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陈 明，金 颖(1. 国家图书馆 a. 研究院，b. 缩微文献部，北京 10008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033)



明内府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考略

马学良1a，陈 明2，金 颖1b
(1. 国家图书馆 a. 研究院，b. 缩微文献部，北京 100081；2.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033)

摘 要：通过对《酌中志·内板经书纪略》《中国善本书提要》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资料挖掘，明确了通常所说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明嘉靖元年内府刻本；该版本目前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外，大陆公藏尚有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有藏。通过对上海图书馆藏本的实际考察，描述了该版本的版式特征。明代内府刊刻该书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明代最高统治者已经接受通俗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结果；二是明代最高统治者对该书宣扬的“仁君贤臣”思想主旨以及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的高度认可。其影响也有两点：一是对明清两代刻书机构刊刻此书起到了引领与助推作用；二是对该书的版本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三国志通俗演义》；内府刻书；俗文学；通俗小说；明代文学

明代内府刻书是明代的皇家刻书，也是明代官府刻书的杰出代表。其上承五代、两宋以来国子监刻书与元代兴文署刻书之余绪，下启清代内府刻书之端轫，是我国历代中央官府刻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内容而言，明代内府刻书给世人留下了以“皇帝御制书籍居多……如《御制大诰》《大明律》《大明一统志》”以及“刻有相当数量的儒家经典及编年史书，如《五经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历代通鉴纂要》等”[1]的深刻印象。

但是，与以往中央官府刻书不同，明代内府刻书除了以前诸朝均重视的经史典籍之外，由于受到封建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影响、社会审美趣味的转变以及世俗文学的兴起，也刊刻了极少量的通俗读物。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即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种。因其刊刻的具体时间在嘉靖元年(壬午年，1522年)，故世称“嘉靖元年刻本”或“嘉靖壬午本”。

虽然“嘉靖壬午本”在文学研究和三国学研究中已经引起了相关学者的足够重视，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学术界对于嘉靖壬午本实为明代内府所刊刻这一事实尚未形成深刻印象。兹略述其原委及特征，以飨学林。

一、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明代内府刻本

明代内府刻书虽然是明代刻书事业中最重要的版刻类型之一，但是由于明宫档案亡佚无徵，明代内府刻书的具体数量与内容要想做到绝对精准，已不可能。较早记载明代内府刻书内容的，当属明代嘉靖至隆庆间周弘祖所著《古今书刻》与万历至崇祯间明宫太监刘若愚所作《酌中志》。但《古今书刻》仅记各刻书单位所刊图书的书名，于著者、卷数、刊刻时间均未注明；而刘若愚作为明宫太监，所属司礼监正是明代内府刻书的重要机构和内府刻书板片的管理机构，故其记述也更加翔实可信。《酌中志》卷十八名为《内板经书纪略》，其开篇有一段引言，云：

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皆提督总其事，而掌司、监工分其细也。自神庙静摄年久，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柘黄之秩，公然罗列于市肆中，而有宝图书，再无人敢诘其来自何处者。……皇城中内相学问，读《四书》《书经》《诗经》，看《性理》《通鉴节要》《千家诗》《唐贤三体诗》，习书柬活套，习作对联，再加以《古文真宝》《古文精粹》，尽之矣。十分聪明有志者，看《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圣学心法》《纲目》，尽之矣。《说苑》《新序》，亦间及之。《五经大全》《文献通考》，涉猎者亦寡也。此皆内府有板之书也。先年有读《等韵》《海篇》部头，以便捡查难字。凡有不知典故难字，必自己搜查，不惮疲苦。其后，多鲁莽粗浮、懒于讲究，盖缘心气骄满，勉强拱高，而无虚己受善之风也。《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者也。至于周礼、左传、国语、国策、史、汉，一则内府无板，一则绳于陋习，概不好焉。[2]157-158

