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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园地里的一颗新硕果
——阅读宁宇博士《古代〈诗经〉接受史》的感想

2016-03-16

衡水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接受者学史诗经

林 祥 征



《诗经》园地里的一颗新硕果
——阅读宁宇博士《古代〈诗经〉接受史》的感想

林 祥 征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发扬传统文化,以吸收更多智慧和力量。宁宇博士于2015年初推出了《古代〈诗经〉接受史》(齐鲁书社 2014年12月版)一书,是羊年献给《诗经》学界的礼物,它以创新精神、丰富的研究成果和优良的学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山东诗人苗得雨有一首《燕》诗:

不要学花儿,

只把春天等待;

要学燕儿,

衔着春光飞来。

榜样的力量无穷,该书的出版犹如燕子“衔着春光飞来”,势必带动泰山学院学术的提升,影响我院良好的学术风气,可喜可贺。

一、《诗经》学史解释模式的突破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又有强烈历史意识的国度,然而改革开放之前,竟然连一部《诗经》文学阐释的通史都没有。伴随着改革的春风,迎来了《诗经》学史写作的繁荣,这是当代《诗经》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毋庸讳言,当代《诗经》学史有多种版本,但借助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于《诗经》学史写作的著作还没有出现。宁氏的《古代〈诗经〉接受史》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它为《诗经》学史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范型,读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杜书瀛先生在谈到学术上的“第一次”时说: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杰出的作家,那么,他的精神活动,总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第一次”的性质,是在这之前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甚至连他的语言和表现方式,也是未曾见过的。总之,这一切都是作家的精神创造物,是他第一次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为这个世界增加了新的精神因子。(《文艺创作美学纲要》)

这里讲的是艺术创作,但对于艺术评论也是合适的,这跟鲁迅先生称赞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样,值得称赞。因为该书以“第一次”填补了《诗经》学史上的空白,意味着开辟《诗经》学研究的新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大家知道,《诗经》很难读,清代皮锡瑞就有“论《诗》比他经难明”的说法,要写一部前人没有写过的《诗经》学史,其困难可想而知。泰山上有一副对联“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我们不能说宁氏已经登上《诗经》学的高峰,但她正走在向高峰进发的征途之中。她还年轻,新的目标和更新的成就在向她招手。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又是“五经”之一,它和其他经典不同的是,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经”又是“诗”,“经”是历史赋予的文化角色,而“诗”则是它自身的素质。应该承认,在历史上,《诗经》的经学研究是主流,而《古代〈诗经〉接受史》则是一部纯正的古代《诗经》文学接受史,这是为什么呢?它说明宁氏看重的是《诗经》的文学特质,《诗经》具有活泼的流动的生命力和审美品格。关于这个问题,日本著名学者白川静进行过反思,他说:

把诗篇当作经书,赋予特殊的解释,这种古典化倾向发端甚早,然就诗篇本身而言,此倾向并不必会发生。古代文学兼具活泼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胚胎。权威化形式后,反而成为丰富生命力流动的障碍,诗失落在猜谜式解释学的歧途上,古代文学的正确了解之道也断绝了。(《诗经研究》第291页)

宁氏这部《诗经》接受史不正是让《诗经》阐释从“猜谜式解释学的歧途上”回归到文学接受的正确轨道上吗?然而该书的更大贡献还在于引进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在《诗经》学史的撰写上。

接受美学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年轻学者尧斯和伊瑟尔,过去的文学研究大多停留在作家和作品的范围之内,而接受美学把研究中心转移到读者的层面,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存在于一代代读者的接受长链之中。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史。该书正是根据接受美学理论对《诗经》学史进行重构,从而展示《诗经》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以及前人的审美智慧。该书再次证明了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即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激发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世界史的角度讲,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中世纪欧洲学习阿拉伯等,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从中国历史看,唐代“取塞外野蛮精神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陈寅恪语),才取得空前的辉煌。当代社会主义的大发展,也得力于改革开放的收益。罗素的名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再次得到证实。

二、展现古代《诗经》接受的整体面貌

历史著作中的历史发展脉络,犹如人体中流动的血液,是历史学的生命之所在。该书注重了《诗经》接受脉络的清理,让人们对《诗经》的接受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书中指出,先秦是《诗经》接受的朦胧认识阶段,属于接受的萌芽期;两汉以经学为主,但已孕育着对《诗经》文学特质的发掘;魏晋南北朝开辟了《诗经》接受新局面,表现出注重自我的反传统意识;隋唐处于由汉代重教化向宋代的重义理的过渡阶段;宋代在理性氛围笼罩下,显示出悄然转向;元代鲜有可陈;明代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反而促成了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中后期对《诗经》感悟式欣赏,属于文学接受的突破;清代则是《诗经》文学接受集大成时期,具有借助《诗经》阐释,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诗经》的文学性的体悟更加深入细致等特色。书中还总结了古代接受的三种类型(《古代〈诗经〉接受史》第 15页),从历时与共时两个方面展示古代《诗经》接受的整体面貌。

从以上古代脉络发展的清理,得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即我国历史上许多新思想(包括审美意识)都是对同一经典(如《易经》《论语》等)的不同接受而产生的,每个接受者都是站在当时的文化水平,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成果和结合当时的需要而进行的,走的是一条复古求通变的发展道路。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前赴后继,代有接受的历史。

清代经学史家皮锡瑞在论史学的写作时说:“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经学历史》)书中对古代《诗经》接受的脉络的清理,属于“考其源流”的部分,而所谓“考其得失”,就是要评价古代《诗经》接受者的功过得失。那么,该书是怎样进行的呢?

