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a.哲学学院，b.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理论创新与积极意义

魏义霞a，b

(黑龙江大学a.哲学学院，b.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康有为的大同理念带有近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征，其理论创新和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立言宗旨上，回应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第二，在文化语境上，融合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四项要素，拥有全球多元的视野、视域和心态；第三，在合理论证上，奠基于仁学和公羊三世说之上；第四，在意趣诉求上，紧扣自由、平等的时代主题，尤其是将对平等的推崇发挥得淋漓尽致。

康有为；大同思想；理论创新

大同是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不同时代的人则赋予大同不同的意蕴内涵和价值诉求。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和现实需要决定了近代大同秉持前所未有的理论初衷和立言宗旨，因而拥有迥异于古代的新意蕴、新视野和新诉求。康有为的大同理念带有近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征，其理论创新和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这通过其大同思想的立言宗旨、文化语境、合理论证和意趣诉求集中呈现出来。

1 救亡图存的立言宗旨

中国近代是人心思变、救亡图存的时代，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是近代哲学的历史使命。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催生了近代的大同思潮，并在立言宗旨和理论初衷上先天注定了近代大同思想与古代的天壤之别。一言以蔽之，古代大同理想是外王的一部分，寄予着平天下的雄心和抱负；近代大同则迫于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受制于中国外强环视的严峻形势下的政治需要和生存竞争。如果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催生了近代的大同思想的话，那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也不例外；如果说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使近代与古代的大同思想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则代表了大同思想的近代形态。康有为大同思想与古代的区别最明显地通过立言宗旨反映出来：在古代，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大同的主要形态，儒家大同的集中表述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由此可见，古代大同寄予着儒家路不拾遗、协和万邦的道德理想和王道政治。在近代，大同承载着中国独立富强的梦想，围绕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展开。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基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肩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回应时代呼唤的立言宗旨使他的大同思想在意蕴内涵和思想建构上突破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古代模式。具体地说，康有为对大同的建构包括对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思考，断言由于消除了所有差异，大同社会进入绝对同一、消除差别的平均状态，这种平均状态就是平等。尽管他将平等极端化、抽象化，然而，无论是国群平等还是个体平等均与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不无关系。

与出于救亡图存的动机一脉相承，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思考和规划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纳入视野。正是出于对中国处境的忧心忡忡和对中西关系的强烈不满，他的大同建构着眼国际关系，将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满，康有为在断言国家之间的战争是苦难根源的前提下，将“去国界合大地”［1］89说成是进入大同的主要步骤：第一，康有为通过对人间苦难的剖析得出结论，“九界”是痛苦的根源，“破除九界”是求乐免苦的不二法门；这使“破除九界”成为共享大同的必由之路，而国界则列于“九界”之首。第二，《大同书》共十部，除了甲部的“入世界观众苦”［1］31，其余九部都是进入大同社会的具体步骤，而“去国界合大地”排在第一。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去国界迫不及待，其中隐藏的是对于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无反顾。

进而言之，与渴望中国独立自主而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相一致，康有为大声疾呼中国与西方列强平等。这表现在大同建构上便是呼吁取消国界，目的是从根本上消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1］105。与铲除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纷争和奴役密切相关，在他设想的大同社会中，除了取消国界、同一人种，全球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皆一体化。依据康有为的逻辑，取消了国界，同化了人种，也就彻底消除了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战争和分歧。政治、经济的同一铲平了不平、不公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原因，宗教、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的同一则从观念上根除了人与人产生分歧的可能，也就永远地杜绝了国与国之间的殖民和战争。

面对中国的救亡图存，康有为为了使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蹂躏便呼吁破除国界，从根本上取消国家的存在，难免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之嫌。尽管如此，从初衷上看，则是为了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避免强盛国家殖民、奴役弱小国家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于康有为的做法，可以质疑他的手段，却不可质疑他的动机。与此互为表里的是，康有为将大同社会说成是平等的最终实现，而他所讲的平等不仅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所有领域一律平等，而且指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之所以同平互释，声称“‘同’字、‘平’字，先同而后能平”［2］，除了受中国古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心理影响之外，从现实上说是为了凸显大同的平等意蕴，面对中国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拉近平等与大同之间的距离。通过平等与大同相提并论，将推进平等奉为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围绕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展开，初衷是为了使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蹂躏而成为独立的国家。立言宗旨和理论初衷隐藏着思想建构的主观动机和思维密码，立足于中国近代的历史使命，秉持救亡图存的宗旨预示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古代的大同思想差若云泥。

