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嘉

李杭育说，他的名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不是说做事情没有长性，而是不管在哪个行业里都要有所建树。于他的写作而言，的确如此。从寻根文学，到《公猪案》的“自由”，他一直在践行着这一“名言”。当然，践行的过程中，他觉得最好的状态是：愉快地做着你喜欢做的事，最好这个事对社会还是有价值的。

20年前的文坛，提到杭州就要提到李杭育。作为江南作家，李杭育在他颇负盛名的葛川江系列作品中以静态描写见长。他写葛川江的气势、写山野的风景，在南方文学偏于柔弱纤丽的格局里，加入北方血统的刚劲风骨，他笔下的葛川江粗犷、硬朗，有水乡传统的野性和当代巨变的气息。

那时的李杭育被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作家，他觉得这个定位也准也不准。“说它准，因为它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况且当年我本人也写过文章对此推波助澜。说它不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误导性，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对于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中国作家来说，另起炉灶就是要脱离意识形态语境回到文学的自身，进而是人类生活的本真。从这个层面上讲‘寻根’才有意义。”

“成名早有个坏处，容易自己被自己框死。”

李杭育说自己写小说是从大学开始的。“我读的是77级杭大中文系，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当时班上的同学素质很高，有的发表过诗歌，还有的精通外语。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想我们这个年纪还没有人发表过小说，就开始了小说创作。不到一年，我的处女作《可怜的运气》就在《西湖》杂志发表了。之后1979年一年时间我在浙江两个文学刊物《东海》和《西湖》上发表了大概六七篇作品。还和我的哥哥李庆西合著小说《白栎树沙沙响》发表在《钟山》杂志上。”

整个大学期间，李杭育创作小说大概有30万字。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成为了中国作协的会员，接着1984年又获得全国的奖项。都说“出名要趁早”，但这在李杭育看来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出名早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曾跟朋友聊过这个话题。我当时说，你出名早，也等于是早早地就跟自己过不去了。已经在某个高度，会让你骑虎难下。其实成名容易让人背上成功的包袱，被别人给你做的标签框住，框死。不仅别人那样认定你，久而久之你自己也可能这么看自己了，这就很可能忽视了其他的可能性，放弃了其他的探索，表现出守成的，甚至是保守的倾向。”

这一时期的李杭育可谓是“名利双收”，可他觉得再想突破自己，超越自己，谈何容易？所以李杭育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再往上走，索性就不写了。而这一停就是二十年。

“《公猪案》这个小说的意义的着眼点在于人和动物相互依存的情感。”

二十年后，他又“重操旧业”推出新作《公猪案》。《公猪案》主要讲了相隔一百五十年的三个猪倌和三头公猪的故事，以此表现人和猪的相依共存，却又不得不在这无尽的生殖和杀戮的循环中彼此反叛，由此揭示人性中的“猪性”和“猪性”中的人性。

“这是我写过的最自由的一部小说。”李杭育说道。

“为什么这样说呢？”

李杭育思索了片刻，“我写小说有三十多年了，知道小说有很多规矩。写这部《公猪案》，我不怎么守规矩，很自由，甚至还‘偷懒’、‘耍赖’。把三个时代的三个猪倌都取名叫来福，既有获取紧凑和凝聚力的用意，实在也很偷懒。还有，某种场面我不愿写，觉得写出来也没啥意思，我就耍赖了，让主人公替我去梦游了。所以我说这是我写过的最自由的小说。不被陈规框住，你就自由了。”

这种自由给他带来了快乐，10万字的长篇小说，提笔至完稿，只用了半年。

至于为什么想要写这样一本小说，李杭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大概十年前，我在一部匈牙利电影上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男人赶着一头公猪在村路上慢悠悠地走。这个没有故事的画面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动机。一次，我在课上提起这个画面，一个学生记住了。那学生毕业之后跑来问我：‘男人赶着公猪在路上走的小说你写了没有？’这一问就问出了今天的《公猪案》。”