刘若愚这段文字不但说明了司礼监经厂库的管理机制、书板保存状况，还详细描述了当时宫内太监素常学习的用书范围及阅读兴趣，《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当时深受宫内人员喜爱，成为宫内人员“乐看爱买”的图书之一。而刘氏撰“内板经书纪略”之目的，则在于将当时司礼监经厂库“现今有板者，谱列於后”，以便作为“内府之经书则例”[2]158。在这段引言之后，刘若愚罗列了经、史、子、集四部图书163种，另外还有佛经一藏(按 1种计算)、番经一藏(按 1种计算)、大小五部经及五般经等佛教经典 20种，道经 1种，总计 184种“内府有板图书”。在近200种内府书板记录中，包含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叶”[2]159。刘氏的记录说明明代内府确曾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而且《酌中志》成书时该书书板尚在。

但是，明代内府刻书毕竟是皇家之物，其主要用途是供皇帝颁赏和供宫廷内部使用，这注定明代内府本总体不太可能大规模流通。笔者曾对现今存世的内府刻本做过统计，存世数量较多的当属皇帝用于在全国范围内颁赏、颁降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以及《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集览》《大明一统志》等科举用书，大约每种书多者现今存世可达三四十部；其他宫廷内部消闲娱乐用书或宫内人员启蒙读物，虽然明内府当时可能刊印也不少，但传世却不多，即便尚有存世，亦属凤毛麟角。《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就是供宫内人员休闲娱乐的，所以后世鲜见著录。

最早明确现存嘉靖壬午刻本为明代内府刻本的，是著名版本学家王重民先生，他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书中著录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文如下：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

二十四册 (国会)

明嘉靖间司礼监刻本[九行十七字 23.1×15.8]

原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卷端有《三国志宗寮》，于书内人物，各系一小传。刘若愚《内板经书纪略》云：“《三国志通俗演义》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叶。”即此书。全书凡分二百四十节，盖就至治本《三国志平话》而增损演变之，说详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文(《文史》第一卷第二号)，商务印书馆近影印《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即此本，盖所据适阙修髯子序，故误为弘治本也。此本由两书配成，卷十二全阙，然已钞补。

庸愚子序(弘治七年(1494年)有“金华蒋氏”“大器”两印。)

修髯子序(嘉靖元年(1522年)有“尚德”“小书庄”“关中张子词翰之记”三印。)[3]

这条著录明确指出“嘉靖壬午本”就是明代司礼监刻本，即内府刻本。

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和明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正式印行前，该馆先试印了部分样本，并于影印样本前附有一篇影印缘起，其中有句云：“《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弘治本为最善……敝馆先收得明弘治残本，搜访二十余年，近始觅得全部……书凡二十四卷，有音义、有注释、有句读，行款鬯明，字大悦目，盖未经坊肆评点之最初净本也。”[4]实际上，根据王重民的著录，上海商务印书馆历经二十年所拼凑而成的所谓“全本”并不完全，仍缺少了原书卷端所附的“修髯子序”，导致将此书误判为明弘治本。

二、明内府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存藏状况与版式特征

（一）明内府本《三国志三国演义》的存藏状况与著录情况

既然王重民先生指出“嘉靖壬午本”就是明内府本，那么国内目前有没有传本存世呢？目前而言，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我国善本古籍存藏面貌的工具书当属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政府组织编辑出版的大型古籍善本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目著录的嘉靖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共有三家馆藏，分别是：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其中，天津图书馆为残本，仅存卷五至六两卷[5]。

1974－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影印出版了嘉靖壬午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线装本、平装本，所据底本主要是上海图书馆藏本。该书前“出版说明”云：

本书国内收藏尚多，我们见到的有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文学研究所和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等藏本。这些本子是同一书版多次印刷的，有的本子有补版挖改的痕迹，其中上海图书馆藏本较完整。我们这次缩版影印，即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底本中残破和字迹模糊的部分，则以甘肃省图书馆藏本相应的书页配补。[6]

这篇出版说明所描述的版本存藏情况，基本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一致的，惟多出文学研究所一家。笔者核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的确藏有此书，亦为足本。

2013年刚刚出齐的《中国古籍总目》“是迄今为止卷帙最繁、收书最多的古籍书目”[7]，该目著录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仍作“明嘉靖元年刻本”，目录反映的藏书单位也仍然是上海、天津、甘肃三家图书馆，且未注明残缺情况[8]。

除了上述两种书目著录的三家收藏单位之外，笔者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见一《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影[9]，与明内府本酷似，然该网站并未注明此书版本情况。查考《中国历史博物馆古籍善本书目》[10]，并未著录此书，故国博所藏究属何本，尚不能确定。

