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傅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埃德加·爱伦·坡与蒲松龄小说叙事艺术探微

王任傅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埃德加·爱伦·坡是西方哥特文学创作的巅峰，他的作品和创作理论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蒲松龄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也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作为东、西方惊悚小说作家中的“双璧”，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不仅仅表现在热衷于创作具有惊恐特征的小说题材方面，而且体现在二人旨在追求作品强烈艺术效果的叙事艺术上。他们通过精心的情节设计，出色的意境营造，和强化故事可信度等手段，加之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使各自的作品展现出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埃德加·爱伦·坡；蒲松龄；小说；叙事艺术

在中国与西方以惊悚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作家中，最为相似的一对莫过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与蒲松龄（1640—1715），这在学界已成广泛的共识。国内外学术界近年来对二者创作的异同做了较为宽泛的研究，涵盖了创作动机、作品主题、人物塑造、心理描写，乃至身世经历等诸多方面。评论者得出的结论，不管是指出二人的相同之处或是各具千秋，但均表明两位作家都是怪异惊恐小说创作的行家里手。就惊恐小说创作而言，埃德加·爱伦·坡与蒲松龄的相似之处不仅体现在题材的选择方面，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两人对小说的整体艺术效果都颇为重视，并为实现作品的艺术效果采取了相似的叙事手段。正是因为他们都在各自的作品中通过出色的叙事艺术手段成功地把握和营造出了打动读者心灵的强烈效果，二人才被视为东、西方惊恐小说作家中的“双璧”。本文结合埃德加·爱伦·坡《厄舍屋的倒塌》和蒲松龄的《公孙九娘》两部小说，探究两位作家对惊恐小说艺术效果的塑造，从而揭示出他们不谋而合的高超叙事艺术特点。

一

爱伦·坡和蒲松龄对小说艺术效果的成功营造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小说情节的精心构思与小说结构的巧妙安排上。《厄舍屋的倒塌》与《公孙九娘》两部作品都具有结构精巧，情节紧凑的特点，并且各自首尾呼应，自始至终保持了高度统一的整体效果。

《厄舍屋的倒塌》是爱伦·坡文学创作“统一效果”理念的杰出实践。作为少有的坚持创作自觉论的浪漫主义作家，爱伦·坡特别强调作品对读者所能唤起的情绪和产生的效果。他认为，故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在情感上扣住读者的心弦，产生最激动人心的效果[1]88。而为了实现这样的艺术效果，作家就必须对小说的情节与结构精心策划安排，让每一个细节描写，甚至让一字一句都达到尽善尽美。《厄舍屋的倒塌》在叙事上从故事的开端就很好地奠定了通篇小说阴郁的基调和恐怖的氛围：“那年秋天，一个阴郁、晦暗、岑寂的日子，暝云低压压地笼罩着大地，我孤单单地策马而行，穿过乡间异常萧索的荒野；当暮色降临的时候，满目苍凉的厄舍屋终于遥遥在望了”[2]177。这样的小说开篇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独具匠心的。“阴郁”、“晦暗”、“岑寂”、“孤单单”、“萧索”、“满目苍凉”等精挑细选的字眼立即将读者带入了一种别样的心境，恐惧悲凉之情油然而生。接着小说细致描写了厄舍家族的古屋及其周围的环境，触目之处尽是“荒凉的垣墙”、“枝干苍白的枯树”，和“黑黝黝、阴森森的池塘”；年代久远的古屋略显颓败，给人一种笼罩在阴郁、凝滞的毒雾中的幻觉。进入古屋，其中令人压抑的装饰和四处充斥的阴森郁郁的气氛也让读者产生难以抗拒的忧惧感受。爱伦·坡对古屋主人的描绘更加强化了小说阴郁恐怖的效果与氛围。哥哥罗德里克面容憔悴，皮肤白得如死尸一般，眼睛亮得让人不可思议，说话语调变幻无常，怪诞的神情和反常的举动让人总觉得不像个正常人。妹妹玛德琳也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举止如同一个幽灵。置身这样的情境，油然而生的一种不安全感自然加重了读者的恐怖体验。接下来妹妹突然死去，哥哥罗德里克却要在安葬她之前将其停尸数日。这无疑又为故事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七八天之后，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妹妹玛德琳“死”而复生，血迹斑斑地站在罗德里克和叙事者“我”的面前。惊恐万状的“我”逃出房间，厄舍古屋随即轰然倒塌，故事在高潮中戛然而止。行文之中，爱伦枬坡还利用古书传奇的内容来配合故事情节的发展，增强恐怖效果。《厄舍屋的倒塌》结构紧凑，情节环环相扣，作品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阴森惊惧的氛围，被公认为哥特式恐怖小说的典范。

