡兵戈扰攘，沿海尚称乐土，民皆窜匿其间，事平之后各归故里，而无业编氓以力为活者留恋于此。”[11]卷34:13同治初元，金得利一度占据南田。[12]同治四年（1865），又有“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在追捕南田“匪徒”中黄岩总兵刚安泰被杀，巡抚马新贻也因此受处分，可见盘踞南田的“土寇”还是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13]

4 同光后复议南田开禁

随着南田私垦的增多，开禁又再一次被提出来。同治四年（1865），前署象山县知县朱日升奉委查勘南田，在条陈善后章程中，把邑属、招徕、垦界、保甲、汛守、征漕、盐场都考虑到了。庄士敏在《代史士良观察上南田事宜书》，也发表了他的观点，他很是推崇道光二年（1822）朱桂桢提出的南田开禁设想，认为“若宗朱庄恪（朱桂桢的谥号）前说，未始不可确勘定议”。同时，他也指出开禁还是不开禁都可以做得好，关键在于主政者能力与决心。[6]115此次复议“乃因议论不一，迄未定案”。[11]卷34:13

光绪元年（1875），浙抚杨昌浚以南田封禁早已徒有虚名，附近贫民视禁山为利薮，驱而复来，而且“禁山以外，天涨沙涂，无知愚民开垦、捕鱼，由渐而入，亦难尽绳以法”，以及南田有可观的可垦之田，“访察僚属，与论，咸以开禁为宜”，结合南田在海防上“亦称要隘”，倡议与其“后患难防，不若明示章程”，“招民耕作以实其地”，藉以杜“外人窥伺之渐”。而封禁海岛主要是为了“绝接济以困敌”，但军事技术变化巨大，舰船在大海上随处可通，无须取给于封禁之地。因而杨昌浚又指出，通海之后，“舟师按时巡缉，轮艘行驶如飞，洋盗固已敛迹，奸民无虞接济”。[11]卷34:13-14当年十月十七日朝廷终于应允，“着照所请，即行开禁，听民耕作。”[5]册52:312于是，浙抚“先委候补道唐树森查勘南田情形，并酌议办理章程。”至此，南田封禁开始走向终结。

光绪四年（1878）正月，“巡抚梅启照札饬石浦同知杨殿材，将南田开垦事宜妥筹办理。”[11]卷34:3在南田设立保甲局，后改为粮放局。[11]卷7:1五年（1879）四月，玉环同知杜冠英受命前往南田，建南田垦务局衙署并主持垦务，南田开垦事务全面展开。[11]卷34:3宣统元年（1909），南田垦务局改设为南田抚民厅，并委宁波府通判作为厅长官，使南田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 结语

清初在沿海实施海禁，是由于反清势力以这些地方作为活动基地，清廷又缺乏海上制胜的军力，是不得已采取的政策措施。平定海疆后，南田长期封禁不得展复，又是以“其长期封禁，历次议开而未开”作为重要的理由，则是行政上的惰性因循。南田诸岛，邻近大陆，地形复杂又无险守，盗匪易于侵袭与登据，也是清廷长期封禁南田诸岛的重要理由。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南田无险可守易被袭占，那么这个地形对任何占据者都是不利的，清廷显然不会缺乏这种换位思考。还有个经济原因，南田如果展复，设治管理、驻兵巡防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而南田土地在被大量开垦前赋税收入难以支付行政、军政开支，管理南田比较简单而经济的办法还是封禁。

海疆荡平之后，沿海休养生息，随着沿海人口日益增长，田地不足问题逐渐加重。少地缺地的“沿海贫民每私自入山，偷种杂粮”之事时有出现，于是民人偷越南田诸岛私垦、官府巡察驱逐情景反复出现。而禁山“定例一二岁辄派道府大员，会营前往巡察、驱逐”的制度则又给沿海贫民提供了偷越私垦的时间与机会。南田诸岛更靠近象山内陆，在海防巡缉上，陆路由象山昌石营，洋面则由健跳营负责进行，职责不专易生纰漏，则又给私垦者提供了可乘机会。尤其当私垦扩大到一定程度，无序中事端频发，于是引起清廷严厉整治，再次颁布明文禁令，这样南田禁山就有了乾隆末、道光初颁禁驱逐的高潮。

至同光之交，偷越私垦之民进一步膨胀，驱逐回籍安置的成本远超过将南田展复开垦，而且“驱而复来”，无所底止，继续封禁弃置诸岛还会引来外人觊觎。航海和轮船制造技术的进步，轮船在海上四处通达，已无需从禁岛上取得淡水、粮食等补给，且通商口岸四布，封禁政策已经过时。因而，设立垦务局（粮放局），招民承垦，免去了垦民驱逐回籍安置的费用，又解决了垦民对土地的需求问题，编组保甲可以加强了对脱离原籍管控之垦民的管理。经过光绪时期的大规模的开垦，至宣统间南田诸岛所得赋税已可以负担更多的公务费用，加之清廷重振海军，军港选址距南田诸岛不远，粮放局改设为抚民厅，由偏重军事性管理的厅员驻扎施政，移专事区域巡防的官兵驻扎控制也就顺理成章。

[1]陈汉章.南田山杂志(全一卷)[M].石印本,1914:4.

[2]于万川.镇海县志,卷十二海防[M].镇海鲲池书院刻本,光绪五年(1879):9.

[3]童立成.象山县志,卷八海防[M].活字翻印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1915:8.

[4]清高宗.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十四兵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93.

[5]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九户政[C].武进盛氏思补楼刊版,光绪二十三年(1899).

[8]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M]∥王云五.万有书库: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9]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户政[C].刻本,道光六年(1826):55-58.

[10]郑迈.象山县志,卷九史事考[M].铅印本,1925:54.

[11]吕耀钤.南田县志[M].铅印本,1930.

[12]佚名.南田志(不分卷页)[M].宁波约园抄本,清光绪间(1875-1908).

[13]赵尔巽.清史稿,卷四二六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7:12242.

The Policy of Prohibition and lift ban on the Nantian Islands of Zhejiang in Qing Dynasty

ZHU Taiwen
（China Maritime Police Academy,Ningbo,Zhejiang 315801）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the Qing government in order to besieged the opposition forces in the southeast coast,implement the coastal defense measures of boundary move and ban islands,Nantian islands were also on the banned list.After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areas is pacified, coastal islands be lift a ban in succession,but the Qing government is quite cautious on Nantian islands'lift ban.There have a continuous debate in the Qing government about ban or lift a ban on coastal inlands,experienced Qianlong,Jiaqing and Daoguang,Tongzhi and Guangxu periods'discussion. The result of the discussion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and severely put an end the officer and civilian to beg to lift the ban during Qianlong period,set up stone to shows the forbidden and appoint officials and dispatch soldiersto preventsomeone sneak into the ban islands during Daoguang period, established a Reclamation Bureau in Guangxu period.Nantian islands long-term banned and at the last lift a ban is close related with the change situation of coastal defense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government's awareness on coastal defense.

Qing Dynasty;Nantian islands;prohibition;lift ban

K249

：A

：2095-2384（2016）02-0058-05

（责任编辑 储 欢）

2016-04-27

国家社科基金（16BZS122）；公安海警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2015YYXMB01）。

祝太文（1971-），男，江西玉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海疆史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