2 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

资本的全球化进程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时将魔爪伸向东方，中国由此被纳入到世界历史之中。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既加快了中国由古代的宗法国家向近代的民族国家转型的步伐，也使中国由于西学的大量东渐而涌现出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思想、新学说。无论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而被迫师夷长技的奋起直追，还是激发抵御外侮的自尊心、自信心而坚守精神家园的文化认同，都注定了古今中外之争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形态或政治体制，而是蕴含着更为深层的价值诉求、民族心理和文化理念。对于身处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近代中国人来说，无论守旧还是趋新都是一种选择，因为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同样的道理，康有为身处前所未有的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面对名目繁多的新思想、新观念，拥有古人无法想象的视野和更大的选择空间。这使他的大同建构拥有迥异于古人的视野和心态：第一，康有为所理解的天下不再是古代文化意义上由中原与夷狄组成的天下，而是中西地域意义上由中国与包括西方列强在内的其他国家共同组成的世界。这使康有为的大同理念拥有全球视野，不仅关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且使国家与国家、人种与人种的关系成为大同建构首当其冲要考虑的核心话题。第二，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和中国的落后挨打使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近代中国人对船坚炮利的西方文化羡慕不已，亡国灭种的危险使康有为深切体会到了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残酷，认识到在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面前，中国要适者生存，必须赶上西方；要赶超西方，除了自强不息、挺立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还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对西方思想有视无睹，在建构大同思想时对西学无动于衷。恰好相反，他的大同思想容纳了西方文化的元素。借鉴、杂糅西方的思想元素不仅表明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全球多元的文化视域，而且与其大同思想的启蒙使命和自由、平等意趣相契合。

对于《大同书》的来源，康有为有过明确表述：“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尽吸饮之。又当大地之交通，万国之并会，荟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饫之，神游于诸天之外，想入于血轮之中，于时登白云山摩星岭之巅，荡荡乎其鹜于八极也。”［1］33与《大同书》一样，他的大同思想对他所认定的古今中外各种思想精华的集粹、采撷。无论来源、内容还是境界都与古代大同不可同日而语。

就理论来源而言，古代大同是中国式的，康有为的大同则是世界式的。这表现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具有全球视野和文化多元的态度，不仅将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纳入大同建构之中，作为思考的核心话题；而且利用古今中外各种要素建构大同理念，致使他的大同思想成为对中学、西学和佛学的和合。有鉴于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拥有古代无法想象的视野、视域和内容：第一，康有为宣称大同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共同追求，断言西方人写的《百年一觉》就是对大同的描写和追求。由此不难想象，包括《百年一觉》在内的西方思想成为其建构大同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思想要素。第二，确信作为孔教、佛教和耶教共同宗旨的仁的最终实现便是大同，孔教、佛教和耶教皆讲大同。这表明，大同并非孔教或中国人的专利，而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此相一致，他的大同社会集合了中国、印度和西方各种美好愿景，“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列子之甔甀山，达尔文之乌托邦”［1］106皆在其中。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康有为的大同建构始终交织着中西、古今、新旧等诸多矛盾冲突和价值选择，正是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和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使他在对大同的设想中走向了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这是因为，依照他的设想和逻辑，世界大同了，便没有了中西之间的各种差异和区分，也就彻底消灭了包括国家、种族之间的侵略和歧视。到那时，即使有地域上的中西之名，也不会再有新旧之分和优劣之争了。为了超越中西、古今、新旧以及由此导致的中西之间的不平等，康有为寄希望于天下大同，提出的具体办法则是在取消国界的前提下，同化全球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一方面，他设想的这种世界一体化的大同模式不时闪现出中国古代的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的大同理念的影子，并且与中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心理不无关联。另一方面，康有为心仪的大同模式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全球一体化的模式亘古未有。可以看到，他的设想不仅包括对中国与西方列强组成的世界图景和政治格局的思考，而且拥有今非昔比的天下观念。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仅在理论来源上是全球多元的，杂糅中外古今各种思想元素；而且在大同愿景上秉持全球多元的文化心态，将世界各国的宏愿考虑其中。作为其直接后果，康有为在大同规划上冲破了中国以及各国的国家界限，对整个人类的未来甚至是对地球上的众生进行统一规划。这表明，康有为的大同理念拥有古代无法比拟的视野和视域，建构的大同社会与全球化相对接，是他心目中处理各国关系的理想蓝本。