综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及笔者考实，目前国内藏有明嘉靖元年内府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收藏单位至少有上图、天图、甘图和社科院文学所四家。

（二）知见明内府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特征

笔者曾于 2014年分别赴天津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访书，目验两馆所藏所谓“嘉靖元年刻本”，所见上海图书馆藏本用纸为内府刻书所常见之白棉纸，字体则为内府惯用之馆阁体，字画端秀，刻印精美；天津图书馆藏本所用纸张略差，版面界栏、边框断版多于上图本，字迹亦较上海馆藏本更为臃肿，应为多次刷印后书板反复沾水涨溢所致，故天图本应为上图本之后印本。兹以上图本为据，叙录如下：

该书版框高24.4厘米，宽16.4厘米。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四字，小字双行字数同。四周双边；版心黑口，双黑鱼尾相对，上鱼尾下方刻书名卷数，如“三国志卷之一”，下鱼尾上方刻叶数。

卷端有弘治甲寅(七年，1494年)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次为嘉靖壬午(元年，1522年)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再次为“三国志宗寮”，于书内人物，各系一小传。书凡二十四卷，卷各十节，共二百四十节，每节前有一七言诗句作为本节小目。

三、明内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原因与影响

（一）明内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原因

自洪武至崇祯，有明一代 276年间内府按照皇帝旨意刊刻了数百种书籍。在众多内府刻书中，嘉靖元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内府刊刻的唯一一种小说类图书。那么，明内府为什么会刊刻此书呢？是为了迎合宫内人员消遣娱乐的偶然？还是内府刻书所承担的使命造成的必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内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最高统治者已经接受通俗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结果。

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作品面貌，符合市民阅读需求的文学作品开始涌现出来；加之元明之际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11]3，《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这种复杂社会背景下产生了，并且在社会各阶层中很快流行起来。据史料记载，明代的一些皇帝在万机之暇很喜欢阅读通俗小说，“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神宗好览《水浒传》”。这说明通俗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明代中后期已经被包括皇帝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内府司礼监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且成为宫廷人员“乐看爱买”的读物，正是明代最高统治者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认可与接受使然。

第二，内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最高统治者对该书宣扬的“仁君贤臣”思想主旨[11]26-30，以及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的高度认可。

内府刻书主要目的是为维护朱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除了《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书》《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君鉴》《历代臣鉴》《圣学心法》《女诫》等封建道统图书之外，即便刊刻看似与政治统治无关的图书，也往往另有深意。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内府刊刻了一种子部艺术类的图书——《草韵辨体》，明神宗专门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御制跋》，足见其对该书由内府重新付梓之重视。其中，书后所附《御制跋》云：“《草韵辨体》一书，朕即命模刻禁中，时加披览。……朕辑此书，岂直为游艺之资！倘亦治察之一助乎。是用书诸末简，以谕朕志如此。”①则神宗刊刻是书仍为政治统治服务之真实意图昭然毕现。如此看来，《三国志通俗演义》能够跻身内府刻书之列，绝非偶然。

通观《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作者以传统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糅合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痛恨因昏君贼臣造成天下大乱、渴望明君创造清平世界的心理，描写了自汉灵帝中平元年至晋太康元年之间黄巾起义，魏、蜀、吴三国鼎立，相互争战兴废、朝代更替，最终被司马氏统一于西晋的近百年历史，并在叙述过程中构筑了“尊刘反魏”“明君良臣”的思想主旨，以及“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便佞必当去”[6]卷首《三国志通俗演义引》1b的价值判断标准，这正好符合了明代中后期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政治需求。明代中后期，宦官擅权弄术，已经成为腐朽的封建统治的主要症结之一。内府刊印此书，正好可以寓教于乐，借机教化宫内人员(主要是太监这类内侍人员)忠君效主。

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代，统治者对民众思想意识的钳制非但时刻没有放松，恰恰是在从各个方面予以加强。由全国最高刻书机构内府来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统治者藉此实施思想教化的证明。