李杭育说，《公猪案》对他的真正意义在于终于可以凌驾于文本之上，不受小说规则的摆布了。

“为了自由表达而写作是非常愉快的，为了一个任务或者为了其他而写作是没有愉快感的，这也是我二十年不写小说的原因。”

关于二十年不写小说的原因，李杭育解释道，就是没想好该怎样讲那些故事，也不愿意把写作当成一件苦差事。

但是这20年他也没闲着，除了不写小说，他却写了许多别的东西，大量的散文、随笔、各种纪录片的解说词、相当于乐评的《唱片经典》，还有杂志的卷首语，还有给领导打报告，甚至还有为去世的朋友写的追悼词。“可以说，除了诗歌，几乎所有的文体我都尝试过了。十八般武艺在手，我便有了自信。”

除了写作之外，从2008年开始，李杭育又开始涉猎绘画领域，而他在绘画上的灵感多是来自于性以及所有让他觉得有生命感的东西。“绘画既能满足我天性中对五光十色的世界的喜好，又能让我用色彩和线条去表达我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意绪，还能让我在作画的时候，更好、更深入地思考我在写作上遇到的问题。”李杭育说道。

“那喜欢别人称呼您是画家吗？”

“喜欢别人称呼我画家，”李杭育点头说着。“不过这种喜欢纯粹是出于喜新厌旧，毕竟画家对我来说是个新的身份，而作家我早就是了。”

至于怎么看待绘画，李杭育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他只能简单地回答一条：“我之所以喜爱画画，就是它能让世界千姿百态。真实的世界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而绘画却能创造出千千万万个世界。”

“保持对新鲜事物的热爱，这是我们活着的滋味所在。但是更好的滋味，是你对新鲜事物的热爱，最终又给了你很好的回报。”

如今已经五十八岁的李杭育说自己不太可能轻易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在我现有的生活中，我享受着有成效的工作，享受着思考，享受着美食、美酒、美女（哪怕只是视觉上的），甚至是享受着意外的打击、挫折对自己的考验，享受着对人世间种种悲伤的同情，对种种龌龊的厌恶，对种种反人性罪恶的愤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发自他心灵上的一切情绪，无论好坏，都是值得他享受的。”

对于现在年轻人一直在寻求的慢生活，李杭育笑言自己已经在过着这种生活了。虽然如此他却说自己理解的慢生活有两种，“一种是很常见很普遍的，就是老年人的生活。还有冬季北方农村的传统生活，闲着没事，晒晒太阳，唱唱二人转；另一种是梭罗式的，他在《瓦尔登湖》中写到的那种，自然而简朴的隐逸生活，曾经令我无比钦羡。可那是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国度，我们很难模仿。”

李杭育说自己喜欢尝试不同的职业，也在其中“玩”的不亦乐乎。“我当过农民，做过工人、编辑、记者、专业作家、教师等等，还写过小说，玩过唱片，弄过纪录片，主编过杂志，还出镜做过电视节目和房地产项目的策划，又画画，又写书法。很多朋友说我动辄‘跨界’，我自己的说法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过，我说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不是放空枪，是要打下鸟来，有收获的。我对自己这一生比较满意，因为我无论在哪里‘打枪’，总是打下了‘鸟儿’。最有意思的是我做发烧友玩唱片，这原本是一项消费，却因我写了《唱片经典》，大获成功，把买唱片花掉的钱又赚了回来。按照我学经济学的大女儿的说法，我这是把消费变成了投资。”

最近李杭育在协助一位做影视编剧的朋友，为他做剧本策划。他说有空档的时候，在着手自己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做事情并不总是很顺的，遇上麻烦，一时做不下去了，那就暂时搁置一下，去做做别的事情。我写《公猪案》那阵子就是这样的，那是在我的画室的电脑上写。写着写着卡住了，我就去画一阵子画。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对付困难，走出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火种不灭，还有亮光，也就证明了你的脑子还行，那火种迟早还会大放光彩，照亮你走出困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