3 依托哲学的合理证明

救亡图存的立言宗旨表明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动机上与古代相去甚远，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则预示着康有为的大同建构融入了古代无法比拟的思想元素，拥有前所未有的开阔视域。这些都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从不同角度预示了他的大同思想拥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事实上，与立言宗旨和文化语境相比，大同的合理论证更能体现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创新性和有别于古代的独特性。具体地说，古代大同理想与历史哲学中的复古主义、循环主义一脉相承，是对远古社会的追述和回忆。借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抒发了“丘未之逮”的乡愁，似乎并不需要对“未之逮”的过往事实进行合理证明或论证。近代大同不再像古代那样是对远古“事实”的追忆，而是对未来的畅想。既然是对未来的畅想，所有人都有发言权。未来为何是你想象的那样而不是另一番景象，由此便成为问题。更为尖锐的问题是，无论救亡图存还是思想启蒙都使近代的大同思想与现实需要密切相关，作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对世界格局的思考，合法性、有效性论证不可或缺。这就是说，无论是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呼唤、效果期待还是中西之间的政治冲突、利益权衡都使康有为的大同设想面临着合法性、有效性证明问题。有鉴于此，论证大同社会的合法有效尤其是必然到来不可或缺，并且成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地说，为了论证大同社会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权威性，他将大同思想奠基在哲学理念之上，借助仁学世界观和公羊三世说为大同思想辩护，致使大同社会作为仁的最终实现与公羊三世演变的最高阶段不仅拥有了正当性和必然性，而且拥有了权威性和至善性。

康有为将大同社会的设想根植于本体哲学之上，声称大同社会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人类社会以及整个世界都是仁德显现。对于康有为的这套学说，梁启超评价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是故果之核谓之仁，无仁则根干不能茁，枝叶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谓之不仁。众生之在法界，犹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爱，则谓之不仁，与一体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则由一体可以为团体，由团体可以为大团体，由大团体可以为更大团体，如是遍于法界，不难矣。故悬仁以为鹄，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伦理、之政治、之学术，乃至一人之言论行事，凡合于此者谓之善良，不合于此者谓之恶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稣也，其立教之条目不同，而其以仁为主则一也。以故当博爱，当平等，人类皆同胞，而一国更不必论，而所亲更不必论。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3］在推崇仁德基础上，康有为将大同社会与仁勾连起来，声称大同社会是仁的理想状态和最终实现。康有为是以宇宙万物的本原——仁的名义论证大同的，由于大同社会从作为世界本原的仁而来，因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和至上性。康有为的这番论证既为大同社会的合理性正名，又使大同社会作为仁之最终实现和最高境界在逻辑上拥有了某种必然性。于是，他断言：“孔子以天地为仁，故博爱，立三世之法，望大道之行。太平之世，则大小远近如一，山川草木，昆虫鸟兽，莫不一统。大同之治，则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务以极仁为政教之统。”［4］

与此同时，康有为利用公羊三世的历史哲学为自己的大同思想提供理论辩护，将大同社会与三世说中的太平世相提并论，使大同社会成为历史演变的最高阶段。具体地说，他将大同思想纳入到历史哲学之中，通过将大同社会视为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来彰显大同社会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康有为秉持历史进化的理念，坚信人类历史是不断演化的，演变的轨迹和程序则是由据乱世而升平世，由升平世而太平世。这便是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据此，康有为声称，三世说中的太平世就是大同世，也就是大同社会；并由此确信大同社会在未来，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阶段。古代的大同理念与历史哲学中的复古主义、循环主义具有密切关系，大同社会是对逝去的黄金时代的追忆；近代的大同理念隐藏着历史进化理念，大同社会是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因此，将大同社会视为人类历史进化的最高阶段是近代大同理念有别于古代之处，也是康有为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的大同思想的一致性。不仅如此，正是由于秉持进化史观，康有为与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大同设想一样属于近代形态，与古代大同形态的最大区别在于大同社会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从历史观上看，近代大同思想在思维方式上属于进化史观，而有别于古代的复古主义或循环主义；从现实上看，相信大同社会在未来使人向前看而充满希望，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向后看而使人惆怅。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属于近代形态，故而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的大同思想一样拥有这些特征和价值。不仅如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近代不仅建构时间最早，而且最为系统，故而原创性和独特性更胜一筹。

