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立波，黄向阳（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贫困山区公共文化发展探析——以武陵山区为例

匡立波，黄向阳
（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摘要：武陵山区原本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多样化的民俗传统，但当地群众文化生活却单一贫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的民族文化式微，地理障碍和思想障碍又使现代文化扎根困难，因此该地区公共文化的发展面临双重困境。武陵山区地势险峻、经济贫困，现代文化的发展之道在于因地制宜确定公共文化供给的区域规模，构建不同层级的社区文化；加强公共空间建设为社区文化提供硬件保障；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为社区文化提供软件支持。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之道在于以文化产业反哺文化事业，推动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传承，以现代文化融入传统文化，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工作要“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尤其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1]。当前我国公共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公共文化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积极态势。但对贫困山区而言，因其地势险峻和经济落后，公共文化工作开展还非常艰难，是全国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一块短板。武陵山区是我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也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在贫困山区中颇具代表性。

一、武陵山区公共文化发展现状

武陵山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覆盖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邻地区，总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 300多万，区内少数民族众多，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约1 100万人，占总人口的48%。这些少数民族大都能歌善舞，他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使武陵山区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就土家族来说，“摆手舞”是该民族最有影响的大型舞蹈，舞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万人，气势雄浑壮阔，动人心魄，是一种集祈祷、祭祀、歌舞、社交、体育竞赛于一体的活动。“茅古斯舞”是舞蹈界和戏剧界公认的中国舞蹈及戏剧的最远源头和活化石，是土家族为了纪念祖先开拓荒野、捕鱼狩猎等创世业绩的一种原始戏剧形式。“撒叶儿嗬”是悼念死者的一种隆重的送葬仪式，舞姿刚健古朴，豪放粗犷，气氛欢快热烈。此外，土家族还有傩戏、“哭嫁歌”、山歌、高桌狮、耍耍、打溜子等民众喜爱的多样化的文化艺术形式。苗族是武陵山区聚居的另一大少数民族，其民俗文化更是异彩纷呈，他们爱跳芦笙舞，会唱山歌，有许多隆重的民族节日，如赶年场、三月三、清明歌会、四月八、六月六、七月七鼓舞等等，节日里他们衣着一新，载歌载舞，纵情欢乐。在传统社会，民俗活动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众多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进行隆重欢快的表演，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是他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时至今日，在有着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武陵山区，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节日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在大多数土家族聚居的村庄，“摆手舞”鲜见踪影，尤其是年轻人对“摆手舞”失去了兴趣，认为它动作僵硬难看，已经“过时”。桑植民歌作为武陵山民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情感淳朴真挚，曲调丰富多变，旋律优美动听，但现在当地老百姓会唱山歌者已为数不多。以前土家女儿出嫁必唱的“哭嫁歌”，丧葬必跳“撒叶儿嗬”，现在能唱会跳的人越来越少了。熟练掌握民族文化仪式的人都已年迈或过世，后继乏人，当地有些民族文化形式几近消失，如咚咚奎乐、酉阳包谷灯戏、叙述土家历史并反映土家人热情好客的神歌等近乎绝迹，只能在史料记载上见到了。苗族原本有着许多热闹的大型传统节日，贵州黔东南就有芦笙会、翻鼓节、爬坡节、对歌节等数十种千人参与的节日，这些节日或有关生产，或有关祭祀，或有关纪念英雄，以前无论何种节日，年轻人都积极参加，因为这都是青年谈情说爱对歌的好机会，但如今这些节日都鲜见年轻人的踪影，已名存实亡，再也听不到悠扬的木叶声和高亢的苗族飞歌了，传统文化逐渐退出了武陵山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舞台。

武陵山区现代公共文化生活也缺乏活力，公共文化生活单调而贫乏。武陵山区公共文化供给总体上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薄弱、总量不足，部分文化馆陈旧落后，图书馆年久失修，有的乡镇基层文化站破败不堪，文化人才奇缺。有的地区即使政府投资兴建了一些现代体育设施如乒乓球台、篮球场等，也无人问津；农家书屋常年大门紧锁，无人管理，利用率低。就连国家体育总局提倡的在全国其它地区乃至有华人的海外都十分盛行的广场舞也因武陵山区地势陡峭、出行不便，难以推广。当地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乏善可陈，其主要文化生活是一些私性文化活动。笔者对石门县、桑植县、沅陵县103位农民做过调查，被访农民男性占54.5%，女性占45.5%，年龄在20—75岁之间。当地81.6%的农民有手机，98%的农户有电视机，70%农户有VCD/DVD，40%的农户安装了有限电视系统，15%的农户安装了卫星接受设备，8%的农户购买了电脑，能在家上网。看电视是农民业余的主要文化生活，每天看1—3小时的多达81%。在受访农民中，参加过民族文化活动的只有3%，在乡镇文化活动中心参加过文艺体育活动的只占2.5%，在村级图书室借阅过书籍的只占1%，在受访的女性中跳过广场舞的只有8%。对农民来说，公共文化活动主要是打牌，多达80%的农民闲暇时间在村里各小卖部、茶馆打牌消遣。“衣食不用愁，处处小洋楼，田地不用兴，处处麻将声”是当地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写照。在民族文化积淀深厚、民俗活动多样化的武陵山地区，民众文化生活却单一贫乏，原因值得探讨。

