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文，张德让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林语堂《英译重编传奇小说》改写研究

杜可文，张德让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作为跨文化写作的成功个案，林语堂翻译作品的改写特征突出。以林译《英译重编传奇小说》为例，运用勒弗菲尔改写理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林语堂翻译中因其个人翻译观和当时接受环境对原作所做的成功改写，以期对中国典籍外译有所启发。

林语堂；《英译重编中国传奇小说》；改写理论

作为跨文化写作的成功个案，林语堂历经数十年，不仅创作、翻译了大量作品，更是以另类的姿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由于国外旅居30年之久，20世纪40—70年代的大陆对林语堂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80年代后的大陆新一轮文化潮带动了林语堂热的兴起。众多作品如《林语堂散文选集》《林语堂文选》出版，林语堂传记，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以万平近、施健伟、王兆胜等为代表的“林学”研究专家不断涌现。《京华烟云》被改编成电视剧，突破当年央视收视记录，更是让林语堂成为大众视野中的亮点人物。港台地区的研究则长期以资料发掘为主，大量的回忆录和传记资料被公开。

林语堂独特的“对外讲中”写作风格主要体现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对中国经典进行重构。将中国古代悠久的文学艺术与西方的现代观念相融合。无论是体裁选择，抑或是主题设置都有一种基于普世价值的关怀与诉求。林语堂对中国经典以重读重写重编重译等多种方式有力地实现了中西视域融合，以《京华烟云》和《中国传奇》最具代表性。《中国传奇》不仅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中国古典主义的大门，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一群更真实的中国人，稀释了妖魔化黄种人的偏见，更是为林语堂后来的小说《朱门》《奇岛》埋下了伏笔。

《中国传奇》或译为《英译重编传奇小说》，在大陆的研究较为分散。本文将从勒弗菲尔改写理论角度出发，分析该译本的改写原因和方式，以期对中国典籍外译有所启发。

1 《英译重编传奇小说》材料的选择与原因

该译本一共收录20篇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短篇小说。译本的导言中已经明确，本书的读者是西洋读者，选择和重编都是为了照顾西洋读者的口味。所选短篇小说具有一种共性，符合现代短篇小说的要义，无晦涩之意，无费力之言，描写人性一针见血，凸显生活的智慧，唤起人类的爱心，读者因此感到十分愉快。［1］

该译本在展现神秘中国世态人情的同时，通过改编的形式，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融于已有的文本中，赋予其新的审美特性。传奇中的中国形象不再只是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还融合了西方对古老中国的异族想象。视域融合中，美妙怪异刺激的东方情调，与对人的尊重理解和对个性的推崇的西方精神相得益彰。［2］

2 影响林语堂改写的因素：勒弗菲尔改写理论

勒弗菲尔改写理论认为，翻译并非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译者在翻译时通常要受到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目的语社会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氛围极大地影响了译本的读者接受。同时，译者在改写时也努力符合主流诗学的要求，无论是目的语文化的文学创作传统抑或是文学体裁与语言，风格与惯例。译者会对原作诗学进行努力调整，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诗学形态。最后，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不可小觑，他们是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推动或阻碍译者进行改写的因素或权力主体。［3］

2.1 意识形态

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人是迷茫的一代，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留下不可弥补的创伤和阴影。年轻人不再积极进取，毒品泛滥，精神萎靡堕落。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中国的代名词是落后愚蠢邪恶，黄祸论层出不穷。而寒山寺给美国人带去了道教和佛教，人们对这种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越来越多的人热衷冥想悟道，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迷惑不解。为何中国传统文化如此迷醉人心，给人以避世超脱之感?林语堂在翻译《中国传奇》时，进行大量的改写，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唾弃男尊女卑与蓄奴制，西方的人文主义歌颂自由与爱情。林语堂在翻译《碾玉观音》《简帖和尚》《白猿传》中都有意地改写了情节以抬高女性主人公的地位，赋予其自由选择爱情与生活的自由。在西方人眼里，这也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

2.2 诗学

目的语文化中，现代小说十分流行。原著里人物塑造方式趋向类型化静态化，无生动活泼之感，没有具体的情景，也难以让读者产生共鸣。环境描写和细节刻画对凸显人物真实个性及其发展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虬髯客传》添加了群雄逐鹿时代背景，这就为后文李靖拜见杨素献策，虬髯客欲夺中原，李世民睥睨天下埋下了伏笔。副文本的合理应用也对小说正文起到了促进和补偿作用。通过添加序言绪论，西方读者更能有效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典籍，同时吸引读者走进故事中，与作者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从而避免了原文的空洞说教。从叙事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大多使用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视角也多采用全知视角。全知视角下叙述者凌驾于故事之上，随时对故事情节人物思想做出貌似客观的评价和解释，使得读者和作品之间产生了距离。［4］林语堂则充分采用现代小说创作技巧，如限知视角和倒叙，故事情节更真实更有悬念感，具体实例如下。