说到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原创性或独特性，必须提及的是，无论大同还是仁学都不是康有为的首创——甚至都不是在中国近代才提出的，而是源远流长，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经久不衰的常新话题。在这个前提下，之所以肯定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创新性，原因在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拥有迥异于古代的根基、意蕴和论证方式，从性质上说是不同于古代大同思想的近代形态。因此，尽管大同社会是古代思想家的理想，仁学是古代哲学的“显学”，然而，从哲学依据与大同境界上看，古代思想家并没有直接借助仁为大同社会提供合理性论证或合法性证明。康有为的大同理念与仁学息息相通，对大同社会的论证建立在仁学之上，并且与由仁而来的三世演变的进化史观一脉相承。这使他的大同思想较之古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论证也更为完备。

诚然，在肯定康有为借助仁学和三世进化将大同思想推向新阶段的前提下应该看到，他对大同社会的论证从宇宙本原入手，并且随之带来了两个相应的后果：第一，由于从宇宙本原而来最大程度地凸显了大同的至上性、权威性。第二，大同社会是宇宙本原的展开、显现，放诸四海而皆准，故而没有了地域、民族之分。从宇宙本原——仁而来导致了康有为在对大同的追逐中走向大同主义、世界主义。正是因为忽视民族性、地域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由于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而锁定在了近代形态的第一阶段。尽管如此，限于第一阶段并不影响其属于近代形态，故而拥有迥异于古代的创新性。不仅如此，属于第一阶段而有别于孙中山以及蔡元培、李大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属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独创性或原创性，只影响其积极意义和价值而不影响其创新性。

4 自由平等的意趣诉求

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给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打上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印记和时代特征，与古代最大的区别便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等注入大同之中。他的大同理念秉持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意趣诉求，特别是将对平等的推崇表达得淋漓尽致。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津津乐道正体现了对全世界绝对平等，各民族、各国家一律平等的理想追求，无论是作为大同社会基本特征的“至平”还是臻于众生平等的“大平等”都将他对平等的心驰神往推向了极致。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近代神韵和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将大同之同与近代价值理念——平等相提并论，将大同社会的实现演绎为消除不平等而臻于平等的过程。他断言，由于消除了所有差异，大同社会进入绝对同一、消除差别的平均状态，这种平均状态就是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康有为之所以对大同社会魂牵梦萦，就是出于对平等的渴盼。

在内涵界定上，康有为将平等、自由视为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借助大同抒发了近代的价值理念和民主诉求。自由平等的意趣诉求是近代与古代大同理念的主要区别，也是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和政治需要使然。救亡图存的现实斗争催生了近代的大同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也不例外。他渴望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蹂躏，之所以向往、提倡天下大同，有从根本上消除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意图。大同社会不仅消除了国与国、种与种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彻底消除了一切差异，平等得以最终实现。在他那里，平等是大同的主题，甚至与大同之同同义，这些都包含在康有为的大同诉求之中。正是基于对国家平等的探究和中国与西方平等的期盼，他把实现平等的希望寄托于大同社会。可以看到，康有为借助大同酣畅淋漓地倾诉了对平等的如饥似渴，而他所讲的平等包括中国与以西方列强为主的外国平等。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康有为在对大同社会的设想中，之所以对取消国界、同一人种等问题倍加关注乃至殚精竭虑，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与此相一致，他所讲的平等主体包括个人，也包括国家；两相比较，对国家平等更为重视。