蒲松龄在小说叙事中也十分重视对作品艺术效果的塑造。他往往借助阴森恐怖的意象和情节，通过精巧缜密的结构设计，使作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从而实现震撼读者心灵的强烈效果。《公孙九娘》即是这方面的优秀篇章。同《厄舍屋的倒塌》一样，《公孙九娘》结构简洁紧凑，前后照应，一种浓郁的恐怖悲怆之情贯穿故事的始终。“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3]190。开篇伊始，蒲松龄借助“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等具体意象，以及“鬼”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恐怖概念，出色地营造出了恐怖悲怆的艺术效果，令人不寒而栗。这既是介绍故事的背景，也为小说铺设了悲怆愁惨的情感氛围。接下来，小说描写男主人公莱阳生在稷下祭奠死于“于七一案”的亲友时，遇到已经死去的文友朱生来访，邀他夜入鬼村为朱生和莱阳生的甥女主婚。这里蒲松龄已将“鬼”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鬼的形象，不仅故事中的莱阳生“大骇，却走”，读者也必为小说所充斥的怪诞和恐怖氛围所感染。到鬼村主婚的莱阳生遇到了另一位冤死于“于七一案”的鬼女，故事的女主人翁公孙九娘。在甥女的撮合之下，莱阳生与公孙九娘结为夫妻。小说中两场婚事，本该万千喜悦的婚庆情节，作者的描写却同样成功地穿透出悲戚愁惨的情感氛围和恐怖效果，让人浑不欲哭。“半亩荒庭，列小室二”冥间荒凉抑郁的环境，新婚之夜因追述往事“哽咽不能成眠”的情节，以及甥女、公孙九娘连坐遭戮而致生命毁灭的大悲哀，带给读者的唯有同情与悲怆感受。这足见蒲松龄的大师手笔。特别是故事极不寻常的悲剧性结尾，更加升华了小说的叙事艺术效果。人鬼路殊，莱阳生与公孙九娘的姻缘终以天各一方为结局。九娘分手前悲然嘱托，“幸念一夕恩义，收妾骨归葬墓侧，使百世得所依栖，死且不朽”[3]193。然而公孙九娘最后的这点遗愿，却因莱阳生“忘问志表”而终不能满足。半载之后，莱阳生再到稷下寻觅九娘，“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3]193。怅然归舍的路上偶遇九娘，她却“若不相识”。莱阳生急呼“九娘”，则“烟然灭矣”。结尾之处，蒲松龄不仅照应了文章的开端，强化了小说阴森恐怖的意象，还把小说悲怆愁惨的情感基调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男女主角在“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背景下相遇，在“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的场景下分手。本就凄苦的故事，在结局也没有给出些许的宽慰。故事出人意料而又充满悬念的结尾，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崇尚的结而不尽的馀味、馀韵，更为重要的还使故事的思想内涵和悲怆情结变得更加沉重[4]95。因此，《公孙九娘》也不愧为中国恐怖传奇小说中的佳作。

二

爱伦·坡和蒲松龄相似的叙事艺术特点还表现在他们对恐怖意境的出色刻画与书写，借以营造小说强烈的艺术效果。与一般的惊恐小说作家不同，爱伦·坡和蒲松龄制造恐怖的意境并不刻意通过对极端可憎可怖事物的着力描写与渲染，而常常是通过对人们经验之内的寻常事物的描写与组合，赋予它们神秘诡异的色彩而带给读者无法抗拒的恐怖联想。