(一) 将文学接受事象放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察,并探究其源流和影响

例如在“钟惺《诗经》接受”这一章节中,对钟惺关于《诗》 是“活物说”,是这样阐释的;“《诗》作为诗歌的一种,具有‘活’的性质,具有开放性和召唤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理解创造空间,接受者也可以重续作者的创造活动。”(《古代〈诗经〉接受史》第 181页)通过宁氏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的阐释,“活物说”的内涵及其价值不是更清楚了吗?在此基础上,宁氏指出,钟惺的接受活动,“不再取法传统儒家正统教化观”“在传统《诗经》接受史上是个大胆的突破,是一种飞跃,也对后代从文学接受《诗经》产生重要影响”。(《古代〈诗经〉接受史》第182页)

相传古代罗马城门挂着两面神的神像,他一面朝向过去,一面向着未来。宁氏不正是运用两面神的思维,给与古代《诗经》接受者以科学的历史定位吗?

(二) 揭示古代接受者的矛盾,并给与正确的定位与评价

书中对于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诗经》接受以很高评价,认为他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集大成著作,《诗经》研究史上第三个里程碑,《诗经》接受史上重要一环。(《古代〈诗经〉接受史》第155 页)但同时,也指出朱熹的《诗经》接受呈现出矛盾而复杂的现象:“诗”与“经”的冲突;反对《诗序》与遵从《诗序》的尴尬;认为《风》诗大多数篇章是民歌,又认为这些民歌绝大多是“淫诗”等,并从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解释其内在原因。书中对其他《诗经》接受者也采取同样的分析方法,从而使《诗经》接受史史上许多难解之谜得到合理解释。宁氏这种辩证思维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所谓智慧,就在于从矛盾中发现为人们所忽视或被掩盖的内在统一,并加以合理的解决。

泰戈尔诗云:“星光散去夜儿遥遥,召唤从深处传来,‘人啊!拿出你的灯来。’”宁氏用她智慧的灯光照亮了古代《诗经》昏暗的角落,汉代借《诗经》以解释卦象的《焦氏易林》,唐代萧颖士的诗文、明代徐光启的《诗经六帖》、清代牛运震的《诗志》等不太为人重视的著作,都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和彰显。

三、发扬严谨求实的学风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但创新必须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不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说,创新与求实,犹如鸟之两翅,车之两轮。宁氏在研究中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泰山学院年轻教师的治学定有所启发。

相传当年胡小石教授在中山大学讲学的时候,曾对王季思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季思啊,聪明人要下笨功夫。”宁氏也是个聪明人,她当年是河北省邢台市文科状元,又是品德兼优的博士,然而在研究时,她却下了许许多多笨功夫,整整坐了十年冷板凳,不为外界虚名所动,一心一意搞她的课题。对于史料的收集,对于古代接受者的钻研,不知经过多少不眠之夜。她的研究符合范文澜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要求,她的新成果也应了尼采“从你的脚下深挖下去,必定有清泉喷涌而出”的名言。

司马光在《论风俗劄子》中说:

当今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当代的“新进后生”不也有这种浮躁之学风吗?不是还有个别的研究生因剽窃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被开除学籍的吗?还有个别大学校长搞学术剽窃的。可见在当代发扬求实严瑾的学风是多么重要。

新时期以来,引进西方的现象学、阐释学、精神分析法以及各种流派的心理学等理论于科学研究,扩大了研究视野,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但也存在着食洋不化、牵强附会等毛病。在文风方面,应用术语过多过滥,看了头痛还不知所云。然而读宁氏的书,却没有这类毛病,语言清新流畅而秀美,有些章节可当美文来读。例如书中分析清代贺贻孙对《邶风·燕燕》的接受时说:

他设身处地地想象诗中主人公庄姜、戴妫的遭遇:丈夫逝去,儿子被杀,这是人生中的两大不幸;再加上国家处于被颠覆的危险之中,难免会有侮辱加于其身。在这种情境下,如果两人相依朝夕,还可以有稍许安慰,但现在两人不得不“分手异邦”,几同永诀,怎能不让人伤心!想来亲人相继离去,漫漫长路“孤影伶仃”,无限凄凉,而且“徘徊歧路,征马悲鸣”。贺氏在两千多年后,遥遥揣测其情其事,还为之“愁绝”,更何况“身当其际”的主人公呢?

可以这样说,宁氏是一个合格的古人审美智慧的“导游者”,读读该书一定会得到审美教育和审美享受。

写到最后,笔者想起习近平同志最近的“扣子说”,他说:“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一开始就要扣好。”宁氏很幸运,在治学的道路上,“第一个扣子”扣好了。但以后还有许多扣子在等着她,如《古代〈诗经〉接受史》《现当代《诗经》接受史》《古代《诗经》流派接受史》《古代〈诗经〉作家群接受史》等。我们期盼她作出更多更好的新成果,以嘉惠于学林。

责任编校:耿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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