二、武陵山区公共文化发展面临困境的原因

（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民族文化日渐式微

民俗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自我扩展的象征符号系统，仪式则是它实现衍生递进的实践依托，不同的山水风貌、资源特点会衍生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长出不同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由此孕育出不同的民风民俗。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例，这是一项全民族的大型群众性舞蹈，它由村寨寨主或族长组织，重要节日在土王庙（摆手堂）举行，其动作主要模仿劳动过程中播种、收割、渔猎，涉及到饲养家畜、农业生产、纺织等手工业活动，带有浓厚的原始生活色彩，反映了土家人的原始生活状况，是地处山区的土家族农耕经济的缩影，所以“摆手舞”是一种与山区村寨文化和土司文化紧密相连，围绕农业生产形成的抽象文化形态，表达了土家人对农业生产的讴歌和对劳动的热爱。解放后土司不复存在，家族文化、村寨文化受到破坏，跳“摆手舞”的人日益减少。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土家族青壮年大批外出打工，农业不再是他们唯一的生计方式，农业收入不再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农民成了往返于乡村与城市的“候鸟”，生活方式有了巨大改变，外来文化开始渗透和蔓延，文化生态随之变化了。农业生产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依附于其上的处于经济弱势的少数民族丧失了“文化自觉”[2]和文化自信，“摆手舞”这种基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与现代生活显得“不合时宜”，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退出了。“市场是对乡村文化影响最为显著的力量，对文化差异的拉平效应十分明显，市场所到之处，能迅速减少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形成价值观的同化。”[3]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对其他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丧失了“自知之明”，民族文化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自主地位，民俗在日常生活中式微了。

近年来，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武陵山区民族文化有了不同程度的复兴。武陵山区各地政府都在有意识地挖掘搜集整理本民族以及本土的文化艺术形式，在各地尤其是风景名胜区进行展演，使一些面临衰落的民族文化获得了新的生机。比如在重庆酉阳、贵州黔江、湖南永顺等地举行了摆手舞比赛，武陵山区各大景区也将摆手舞表演纳入游人观赏的重头戏，傩技、山歌、哭嫁等民俗表演也是景区的常规项目。但是，这种复兴并不是基于群众日常生活维度的复兴，而是出于旅游搭台、经济唱戏之目的将民族文化商业化、市场化而包装出售的产物，是少数文化精英以资本为逻辑将民族文化进行改造后参与市场运作的结果，与武陵山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无关，与非旅游区域无关，与大部分群众无关。也就是说，这种复兴是部分旅游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表现，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无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虽然武陵山区民族文化近年来发展得也很火，但并没有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普及，一般人茶余饭后的文化活动与这些民俗活动相距甚远，大多数人的日常文化活动还是以打牌、看电视为主。

（二）地理障碍和思想障碍使现代公共文化扎根艰难

公共文化除了本土的民俗活动之外，还有从都市传入的各种球类活动，各种歌舞、器乐演奏活动，棋类活动以及阅读、摄影等等现代文娱活动。但这些外来的活动在武陵山区成长壮大比较困难，推广面临较多障碍，这些障碍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从客观来看，主要有地理障碍。地理环境是个人、家族和村落活动的载体，它不仅是地域的有形概念和乡村聚落的形态描述，还是社会文化的媒介，任何公共文化活动，都要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武陵山区的地理形态具有先天性劣势，是我国三大地形阶梯中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带，是云贵高原的东部延伸地带，整个武陵山脉贯穿黔东、湘西、鄂西、渝东南地区，长度约420千米，平均海拔在1 000米左右，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70%。境内多高山峡谷，山势连绵，沟壑纵横，盘山公路层层叠起，虽然自然景观优美迷人，但对公共文化开展来说，无疑增加了村民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很多农户分散居住在山势险峻的半山腰，交通出行、生产生活尚且不便，更不用说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了，况且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分布较分散，当地农民需要跋山涉水才能享受其实惠，使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效大打折扣。

