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占 兵

(黄淮学院经济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效应分析与破解路径选择

韩 占 兵

(黄淮学院经济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为我国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减少农民”的历史机遇，但是其也存在对现代农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等负面效应。在对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效应分析基础上，探寻出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破解路径，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1)鼓励留守农业劳动力渐进式退出农业生产；(2)在城乡之间构建起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3)新生代劳动力务农行为的培育是当务之急；(4)推进农业科技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

[DOI]10.13322/j.cnki.fjsk.2016.01.005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缩减，农业劳动力主体弱质化趋势凸显。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人力支持。在农村土地资源总量不变的硬约束下，农业人口的大幅降低会导致人均经营耕地的增加，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的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的增强，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事实上，众多现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农业人口的减少是农业组织化程度和收益率提高的前提条件，学术界较早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减少农民的观点，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带来的农业人口持续大幅减少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18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35%，1901年下降到9%，1980年持续降低至2.6%；184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8%，1980年持续下降至3.5%；1872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5%，1980年下降为11.2%[2]。这些国家很好地利用了农业人口大幅下降所来的历史机遇，大步完成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历史任务，进而显著提高了农业收益率，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然而，农村青壮年人口的过度流失也造成了农业劳动力断层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以农民老龄化与女性化、农村人才空心化和农业生产副业化为表征的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问题日益突出[3]。农业劳动力的世代更替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得以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而如今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局面势必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4]。我国新生代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下降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其对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将长期并存，同时也决定了农业转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海关总署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我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产生的效应，客观理性地认识农业人口过度流失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辩证地看待当前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探寻出破解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路径。

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效应分析

一般意义上而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过程。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是源于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城市非农业领域的大量流出。因此，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农业建设的战略要求，考察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对于农业生产的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农业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现代农业有别于传统农业，它是社会化农业和市场化农业的集成，它涵盖了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生产物质条件现代化和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等诸多方面。现代农业是二战后发达国家农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我国农业发展前进的方向和目标。马克思认为，人(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实用技能和科学素养，适应社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的新型农民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须保留一定数量的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当前农村中大量留守的高龄劳动力无法承载发展现代农业的重任。虽然，部分老年农民积累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但是由于该群体生理机能普遍下降，精力和体力日趋衰退，其对于农业生产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学习吸收皆处于不佳状态，难以达到现代农业对于生产主体的高要求。另外，该群体对于农业耕种多是依赖传统方法和经验，不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生产模式下的农业生产新方式和新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减缓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综上所述，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青年农业人口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加剧了农业生产主体的断层，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是务农主体更新换代的普遍规律，对于保障农产品的持续生产和有效供给意义重大。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蔓延，造成农业生产主体出现一定程度的缺失，大量土地耕种重任由老人来承担。此种局面在短期内对农业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显现，毕竟暂时的农业劳动力缺口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代替来弥补[5]。所以，过去10多年间，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支持下，我国粮食生产并没有受到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显著影响，2013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4万t，取得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一连增”。针对上述粮食生产成绩的取得，部分学者研究指出，我国粮食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更多依靠的是化肥和农药，而不是劳动投入和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6-7]。然而，从长远来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无法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发生很大改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逐渐转变到以动物性食物为主，肉、蛋、奶和高质量米面的消费数量大幅增长，农产品消费日益呈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但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影响下，高龄化的农业生产主体无力变更农产品生产结构，其更倾向于种植劳动投入较少的稻米等作物，对劳动投入较大的谷物、饲料粮、油料作物等生产不足。(2)随着现代营养意识的建立，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吃饱穿暖”的低层次要求，对食物的质量和品种有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大量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出现缺位的背景下，留守的高龄劳动力接受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较弱，劳动技能难以提高，影响粮食新品种和先进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严重制约高端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在上述两大因素作用下，我国农产品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匹配的现象日益显现，造成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相互脱节，需要进口大量农产品来弥补供求失衡。如表1所示，2001-2013年我国主要农产品净进口数量逐年增多。谷物及谷物粉2001年的净出口532万t，至2013年则净进口1363万t；小麦2001年净出口2.32万t，2013年则净进口550.70万t；大豆表现得更加明显，从2001年净进口1369万t，快速增长到2013年净进口6317万t，增长速度之快十分罕见。就连我国一直拥有生产优势的稻谷和大米，也从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即从2001年的净出口159万t，演变成了2013年净进口179.26万t。据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产的情况下， 2012年我国全年则进口粮食超过了7000万t，是历史上粮食进口量最多的一年。如果全部加以核算，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总体水平已经不足90%，远低于95%的政策红线，国家粮食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威胁[8]。

表 1　2001-2013年我国主要农产品净进口数量

注：表中数据为负数的年份表示当年主要农产品是净出口状态。

(三)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匮乏威胁

我国经济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并要求培养和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然而，翟振武等调查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逆向选择严重，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仅有0.5%的留农人口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在外出务工人口中这一比例高达4.8%。另外，仅有5.6%的留农人口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同样在流动人口中这一比例高达23.6%[9]。这表明青壮年农业人口在城镇化浪潮下，处于急剧快速的动态演变之中，农村是留不住青壮年农业劳动力。

