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雯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朱自清《经典常谈》述学文体初探

雷雯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一本针对中学生进行经典普及的学术著作，从30年代至今一直影响很大。论文讨论了这部著作的内容特色，并从述学文体的角度分析该书的行文结构、导读方法、语言风格等等，进而探讨该书所表现的朱自清的历史文化观念，认为朱自清在谈经论典时受“层累说”史观的影响，以“结账式”的整理方法，活泼严谨地进行经典导读。最后还从通俗的学术读物角度探讨《经典常谈》的某些美中不足。

关键词：《经典常谈》；述学文体；“层累说”

《经典常谈》*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是朱自清于1938年受当时的“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托为配合《国文课程标准》而撰写的介绍中国经典文化精华的学术随笔。*朱自清日记，1938年9月21日载曰：“下午访沈及今甫, 定教科书目录。”日记中“沈”即沈从文、“今甫”就是杨振声，“定教科书目录”即商定“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教科书具体内容。这回是编写一本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 写作任务由朱自清担任。引自龚明德：《写于昆明和成都的〈经典常谈〉》，《长城》2003年第4期。因其目标是做经典文化普及工作，受众对象是受初中教育以上的青少年，语言风格通俗易懂，自1942年由重庆的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以来，不断重版，在台湾地区还曾被更换名字盗印，*1942年8月，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了《经典常谈》的初版本, 后又于1946年5月改在重庆文光书店出版。至1947年《经典常谈》在该社出了“沪版”，1963年香港太平书局翻印此书。据台北林庆彰教授《当代伪书问题》一文介绍，台北的经纬书局亦曾翻印，不过书名已改为《中国经典常识》，作者也换为吴云鹏, 这大概是台湾当时高压政策下的畸形产物。引自徐雁平: 《从〈经典常谈〉到〈金石丛话〉》, 《出版广角》2000年第1期。现已成为朱自清先生重印次数最多的学术书。《经典常谈》的撰写初衷，即致力于文化普及、经典教育，在学术上的价值无疑是被学术界认可的。在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莱阁丛书”本以及2004年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本中，钱伯城先生和吴小如先生所写“导读”、“序言”都强调了该书的“通俗化学术读物”的价值。然而，有关本书的学术体例、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很值得注意，而这方面却鲜有论述。本文将借用“述学文体”*一直以来学界认为“治学”之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至于“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在陈平原先生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需锤炼的基本功。一般的写作要求，至多达成主旨明确、思路清晰、文字简洁的目标。而他所关注的“述学文体”，牵涉整个现代学术生产机制，比如，什么才叫“论文”、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对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等，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从2001年起，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述学”角度的文章——《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此后10年，他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关于〈陈寅恪集·书信集〉》《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胡适的述学文体》《兼及“著作”与“文章”——略说〈国故论衡〉》《“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等。上述诸文，有以问题为中心的，也有针对特定学者的，大都刊载在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引自陈平原：《“如何”述学，怎么“文体”——“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引言》，《文史知识》2012年第11期。这一概念，对其进行新角度的考察。

一、以书为纲、采择新说、“述而兼作”的结构方式

《经典常谈》共分13篇，按照其目录顺序：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如朱自清在《序》中所言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为纲领”，而排列顺序仍然是依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只不过，他说把《说文解字》提到首位，是根据“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置前。所谓的传统意见其实是沿用清代朴学的观念，即顾炎武说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于是，小学不再成为经学附庸，反而成为了考据的根基。末尾，他单做“诗”、“文”两篇，追叙源流，详论文体嬗变情况，则是由于“集部”著述太多，无法一一详论。这13篇的安排，囊括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并以“书”为“点”，显现传统文明的基本样貌。这种办法一是重点突出，二是线索明了，简明扼要，非常适合做学术普及。尽管现在一般文科大学生阅读此书还可能略感深奥，但在30年代，中学生已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他们读《经典常谈》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这本通俗的学术读物，不只是做了深入浅出的学术转化工作，其本身就站在学术前缘做引领工作，很多观点都是非常新进的。只不过朱自清很谦虚，他在《序》中自云，全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采择新人近说”，自己不过是个编撰者——“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说文解字第一》引用陈梦家的《中国文字学》稿本的观点，《战国策第八》引用了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的讲义内容，这些都是尚未出版的业内研究成果。朱自清的引用也是有他自己的选择的。此外，其他各篇他也参考了相关领域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像洪业、郑鹤生、冯友兰、游国恩，他们分别是经学、史学、哲学、楚辞方面的专家。因此此书的学术价值并不因其“对中等文化普及性质”而有丝毫降低。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的《重印〈经典常谈〉序》尾说：