对侠义冒险小说的改写：《虬髯客传》中导言增添了太原旅馆里的内容，开头则增添了时局动荡群雄逐鹿的背景。因为中国传奇小说因袭了《左传》的故事讲述和《史记》的人物描写传统，整体而言，故事开头设置过于简单，往往以人物小传的形式开始一个故事，缺乏必要的背景交代；相反，故事开始之前的背景与环境，心理描写恰恰是西方现代小说应有的。林语堂深谙东西期刊的行文特征和编辑规律，选择增加必要部分，照顾西方读者习惯。［5］故事情节上将虬髯客吃人心肝部分删掉，恐引起西方人的厌恶。结尾删掉“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的说教，避免引起西方读者的反感。［1］

《白猿传》则在导言部分提前预告改写了故事情节，增添了西南少数民族风俗的描写。［1］原文取自于“猿猴盗妇”，原文中的故事是欧阳执着寻妻，原谅妻子的失贞，但对夫妻二人之间的情谊不曾充分叙述，始终强调猿猴如何妖异。对夫妻间情爱用笔甚少的原因与初唐的时代背景有关，爱情题材一直是禁忌，情节设置上预言妻子被窃走有反映佛教“命运天定”的宿命论。本文中白猿的形象生动饱满，有人性的倾向。情节大量改写，欧阳夫人最后愿意留在白猿身边，从而将欧阳夫人塑造成了一个敢于追求爱情的女人。

对爱情小说的改写：最重要的特色是化悲为喜，在情节上着墨尤重。美国文学批评家布斯有句名言：“作家创造他的读者!”同样读者也在创造他的作家。在同一文学话语系统中，读者与创作者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作者如果要吸引读者，就需要作家运用创造性想象，需要作家采取更多的艺术技巧去美化作品，增强情节性是达到感染读者的必要艺术技巧之一。［7］中国古代有大量生动的、能吸引读者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有很强的故事性，但也存在较为浓厚的说教意味，即使是爱情小说，也并不以爱情为中心，这使爱情成为一个被虚置的主题。通过对原作的重编来突出爱情的至上地位，其中改写情节的现象非常突出。

《简帖和尚》从导言中就改变读者的同情取向。情节设计中皇甫夫人抛弃了自己残酷冷漠的丈夫，坚决选择与情人生活。诱拐皇甫夫人的人也从一个奸猾小人改编成了拯救皇甫夫人的“骑士”，这一切都展现了人性的觉醒。皇甫夫人也拥有了《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的个性与决绝，对自由爱情的呼唤与追求，这一点不可能不吸引西方读者。

《碾玉观音》将主人公身份改变了，崔白和秀秀抛弃了奴隶的身份，改头换面成了大官的女儿和侄子。［1］蓄奴制对于美国人来说一直是个伤痛，作者的改头换面很好地照顾了读者需要。情节改写由鬼魂复仇改为艺术家在追求艺术和生命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艺术与自我的关系这个主题在西方小说中更常见，比如梅里美的《伊尔的美神》，莫尔纳的《雪人》。［8］这篇小说迎合了美国文学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明的需求，对人性进行反思，符合林语堂眼中的传奇文学的审美特性。它不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或批评，也不一定用于道德教化，更多地是创作者个性的表达和写照。

《莺莺传》是元稹在佛教基础上对现实题材进行的文学再创造。表达了作者作为封建时期文士对爱情的渴望与矛盾，表现出儒释道三教交融并存的价值取向。元稹所表现出的“忍情”以及言行不一的畸形爱情观，也体现了儒学的影响。林语堂将其改译后，主动权掌握在莺莺手上，不论结合还是分开，都成了男女双方自由的选择，没有沉重感亦没有悲剧性。

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改写：普遍运用扩大或缩小、粘合、漫画、夸张等变形方式。所谓变形是指艺术家调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去构思文本，创造一些与常规事理完全相异的形象，目的在于引起读者的审美感性，延长审美的时间感知。《白猿传》中的白猿，变成虎的张逢，变成鱼的薛伟，通过粘合人的特征与动物的特征，塑造出超越平常的人物形象，这是传奇小说惯用的艺术技巧。这几篇爱情小说，也是在坚持原作的基础上，通过变形进一步强化了形象特征。《离魂记》中的钱娘被塑造成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由于与王宙的爱情受到家庭阻挠，她难以实现自己的幸福理想。所以在小说中有这么惊人一幕：王宙不得以离家外出，船舶靠岸停泊时，听到钱娘追赶过来的脚步声，而此时的王宙也看见钱娘正在岸上，于是两人再聚并私奔而去。可谁知此时的钱娘却是有魂无身，真正的钱娘正卧躺于病榻之上!［1］应该说，此时的钱娘实际上已经被极度变形，被夸大为一个可以超越现实的形象。情之所至，金石为开。钱娘对于爱情的忠贞感动了上苍，最终得以身魂合一，从而完成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所以，《离魂记》被林语堂誉之为最纯正之青春爱情故事。［9］