（二）明内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

内府刻书作为明代最高级别的刻书类型，所刻图书意味着代表皇家意志与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内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对该书的流通传播必然起到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明代内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明清两代刻书机构刊刻此书起到了引领与助推作用。司礼监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举动，即让明代各级官府机构上行下效，也让战战兢兢的书坊主们大喜过望，各种刻书机构纷纷刊刻此书。据杜信孚、杜同书所著《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记载，明代除了司礼监之外，同为中央官府的都察院也在嘉靖年间刊刻了此书[12]，苏州金阊书林则于天启年间刊刻了一百回本《三国志通俗演义》[13]。由明入清之后，直接延续明代内府刻书余脉的清代内府也于顺治七年刊刻了满文本《三国志演义》二十四卷[14]，民间翻刻则更多。

其次，内府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对该书的版本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嘉靖元年内府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元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基础上而增损演变而成的，但元本已经不传于世，嘉靖内府本成了该书现存最早的刻本。嘉靖以后新出的刊本，则多在嘉靖内府本基础上进行插图、音释、考订、评点而成，卷数、回目以及个别文字也有的略作调整。

四、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着封建商品社会的发展与文学面貌的嬗变，《三国志通俗演义》因其“仁君贤臣”思想主旨与“忠孝节义”的道德标准得到了明代统治者的青睐与认同，使得该书得以在宫内绣梓刊行；而嘉靖内府本的问世又为该书之流通传布以及书中所秉承的“忠义”精神的传播弘扬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目前来看，嘉靖壬午本在《三国志演义》的研究中已经广为学者们利用阐扬，甚至有些学者深入到嘉靖本的文本中去，对该版本的注释、地名等予以考证挖掘，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内容特色、思想倾向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人共瞩目的成果。但是，以往研究者均忽略了“嘉靖壬午本”出自明代深宫的高贵身份。在明确了“嘉靖壬午本”其实就是内府司礼监刻本后，如果再回到文学研究的范畴中来，也许我们会有更多新的视角与发现。

注 释：

① 郭谌《草韵辨体》，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明内府刊刻本。

参考文献：

[1] 翁连溪.明代司礼监刻书处——经厂[J].紫禁城,1992(3):22.

[2] 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3]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01.

[4]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影印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样本[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5]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60.

[6]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罗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3.

[7] 时永乐.《中国古籍总目》的得与失——以《论衡》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11):79-81,103.

[8]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M].北京:中华书局,2010:2242.

[9] 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国志通俗演义[EB/OL].[2010-03-01][2015-06-01]. http://www.chnmuseum.cn/tabid/212/ Default.aspx? AntiqueLanguageID=260.

[10] 黄燕生,邱关鑫.中国历史博物馆古籍善本书目[M].北京:中国书店,1990.

[1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

[12] 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北京市卷[M].北京:线装书局,2001:2a.

[13] 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省书林卷[M].北京:线装书局,2001:27b.

[14]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528.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oyal Edition of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of Ming Dynasty

MA Xueliang1a, CHEN Ming2, JIN Ying1b
(1. a. Research Academ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 Microform Document Department, Beijing100081, China; 2. Library, Changchun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130033,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records of the Precis of Royal Printing Books (introduction of royal printing books from an eunuch’s memoirs in Ming Dynasty), Synopsis of Chinese Old Rare Books and Chinese Old Rare Book List, the article defines that the so-called “Jiajing Renwu Edition” of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is just the royal edi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Jiajing Era of Ming Dynasty. Besides the collection of th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of United States, this edition is also collected in Shanghai Library, Tianjin Library, Gansu Library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tudy of the edition collected in Shanghai Library, the article describes its textual characters.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e printing of this royal edition. One is that the monarch of Ming Dynasty has accepted this kind of literary genre, popular fiction. The other one is that the monarch of Ming Dynasty has highly accepted the concept of “the monarch is merciful while the ministers are virtue”and the moral standard focusing on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advocated in it. And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its influence. One is tha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and pushing the institutions of engraving book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inscribe this edition. The other one is that it provides contextu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itions of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royal printing; popular literature; popular fiction; literature of Mi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I207.4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3-0113-05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20

收稿日期：2015-12-22

作者简介：马学良(1980-)，男，河北枣强人，国家图书馆研究院馆员，管理学博士。陈 明(1981-)，女，吉林公主岭人，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