地势险峻使武陵山区产品要素交换和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物流成本高，经济发展困难，公共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少。片区内贫困人口达301.8万人，整体贫困率高达11.21%，贫困村11 303个，占全国的7.64%。以武陵山区湖南省辖区为例，2012年，片区人均GDP仅为全国的39%、湖南省的45%，人均财政收入仅为全国13%、湖南省25%，城镇化水平分别比全国低21%，比湖南省低15%[4]。财政收入偏低，基础设施薄弱，有9 271个行政村不通水泥路，占行政村总数的40.25%[5]；社会产业发展滞后，人均教育、卫生支出仅相当于全国的51%。经济落后大大制约了公共文化建设。以张家界市为例，2014年张家界市公共图书馆4个，仅占湖南省平均水平的40%，艺术馆、文化馆5个，仅占湖南平均水平的50%，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1.4个百分点，有线电视入户率低12.5个百分点[6]。硬件建设的现状限制了武陵山区群众的文化活动。

从主观来看，主要是思想障碍。武陵山区各级政府普遍重视文化产业，轻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营利性行业，文化事业是由文化行政部门领导的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内容的非营利性行业；文化产业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带来利润，助推经济发展，文化事业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升生命的意义为旨归，二者是文化建设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但武陵山区各级政府都注重将民族文化与神秘山水相结合，花重金打造旅游文化，文化产业发展可谓卓有成效，而公共文化事业则严重滞后。文化事业提供的公益性文化属于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提供，但在现有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下，政府也是“经济人”，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增加GDP，彰显政绩，而文化事业的发展尽管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要大量财政投入，而且其成绩还难以量化为GDP，所以政府明显偏好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老司城”申遗、“天门狐仙”的创作、“烟雨凤凰”的打造、武陵山文化产业园的修建等等,都是政府倾情发展文化产业的力作,而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实际上，文化事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其营养根源，一个地区文化内涵、文化精髓、文化特色的培育首要靠文化事业的推动。尤其是旅游文化项目就是将深植于民众之中的优秀文化因子挖掘包装推向市场的结果，没有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创造和群众文化的滋养，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会因脱离人民生活而缺乏后劲，不能持续发展。

文化事业不仅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有助于人的精神脱贫。现代社会，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农民闲暇时间日益增多；同时集体经济解散后农户家庭经营，共同劳动机会减少，因此，农村群体性文艺活动越来越少，农村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也越来越少。缺少公共生活，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的农民该往何处去？从目前来看，大部分人选择了打牌赌博以消磨时光，并且乐此不疲，这助长了农村社会的不良风气。要扭转这一态势，发展积极健康的公共文化事业是当务之急。为此，政府要加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公共文化供给，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和交往需求，使其摆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品质，丰富精神生活。积极开展传统民俗活动、文艺活动、体育活动，使人民群众告别单调无聊的闲暇生活，以主体的姿态融入热闹纷呈的公共生活中来，改善人民的精神面貌，增强生活的满意度，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过上“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这种高效益的精神扶贫，比起物质扶贫来，它低投入、高产出、见效快、可操作性强，更适合武陵山区的实际。因此，武陵山区各级政府要摒弃对公共文化事业的偏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三、武陵山区公共文化发展的两大支点

武陵山区的现代公共文化是建国以后外来文化浸润和政府“自上而下”文化输送的结果，传统民族文化是武陵山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自我生长发育起来的宝贵文化遗产，是“自下而上”的文化形式，两者对于武陵山区公共文化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现代公共文化是武陵山区人民在现代国家发展中必然享受的权利，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表征；传统民族文化是武陵山区的文化基因。因此，武陵山区公共文化的发展要以两者为支点，实现共同繁荣。