爱伦·坡善于运用一些“普通物件”，使读者产生神秘恐怖之感，把本来无鬼的境界当作有鬼[5]71，从而创造出小说强烈的恐怖艺术效果。在《厄舍屋的倒塌》中这种令人惊惧的恐怖意境比比皆是。故事伊始，小说的叙述者“我”便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暝云低压，旷野萧索”的阴郁世界，不觉心生悲惨凄恻之感。来到厄舍府前，“我”看到的是一座古老颓败的府邸，“墙上布满一层毛绒绒的苔藓，乱糟糟地沿房檐垂下，如同蛛网”，“一条隐约的裂缝从屋顶弯弯曲曲地延伸到墙脚，消失在屋外那片阴沉的池水中”[2]179。所有这些，虽然貌似寻常普通，却分明透露着一种森然恐怖之气。在故事的高潮部分，爱伦·坡再次利用读者审美心理的联觉功能，通过对平常事物的“糅合”[6]669，以平面的文字描述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有形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境。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乌云低垂，狂风怒号的深夜，整个厄舍古屋环绕在一层氤氲雾霭中。夜不成寐的“我”想通过与罗德里克诵读古书传奇打发时光，却时时听到屋外传来各种奇怪的声响，时而呼应着古书中的恐怖情节。当一阵疾风吹开房门，两人竟发现玛德琳小姐站在门外：“个子高大，骨瘦如柴，白色的寿衾上溅着血迹”[2]190。这里，不需强调玛德琳“死”而复活，单是此情此景下她的这一形象就足以令读者产生丰富的恐怖联想，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作品所追求的艺术效果。

通过描写寻常之物包括自然景观来制造幽深的意境，使读者产生极端恐怖的联想也是蒲松龄惯用的手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以小说《公孙九娘》为例。故事开端的写实之笔，“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让读者一开始进入故事环境就感受到了杀人如麻的统治者的残暴，自是不寒而栗。接下来，蒲松龄通过把故事情节多安排在光线昏暗的夜晚来强化小说恐怖愁惨的效果。这显然利用了人们的本能感觉，因为人们往往认为黑暗中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故而本能地惧怕黑暗。昏暗朦胧的意境中，即使没有极其恐怖的事件发生，也足以令读者感到惊怵。描写朱生来访，蒲松龄创设的情境是“暮色朦胧，不甚可辨”，寥寥数语便制造出无尽的神秘感。甥女家中“灯火荧然”，以及莱阳生归途“月衔半规，昏黄中犹认旧径”，虽是平常描写，似信手拈来之笔，却有力地渲染了冥间鬼村阴森恐怖的意境。小说中，蒲松龄还借助穿插两首小诗来丰富故事意境，表现作品主题，提升艺术效果。“十年露冷枫林月”，“白杨风雨绕孤坟”。诗中“冷露”、“枫林”、“月”、“白杨”、“风雨”、“孤坟”这些普通的自然景物被“糅合”在一起，生动地创造出凄苦悲凉的意境，读起来如历历在目。这一点又与爱伦·坡在《厄舍屋的倒塌》中引入古书内容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甚为相似。通过描写寻常事物来制造强烈的恐怖意境的手段在蒲松龄其它小说中也时为所用。例如，小说《连琐》中杨于畏的居所“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夜阑秉烛，方复凄断”[3]133。《章阿端》中卫辉戚生的新居“第阔人稀，东院楼亭，蒿艾成林，亦姑废置。家人夜惊，辄相哗以鬼”[3]243。这里，“旷野”、“古墓”、“白杨”、“蒿艾”等寻常事物配以朦胧夜色自然而然地即创设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意境，神秘恐怖之感溢于言表。