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大量留守老人难担发展农业重任，新农村建设正面临着主体匮乏的威胁。这是未来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因为任何“三农”政策，一旦脱离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现实状况，忽视农业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迁移的历史背景，其效果必将不如人意。

(四)农村土地资源形成错配，亟待制度创新

从农村居民家庭土地经营情况来观察我国人地关系的历史变迁，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均出现了小幅上升(表2)。人均耕地面积由2001年的1.99 hm2增加到2013年的2.38 hm2；人均山地面积由2001年的0.28 hm2增加到2013年的0.49 hm2；人均家庭园地面积由2001年的0.06 hm2增加到2013年的0.12 hm2。在可预期的未来，随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加剧，农业人口的大幅减少将促使人均经营土地面积进一步上升。然而，上述人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仅仅是理论测算结果，实际上大量本应流转以提高耕种规模的土地，一部分被留守的老人艰难支撑，一部分形成候鸟式生产模式下无人管理、土地撂荒等“懒人农业”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土地耕种效率的提高，导致农村土地资源错配。

表 2　2001-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家庭土地经营情况

注：此处耕地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和休闲地(含轮歇地、轮作地)。

客观上而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引起的农村土地资源错配是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地关系最显著的矛盾。它表明我国农业经济从传统小农耕种模式向现代化、市场化、规模化经营模式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土地资源亟需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形成了以集体所有、土地均分、联产承包为基本特征的土地经营制度。此种细碎化的农地耕种模式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我国小农式深耕细作的农业传统和农村社会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为我国在短时间内解决温饱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加剧，此种土地经营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我国迈向现代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农业经营的趋势。在新形势下，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迫切需要以技术和资本的投入来提高农业种植收益，现有以土地细碎化为特征的小农式耕种模式亟待打破。因此，现有农地制度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改变农村土地资源错配的局面，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事实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十四五世纪同样经历了农业人口大幅下降的历史阶段，这些国家适时通过产权变迁和制度完善调整了人口与土地资源配置比例，顺利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10]。

(五)冲击传统农村社会运行体系

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背景下，对传统的农村社会运行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传统农村养老体系遭遇到了现实挑战。在“养儿防老”“百善孝为先”等文化传统主导下，我国农村社会一直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模式。家庭养老作为一种代际之间反馈模式，是维系农村社会体系运行的重要基础和纽带。然而，随着青壮年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迁移，大量“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留守老人”的出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遭遇空前的弱化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自我养老模式逐渐成为很多农村老人的无奈选择[11]。如表3所示，我国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差异巨大，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依靠自身劳动收入的平均比例高达37.9%，而城市老人仅为13.0%。对农村老人而言，养老金收入占比仅为4.6%，远远低于城市老人的45.4%。这说明，大量本应颐养天年的农村老人依然在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以维持自身的晚年生计。笔者在江苏、河南、陕西广大农村调研时发现，许多农村老年人不但要进行土地耕种，而且还要照顾子女的孩子，替外出打工子女分担压力，生活状况堪忧。事实上，大多外出务工人员面对城市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经济能力十分有限，仅有小部分务工收入较高的青年人有能力接济父母。更值得深思的是，没有子女照顾的农村老年人在未来失去劳动能力后将如何保障基本生活？这些农村老年人普遍缺乏亲情慰藉，极易在晚景凄凉的氛围中丧失生活信心。刘燕舞通过调研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部分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在当地被视作正常合理[12]。其重要原因就是农业人口过度流失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一生辛劳，给孩子盖新房、娶媳妇、看孙辈，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却无法得到应有的代际反馈[13]。

此外，还存在关于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大量农村留守妇女承担着支撑家庭的困苦和责任，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和缺乏安全感是该群体的普遍生存状态。因城镇化背景下人口迁移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表 3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所得。

二、破解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路径选择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国家依据本国国情，各自选择了诸多有效的应对策略，较好地应对了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并成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对于我国而言，当前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出现，同样正是我国改革旧有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促进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良机。应抓住农业人口大幅减少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特点，探寻出破解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科学路径。