（一）发展现代公共文化

如前所述，武陵山区现代公共文化扎根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和人们的思想认识偏差。为此，要发展武陵山区的现代公共文化，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确定公共文化供给的区域规模，构建不同层级的社区文化。与其它地区相比，武陵山区公共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其崇山峻岭的地理环境，海拔高、地势险，交通不便，给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带来了极大困难。目前武陵山区主要以乡镇或者行政村为单位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而武陵山区大多数乡镇和行政村因高山环绕、山地覆盖面积较大，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率极低。如怀化沅陵县七甲坪乡很多行政村面积多达20—30平方公里，是平原地区村庄面积的5—10倍，而且这些村镇多坐落在高山峡谷中，村民要去村部或乡政府参加文化活动，需翻山越岭走一天，时间成本太高，因此乡镇政府和村部的公共文化设施无法辐射广大群众，就成了摆设。武陵山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困境，必须缩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区域规模，不能仅以乡镇和行政村为单位，要不断下沉至社区。实际上，现在农民的公共生活并不是以行政村为单位，更不是以乡镇为单位。目前大多数农民闲暇时间都聚集在行政村中的几个小卖部，小卖部的功能类似过去的茶馆，人们不仅在此购物，还以此为据点打牌、聊天、玩耍，不少人整天泡在小卖部消磨时间，这就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以小卖部辐射区域为单元的文化生态系统。小卖部坐落在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比较枢纽的位置，既是这个村落的经济中心，也是信息中心和文化中心，因此一个或几个自然村联合区域就形成了一个人们交往和生活的社区，这种社区是人们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它也是公共文化最合适的基本建设单元，以该社区为单位进行公共文化建设最经济、最有效。地形不同，群众活动的社区范围不同，武陵山区有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有以几个自然村联合为单位的社区，也有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社区，还有以乡镇为单元的社区。为此，武陵山区要按照当地自然环境，确定社区范围，因地制宜地确定公共文化建设单元，形成以自然村—自然村联合—行政村—乡镇为单元的多层级社区文化。

其二，加强公共空间建设，为社区文化的积极开展提供硬件保障。武陵山区要建设以自然村—自然村联合—行政村—乡镇为单元的多层级社区文化，就要在这些社区的中心位置修建社区活动中心，配置基本的文化设施，建立大众共享的公共空间。目前武陵山区公共文化生活最缺乏的是一个常态化的公共空间，集体经济解体后人们的公共劳动锐减，生产的公共空间消失了；电视机普及后人们互相串门的机会减少了，生活的公共空间压缩了，但是人们对公共生活需求的热情并没有削减，小卖部和茶馆的热闹纷呈就是这种需求的投射。小卖部和茶馆并没有可供娱乐的文体设施，于是打牌就成了武陵山区比较流行的消遣活动。要使群众从牌桌上走下来，就要使他们闲暇时间有地方可去，无论是现代公共文化活动还是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空间载体，例如在“摆手舞之乡”重庆酉阳，当地“摆手舞”爱好者众多，不管是白发老人还是青春少年，他们迫切地希望在本地社区建立一个“摆手堂”，所以文化建设首当其冲要为群众开辟公共空间。当然，在武陵山区各层级的社区建立活动中心，需要大量投入，为此，一方面，下沉到自然村的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国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武陵山区地方政府应把握好国家扶贫攻坚契机，用好各级财政下拨的文化扶贫资金，并盘活本土闲散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增加公共文化供给，形成较为完善的县—乡—村文化网络，惠及广大群众。

其三，加强科技、教育投入，为社区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软件支持。文化不仅有娱乐、审美功能，还有教育、教化功能。武陵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区，一方面广大群众经济贫困，生活水平偏低，另一方面他们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缺乏其他劳动技能，很多人整天无所事事，热衷于打牌赌博以消磨时光。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不能有效利用当地资源，找不到致富门路，不能将农闲时间更好地利用起来转化为生产力有关。因此武陵山区的公共文化建设的目的不能仅仅停留在群众娱乐需求的满足上，还要担负起教育引导群众和科技扶贫的重任。如果武陵山区的大部分群众转变了思想，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了脱贫致富的本领，就会自动离开牌桌，投入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形成积极进取、健康充实的社区文化氛围。早在1986年国家就提出了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的要求，但从实施效果来看还不容乐观，贫困地区的人民“等、要、靠”思想严重，“输血”转变为“造血”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如果以各层级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载体，因地制宜地开展以技术传授、特色科技产业培训、普法教育等为内容的文化活动，不仅能丰富社区文化的内容，还能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使扶贫收到更好的效果。我国著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刘老石、贺雪峰等人通过组建文艺队—学习科技知识—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的“三部曲”，在安徽、湖北等地开展扶贫实验，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扶贫效果，而且扭转了当地社会的不正之风，开辟了“以文扶贫”的新思路，探索出了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的新模式，其经验值得借鉴。科技、教育投入对文化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扶贫具有延时性、隐蔽性，但是它是社会持久发展的动力，需要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

（二）创新传统民族文化

如前所述，武陵山区有其独特多样的民族文化，这一文化传统是武陵山区重要的区域识别系统。拯救日渐式微的传统民族文化对于增加武陵山区的公共文化供给意义非常重大，为此，要从两方面着手创新传统民族文化。