以自由为基础的现代爱情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及严酷的宗法伦理道德规范是极不相容的。在现实中，女性大多是受压迫者，是爱情的牺牲品，因此以表现弃妇闺怨为主题的古代文学层出不穷。悲剧性爱情故事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制度等的重要线索之一。这几篇爱情小说的原作也大体属悲剧题材。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多数因受传统的宗法制度，伦理秩序和公众道德的阻碍而无法得以实现。然而，在原作中未能实现的爱情在这里得到了实现，悲剧结尾被置换成戏剧结尾。［10］《贞节坊》原作是叙述文太太在接受贞节牌坊前夕，因为仆人引诱而失节，最终未获得贞节牌坊而不得不自缢身亡。［1］《狄氏》原作中的主人公狄氏“以念生病死”，而这里是这个寡妇成功获得了爱情。《离魂记》原本复仇的故事也以钱娘与王宙重获团圆而结束。喜剧化技巧显示出这几篇爱情小说与原作不一样的爱情审美方式。

与情节改写、变形处理相比，喜剧化结尾方式无疑是富有意味的。林语堂对喜剧本身有自己的见解。在《论幽默》一文中，他曾特别引用了麦烈蒂斯《喜剧论》中的话：“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衡量，是看他喜剧即俳剧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幽默或是喜剧的特点是用于评价一国文化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准。西方文化发达即意味着喜剧的发达。在重编过程中，这种喜剧精神的加入具有特别的意义。除在美学层面突出人生价值之外，也突显出中西文化差异性的张力，因为从结尾的设置中能鲜明体现西方文学艺术的文化内涵。［6］可以说，《中国传奇》的重编是充分估量到域外读者因素，即通过直接的、和谐的叙事来“暗合”西方文化，甚至去满足西方读者的心理期待。［11］

2.3 赞助人

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与赛珍珠夫妇有很大关系。赛珍珠作为描写中国题材作品的作家而闻名四海，赛珍珠的丈夫是约翰黛公司的出版商沃尔什，长期活动于纽约文化圈。1934年，赛珍珠夫妇在与林语堂的会面中表达了希望林语堂能够创作翻译体现中国精神、反映中国真实形象的著作，林语堂也表示感同身受。双方一拍即合，林语堂成为赛珍珠的特约撰稿人，而沃尔什则成为林语堂的编辑、出版商和文学经纪人。之后数十年，林语堂的创作与译著的成功都与赛珍珠夫妇的要求和建议分不开。［12］赞助人既解决了译者的谋生之计，也推动了文化的成功译介。

3 结语

中国文化如何能切实有效地走出去，是现代译学者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英法文版《中国文学》在勉强维持半个世纪后选择停刊，《熊猫丛书》也难以为继，于同年停止出版。最让人遗憾的是，国内倍加推崇的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远远不及霍克斯译本。进入21世纪后，国家推出《大中华文库》，旨在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促进中学西传。但迄今为止，这套丛书翻译出版了一百余种选题，只有几个选题被国外出版机构买走版权，其余选题都局限于国内发行圈，似乎并未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这种国家赞助模式下的对外译介，不自觉地强加本国的意识形态，引起国外读者文化心理上的排斥。如何加强与译入语国家的译者和赞助人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都是现代译学者所需要思考的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典型个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林语堂站在中西文化交融会通的层面上，采取了特有的编译创翻译策略，融汇了林氏的文化观人生观与翻译观，达到了翻译的预期功能，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6］此外，与赛珍珠夫妇、约翰黛文化公司的成功合作，也为当代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提供了范例，值得借鉴。

［1］林语堂.英译重编传奇小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6-128.

［2］王少娣.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11-13.

［3］Bassnet，Susan，Andre Lefevere.Construction Cultures-Essays：On Literary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4-27.

［4］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55.

［5］卞建华.对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J］.上海翻译，2005(1)：47-50.

［6］冯智强.译可译，非常译——跨文化传播视阈下林语堂编译活动的当代价值性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30-35

［7］赖勤芳.中国经典的现代重构——林语堂“对外讲中”写作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4-125.

［8］李灿.林语堂《中国传奇》的现代美学精神［J］.湖南社会科学，2013(6)：260-263.

［9］丛坤赤.林语堂生活美学观念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文学院，2011.

［10］黄海军.翻译研究的叙事学角度——以林语堂译本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4)：90-94.

［11］施萍.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5.

［12］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婷婷为中心的讨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5：39.

［责任编辑：杨立平］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ng Rewrite Strategy in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DU Ke-wen ZHANG De-r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Anhui，China)

Lin Yutang，“straddling over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commenting on the literature in the universe”is a typical ca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isseminated in the West.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e feasibility of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y making an analysis of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based on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Under the impact of his translation purpose and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etic constraints，his version is not absolutel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orks.Adaptations and alterations had been done to the source texts，and the reader’s reaction was positive.His works well fitted the target reader’s expectation horizon and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he intended to transfer reached the target readership effectively.

Lin Yutang；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rewriting strategy

H315.9

A

2096－2371(2016)05－0082－04

2016－06－07

2016－08－16

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安徽外宣翻译与地方形象构建”(2016yks022)阶段性成果。

杜可文(1992—)，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张德让(1968—)，男，安徽定远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英汉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