(一)鼓励留守农业劳动力渐进式退出农业生产

现阶段，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在我国农村蔓延，所导致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大量的留守老人承担土地耕种的任务。蔡昉研究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占50%，而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就业比例竟然高达85.5%[14]。朱启臻在山东省荣成市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农业劳动力中，男性占39.5%，女性占到60.5%，远远高于男性[15]。这直接制约了农业收益率的提高，农业的低收益率造成了撂荒弃田现象逐年增多。据国土资源部2011年的调查数据披露，我国每年有近3000万hm2耕地处于撂荒状态[16]。特别是在南方山区，许多地方出现了耕地抛荒现象，双季稻已经很难见到，此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农业生产对体力劳动的高要求，还是现代农业生产对技术知识的高要求，农村老人均无法达到这些要求。长远看，这类群体根本无法承担起农业现代化大生产的重任。因此，政府必须以政策引导和利益激励的方式，鼓励和支持老年农民逐渐放弃农业生产，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业生产主体，这既是推动农业生产主体更新换代的重要环节，也是为顺利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政府应以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建立农村离农保障基金，规定凡年满55岁的高龄农民，若愿意将自身所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青壮年农民耕种的，在合法取得流转收益的基础上，将额外从“农村离农保障基金”中获得一次性离农补贴。离农补贴的标准由具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年限而定。根据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经验，农村离农保障基金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负担，列入财政支农的政策范畴。农村离农保障基金的建立有利于激励高龄农民放弃土地耕种，有助于农业生产主体的年轻化和土地规模化生产经营水平的提高。

(二)在城乡之间构建起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总体表现为农村青壮年优质劳动力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流动。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劳动力资源正在从过剩走向紧缺，在此情况下，城乡劳动力收益差距会继续扩大，上述趋势的劳动力单向流动势必会持续进行。所以，在当前城市与农村关于争夺和吸收青壮年劳动力的博弈中，农村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于农业自身发展的承受能力，劳动力的超额流动将会动摇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基础。因此，应协调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城乡之间构建起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既能满足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用工需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劳动力“后继无人”的局面。(1)推动农户由“异地型兼业”向“本地型兼业”转化，促进农业劳动力回流。“本地型兼业”有利于农民形成居住在本村的在宅兼业，可有效避免劳动力空心化。农民既可在农闲时进城务工，提高非农收入，又可在农忙时投入农业生产，一举两得。比较乐观的是，近年来，随着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异地型兼业”农业劳动力逐渐呈现“回流”态势。(2)应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为农业发展注入活力和现代要素，提升农业对于劳动力的“职业新引力”，有利于促进优秀劳动力流向农村。

(三)新生代劳动力务农行为的培育是当务之急

新生代农业劳动力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完成义务阶段教育而又没有进入大中专院校深造的，正在或即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一代农民。当前，亟待构建起成功的动力激励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吸引新生代农业劳动力和城市优秀人才在农村劳动创业，打破当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局面。借鉴国外农业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政府应实施“新生代农业继承人培养工程”和“新务农人员援助工程”，通过上述工程，为农业“新入职者”提供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土地流转、风险规避、信息共享、法律保障等多方面的扶持。相关涉农部门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新务农人员提供贯穿农业经营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业态、系统化服务，尽快培育其成为现代农业经营的新生力量，为实现农民职业化奠定基础。

(四)推进农业科技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

对于农业投入要素而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带来的是劳动力投入的锐减，但这同时为提高资本和技术两种要素的投入比例提供了契机。纵观美国、法国等国家农业科技进步的整个历程，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实现了良好互动。在近2个世纪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美国成功将工业化成果积累、科技研发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实现了农业科技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20-1940年，美国农业生产中的机械化比重由23.1%提高到93%，拖拉机总量由1920年的24.6万台增加到1945年的235.4万台，提高了8.6倍[17]。大量现代化农业机械和生物技术的运用实现了农业的高度发展，使得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快速提升。为了应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所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要素投入匮乏的局面，法国政府通过提升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技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20世纪中期，法国主要农业机械投入量大幅增加。农用拖拉机数量由1950年的13.7万台提高到1983年的149.5万台，联合收割机数量则由1950年的0.49万台提高到1983年的19.8万台[18]。农业机械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初步实现了机械对人力的替代。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政府应紧紧抓住当前农业劳动力大幅减少的重要机遇，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支持、技术推广、市场诱导等方式，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推广应用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结语与政策启示

劳动力是物质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基础，也是农业生产投入要素中最能动最关键的因素，它直接决定着农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农业劳动力配置状况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生产主体世代更替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我国农村改革深化、农业经济转型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性问题。总体上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我国农业发展迎来了一个由小农经济模式向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农业模式转折的重要过渡时期。它既带来了诸多挑战，同时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为了从战略上加以应对，须将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置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和判断，从根本上推进农业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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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林小芳)

Effects and solu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HAN Zhan-bing

(Department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nghuaiUniversity,Zhumadian,Henan463000,China)

Abstract：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decreasing farmers for China to realize the sca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but it has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it poses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duces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reatens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effect analysis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the approach to solve it is obtained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1)encouraging the rural stay-at-home labor force to gradually withdraw from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2)constructing the bidirectional flow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r labor force;(3)to cultivate new generation labor farming behavior is a pressing matter of the moment;(4)to promot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ments to replace labor force.

Key words：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22(2016)01-0023-06

[作者简介]韩占兵(1982-)，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金融与财政。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4YJC79004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CJJ089)；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5A79001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5-ZD-084)；河南省社科联、省经团联调研课题(SKL-2015-2839)。

[收稿日期]2015-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