其一，以文化产业反哺文化事业，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武陵山区因其自然风光雄奇秀丽，民族文化瑰丽灿烂成为旅游胜地，辖区内张家界、凤凰、梵净山、武隆等地都是蜚声海内外的热门景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随着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该地区以少数民族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业也快速发展，傩文化、山歌、苗族鼓舞、土家摆手舞、花灯戏等在各旅游景点精彩展演，发展势头良好。但这些民族文化形式主要是少数文化精英以盈利的目的来推动的，还没有在大多数群众中普及；要把它推广为大众参与的公共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还需要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并对公共文化事业进行支持和反哺。武陵山区旅游文化的发展对推动当地的文化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旅游文化产业的推动，很多传统特色文化就会隐藏民间，无人发掘和整合，无法焕发新的生命力，文化事业的发展就会失去经济助力和动力，脱离了文化产业的支撑，传统文化也很难发展。因此，武陵山区各级文化部门要以文化产业发展为契机，为民族文化的大众化提供资金支持，每年应从旅游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聘用培训民族文化人才，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尤其要重视民族文化在本地区群众中的宣传推广，使其重新深入城市乡镇，走进田间地头，成为当地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民族文化重新在人们生活中活跃起来，就会激发新的活力，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实现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双赢，使武陵山区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其二，以外来文化融入本地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一般来说，独具特色的文化是在地域性很强的环境中形成的，与其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一座大山、一条河流就可能孕育出独特的文化，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当地人在武陵山脉经年累月生产生活的结果。在现代社会，武陵山区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开放性大大增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现代化、市场化的潮流，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侵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地盘，因此，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并与时俱进，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武陵山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成效突出者也不乏其例。比如在重庆酉阳，当地政府在1983年酉阳土家自治县成立之初，就对全县的摆手舞进行了采风摸底和普查收集工作，组织了大规模演出；1993年还专门聘请文艺专家前往酉水流域进行考察，对摆手舞进行提炼，创作了具有浓郁土家风情的《摆手祭》；1999年再次对摆手舞进行细致加工，提炼简化，创作了广场摆手舞；2001年在反复修改和不改变土家风格的情况下，吸收了现代舞的柔美流畅，使摆手舞动作更优美简单，成为了适宜大众的健身摆手舞，后经政府的大力推广和普及，新的摆手舞已经深入工厂、学校、机关、社区，成为当地人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形式[7]。其实，在社会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一成不变的原生态，但也未必会随着现代性的入侵退出历史舞台。民族文化在现代性的侵蚀下可能会弱化，但也可能会激发新的反弹力量。人类学大师萨林斯说：“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了。”[8]武陵山区的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在遭遇外力冲击下可能会改变其经典的样式，但文化之“核”会持续存在，并深植于社会文化发展之中，只要政府重视引导，挖掘整理，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提炼改造与创新，民族文化就能重新被激活，焕发新的生命力，造福于人民。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EB/OL].[2012-11-19].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 -11/11/c_113722546.htm.

[2]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5.

[3]李佳.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社会再生产[J].中国农村观察，2012 （4）：70-91.

[4]关于湖南省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 [2013-09-27].http://www.hnrd.gov.cn.

[5]国务院扶贫开发小组领导办公室.武陵山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EB/OL].[2012-02-30].http://www.cpad.gov.cn/.

[6]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统计年鉴（2014）[EB/OL].[2015-03-20]. http: //hntj.gov.cn/sjfb/tjnj/14tjnj/indexch.

[7]苏丹.土家摆手舞的田野观察与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41-45.

[8]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胡宗泽，译[M].上海：三联书店，2002：286.

（责任编辑：张群喜）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e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A Case Study of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KUANG Libo, HUANG Xiangyang
（College of Ma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China）

Abstract：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has rich resources of ethnic cultures and divers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but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 is poor. Ethnic culture in this region is difficult to develop because of change of way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modern culture is difficult to settle because of geographical and ideological barriers. The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is poor with complex terrain.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ulture is to determine the regional scale of public culture supply and to construct the community culture at different levels. In addi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public space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hard ware and increase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investment to provide soft ware. The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development lies in cultural industry nurturing cultural undertakings, revival of the ethnical cultural heritage，integra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modern culture, and innovation of ethnic culture.

Key Words：poor mountain area; Wuling mountain area; public culture; cultural undertakings

作者简介：匡立波，女，湖南桃源人，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村文化建设；黄向阳，男，湖南石门人，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文化建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12YJA710034）；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湖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11JD52）；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战略与农村文化建设研究”（12C0825）。

收稿日期：2015-10-12

中图分类号：D616；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6）01-0044-06

关键字：贫困山区；武陵山区；公共文化；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