三

在追求作品强烈的艺术效果方面，爱伦·坡与蒲松龄小说叙事艺术的另一不谋而合之处是，两人总是努力将故事讲述得庄严肃穆，如同真人真事一般。这样的叙事方法自然使小说恐怖的情节和生动的意境更加具有感染力，让读者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追求作品的艺术真实是爱伦·坡一贯的创作思想。在评价狄更斯小说人物时坡曾说“我们并不是要把一个物件画成真的，而是要让它在观者眼中看起来真实”；他甚至撰文指出“‘真’常常是、且在相当程度上是［短篇小说的］宗旨”[7]52。对于爱伦·坡来说，追求作品的“逼真性”除了强调细节的精确和情节的合理外，他还特别注重叙述方式带来的“真实感”。为此爱伦·坡的小说习惯于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种方法不仅透露出故事是关于“我的亲身经历”和“我的真实感受”这样的信息，增强可信度，同时拉近了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距离。因此，第一人称叙事易于使读者产生与叙述者“我”相同的心理感受，把叙述者的情感反应直接转化为读者自己的反应。《厄舍屋的倒塌》中，读者随着故事的叙述人“我”在一个“秋日的傍晚”一同走进了“暝云低压，荒凉萧索”的旷野，在那里抬眼望见了“满目苍凉的厄舍古屋”。读着这些文字，读者大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之后，叙事者“我”在厄舍府所见的各种怪诞现象，所感受到的与日俱增的恐怖心理，也都随着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直接传达给了读者，引导读者抛却正常的理智去“享受”这种心灵的恐怖。这种“真实的恐怖”所产生的叙事艺术效果不言而喻。

蒲松龄虽然在小说创作中较少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但也注重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段来提高作品叙事的可信度，增强艺术感染力。遍观《聊斋志异》全书，蒲松龄最常用的证“实”方法就是模仿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笔法和口吻，仿佛《聊斋志异》也是在记述一段段历史一般。比如《素秋》，文章一开头“俞慎，字谨安，顺天旧家子”[3]503，先是介绍故事人物的姓氏、里籍和出身等情况，给读者的感觉就像确有其人，关于他的事迹自当信以为真。此外，在故事的结尾，蒲松龄的“异史氏曰”与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如出一辙，可以说是直接仿照《史记》而成的[8]82。故此，清代学者纪晓岚在批评《聊斋志异》时就曾指出，该书是“一书而兼二体”，即六朝志怪式笔记体和唐人传奇式纪传体[9]23。除此，蒲松龄还常常在作品中提出可靠的佐证，如指明故事的由来；所述之事以真人作证，当然不虚。例如，小说《新郎》篇首交待，“江南梅孝廉耦长，言其乡孙公为德州宰，鞫一奇案”[3]40。关于取信于读者的手法，《公孙九娘》的处理方式则尤为自然与高明。小说开篇不是介绍故事的主要人物，而是先讲述了作为故事背景的一段历史真实，即发生在清朝初期的“于七一案”的惨烈事实，让读者仍在回忆和想象着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已被悄悄带进了鬼村，目睹了两桩“幽婚”。特别是行文中故事人物又反复提起“于七一案”，这让读者不断回溯到历史的真实，甚至忘却了自己正在阅读的是一则鬼故事。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真实感受一直持续到故事的结尾，读者仿佛也同莱阳生一道置身于“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的情境了，同他一起感受到那种有情人天各一方的愤恨与惆怅。

四

爱伦·坡与蒲松龄在惊恐小说叙事中构筑的强烈艺术效果，除了得益于以上所分析的情节设计、意境营造和增强故事可信度等相通相似的手段之外，还要归功于他们各自高超的运用语言的艺术。正如罗杰·福勒所言，“一位作家的技巧，说到底，总是运用语言的艺术”[10]3。

《厄舍屋的倒塌》是爱伦·坡成功运用语言艺术创造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典范。以小说第一段为例。这段话不仅奠定了全文“阴郁、恐怖”的基调，也清晰地表明作者对小说预设的艺术效果。这首先得益于大量的表达暗淡色彩与消极情绪、且富有内涵意义的词汇的使用。小说第一段共有403个单词，其中用于表达阴暗、衰败色彩和忧愁、恐怖心绪的各类词汇接近40个，如“dull”、“alone”、“melancholy”、“depression of soul”、“unredeemed dreariness”，和“ghastly”等等。这些词汇的运用强烈地突出了小说阴沉恐怖的意象，也让一些原本中性的自然事物蒙上了阴郁的主观色彩，丰富了内涵，强化了艺术效果。当然，这些词汇不是简单地堆砌。爱伦·坡利用词汇重复、排比结构等多层次的遣词造句手段，既造就了文本的形式美和节奏感，又成功地渲染了小说阴郁恐怖的氛围。本段中，爱伦·坡通过重复使用“insufferable”一词，暗示了小说让人难以忍受的压抑气氛；通过重复“the gray sedge, and the ghastly tree-stems, and the vacant and eye-like windows”等毫无生机、令人伤感的意象渲染并强化了小说的恐怖效果。在短短的一段中，爱伦·坡对排比句式的使用也相当频繁，例如，“a dull, dark, and soundless day”、“--upon the mere house, and the simple landscape features of the domain --upon the bleak walls --upon the vacant eye-like windows --upon a few rank sedges --and upon a few white trunks of decayed trees --with an utter depression of soul”，和“an iciness, a sinking, a sickening of the heart”[2]177等。排比结构的使用显然增强了语言的气势，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效果。