现在正在编撰百科全书，朱先生这本书里的十三篇可以作为十三个条目收到百科全书里去；为了完备起见，只要把最近三十年间重要的研究新成果加进去就可以了。*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页。

至于朱自清说自己“述而不作”只是编撰者的身份，事实也并非如此。《四书第七》、诗、文两篇之末都没有列出参考资料，只是在文中有零星的引用近人成说，可见这三篇确实是朱先生自己在长年的研究和教学中对古典文学最清晰而简明的梳理和概括。而朱自清在日记中说明1938年9月22日，即决定写书的第二日就在沈从文家写完了“诗经篇”，《诗经第四》在讨论《诗经》的来源以及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时采用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在阐述“诗言志”的传统、赋比兴的创作手法时则引的是自己文章中的学术观点。朱自清以治古典文学见长，当时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授课也都是古典文学的课程，吴小如先生认为全书写得最好的，就是“诗”与“文”这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吴小如：《旧時月色: 吴小如早年书评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21页。这当然也是由于朱自清在古典文学上的深厚功力所致。普通读者对于朱自清的认识大概仅限于 “散文大家”，用朱自清自己的话说，“国学”才是他的“职业”，文学则是他的“娱乐”，所谓的国学就是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从1925年在清华中文系从教开始一直都在做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二十几年间留下了可观的学术遗产。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应算收录完备，诸如《古诗歌笺释三种》、《宋五家诗抄》《十四家诗抄》等都是授课讲义也涵括在内。虽然皆未定稿，然而朱自清都笺释详确，既采择他说，也有自己的新见。例如他在讨论谢灵运诗风时先引用古代诗文大家对“谢诗”评价“池塘生春草”如何清丽动人，然后他分析了所有“谢诗”的句型，发现多为描写句，而陈述句和表情句很少，像“池塘生春草”这样的陈述句因此在风格“富艳”的谢诗中就显得格外清丽，有一种《古诗十九首》的味道。朱自清这个论证就显露了他爱好考据的风格，但也正因此，他的结论总是精准、独到且让人信服。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就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朱先生是诗人，中国诗，从《诗经》到现代，他都有深湛的研究，‘诗选’是他多年来担任的课程；陶谢、李贺，他都做过详审的行年考证。”*李少庸：《朱自清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

所以，在进行其他篇目的编写时，内容方面虽说多取自前贤、同辈的论著，但朱自清其实仍然对各方观点进行权衡、抉择，也将自己的见解融入进去，并非只做了编辑工作。即便是“以述为作”，如吴小如先生所说“果无深切著明的了解是不能写出这种深入浅出的文字的”*吴小如：《旧時月色: 吴小如早年书评集》，第21页。。

例如，《说文解字第一》里提到《史籀篇》，《说文解字》的《序》中说这是周宣王太史籀作的最古的字书。这件事见于《汉书·艺文志》，而当时主流的观点如唐兰、王先谦等都同意“史籀”就是人名。*何清谷：《〈史籀篇〉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年第1期。然而朱自清在谈及“史籀”二字则很明确地说其为“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这个论断其实源自王国维。他在1916年间写的《史籀篇疏证叙录》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中提出一个疑问——史籀可能并非人名。《说文解字》中“籀”训“读”，作为《史籀篇》的首句“太史籀书”应该是“太史读书”的意思，古人或许只是择取了其中二字来名篇。既然史籀不是人名，那么《史籀篇》的成书年代也就不能断定是周朝。《说文解字》中保留的一些《史籀篇》文字，王国维据此推断其字体年代应为石鼓文与秦始皇刻石之间，是春秋战国间秦人作来教育儿童之书。王国维关于籀文年代的论断对沿用一千年来的旧说表示怀疑，并提出新说，在当时的整个文字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潘玉坤： 《〈史籀篇〉年代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2期。朱自清大胆启用新说，一方面是源自他的学术自信，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顾颉刚《古史辩》所用的“层累说”*李锐：《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 “层累说”》，《人文杂志》2008 年第6期。的史观的认同，自己又受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论的影响，*邓乔彬、王晓东：《〈经典常谈〉与 “整理国故” 》，《文史知识》2009年第1期。相信很多史料其实是“伪史”，因此不轻易地“以史证史”。《经典常谈》一书就有近1/3的篇目将《古史辩》作为参考书目，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朱自清在撰写本书的相关领域的研究时可能受到的影响。