中国近代是呼吁平等的时代，而中国近代的平等不仅有呼吁中国与西方列强平等之义，而且有对抗三纲而达到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男与女平等之义。有鉴于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仅围绕着救亡图存的宗旨展开，而且紧扣思想启蒙的主题，甚至可以说是思想启蒙的一部分。就他的大同思想中所牵涉的平等而言，除了包括国与国、种与种之间的平等之外，还包括中国内部的君臣、上下、父子、夫妇和男女平等，矛头直指作为古代核心价值的三纲五伦。在康有为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中，“至平”可以与“至公”相提并论，二者构成了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大同社会之所以“至平”“至公”，是因为在这里没有阶级，没有阶级也就没有上下、尊卑之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1］343这就是说，大同社会是平等的终极实现和理想境界，包括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男与女在内的全人类一律平等。由此，康有为声称，在大同社会，“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则太平之效渐著矣”［1］148。

此外，在康有为那里，作为平等的最终实现和完满形态，大同社会一切众生平等。这表明，大同社会的平等已经贯彻到包括种与种、人与人和人与众生等所有存在，所以并不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他将这种实现了众生平等的平等称为“大平等”。于是，康有为宣称：“是时(指“大同之世”——引者注)则全世界当戒杀，乃为大平等。……始于男女平等，终于众生平等，必至是而吾爱愿始毕。”［1］361诚然，康有为提出的“终于众生平等”的“大平等”观念与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思想启蒙并无直接联系，主要受制于他以佛教为主体的宗教观念。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平等”远景不仅直观呈现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平等诉求，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平等的彻底性。

经过康有为的诠释，未来世界或者说大同社会就是一个将平等贯彻到底，发挥到极致的世界；反过来说，由于消除了一切不平等，大同社会彻底实现了平等，故而“至平”。“至平”对于大同社会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达到了绝对平等的“至平”境界，大同社会才能够“至公”“至仁”“至善”“至美”“至乐”；离开了“至平”，大同社会的一切没有都将无从谈起。

鉴于大同与平等的密切相关乃至互为表里，康有为一面对大同社会乐此不疲，一面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平等。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以自由为路径的严复很少提及大同。就连起初听闻康有为讲大同“喜欲狂”，“锐意谋宣传”而“盛言大同”［5］的梁启超在大量接触西方自由学说之后也不禁改弦更张，转而攻击老师——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宗教家的梦呓。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共同印证了康有为所讲的平等与大同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反面证明了他的大同思想的平等意蕴和诉求。

上述内容显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既是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观照，又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使然。这些新意蕴、新内涵既呈现出与古代大同思想的不同，又是其意义和价值所在。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应看到，受制于大同近代形态的第一阶段，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具有这一阶段的明显误区和印记——如在对大同的理解上，将大同界定为绝对平等或平均；在致思方向和价值旨归上，削异求同；在操作方式上，将大同的实现寄托于宗教；在大同愿景上，呼吁取消国界、同一人种和同一语言文字，最终背离救亡图存的初衷而迷失在世界主义之中等等。有鉴于此，既要肯定康有为对大同社会心驰神往，并赋予大同诸多前所未有的崭新意蕴和内涵，将大同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又要看到其历史局限和理论误区。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一个客观、公允的定位和评价。

［1］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中庸［M］//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3.

［3］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M］//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88.

［4］康有为.中庸注［M］//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79.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99.

［责任编辑：杨立平］

On the Ide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ositive Value of Kang Youwei’s Thought on Great Harmony

WEI Yi-xiaa，b
(a.School of Philosophy，b.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 and Cul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Kang Youwei’s thought on Great Harmony has got its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times，whose ide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ositive value should never be neglected.It can be reflected in such four aspects：as for purpose，it echoes the call of the time for Chinese survival；as for cultural context，it includes global multi perspective，view and mentality；as for proof，it is based on Benevolence and Three Worlds theories；as for pursuit，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freedom and equality which has been fully advocated especially.

Kang Youwei；thought on Great Harmony；ideological innovation

B258

A

2096－2371(2016)05－0098－06

2016－08－03

2016－09－06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康有为与谭嗣同思想比较研究”(15AZX012)的中期成果。

魏义霞(1965—)，女，安徽濉溪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