蒲松龄在《公孙九娘》一文中也显示出了深厚的语言功力，娴熟地运用文学语言营造出卓越的艺术效果。作品不仅措辞考究、语言凝练，而且字里行间都充溢着浓郁的凄婉悲怆的气氛。以小说后半段（自九娘“枕上追述往事”起）为例。在这一段中，蒲松龄同样大量地使用了突出小说艺术效果的各类词汇，频度密集。在总共462个字中，表达悲戚惊恐之意的字词有40多个，接近总字数的十分之一。例如，“哽咽”、“惨然”、“凄恻”、“挥涕”、“心怅怅”、“骇人心目”等等。这些词汇的集中使用，反复刺激读者的情感神经和心理承受，给人造成了难以自抑的凄凉与憾恨感受。而这正是作者所要追求的效果和达到的目的。与爱伦·坡一样，蒲松龄不仅用词考究，而且注重语言的句式结构和修辞功能，以强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凄恻”和“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等排比句一气呵成，语势强烈。“千坟累累”、“坟兆万接”等夸张手法不仅呼应了篇首“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恐怖意象，又勾起了读者对公孙九娘等冤魂悲惨身世的回忆，深化了主题，升华了小说“恐怖悲怆”的艺术效果。

可见，尽管爱伦·坡和蒲松龄分属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但他们在小说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却表现出了诸多相同之处。这不仅体现在作品的题材选择，也体现在他们的叙事艺术方面。正如有评论者指出，文学创作的一些相通的规律，会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得到相似的体现[5]74。只要是文化中的精髓，就值得我们去探究，去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曹曼.追求效果的艺术家—爱伦·坡的《厄舍古屋的坍塌》[J].外国文学研究,1999,(1):88-91.

[2]Poe,E.A.Complete Stories and Poems of Edgar Allan Poe[M].New York: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Inc.,1991.

[3]蒲松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2009.

[4]袁世硕.续幽冥之录,诉弥天之冤——《公孙九娘》发微[J].蒲松龄研究,2005,(3):88-95.

[5]陆万胜.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之比较研究[J].齐鲁学刊,2006,(2):69-74.

[6]Thompson,G.R.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Edgar Allan Poe[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2004.

[7]转引自于雷.爱伦·坡小说美学刍议[J].外国文学,2015,(1):51-61.

[8]王飞，林智海.论《聊斋志异》的艺术特征[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82-84.

[9]袁世硕.《聊斋志异》时事短篇考析[J].蒲松龄研究,2015,(2):23-31.

[10]罗杰·福勒.语言学与小说[M].於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On the Narrative Art of Fiction by Edgar Allan Poe and by Pu Songling

WANG Ren-fu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Anhui 245041,China)

Abstract:Edgar Allan Poe, as the summit of western gothic literatur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after him; Pu Songling, as a master of ancient Chinese mysterious stories, produced a worldwide influence as well. As the best writers of fiction of horror of the world, they had shown striking similarity, in addition to the choice of subjects, the emphasis on their works’ artistic effect that is achieved through their similar means of narration such as the careful design of plots, the remarkable depiction of images, the trick to win trust from the readers, and the skillful use of languages.

Key words:Edgar Allan Poe; Pu Songling; fiction; the narrative art

基金项目：2010年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爱伦•坡短篇小说现代美学思想研究（2010SQRW131）。

作者简介：王任傅（1975—），男，河北唐山人，黄山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15-10-14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16）01-0052-05