二、从“层累说”的史观出发，以“结账式”的整理方法，活泼严谨地进行经典导读

孔子在《论语》中谈到夏朝、殷朝礼制时说，他虽能描述其貌，但不能保证其可信程度，原因就是“文献不足故也”。但是清朝崔述认为，文献是否充足仍然只是条件之一，关键还要看文献是否可信。他在那部著名的考辩古史真伪的《考信录》中表达两个观点，一是战国后的历史不可信；二是经学可信，考证真伪只看是否吻合战国前的经史。*崔述：《丰镐考信录》，《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第59-66页。一文开端就对这两个观点进行反驳。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战国以前的经史就一定可信，于是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60页。它包含了三个意思：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例如，周代人眼里最古老的人是禹，春秋时多了尧舜，至战国时期又添上黄帝、神农，到秦则有三皇，汉以后盘古也有了。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期被认为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尧典》中就被塑造成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则被视为孝子的模范。第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在这个基础上，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中心是在于否认了尧舜的存在，把禹作为历史的开端，即认定禹才是商、周期共同追述的对象，是最古的存在，这样一来，那些记载着尧舜禹契稷的《尚书·尧典》等文献都成了伪史。《诗经》才是信史，我们可由诗经入手。上古史的“三皇五帝”的格局因此被全盘推翻，需要重写。这是顾先生的独创。1926年，《古史辩》第一册问世，以顾颉刚、钱玄同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的“古史辨派”成立，他们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整理国故”的影响，主张采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典籍。

邓乔彬和王晓东指出，《经典常谈》中“说文解字篇”从“仓颉造字”讲起，“周易篇”从“河图”、“洛书”引出，“春秋三传篇”也首先从“获麟”的故事、传说开篇，是以闲话风引起读者注意，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吸收了“古史辩”派在古史考证上的方法与成果。我们可以分别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关于上文中提到的《史籀篇》，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这是周时太史留书。但王国维根据《说文解字》中留存的“籀文”而推断其成书时间晚到石鼓文与秦始皇石刻之间，这正是顾颉刚先生所说，我们“不知道夏商周时代的夏商周史，却能了解到东周时的夏商周史”。

第二，我们也提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抛开《尚书》去研究“三皇五帝”，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人神只有禹，其他神都是后世附会出来的。“顾先生从《诗经》中的商周史诗开始研究，而置尚书于不顾，是有违传统路数的。”*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古史辩》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46页。然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朱自清在《古史辨》的研究思路上写出的“尚书篇”与“诗经篇”便知道，他为什么弃《尚书》而用《诗经》。

首先，和其他篇一样，“尚书篇”的开头也用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不是legend的“传奇”，而是“It is said ”的“说法”——“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朱自清：《经典常谈》，第18页。朱自清说，孔子教的典籍里确实有《书》，然而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当时的《书》是怎样的。他推断作为古代“档案”存在的 “书”，集结成册应该是到了汉代。“书”根据《说文解字》的意思就是“记录”的意思，而“尚”是汉人加上去，为了提高《书》的地位让人尊信。类似的“辨伪”方式在其他各篇中都存在，兹录一则：

……《周易》的地位抬高了，关于它的传说也就多了。《系辞》里只说伏羲作八卦；后来的传说却将重卦的，作卦、爻辞的，作《易传》的人，都补出来了……

——《周易第二》*朱自清：《经典常谈》，第18页。

这一律是“层累说”的分析方法，他们力求还原史书的本来面目。

根据诸如此类的分析，朱自清认为我们所能看到的《尚书》最早只是汉时的《尚书》，而汉时的《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在三国时都失传了，后来流传千年的《尚书》是由三国末年王肃编写的伪《古文尚书》，它一直到清朝才被人识破，大家才开始搜集汉时的“古、今文《尚书》”。伪《尚书》被识破的根据除了语言风格，更重要的是思想。根据可信史料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尚书》中的主要思想应该为“鬼治主义”，即“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然而伪《尚书》中，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着力阐明的都是儒家的“德治主义”，显然不足为信。清代大师们经过不懈努力，把汉时伏生所传《尚书》从千年迷雾中拨拉出来，然而照顾颉刚的分析方法，书中只有《周书》大体可信，《商书》可能为周朝人追记，而《虞书》《夏书》多为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这么一来，即使是还原了汉时《今文尚书》的面目，也无法拿它考证周以前的历史。朱自清的“尚书篇”清晰地讲述了《尚书》的演化过程，陈明流传千年之久的伪书是如何在不同时代一点点沉积而成的。这个辨伪过程其实正是顾颉刚先生的考证思路，既然史料不可信，弃用《尚书》做考证也情有可原了。

与《尚书》的不可信相对的是《诗经》，顾颉刚认为通过考辨孔子对诗乐的态度、战国时的诗乐、孟子说诗, 并与南方“楚辞” 相比较，认为孔子没有删诗而只是整理了古乐。 而且很幸运的是“诗篇有了一个结集, 不致随许多逸诗一齐亡了”，“汉人不当它是寻常的诗歌看，所以《汉书·艺文志》中许多歌诗完全亡失, 而此巍然仅存。”加之在其他存世的经书中也常有《诗经》内容的出现和引用，可以拿来彼此验证、考证。这样一来，《诗经》作为“信史”的历史价值就远大于《尚书》。朱自清在撰写“诗经篇”时就完全采信了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开篇就很肯定地说“诗经的源头是歌谣”。春秋时的太师去搜集歌谣时有乐歌和徒歌，因为搜集来的歌谣都要合乐而唱，徒歌是无乐词，势必有所增删然后变成乐歌。又如他在写“周易篇”说“《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这其实也正是顾颉刚的观点：

……破坏《周易》的伏羲、神农的圣经地位，而恢复它原来的卜筮书的面貌；破坏《诗经》的文、武、周公的圣经地位，而恢复它原来的乐歌面貌。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12页。

综上，我们可知朱自清在重述经典时不管所引资料是否出自“古史辨”派之手，但其秉持的史观却与其一致，并且在叙述过程中，他并不只录一家，而是以“结账式”*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讲到三大系统整理国学的方法中的一种。其意思是：“字典辞典者，当以结账为主义，举数千年来一切事物训故，为之归纳，为之断制，不可偏举一家之说及为游移两可之词，俾检查者如习算数，得其答数，无烦更为之复核。”详见胡适：《胡适日记全编(三)》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由于朱自清在北大求学期间曾参与新潮社，邓晓彬、王晓东认为《经典常谈》其实是朱自清在胡适的“国故运动”下有力的实践成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见邓乔彬、王晓东：《〈经典常谈〉与“整理国故”》。的整理方式，兼及其他，然后再做出分析和判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书的语言风格。因为按照朱自清写这本书最初的目的是要做初中生的古典文化普及，所以他采用白话文来重述，兼以“导读”的形式，希望可以启发一般人对古典文化的兴趣。所以，其语言风格并不像我们常见的学术文章那么枯燥、艰涩，反而采取一种说故事、聊天式的闲话风进行古典文化导读。

例如，《说文解字第一》的开篇他解释“天雨栗，鬼夜哭”：

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更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朱自清：《经典常谈》，第1页。

《辞赋第十一》描述屈原写《离骚》的状态：

他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了，闷极了，叫叫透口气，自然是顾不到什么组织的。*朱自清：《经典常谈》，第104页。

我们可以从上例看出朱自清在组织故事的时候是力求一种日常说话的口气，这样可使文章写得通俗、朴实和自然。他在陈说事理的时候，也力求语言简洁，不做铺陈。如《诗经第四》：

上古的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1页。

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有唱本儿。*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3页。

前面一句作者用肯定、否定的“只有”、“没有”二词简洁明了，后面一句用关联词“一面……一面”清晰干净。

当然，除了语言通俗易懂、活泼生动以外，更令人称道的是在他虽然采用一种闲话方式来讲古典文化，可是他在陈述学术观点时用词却准确而有分寸，显得十分严谨。在表达不确定的推断时，朱自清大量使用估量意义的语气副词，如“好像”、“仿佛”、“似乎”、“也许”、“大概”、“大约”、“说不定”等等。

我们可以“诗经篇”为例。

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2页。

以史证诗, 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7页。

《小序》每篇一条, 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7页。

至于搜集的歌谣, 大概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8页。

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 也许原是地名或族。*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8页。

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写散文如画工笔的朱自清的修辞工夫。他常常在文中使用大量“譬喻”，如把太师说成是戏班子老板，把使臣赋诗称作是请客点戏。这些比喻生动形象，饶有趣味。甚至，还有人总结出他行文时最擅“顶真”，如“他们大概是乐工，乐工的植物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高云海：《也谈“顶真式衔接”——以〈经典常谈〉为例》，《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3期。这是用现代汉语组织成的宽式顶真格。全句结构严密，上下衔接，语势贯通，读起来很有一种音律美。

从语言方面来，朱自清可谓是真正做到了语言的“畅晓”，但是在“普及古典文化”的“通俗”这个任务上，笔者却认为此书仍有其不足之处。

三、《经典常谈》的美中不足

在《经典常谈》的《序》中，朱自清提到，民国以来，经典教育自然偏枯失调，学生食古不化，“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而教育部规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高中的标准更有“培养学生读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从笔者上文所引的材料来窥探一下朱自清是怎样“以书为纲”介绍经典的。比如“尚书篇”整个是在讲真《尚书》如何消失，假《尚书》如何存世，后人又通过什么方式来排伪辨真的；“周易篇”则更甚，讲到儒家借着阴阳、道两家学说来给周易的卦爻做新解释，以发挥自己的哲学，然后有了《易传》。如果学生不具备一定的学养，了解《尚书》有关的文史知识，可能很难有兴趣去看这样一个考据过程；朱自清把“诸子篇”放在了第十篇，如果学生不了解各学说的核心思想，根本就无法读懂朱自清在解释《易传》中“彖辞”、“象辞”中的“天命”思想，甚至就这两个“辞”本身就一无所知。民国时期虽发生了“白话文运动”，推行“言文合一”，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更是对文化进行“革故更新”，我们很难具体准确地估计当时中学的古文水平，但想来对于东方正典“四书五经”的了解必定比百年后的今人要深入得多。这样一本语言畅晓又深入浅出的国学论著于当时的学生来说定是非常难得且珍贵的。然而就现在的教育情况而言，一般的学生如若不是对古典文学有特别的兴趣，不读到大学本科的中文或者历史等相关专业，都很难有机会见识这些国学经典的完全面目，因此这本书到了今天似乎只适合有一定文史哲基础的大学生来读。如果它在眼下还算是一本古典文化普及书，那这个普及的人群远比民国时期的受众小得多。

其次，最后的“诗”、“文”两篇，朱自清先生一改前面的“以书为中心”而写成了“文体专史”，专门叙述“诗”、“文”的源流、发展、嬗变情况。虽然吴小如先生给予这两篇文章以高度评价，说它是“清晰而精到”的文学史。这个评价自是所言不虚，然而笔者以为这个“精到”二字放在初中生与国学普及这两个层面而言似乎又有点过于“精到”。这两篇文章在论述文体变化时是以诗人、文人作品风格为中心的，但朱自清每每简明扼要地概括风格却不举例，即缺乏作品的支撑。遇到了如陶渊明、李白、杜甫这种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文大家，一般读者多少读过一些作品，根据自己脑中所记诗词大抵对他们的风格能有一种切实的体会和轮廓性的认知。然而，像他论述谢灵运的山水诗如何雕琢，开了工笔之风，使得此后的诗人都照着这条路子延宕开来，永明间“声律说”大盛，到了梁简文帝时，又加新变，专咏艳情，而成“宫体”。在叙述整个衍变过程中只用寥寥几句话，三五个词语就将一个时期的诗风嬗变情况说清楚了，我们一方面要赞叹其精辟的语言概述能力，另一面却认为倘若朱自清能稍微引用几句诗词为论述增加一些骨肉，这于不熟悉文学史的人来讲，特别是中学生来说，或许更能起到窥斑见豹的认知作用。目前这样“经济”的论述从文化普及的角度来说于普通民众多少还有些距离。

最后，有关传统文化的普及性畅销读物在“新文化运动”过去近百年的今天，其作用比百年前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言文合一”、”“教育分科”的政策实施使得古书于今人(一般民众)如阅天书。那些历经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经典不惧时间的淘洗又渐渐显出自己的光芒，“国学热”、“读经潮”一波接一波，大家乃至教育部重新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大学里专攻古代文学的教授们亦开始了新世纪的古典文化普及工作。《经典常谈》作为最早的传统文化普及畅销书，其在学理上的严谨和行文上的活泼皆可成为现在的同类书籍撰写时可以借鉴和吸取的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毕光明)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yle in Zhu Ziqing’sOnClassics

LEI 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Zhu Ziqing’s On Classics, an academic works of classic popularization meant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s been highly influential since the 1930s.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content features of the book, analyzes its linguistic structure, reading methods and language styl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rrative style and explores Zhu Ziqing’s view on history and culture embodied in the book. As opined in the paper, Zhu Ziqing, affected by the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ile-up” theory, was inclined to interpret classics lively and precisely with the “checkout” method. Finally, a probe is made into some shortcomings of On Class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r academic readings.

Key words:On Classics; narrative style; “the pile-up theory

收稿日期：2016-03-28

作者简介：雷雯(1985-)，女，江西南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4-0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